摘要: 孤独是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的重要主题，这一主题表征在小说人物间对话关系和情感结构中，更在深层上体现作者独特的伦理观。在《猎手》和其他多部小说中，麦卡勒斯提出了著名的“爱与被爱”模型，然而麦卡勒斯式的爱情实际上反映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爱情想象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和主体霸权，理性主体以爱之名客体化他者，反而导致了自身的孤独；这一模式在《猎手》中被改造为人物的“独白–倾听”机制，考普兰医生等角色对言说的沉迷体现了南方底层社会对权力和征服他者的渴求，“非正常”的哑巴辛格则成为无法说话的他者，人物们的言说变成独白，强化了他们不可排解的存在性孤独；但辛格的沉默被麦卡勒斯赋予了超越语言的神秘力量，呼应了列维纳斯的“面孔”和“言说”等概念，最终打破了人物的独白，逆转了主体间的权力神话，重构起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Abstract: Loneliness is a central theme in Carson McCullers’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represented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structure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more profoundly, reflecting the author’s unique ethical perspective. McCullers’ famous model of “love and to be loved” actually mirrors the logocentrism and subject dominance inherent in Western conceptions of love since ancient Greek, thus leading to the isolation of the rational subject. This model is transformed in the novel into a “monologue-listening” mechanism, where characters like Dr. Copeland are obsessed with their own speech, revealing their existential loneliness and the lower Southern society’s yearning for power and dominance over others. The “abnormal” mute, Singer, becomes the absolute other who cannot speak. However, Singer’s silence ultimately disrupts the characters’ monologues, reversing the myth of power between subjects and echoing Emmanuel Levinas’ concepts of the “face” and “saying,” thereby reconstructing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
1. 引言
一直以来，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都是一位很难定位的作家。作为美国南方作家和哥特作家的一员，麦卡勒斯缺少福克纳式的“对南方黑暗过去的领悟和他对美国荒野的深刻洞察”[1]，似乎从未“吸收太多的南方智识和文化遗产”[2]。严格来说，麦卡勒斯的人物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南方，一方面，正如评论家所言，他们缺乏对南方历史的观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隶属于《小镇畸人》的传统，古怪、畸形，饱受南方小镇的失落之苦和精神、物质的双重压抑，匍匐在生活的边缘，满怀欲望和希望，却不得不瘫痪于无尽的孤独之中。因此，虽然有批评家诟病麦卡勒斯的小说不够“现实主义”，他们却忽略了她曾在文章中庄重的宣告：“人性的种种都与我有关”[3]，她的使命不是如实刻画一个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想象抵达普遍的人性，“寻炸一种神话般的，非字面的真理”[4]，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世界中，这个真理的别名就是“孤独”。
孤独所处何由？它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如何表征？评论家们多有指出，孤独发源于南方的普遍经验，由愤怒的孤寂、不可言说的精神混和现代社会的异化组成；哈桑(Ihab Hassan)认为孤独的情感源自麦卡勒斯人物中的爱与恨，“去爱就是去忍受折磨，强化一个人的孤独”[1]；普里斯莱(Delma Eugene Presley)将其归咎于人物之间交流机制的失效“人物相信交流的救赎力量，但这种信念欺骗了他们，他们所认为的真实的交流不过是空洞的幻象[2]。”这些评论都富有洞见，但所谓孤独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情感，究其根源乃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缺失和伦理关系的失衡，这种失衡根植于西方自古以来的主体孤独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统摄的同化欲望，在小说中表现于人物滔滔不绝的言说和沉默。孤独因此是西方意识形态中唯我论的副产品，他集中体现在小说中人物的言说和沉默中。正是在批判小说中人物的“多言症”时，麦卡勒斯解释西方现代言说主体不可避免地孤独困境，并同时提出一种沉默伦理的可能。
2. “爱与被爱”
关于爱情，麦卡勒斯曾在《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即所有的爱情关系中，无论是浪漫式爱情、柏拉图式爱情，甚至亲子之爱，都有“爱人之人和被爱之人”的二元结构，没有一个人希望被爱：
“往往，被爱之人只是激发了所有累积已久的爱意的一个触发点……他在灵魂深处感到，他的爱是孤独的。他逐渐体会到一种新的、陌生的孤独感，而正是这种领悟使他痛苦……他必须尽其所能将这份爱安放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内在世界——一个强烈而陌生的、仅存在于他自身的完整世界……此外，冷酷的事实是，很多人内心深处无法忍受被爱。被爱者既害怕又憎恨爱人，这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爱人总是试图将被爱者的内心剖析得一览无遗。”[5]
在麦卡勒斯的爱情理论中，爱情的双方绝非平等的。被爱者不过是一个高度消极的客体，只有爱人者才具备爱的能动性，他/她因为渴望抚平自己的孤独而爱，因此这种爱永远是占有性的，单向的，甚至功利的。单向度的爱意味着控制乃至统治他者，满足主体对他者占有的欲望，达成一种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结果爱情演变为痛苦的梦魇。麦卡勒斯无疑敏锐地发现了从柏拉图以来西方爱情模式的不平等性。早在《会饮篇》，阿里斯托芬就假借诸神提出一种原初的爱情神话：原初的“人是一个球体，他的背和两侧练成一个圆圈”，因为神灵的干预，人被分割成两半，每个人只拥有一半，于是“我们永远汲汲以求自己的另一半”[6]。因此人永远试图寻找并与另一半结合为原初的同一性和完美状态，西方文学中此类隐喻不可谓不多，约翰·多恩《告别词》中的“圆规”，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家中天使”，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双重分身都与其息息相关。寻找另一半意味着将自我欲望投射到他者身上，在拉康的镜像和“对象a”找到了它的现代回响，主体总是极度自恋的，以爱情之名征服他者。
“爱与被爱”虽是爱情模型，但是标志着麦卡勒斯小说中的主要情感结构，并在《心是孤独的猎手》扩展至友谊乃至其他主体间关系。沉默的辛格作为被爱之人的中心，接受了来自四位角色——米克、布朗特、科普兰和比夫的爱(至少是友谊或仰慕)。由于辛格是个聋哑人，既无法也不愿表达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因此认为辛格理解他们并与他们共享秘密。例如，米克认为，“不知为何，他们之间好像有一个秘密。或者，好像他们等着向彼此诉说从未说出口的事” ([7]: p. 101)。然而“每个人都有将哑巴(辛格)描述为他们所希望(他是)的样子”([7]: p. 101)，他们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辛格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是依凭想象制造出一个完美友情/爱情的分身。正如艾米丽·拉塞尔(Emily Russell)在《解读具象化的公民身份》(Reading Embodied Citizenship: Disability, Narrative, and the Body Politic)一书中指出，辛格的“身体差异”为其他角色提供了“一块空白画布，让他们可以投射出对被理解的幻想”[8]。默里(Jennifer Murray)也指出：“他们与他的关系更类似于患者与心理医生的关系，一个投射和转移的场域，在那里内心的冲突可以得以表达和处理”[9]。辛格正是一个又其他人爱情和友情塑造出来的客体，这种其他角色与辛格之间的主体投射关系，用萨特的话来说，可以被视为物化的过程。正因为“人物无休止地遭受着他者的物化和曲解”([7]: p. 115)，所以他们拒绝放弃主体的优越地位和权力，将哑巴辛格这个生来弱势和残疾他者变成了所有恋人的他者。
然而，为什么辛格会成为这个消极的客体？原因清晰又复杂：他是一个哑巴，只能听却不能说。在《恋人絮语》(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写道，“我爱你”这一陈述真正的拒斥是“没有回答”，因为对回答的拒绝剥夺了作为“会说话的主体”的身份和能力(作为主体，我至少掌握了话语的表达方式)；被否定的不是我的需求，而是我的语言——我存在的最后依托[10]。”巴特洞察到语言交流在恋人之间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确保爱情稳定性的关键。恋人必须通过言语来证明自我主体和爱情的存在，语言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只有爱人者可以言说，言说这一行为保证了主体的存在和价值。巴特实际看到了言说对于确证自身主体性和自我的重要价值，作为哑巴，辛格的残疾之处恰恰在于他无法以“会说话的主体”存在，无法言说消解了他的存在，只能成为客体，扮演了其他角色的完美倾听者，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体验爱和实际存在于世界的感觉。然而，即便辛格自身也不能免受主体言说模式的影响，由于在辛格身旁仍然有安东尼诺普洛斯这个绝对他者，安东尼由于精神疾病完全丧失了交流意识，这使得辛格可以攫取言说的权力。因此，辛格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小说中其他角色面临的困境，他们不断地诉说，和其他人不理解辛格一样，“辛格永远不知道他的朋友到底理解了多少他说的话。不过，这并不重要([7]: p. 2)。”小说中的理解似乎已成为一种单向的幻觉，或者说，是一种来自说话者一方的单方面“暴力”。
3. 独白与权力
正如前文所述，《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言语的增殖”主要表现为人物的独白，人物们依靠独白维持自身和他人、世界的关系。但为什么这些人物无法双向交流，只能依靠独白维持自己的存在？若要更细致地分析，除了将其归因于西方主体意识的投射，对言说的尊崇与小说中人物的实际生活背景和历史语境有关。言说意味着声音的传递和自身态度的表达，进而成为权力的表达。福柯提出的话语与权力的隐秘联系已被广为接受，声音或表达声音的能力暗示着其拥有者的权力——无论这种声音是实际的物理声音还是象征性的表达，例如，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都强调表达主张和观点的权力，而投票往往被视为表达政治声音的渠道。即便是小说中的叙述声音或者写作本身也是对权力的表达，根据苏珊·兰瑟(Susan Lanther)在《虚构的权威》(Fiction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中的著名论点，叙事是对“对话语权威的暗中追逐：一种对被听到，尊重，相信和施加影响的希望的追求”[11]。叙事本身就已暗含着权威和微观政治。
小说中的人物通过言说表达自身对权力的渴求。评论家注意到，白人酗酒者杰克·布朗特和科普兰医生之间关于如何激励人们抗争的长期辩论标志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歧[12]。然而，他们高估了这两个人物的力量和影响力：布朗特是一个邋遢、失业、宿醉且暴躁的马克思主义者，地位不比底层工人高；科普兰医生幻想自己是黑人领袖，却与自己的种族隔离开来，无法参与共同体的决策。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能力远远不能提供实现自身理想的权力，他们只能依靠语言，作为他们行使权力和表达欲望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布朗特从未感到平静，行动的愤怒与躁动无法释放，而是在言辞中积聚，他甚至不能忍受自己渴求的心灵平静，辛格的“房间过于安静舒适”让他“必须立刻离开这里，重新思考一番”([7]: p. 101)。他的支离破碎的言语构成了破碎的思想：“这些话像瀑布般从喉咙里涌出。而且，他使用的口音总在变化，使用的词汇种类也是……这人脑子不错，但总是毫无缘由地跳来跳去([7]: p. 14)。”思维和言辞都并非清晰理性，但布朗特决不能离开那疯狂的“瀑布般”的话语，这些带有魔力的词汇从“卡尔·马克思和索尔斯坦·凡勃伦”([7]: p. 59)那里飞来，冷酷地从知识和“真理”中掠夺力量与能量。医生科普兰面临着类似但更为暗淡的处境。在麦卡勒斯的年代，距民权运动尚有二十年，种族隔离和歧视仍然猖獗，非裔美国人缺乏表达的机会。不必赘述黑人的历史，黑人经营在在发声机制方面始终感到紧张，充满了对自身身份与权威的矛盾意识，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曾言：“像拉尔夫·艾里森或伊什梅尔·里德这样的小说家，创作的文本具有双重声音，因为他们的文学前身既包括白人小说，也包括黑人小说”[13]。因为白人清教徒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占据话语权，在大部分黑人叙事和奴隶叙事中，黑人便只能通过“双重语言”这样的间接方法结构白人话语的权威性，进行自我表达。科普兰医生正是一个实例，他只能依靠言说来攫取幻象中的权力。
然而，小说试图证明，以无尽的言说来攫取权力除了失败，别无它途。无论是科普兰还是布朗特的言说都没有结果，其中奔涌的能量悲剧性地蒸发为一种可怖的空虚，沦为没有听众的独白，失去了实际的效力。一方面，这个南方小镇似乎既聋又哑，无法理解他们的语言：“连地面本身也显得肮脏而被遗弃。偶尔能看见一些种植的迹象，但只有几株枯萎的羽衣甘蓝存活下来。还有几棵不结果的、沾满污垢的无花果树。小孩子们在这污秽中乱跑，其中最小的赤身裸体”([7]: p. 305)。只有小说的结尾布朗特离开小镇时，他才能摆脱小镇的“瘫痪”和污秽，新的风景使“他心中又生起了希望。([7]: p. 306)”言说失败和精神孤立源于南方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公共空间的瓦解。小镇人的聚集地阳光狄克西秀是“一个低俗的娱乐和逃避现实的场所，适合于这样的世界，既是一个都市废墟，又是机械梦魇的结合体”[14]；纽约咖啡馆作为自然的公共空间，承载了哈贝马斯关于重建社会沟通的希望，但它只提供“一个浅表层次的人际交往场所，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开放性的城市生活方式；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此短暂相遇，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打破隔绝的幻象，而彼此交谈的陌生人却终将孤独离去”[15]。有机乡村社区中往日的友情与熟悉感已然消散，而新的沟通模式尚未形成；不同的阶层和种族严格隔离；小镇居民缺乏交换情感和思想的公共空间；人们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中堕落，因为“将灵魂用于一种开放的互利关系是冒险之举；而仅仅向他人索取而不冒被索取的风险，似乎更加安全和便捷”[16]。这种公共的沉默困扰着小说中焦躁不安的角色，虽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怀有崇高的公共关切，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这些理想最终沦为喋喋不休的独白。
正是因为对公共权力的渴望与公共空间消弭的内在矛盾，使小说中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个没有倾听者的独白者，本应具备公共性质和主体间伦理的言说最终只能成为独白者顾影自怜的幻觉。无论是科普兰医生还是布朗特，他们总是以为凭借言说就能掌控权力，但这种权力不过是主体性增殖的幻象，它提供给主体的不过是权力感和欲望的满足，却不能产生改变实质的实践，将他们异化，使众人畏惧他们，对他们避之不及，于是独白不仅没有带给他们渴望的权力，反而使他们最终只能陷入孤独的失败境地。然而《猎手》中并不只有这些独白者，麦卡勒斯借辛格探索了一种沉默的伦理，无关乎政治和权力，为这个精神隔绝的世界带来一缕生机。无论布朗特还是科普兰，他们仍是普通而健康的人，出于理性的社会秩序之中，拥有语言的力量，结果就是他们对语言滥用反而忽略了倾听。但辛格语言上的缺陷却意外地增强了他的倾听能力和理解的姿态：“辛格对每个人总是一样的。他坐在窗边的直背椅上，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点头或微笑，向来访者示意他理解了([7]: p. 80)。”凭借他神秘的倾听能力，辛格神秘地颠覆了“爱人者高于被爱者、说话者高于听者”的模式，使被动的聋哑人反而占据优势地位，成为中心，甚至成了一个“自造的神”。这在一场梦境中得到了最佳体现：辛格身后的人们仰望他，仿佛他是神：“他们赤裸跪下，他感觉到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而在他们后面，黑暗中跪着无数人群([7]: p. 192)。”辛格的形象确有深意，他被塑造成一个“瘫痪的基督形象”([7]: p. 26)，和辛格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然虽身处弱势，充当作犹太人和古罗马人的绝对他者，却最终反客为主，成为了神权的代言人。而辛格聚集了人们，获取的力量并非来自主动行动，而是来自绝对的被动，结果反而是弱者和残障者统治了健全者，沉默战胜了言语。
沉默–言说因此取代了言说–沉默，形成了一种新的神话。评论家通常将其视为“小说的巨大讽刺”，因为“每个人看待辛格的方式不是他真正的样子……而是他们希望他成为的救赎者，而这是他并不想成为的”[17]。林斌也指出，每个人都自私地把辛格当成伪基督，他们的关系虚伪而表面化，因为他们从未真正理解彼此[18]。但他们都过于低估了辛格这个“基督”的力量，他的沉默是一种有别于语言和理性言说的力量或吸引力，带给狂躁而绝望的独白者们久违的温暖、平静乃至友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建构起新的伦理。
4. 沉默、面孔与伦理
在其重要的著作《整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中，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提出了“面孔”概念：“面孔，作为表情的最高体现，表达了第一个词语：这一能指在其符号的推动下出现，如注视你的双眼”([19]: p. 178)。简而言之，“面孔”一词并未指向任何特定人的面孔，而是指向一种他者的形而上学存在，即主体无法同化他者的抗拒。面孔意味着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解释道：“面孔的对面，因面孔即绝对他者的存在，这个唯一值得被称作Gegenstand (对立之物)的存在，无法被绕开，不属于感官范畴，宣告了某种我无法将其作为面对我之事物的主题化……面孔是言辞的存在”[20]。换言之，面孔是形而上学的符号物，一个上帝一般的绝对他者，超出主体的想象，不可被客体化，却具备上帝的权力，召唤着对他者的绝对伦理义务，从纯粹的他性之“脆弱”和“赤裸”中浮现，呼唤对他者的责任与善意，而其“原初的表述，是第一个词语：‘你不可杀人’”([19]: p. 199)。列维纳斯的洞见在于一反主体形而上学的固有认知，将外在于自我的脆弱他者抬升到高于自我的地位，但他者并非拥有了实质性的权力，而是成为一种幽灵般的伦理律令。因此，通过倾听，面孔抗拒了主体在占有欲中激发的激情，并要求主体向他者敞开。
在《猎手》中，不难找到类似的“面孔”。与辛格的面孔相遇似乎暗示着某种超验的意义，这体现在叙述者对他眼睛的描述中——“它们是房间里唯一似乎不曾移动的东西”，并且“色彩多样，带有琥珀、灰色和柔和的棕色斑点”([7]: p. 60)。当布朗特注视着这双眼睛时，他原本混乱不堪的思绪和语言渐渐平息，“他几乎被自己催眠了。他不再有那种喧嚣的冲动，重新感到平静。这双眼睛似乎理解了他本想表达的一切，并为他传递了某种讯息”([7]: p. 60)。这双安静而“色彩柔和”的眼睛和面孔拥有一种宁静的力量，能够安抚那些困于喧嚣与愤怒中的人，甚至连刚刚犯下过失、尖叫又令人烦躁的小孩巴伯，也因注视辛格的眼睛而得到安慰([7]: p. 157)；它们“简直神秘莫测”，让人猜测“他听到了别人从未听过的声音”([7]: p. 20)；最重要的是，这双眼睛“冰冷且温柔如猫，他的整个身体似乎在倾听”([7]: p. 19)，浸透在一种神秘的静默之力和独特的聆听伦理中。正是在任何理性对话之前，辛格的面孔——象征“沉默”“脆弱”且“原初”的他者之面——诉诸伦理性的沟通、善意和真正的友谊。任何人见到这样的面孔，都无法抗拒人性的吸引力。
回应面孔的召唤不只意味着与别人四目相对，它要求和他者达成具有伦理意义的交流和对话，列维纳斯的面孔并非视觉的而是听觉的，诉诸的不是言说，而是倾听。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米克、布朗特、科普兰德还是比夫，他们向辛格独白总是寄希望于“我知道你(辛格)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意思”([7]: p. 19)，换言之，对于他们而言，说话或沟通意味着要求他者理解我的思想。而列维纳斯的“面孔”则超越并操控主体，抵抗“让他者理解我”的力量。因此，面孔应被视为一种对话，而非独白，是一种语言，即“话语、交流和言说都源自并嵌入于我与某个特定他者之间的前语言关系之中”[21]。列维纳斯将伦理语言称为“说”(saying)，它并不传达任何知识命题，而是体现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意向性”，即接近并触及他者，因为“语言的本质是与他者的关系”([19]: p. 207)。与他人对话并不意味着将我的意图强加给对方，或让他理解我，而是总是引向对话的另一端，并要求“我将自己暴露于他人”，这种暴露“超越了所说之内容的言说”[22]。在这个意义上，辛格的沉默更符合列维纳斯的语言观，而非布朗特或科普兰德的独白。
如果语言是对他者伦理的别称，那么“辛格与其他人之谜”(比夫疑问为何辛格成了他们的上帝以及为何辛格自杀)的答案便可以在此找到。人物们不竭的语言倾泻和说话的激情既源于孤独又强化了他们的孤独，单向的说意味着主体性的宣泄，将自我困于狭小的空间，放弃了对他者的任何伦理责任。然而，即便是缺乏理解也并非无法与他者沟通的理由，并非孤独的终极原因；相反，正是因为怀有“他者不理解自己”的错觉而放弃沟通，完全放弃了向他者敞开自我，才真正导致了孤独。前文麦卡勒斯对辛格的刻画与列维纳斯的“居于高处”(at height)意外相遇，两者都意味着向着外部扩散，以沉默克服小说中人物沉湎的“马克思、斯宾诺莎、贝多芬”等人的深奥话语和宏大叙事，传递生活中的细微伦理责任。辛格的沉默比任何的语言都更具有“亲近”性，因为“亲近”只意味着一种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愿望，一种不断剥离自我和自身主体性走向他人的至诚，它是态度或者意向性本身，一种“肉身化”的语言，辛格对他人和世界充满了“亲近”的爱。这种爱不只“和基督教的社会伦理是一致的”[23]，更是如赫尔肖恩所评论的那样：“她(麦卡勒斯)的作品充满了一种独特的超越性，同时深切关注人的尊严和人类灵魂的价值”[24]。
不幸的是，小说虽然暗示了这一列维纳斯式的伦理，辛格最终仍然犯了同样的错误：向安东诺普洛斯的独白导致他的自杀悲剧，原先仰赖辛格的小圈子也分崩离析。沉默的面孔轰然倒塌，人物四散，布朗特和科普兰医生再也找不到倾诉对象，只能离开小镇，仿佛经由辛格缔结的伦理关系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然而，也许辛格带来的伦理情感并未完全消散，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小说结尾比夫突然感到一丝希望的涌动：“人性在无尽时间中的无尽流动”([7]: p. 314)可以被理解为打破独白模式和传统爱人–被爱者关系后诞生的希望。“在瞬间的光亮中，他看到了人类挣扎与勇气的一瞥”([7]: p. 314)。这种瞬间的领悟让比夫感受到，孤独并非不可逾越，人类的奋斗和勇气超越了个人的孤立存在。这种希望源自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即非占有式的相遇和对话，使他与人类集体的情感连接得以延展，预示了一种更广阔、富有意义的伦理性交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