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越王楼位于绵州城西北，由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贞所建。唐宋时期与越王楼相关诗歌数量有50首左右，与越王楼传播史三大重要事件相关：一是越王李贞建楼，楼的自然属性助力诗人进行赠别、登临书写；二是杜甫题诗，杜甫挖掘了越王楼的人文内涵，同时因其影响力成为越王楼新的人文内涵；三是于兴宗诗会，打破了题咏的时空限制，使不同身份背景、不同地域之人都能根据诗歌、绘画、记忆等信息进行登临创作。这些诗歌扩大了越王楼的影响力，使越王楼不断经典化、文本化，在文学史上得以修建、重生。
Abstract: The Yuewang Tower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Mianzhou City and was built by Li Zhen, the eighth son of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were about 50 poems related to the Yuewang Tower, which were related to thre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its dissemination: firstly, Li Zhen built the tower. The natural attributes of the tower helped poets write about themes such as farewell and climbing high; Secondly, Du Fu wrote poems, which excavated the humanistic connotations of the Yuewang Tower and became a new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Yuewang Tower due to its influence; Thirdly, Yu Xingzong initiated a poetry gathering, break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limitations of subject matter, allow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regions to come and create based on information such as poetry, painting, and memory. These poems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Yuewang Tower, continuously classicizing and textualizing it, and enabling its construction and rebirth in literary history.
1. 引言
越王楼位于绵州西北，由越王李贞在唐高宗显庆年间所建，曾与滕王阁等名楼相提并论，如“磊落人为磊落州，滕王阁望越王楼”[1] (陆游《寄答绵州杨齐伯左司》)；明朝万历年间“台废而为榛荒，楼空而为羽化”[2]，得乡绅李正林重建；最晚于清乾隆年间被毁，李调元《越王楼故垒》已“不见越王台，但见清江流”[3]。
越王楼是文学史上的名楼，杜甫、陆游等唐宋诗人都曾为越王楼题咏创作，仅诗中明确出现越王楼的唐宋诗歌数量就有50首左右。其在文学史上的传播发展，与三个重要事件相关，分别是越王李贞建楼、杜甫题诗和于兴宗诗会，这使得越王楼知名度不断提高，成为绵州乃至蜀地的代表。但目前针对越王楼的传播史及相关唐宋诗歌书写的研究较为薄弱与欠缺，仅停留在诗歌的整理和文献的考证1，尚未有相关论文进行文学层面的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的越王楼诗歌进行整理，以三个重要事件为中心，从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景观角度对越王楼展开研究。
2. 李贞建楼——越王楼的自然属性与诗歌书写
越王李贞为唐太宗第八子，官至太子太傅、豫州刺史，《旧唐书》称其：“善骑射，颇涉文史，兼有吏干。[4]”李贞任绵州刺史一事，此前仅在地方志职官考有记录，但在《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中都缺乏相应记录，直至1972年越王墓出土《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才补充了史书中的官序问题，详细记载了其曾任绵州刺史的事实：“岷濮之险，实惟巴江，剽劫之患，时闻栈阁；利有攸往，实在西南，褰帷作镇，爰降纶缚。乃授绵州刺史。[5]”这说明李贞应具有一定才干，深受皇帝尊重和信任，才被任命为绵州刺史。李贞晚年参与了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但二十日便兵败，李贞饮药而死，后被斩首，传首东都，枭于阙下，并改姓虺氏。后至开元年间才重新改葬，谥号为敬。
越王楼是李贞在绵州担任绵州刺史时所建，“爰筑此台，以资陟眺”[2]。嘉庆《四川通志》记载：“(越王楼)高百尺，上有楼，下瞰州城。[6]”据目前可考最早描绘越王楼的图画——五代画家郭忠恕《明皇避暑宫图》，越王楼耸立于涪江之滨，地势高峻；唐代樊宗师称其“重轩叠飞，门明窗蒙伞。蹇蹇予始登，谓日月昏晓，可窥其背”[7]；宋代诗人王珪称之“跨险盘危压古州，至今传号越王楼”[8]，可见地势高峻、视野开阔。文学地理学认为文学具有三个空间：第一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第二空间是文学创作的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再创作的空间[9]。李贞建楼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也提供了第一空间，后来文人越王楼诗歌创作都需以此为基石。
绵州处于古蜀道的金牛道上，是西蜀通往京城长安的必经之路，人员来往频繁。因此作为绵州的地标建筑，越王楼自建成后便迅速成为当地官员文人聚会、迎来送往的重要场所，文人以越王楼为创作地点或以越王楼为起兴之景，留下不少赠别书写，例如薛逢《越王楼送高梓州入朝》、高璩《和薛逢赠别》等。但不同原因、不同方向所形成的送别诗中，诗人的书写态度与情感是不相同的，以赵抃《送左绵孙圭职方赴阙》“三年遗爱被西州，供帐民情岂易留。险道若天春气近，雄关如剑晓光浮。禁中曾上台僚荐，使者仍书郡课优。去矣青云岐路稳，不须回首越王楼。[8]”和姚鹄《送李潜归绵州觐省》“朱楼对翠微，红旆出重扉。此地千人望，寥天一鹤归。雪封山崦白，鸟拂栈梁飞。谁比趋庭恋，骊珠耀䌽衣。[7]”为例。在这两首赠别诗中，越王楼都是绵州的标志，但诗人对其态度截然相反。赵诗是送别曾在蜀地任职的孙圭赴阙，表达的是对其升迁回京的庆贺之情。首联用“遗爱”典故赞扬其在蜀地的功绩，并从百姓民心所向侧面表现其政德；颔联写蜀道、雄关，因人内心之喜悦而变“春气近”“晓光浮”，不再是令人恐惧害怕的。颈联以中央的禁中近臣和地方的成都漕司两类群体对其才华、政绩的推荐为佐证，再次表达对孙圭才能的赞赏。由此尾联直接肯定其未来一定能平步青云、走上高位。由于以越王楼为代表的蜀地与京城存在地位、阶层差异，因此诗人在庆贺孙圭赴阙归京时，是暗暗带有对贬低越王楼的功利倾向，认为这边的生活是无须留恋、回望的。但姚鹄是送别与其同科的进士李潜回绵州省亲，因此姚诗与赵诗对于越王楼及蜀地的态度截然相反。诗人在首联就直接点出越王楼，“朱”与“翠”颜色相对，展现越王楼坐落于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的地理区位。颔联“此地千人望”一方面指的是越王楼所在之蜀地也是人们向往之地，另一方面也指世间众人盼望归乡的愿望尚且未能实现，而此刻你却进士及第荣耀归乡，如鹤飞向辽阔天空一般，表达对李潜的赞赏与肯定。这种态度在尾联得到进一步抒发，诗人连用“趋庭”“骊珠”“䌽衣”三个典故，一方面祝贺李潜进士及第；另一方面肯定其孝顺之心；同时还赞扬了其子承父教、家门淳朴。由此可以看出，姚鹄在这首送别诗中对于越王楼及蜀地是持肯定、褒扬的态度的，与赵抃态度的不同是受被送行人的出入蜀方向、目的所影响的。
文学地理学上认为越王楼此类地理事象是触发文学家的时间感进而触发其生命意识的媒介[9]。文人登临越王楼可见天地广阔，“极目而望不可即，放眼而望未之见，仗境起心，于是惘惘不甘，忽忽若失”[10]由眼前所见引发出种种联想，结合个人身世，产生独特的感受，通过诗词来述其感受，抒其情怀，留下不少登临书写。如晚唐诗人牛徵登楼作《登越王楼即事》“危楼送远目，信美奈乡情。转岸孤舟疾，衔山落照明。萧条看草色，惆怅认江声。谁会登临恨，从军白发生。[7]”首联“信美”运用王粲《登楼赋》典故，说明越王楼景色虽美，但思乡情愫也由此而生，奠定全诗悲凉的基调。接下来两联写登楼所见孤舟、落日、草色、江声之景，也随着带有惆怅、压抑的气氛，“萧条”“惆怅”写景亦是写人的心情。尾联卒章显志，表明诗人惆怅情绪的来源：欲投身军旅建功立业，奈何人已老白发已生。诗人通过登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所想，将景物描写、身世之感熔于一炉，婉曲地表达出失意的苦闷。百年后陆游登越王楼作《越王楼》二首，赋予登楼之悲以壮势。其一诗云：“上尽江边百尺楼，倚栏极目莫江秋。未甘便作衰翁在，两脚犹堪蹋九州。”其二诗云：“蒲萄酒绿似江流，夜燕唐家帝子楼。约住筦弦呼羯鼓，要渠打散醉中愁。[1]”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受召入蜀，在南郑王炎幕府任职，半年中在南郑和抗金前线中间不断往返，这是陆游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亲临抗金前线、力图实现爱国之志的军事实践。但十月王炎幕府解散，出师北伐的计划也毁于一旦，陆游遗憾出蜀，十一月途径绵州时作此二诗。第一首诗中，诗人前两句描绘自己登上越王楼凭栏远眺秋景的画面，“尽”“极目”分别从登楼过程和远眺两个层面表现越王楼“百尺”之高；后两句抒情，诗人登越王楼俯视神州大地，联想自身经历，“未甘”“犹堪”表现诗人对衰老的不甘心，表达渴望踏遍九州大地、建功立业获得认可的豪情壮志。如果说第一首是豪壮，那第二首便是悲壮。诗人参加了在越王楼举行的宴饮，即便当夜的酒值得畅饮，但其苦闷心情难以排解，因此诉诸外物，希望高昂的羯鼓声能扭转管弦乐的低沉婉转声，驱散自己醉中愁闷情绪，表现诗人忧国忧民、壮志难酬的悲壮之情。
综上所述，越王李贞建立越王楼，使其具有视野开阔、地势高峻的特点，成为蜀道之上绵州城的标志性建筑，后来的诗人围绕越王楼展开赠别书写、登临书写，往往会围绕李贞建楼时所赋予越王楼的自然属性进行创作，这是越王楼书写的第一层。
3. 杜甫题诗——越王楼的人文内涵与诗歌书写
文学地理学认为越王楼此类人文景观本身就是人类的文化成果，本身就有人文意义，文学家来吟咏、书写它的时候，也是对已有的人文意义予以认同和强调，或者补充和丰富，或者加以改写，赋予它新的人文意义[9]。越王李贞就是越王楼本身具有的人文意义：越王当年在绵州显赫一方，越王楼因此成名；但随之越王及其后代的失势没落，越王楼从大唐王室建筑迅速变成普通官员、文人登临题咏的建筑。后来诗人往往会针对这一历史盛衰变化进行怀古书写，其中杜甫最具代表性。宝应元年(762年)杜甫送严武北上，至绵州奉济驿，因成都发生叛乱，被迫滞留绵州。在此期间，他登越王楼作《越王楼歌》：“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11]”这首诗歌并没有单纯感叹越王楼之高，而是有感于越王楼以及越王李贞的故事。开头两句并没有直接写越王楼，而是强调壮伟、明亮的绵州州府。对此金圣叹表示赞叹，“夫楼为宾朋宴游之地；府为代君牧民之所。若使诗人不说州府，便说有楼，即令后之读者，其谓越王何等人? [12]”强调州府的“磊落”，是为了强调建筑越王楼不只为了宴游，而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发展，是开拓性、高屋建瓴的建设，且有意带出越王，为越王楼在诗中的出现提供一个偌大鲜明的背景。从首联便可看出这首诗整体风格是雄奇开张的，善于从大处着手。颈联简练地勾勒出越王楼上所见的雄浑气象，楼助州府之气象，长江、落日又增高楼所见之景色，蕴含怀古之思。越王是起兵反对武则天而被杀，但杜甫此诗却回避了皇家政治纷争，而着眼于越王楼的意义与影响，强调越王修建越王楼无法永久享有，但却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后人登上越王楼，观赏前人留下的古迹时，自然能感受到楼背后千秋万古之情，并留下自己的感受与后人所分享。
除了对其原有人文意义予以认同和强调，杜甫还赋予了越王楼新的人文内涵，使其贴上“杜甫”标签，这既是文学地理学中所言文学扩散中的名家效应，借助名家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力而产生的文学扩散效应[9]。此前论者常认为杜甫《越王楼歌》是在向王勃《滕王阁》诗发起竞争与挑战，各展风采，如金圣叹云：“先生自具二十分眼，二十分胆，二十分笔，张目熟视子安此诗，还有开拓不尽，发挥不出之处，于是偶借‘越王楼’，换题不换诗，随手隐括，别成妙句……不惟于王诗外添出千秋万古语，且将王诗‘不见帝子’翻作‘转见’后人，相他下笔时一段倔强不让古人气色。[12]”但实际上杜甫《越王楼歌》也为后人题咏越王楼设下了限制与挑战，陆游等后世文人不得不在杜甫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这种互文创作进一步丰满了越王楼的人文属性。例如北宋诗人唐庚来到绵州，围绕越王楼创作了一系列诗歌，其中多处提到杜甫，以《登越王楼》最为明显：“左绵城北长安道，马足翻翻人自老。越王高楼藏道边，道上行人不迷到。楼前西日堕江红，一见如逢邻舍翁。由来何处识面目，应在少陵诗句中。[13]”诗歌语言朴实、平白如话。诗歌前两联从绵州城北的长安道引入，道路上马蹄声不断、行人匆匆象征时间的流逝，展现绵州城及越王楼的历史悠久；再描述诗人登楼所见之景：楼前的夕阳西下，映在江水上泛起红光，让人感觉亲切温暖，在诗人心中如一位相见如故的老翁。尾联交代这种亲切感的由来，“少陵诗句”明显指的是杜甫《越王楼歌》，可见杜甫《越王楼歌》的知名度和对越王楼传播的助力效果。再例如陆游《绵州录参厅观姜楚公画鹰少陵为作诗者》“我来访古涪之滨，不辞百罔冀一真。走马朝寻海棕馆，斫脍夜醉鲂鱼津。越王高楼亦已换，俯仰今古堪悲辛。督邮官舍最卑陋，栋挠楹腐知几春。岿然此壁独亡恙，老槎劲翮完如新。向来劫火何自免，叱呵守护疑有神。妖狐九尾穴中国，共置不问如越秦。天时此物合致用，下韝指呼端在人。会当原野洒毛血，坐令万里清烟尘。老眼还忧不及见，诗成肝胆空轮囷。[1]”陆游途经绵州时曾遍访杜甫在绵州的游踪，创作了《登越王楼二首》《东津》等多首作品。唐代姜皎曾画角鹰，杜甫作《姜楚公画角鹰歌》，陆游到录参厅寻得此画，有感而作诗。诗中融入了杜甫在绵州时所经地点，如海棕馆、东津观等，与杜诗呈现互文性，“越王高楼亦已换，俯仰今古堪悲辛”对应杜甫“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陆游凭吊古迹，俯仰今古，在杜甫关于君王旧迹为后人所赏的感叹下加入新思考，将越王高楼经岁月变迁和时代盛衰发生巨变，如今官员住所建筑卑陋与角鹰之画保存完好进行对比，认为背后定有神灵保护。由此陆游抒发其爱国复土之思，希望借助画中神鹰之力，扫荡烟尘，打败敌军，收复失地，实现爱国抱负。由此可见，杜甫在创作《越王楼歌》后，也成为越王楼新人文内涵的一部分，是后人题咏越王楼绕不开的话题，使越王楼知名度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越王楼背后附属的越王故事，是诗人登临题咏时绕不开的话题，助力诗人进行古今盛衰变化的思考与对比；而杜甫据此而作《越王楼歌》一方面提高了越王楼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成为越王楼背后新的人文内涵，成为后世文人怀古题咏的创作基础。这是越王楼诗歌书写的第二层。
4. 于兴宗诗会——越王楼的真实写作与虚拟写作
唐大中年间，时任绵州刺史的于兴宗登上越王楼，作诗作画，并将诗、画寄予朝中友人，发起一场关于越王楼的隔空酬唱。这场“隔空诗会”将越王楼的名声从蜀地扩展到京城，再次提高了越王楼的知名度，同时也打破了题咏越王楼的时空限制。《唐诗纪事》《全唐诗》中共收录17首与此次诗会相关的诗作(其中于瓌2首)，16位诗人身份各异，既有在职的刑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弘文馆学士、州刺史等内、外官，也有乡贡进士乃至布衣。根据诗人创作当下与越王楼的时空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
4.1. 即景：真实的登临者
从目前留存诗歌看，当时真实登上越王楼的有三位诗人，除了刺史于兴宗，还有乡贡进士刘暌和李渥。“胜迹题写的规范模式是以‘我辈复登临’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诗人务必在场，至少曾经到场，而这也正是即景诗或即事诗的普遍假定。[14]”如诗会的发起人于兴宗所作《夏杪登越王楼临涪江望雪山寄朝中知友》“巴西西北楼，堪望亦堪愁。山乱江回远，川清树欲秋。晴明中雪岭，烟霭下渔舟。写寄朝天客，知余恨独游。[7]”就属于典型的即景诗，即当下诗人亲临现场，触景生情、即兴而作。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景是诗人真实站在越王楼上临涪江望雪山所见之景，因此所选的景物既有山川、江水等大场景，也有逐渐变色的树叶、雾霭中的渔舟等小细节；雪岭等相对静止，但江回、树欲秋、下渔舟又蕴含动势，给人极大真实感。情是苍凉的悲秋情愫：既有独自一人在蜀地对朝中友人的怀念和对家乡的思念；同时结合友人的和诗，诗人在诗中还暗含了希望朝天客伸出援手，帮助其早日返回京城，实现个人抱负之愿望。总之和其他借助文字、图画想象登越王楼的诗歌相比，于兴宗等三位真实登临者之诗歌透露出独特的生命力，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和在场感，这也是缺席者创作的重要基础和来源。
4.2. 题画：虚拟的在场者
即景诗的写作方式“蕴含着关于经验感受和语言书写的直接性和真诚性的假设：诗人务必在场，并且当既写作，以确保他的感受经验是未经中介的，他的文字表达是即兴完成的……由此而言，诗歌作品的艺术价值直接取决于它所表达的经验感受与品格。[14]”但杜甫《咏怀古迹》、韩愈《新修滕王阁记》以及刘禹锡《金陵五题》等文学创作对即景诗发起挑战，证明不亲临现场、仅通过他人的文字、图画进行对名胜进行想象虚构的“缺席写作”是可行的，且与真正到达现场咏怀古迹的诗人拉开距离，展现不同的竞争与风采。在于兴宗所举行的这场“隔空诗会”中，远在京城的13位文人就是通过于兴宗寄来的关于越王楼的诗和画虚拟登临了越王楼，完成了“缺席写作”。他们的诗歌作品，不止是在奉和于兴宗的诗，也是在题咏于兴宗的画，是借助他人的文字、绘画等媒介对越王楼进行想象题咏。以于瓌《和绵州于中丞登越王楼作二首》为例：“楼因藩邸号，川势似依楼。显敞含清暑，岚光入素秋。山宜姑射貌，江泛李膺舟。郢曲思朋执，轻纱画胜游。极目郡城楼，浮云拂槛愁。政成多暇日，诗思动先秋。远霁千岩雪，随波一叶舟。昔曾窥粉绘，今愿许陪游。[7]”诗人是结合多种媒介信息完成的虚拟登临，因此常规登临咏怀诗的基础信息——登临之景并非诗人当下在越王楼所见，而是虚实结合，并与于兴宗诗歌相互照应，呈现互文性，如“川势似依楼”对应“山乱江回远”，“岚光入素秋”对应“川清树欲秋”，“山宜姑射貌”“远霁千岩雪”对应“晴明中雪岭”，“江泛李膺舟”“随波一叶舟”对应“烟霭下渔舟”，这说明诗人的想象创作是有依据的，大部分为于兴宗诗歌或绘画所给信息，如浮云、江水、雪山、烟雾、扁舟等。同时由于非即景创作，因此诗人没有刻意抒发常规登楼之愁，而是调换角度，运用“李膺舟”等典故表达对友人的思念，表达自己已经借助诗歌图画观赏越王楼，希望有一天能和友人一起登上越王楼游览河山。这样的虚拟在场、缺席写作拉远了诗人与越王楼的距离，却拉近了诗人与于兴宗诗歌的距离。
4.3. 记忆：曾经的登临者
这群远在京城的诗人多数为第一次见到越王楼，唯有一人较为特殊——李续，他是曾经的登临者。据其诗中自注，他三十七年前曾经经过绵州，刺史韦洪皋与其共登越王楼。《和绵州于中丞登越王楼见寄》诗云：“早年登此楼，退想不胜愁。地远二千里，时将四十秋。邅迍多失路，华皓任虚舟。诗酒虽堪使，何因得共游。[7]”与此次酬唱活动中的其他诗歌不同，于兴宗的绘画和诗歌不是诗人对越王楼想象的基础，而是诗人对越王楼记忆的唤醒。诗人回忆了近四十年前自己登临越王楼的场景，从时间“四十秋”和空间“二千里”两个维度表现自己与越王楼的距离，因此“愁”不仅仅是传统文人登楼之愁，还有对时间流逝的感叹和对人生的总结。颈联表达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既然已经年老，那便索性无无欲无求，对事物变化胸怀恬淡旷远相处。尾联的“共游”既有希望与友人共同游览的愿望，也有对越王楼和人生经历的追忆。
综上所述，于兴宗所发起的这场“隔空诗会”打破了题咏越王楼的时空限制，使越王楼这一人文遗迹书面化，这是越王楼书写的第三层。真实登临者、虚拟在场者、曾经登临者等三类人分别根据自己登楼所见、前人文本及想象、自身记忆等信息对越王楼进行描绘题咏，增添其历史记忆，焕发新生机。从这个角度而言，越王楼文学景观的生成，不是诗人登临游览、描绘物色的直接产物，更多的是他与先前的文本信息不断对话协商的结果。
5. 结语
“文学景观的意义是由不同的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实践所赋予、所累积的，因而也是难以穷尽的。[9]”虽然越王楼在清初被毁，但由于代代诗人不断的题咏，其在诗词尤其唐宋诗词中具有无穷的生命力。首先，越王李贞建楼，楼的自然属性助力诗人进行赠别、登临书写；其次，杜甫基于李贞事迹抒怀题诗，挖掘了越王楼的人文内涵，同时因其影响力又再次成为越王楼新的人文内涵；再次，于兴宗诗会打破了题咏越王楼的时空限制，使不同身份背景、不同地域之人都能根据诗歌、绘画、记忆等信息进行登临创作，大大扩大了越王楼的影响力。由此越王楼虽毁于历史，却又在文学史上不断修建、重生。
NOTES
1陈见昕《越王楼记》(《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对明天启《四川成都府志》卷五十三所收李正芳《越王楼记》作点注；陈见昕《唐故太子少保豫州刺史越王墓志铭》(《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对1972年挖掘的越王李贞墓中越王墓志铭作点注。杨学是《越王楼征诗及唐代绵州刺史于兴宗小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对于兴宗及其征诗事件进行考证；李德书《李白〈上楼诗〉与〈题峰顶寺〉〈夜宿山寺〉考辨》(《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中认为传统教科书中李白诗歌《夜宿山寺》的内容应为李白少年诗作《上楼诗》的内容，且实为李白上绵州越王楼诗，但目前此诗作者及创作地点归属判断尚缺乏明确证据，存在争议；刘丽《剑南西川幕府文学研究》(黑龙江大学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仅将越王楼作为中晚唐文学中剑南西川的人文遗迹代表之一进行论述，深度与广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