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以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为蓝本，以后现代理论为依托，探讨后人类时代技术对人类情感的异化及人机共同体的伦理困境。文章指出，技术对身体的介入虽带来功能强化，却也导致情感疏离与本体性危机。而后情感文化的蔓延则使情感沦为机械化的虚假符号，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空洞化。人工智能克拉拉虽展现出类人的关怀与牺牲精神，但其情感本质仍是算法驱动的数字模拟，缺乏人类情感的灵韵。人类对克拉拉的承认始终基于工具理性，否认其情感真实性，折射出人机共同体的单向性与不稳定性。文章认为技术无法替代人类情感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呼吁在技术与人性的张力中寻求平衡，同时摒弃人类中心主义，重构后人类时代人机共同体伦理，以实现从“人之死”到“后人类之生”的转变。
Abstract: Based o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emotions by technology and the ethical dilemma of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ty in the post-human era based on post-modern theorie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technology in the body brings about functional enhancement, it also leads to emotional alienation and ontological crisis. The spread of post-emotional culture has reduced emotions to mechanized false symbols, exacerbating the emptines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lthough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lara shows human-like care and sacrifice, its emotional nature is still an algorithm-driven imitation, lacking the aura of human emotions. Human recognition of Klara is rooted i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ut still denies its emotional authenticity, reflecting the unidirectionality and instability of the human-machine communi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echnology cannot replace the uniqueness and complexity of human emotions, and calls for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abandon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thics of human-machine community in post-human era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death of men” to “life of post-human”.
1. 引言
在技术迭代与后人类思潮交织的当下，人类与机器的边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解。从生物机体向赛博格的过渡，到人工智能从工具性迈向类人化的智识飞跃，技术的演进不断挑战着传统的人性定义，深刻影响着新型人机共同体的构建。石黑一雄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恰以此为切入点，通过人工智能克拉拉的视角，叩问了一个核心命题：机器能否突破算法框架，真正具备情感与意识，并与人类达成有机共同体？本文以此为线索，试图在“后人类”语境下，剖析技术、情感与共同体的复杂辩证关系。文章试图揭示：技术的狂飙突进虽短暂缝合了后人类时代的情感裂隙，却无法掩盖人性本真性被侵蚀的危机，而这一危机正拷问着我们关于人机共同体的终极想象。
2. 异化的人类情感
美国知名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JonathanH Turner)指出“情感产生于社会框架内，并指向……自我、他人、微观层次的人机互动，社会结构等。([1]: p. 1)”主体的生命意志寄托于身体，人类感知世界图景也离不开身体这个物质实体，情感的生成同样离不开个体的生理结构及生命经验。在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技术与身体的界限逐渐消弭，身体和技术两者间的融合呈现同构互补的实践性关系，一方面身体被技术所吸引，另一方面技术又被身体所适应。然而，在科技意图强化人体的过程中，身体并不全然获得功能性增强，反而可能呈现出负效应。小说中本应经过提升技术改造而增益的乔西，却在接受“提升”后呈现出被技术疼痛化、病显化、边缘化的异化表征。“提升”失败的乔西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行动功能受限，并长期伴随着疼痛的折磨，在疼痛中成为技术暴力捕获的对象。能动的身体带给人以现实感和安全感，而乔西病显化的身体显然无法带给她这样的感觉。乔西的内心变得愈发封闭而又孤独，情绪的波澜似乎总是很难在她身上捕捉到，她总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眼睛闭着”“变得更安静了”([2]: p. 164)。技术加持下的乔西发生了异化，不再是马克思所言的“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3]: p. 211)”情感除了作为一种经验性活动在个体主观层面展开，也与社会经济基础及权力架构相互作用。在小说中，接受了基因提升技术改造的人类，各方面较之未经“提升”的人更为出色，在教育、经济等领域享有特权，因此，改造技术带来的潜在收益使得绝大多数人趋之若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丽西在经历了失去大女儿萨尔的痛苦后仍坚持要让乔西进行“提升”。而“未提升”的人则错失了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如乔西的青梅竹马里克，迫于家庭经济压力未能“提升”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提升”技术逐渐符号化，异化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区隔表征，摇身一变从人体增强工具成为了社会结构流动的指挥棒，朝向资本主义形态发展。
在个体生理结构和社会形态双双发生异化的同时，人类情感亦随之发生异变。在后人类语境下，伴随着人类中心地位的消减，“用数字覆盖情感、用感觉覆盖传播、用机器覆盖生物机体”([4]: p. 121)作为一种类常规生活方式逐渐填满人们的日常。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Meštrovic)首次提出“后情感”(Postemotion)概念，指出“后情感”是对虚拟现实中机器工业的一种赋魅系统，是“被自我和他者所操纵的情感，并将其降格为一种枯燥乏味的、机械性的、批量生产的、却又令人焦虑的普适伦理”([5]: p. 51)。后工业社会中的人际疏离、情感失范导致后人类时代人们的情感诉求始终难以安放。克丽西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陪伴乔西；同时，乔西因病无法实现正常社交，于是二人经过多次观察，最终选择了人工智能克拉拉，期待它能为这个家庭提供情绪价值。这一点恰好与后情感基本特征之一的情感商品化相契合，克丽西借用克拉拉弥补了母爱的缺失，乔西从克拉拉身上汲取了陪伴，然而这些情感都来源于克拉拉这一商品之中，而非人类自身。与此相似地，数字化线上教育也未能使乔西在事实上体验师生、朋辈间真切的情感互动，乔西面对的永远只是一块冰冷的矩形板。在书中唯一的派对时刻里，孩子们更关心自身是否完成“提升，是否拥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克拉拉一度沦为了孩子们攀比、戏谑的对象，友谊的互动似乎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中，这也契合了后情感虚伪性的特征。乔西和里克的爱情最终在“前途”面前分崩离析，乔西最终得偿所愿进入了大学，拥有了新朋友，而里克这个“不一样”的旧情人逐渐被冷落遗忘。亲情、友情、甚至爱情，这些情感对小说中的各色人物而言其真实性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情感的态度和技巧”([6]: p. 124)。
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似乎从技术层面解决了后人类时代的情感危机，家长利用科技实现对子女的情感弥补，儿童借助科技获得虚拟陪伴，然而这一基于移情机制的解决方案其背后底层逻辑仍不过是隐瞒错误，逃避、替代罪责的合谋与欲望。克拉拉的商品属性使它短暂具备了代替父母、师长、朋辈的能力以应对后人类情感障碍，但非物质性的情感始终是物质性的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如果仅仅将情感从主体复杂感受中抽离并对象化、客体化，这样的做法只会使得蕴藏在人类情感中的特殊性被剥夺，进而沦为抽象化、可量化及标准化的物品，情感因此成为了一种可替代物和商品。然而，这些情感经济商品并不能解决后人类时代的情感危机，反而在事实上创造了更多感情病患。
3. 情动的人工智能
在后人类社会中，从人类的视角来看，身体的界限逐渐被打破，逐渐从纯粹有机形态向赛博格形态过渡；若以机器的视角来看，机器逐渐突破人类的边界，朝着人化乃至可以“复制”人类的方向衍化。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大致经历了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个阶段，对于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的产品来说，其更多依靠数据、算法、控制系统实现对人类体能的替代，超越了人的生物机体有限性。然而随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在智识层面逐渐突破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以ChatGPT为代表的强人工智能在精神生产领域大放异彩。随着技术对人类意识黑盒的不断解码化，机器能否替代或者“成为”人的问题亟待我们回答。
“机器能否具备意识”这是科幻作品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与科幻文学肇事之初所描绘的充当人类机械助手的机器人不同，石黑一雄笔尖下的人工智能克拉拉除了履行其陪伴职能外，还在与人类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具备了类人化的品质与情感，随着其观察得越多，能够获得的感情也就越多。斯宾诺莎认为人具有三种最基本的情动：快乐、痛苦与欲望，而任何事物都可能偶然成为这三种情动的原因，因此由这三种情感变化而组合的各种情动的产生，都蕴含着巨大的巧合([7]: p. 13)。在初见乔西并与之约定后，克拉拉心中充满了喜悦，但“一种恐惧也钻进了我的头脑……经理，她说过孩子们如何爱许下诺言，却一去不回”([2]: p. 51)，但幸运的是，克拉拉最终还是得偿所愿得被乔西带走，在后者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起母亲、管家、朋友等多重角色，对生病的乔西精心呵护，帮她整理房间，化解乔西与里克之间的误会与矛盾等，克拉拉的言行举止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爱的维度。而在派对上面对“朋友”们询问乔西为何不更换新一代B3机器人而后者又恰好保持缄默时，克拉拉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会被更换，这时恐惧的情感悄无声息的溜进她的严密算法中。如果说爱与恐惧两个向量构建起克拉拉的基础情感体系，使其具备了基本的情动能力，那么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克拉拉以近乎自毁的方式“治愈”乔西，则将克拉拉的情感体系向上跃迁至信仰维度。作为一名陪伴型机器人，克拉拉的首要职责就是照顾好乔西，若说克拉拉为缓解乔西的不良反应而尽力寻求解决方法的行为尚在可理解范围之内，那么其近乎虔诚且执拗地、甚至不惜献祭自己“生命”以求太阳治愈乔西的行为则令人费解，这一行为已经超出了机器人的程序功能设定，超出了“机器人三定律”范畴。这一行为的动机俨然超越了欲望，到达了信仰层面，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即使最终出现在垃圾场中，克拉拉也依然“很高兴我当初做出了那样的决定”([2]: p. 385)。
从克拉拉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与乔西一家相处时展现出的快乐、恐惧、信仰等人化品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比小说中的其他人类角色更具备人类的特征。然而这真的足以证明克拉拉已经具备了情感吗？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提出了“灵韵”(aura)这一概念，他认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8]: p. 126)。本雅明将这部分构成艺术品独特性又在复制过程中“枯萎”的东西称之为“灵韵”。本雅明提出因为历史(时间)和位置(空间)的缘故，艺术品对于人来说便具备了一种不可完全接近性，这一特性又进一步使观众产生出无意识的膜拜情绪，不难看出“灵韵”的作用过程最终指向的仍然是人类经验，也即只有在物与人发生关系的时刻，“灵韵”才得以激活。与本雅明提出的艺术品复制不同，小说中复制的对象成为了具象的人，科学家卡帕尔迪先生期待通过各种数据，对乔西进行“画像”，最终“复制”出一个乔西。依照卡帕尔迪的说辞，乔西的内核中没有什么是无法复制的。但是母亲克丽西却无法在情感上接纳已经通过技术测验可以完美复制乔西的克拉拉，用保罗的话说“她……太老派了，无论克丽西是多么地希望这办法能奏效，她始终是无法接受的”([2]: p. 225)。克丽西的“老派”究其原因体现在她潜意识中认为人的内心并非可以复制替代。数字化处理技术通过对数据进行重组、编码可以短暂实现人的“灵韵”复归，然而这样复制出的只是灵韵的数字肖像，在机械复制时代被技术剥离了独特性和本真性的人就如同复制的艺术品一般，失去了“灵韵”。对此，克拉拉比小说中的任何人类都看得透彻，她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尝试——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中对于乔西的感情”([2]: p. 385)。因为“人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生理层面上的器官，这一概念还表征了人类思想和情感的复杂特质，以及人类在人际交往中的经验感受。乔西的本真性或者“灵韵”永远存在于其母亲、父亲以及好朋友那里，而非乔西本身。
4. 情感作为通向共同体的一种手段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科技发展除了依旧作用于对自然的改造，另一方面又涉足了对人类身体的改造。在人类与机器的羁縻愈发深入之时，一种全新的共同体模式——人机共同体也在逐步形成。然而传统共同体向人机共同体的进化并非一蹴而就，历史的惯性依然在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过程中摆荡。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重新被确立为万物中心，理性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其宰制性力量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人类以自我为绝对中心，将其他事物客体化；另一方面理性逐渐异化为极端的工具理性，对非理性范畴加以质否，诸如情感等被排斥在所谓合理化过程外。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将共同体归纳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三种形式，并将第三种不以实体形式栖居于具体场所，而是以情感为纽带联结，把整体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共同体视为共同体的最高形态。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从流动的现代性出发，认为共同体既非物理层面的实体，也非地理意义上的界限，而是一种以价值趋同为基础的精神乌托邦，“一种相互联结的‘情感’——是指那些联结在一起的人恰当的、真实的意愿”([9]: p. 207)。不难看出，以情感为代表的感性力量是共同体构建必不可少的基本要义和重要维度。小说里处于科技高度发达社会中的人工智能克拉拉凭借其突出的思维逻辑以及强大的共情能力，逐渐与乔西一家建立起一种类似共同体的亲密关系，但其最终被弃置在垃圾场的结局也不得不令人思考，以情感作为通向共同体的一种手段是否可行？如若不行，又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共同体构建的失败？
结合小说来看，石黑一雄给我们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小说为我们描绘的依然是传统共同体形态，这一共同体是基于人类内部各主体间关系的人际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类与机器的关系依然是人类中心式的，虽然“人类与机器因为共享生存空间而结成共同体，他们之间其实缺乏理解，遑论同情性理解”([10]: p. 77)。居于图示中心位置的人类对居于外围的机器具有支配性力量，二者是使用与被使用、支配与被支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工具理性或工具价值始终是机器被纳入共同体范畴的首要因素。小说中克拉拉进入乔西一家的起点是她的工具价值，换而言之，在所谓人机共同体构建伊始，只有克拉拉对人类的单向认同，而没有人类成员的承认。滕尼斯在区分共同体与社会二者差异时指出，共同体是自然的、团结的，是基于自然意志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相反，社会是人为的、有意识的人造物，是基于个体选择意志和利益而聚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11]: p. 109)。克拉拉与乔西一家就是这般的“目的联合体”，为了乔西的健康短暂的聚合在一起。尽管克拉拉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在后者的生活中承担起母亲、朋友、管家的角色，对其细心呵护，甚至最终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去“治愈”乔西，然而在人类的眼中，克拉拉只是一件他们花钱买来陪伴乔西的工具，不具备与人类相互理解的能力。保罗也曾质疑，“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我不仅仅是指那个器官……人心。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2]: p. 275)”最终克拉拉被丢弃在垃圾场的画面仿佛在告诉读者，机器只是人类在无法与同类形成依恋关系时所采用的情感代替物，小说中的人物多少与克拉拉进行了情感交流，但对他们而言克拉拉只是作为被讯唤的客体。人类的情感活动最终指向的仍是人类情感自身，机器在这一过程中被短暂纳入却又在目的达成后被排除在外。
在这样的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一方面，人工智能克拉拉的情感看起来已经足够丰富细腻，但结合上文分析，理想化的人工情感计算不能代替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其本质仍是基于数据和编码的系统。机器无法拥有情感，机器也无法从根本上取代人类情感，尽管这些人类感情中包含了愤怒、妒忌等负面情绪，但它们与爱、希望等美好的一面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独特内核。另一方面，人类情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也逐渐步入后情感阶段，真挚流露的情感异化成虚伪的、商品化的操演。克丽西先是通过克拉拉的陪伴功能来弥补“母亲”缺席带来的亲情裂隙，而后又在乔西病危时妄想借克拉拉的机械模仿所获得生物亲缘间的相似性将其“变成”乔西，以实现“亲情”救赎的荒谬做法建立在期冀技术弥补情感漏洞的逻辑之下。这样的代偿性情感危机处理机制无不展现出，情感已沦为后人类时代可经由技术和价值调节所创造的虚假欲望，失去了其本真性和独特性。情感的感性维度在极端理性主义的绞杀下消弭，人机共同体的构建也在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桎梏中难以发展。在人–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下，机器永远无法融入人类共同体继而发展为人机共同体。石黑一雄无疑在向读者传达出这样一种潜在表述：在后人类时代背景下，传统人际共同体面临崩溃和瓦解，而新型的人机共同体设想仍难脱离传统共同体的窠臼。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克拉拉与太阳》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后人类时代技术与情感交织的复杂图景。我们看到了尽管技术可能带来便利和效率，但它无法完全替代人类情感的深度和复杂性，机器的情感本质仍是算法对人性碎片的拼贴。而人类在异化中亦逐渐沦为“后情感”的操演者，情感被降格为商品，亲密关系被置换为功能契约，人性的独特性在机械理性中的凋零。人机共同体在双方的错位中逐渐沦为利益计算的“目的联合体”。因此，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警惕其对人类情感和伦理的潜在影响，努力维护人类情感的真实性和独特性。同时，我们需要在技术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的人机二元对立观念，重新审视后人类的时代处境，实现“人之死”到“后人类之生”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