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收于《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 of Geoffrey Crayon, Gent.)，于1819年出版，是标志着美国文学作为独立文类划分的作品之一。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将自己在欧洲旅行的见闻与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背景结合，塑造出一位人物杰弗里·克雷恩(Geoffrey Crayon)假以叙事者口吻代理作者的权威进行讲述。其中，《瑞普》和《睡谷传说》(“The legend of the Sleepy Hollow”)两则故事都以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乡村作为背景，欧文将非自然元素融入地方轶闻的描写，展露出似真非真的奇幻元素。在《瑞普》中，主人公在卡茨基尔山脉经历奇幻遭遇后陷入沉睡，苏醒时发现时空巨变——不仅故乡物是人非，整个美国社会也经历了南北战争的历史转折，原本处于殖民时期的美洲大陆已完成民族独立进程。
扬·阿尔伯(Jan Alber)将“非自然”叙事解释为再现不合乎现实逻辑的情景，具体而言指的是“物理上不可能的情景和事件，即已知物理世界的法则所无法解释的事物，以及逻辑上不可能的事件，即为已接受的逻辑原则所无法解释的事物”([1]: p. 80)。《瑞普》的叙事形式并未违反叙事的形式惯例，叙事内容才是其非自然性的根源，叙述者似乎将神话般的奇幻经历视为真实的事件，但在讲述中的反复确认和强调，但却显示出相悖的情绪，叙事过程暴露了他们对事件真实性的信心并不充分。而这种在犹疑和确定之间滑动的讲述方式创造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萨克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将这种特质解释为美国文化的剧变，认为“这个想象中的传播过程概括了这个词在美国文化中的命运”([2]: p. 674)。而在文本中，这种间距的特质进一步在叙事者的讲述下引入了一个朦胧的美国乡土幻想，这个文学构想在以欧文《瑞普》为代表的奇幻书写中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美国移民者过渡身份的临界空间，构成了国别社群的文化底色。
2. 藏于副文本的叙事者
《瑞普》的文本外有着丰富的伴随文本，前言和附言的存在为阐释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赵毅衡指出伴随文本“积极地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并且“严重地影响意义阐释”([3]: p. 139)。作为前言和附言的副文本虽看似不参与故事主要情节的序列，但是却是阐释故事内部符号系统和意义机制的重要依据。读者在副文本中听到的叙事声音并不是故事主要情节的叙述者。瑞普的故事出现了两个叙述者，他们声称自己是瑞普故事的纪录来源，并被赋予了详细的身份。在小说序言“狄德里希·尼克博克的死后著作”(“A Posthumous Writing of Diedrich Knickerbocker”)中，叙事者的身份介绍为“已故的迪德里希·尼克博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一位纽约的老绅士”([4]: p. 33)。相较于瑞普善良、朴实、乐于助人的早期荷兰移民形象描摹，叙述者的身份则有着更加详尽的记录和书写，花费的笔墨甚至掩盖了故事的主人公。因此，前置文本和后置文本中叙事者的出现影响着《瑞普》作为“文本中的故事”或是“文本本身的小说”的呈现。
《瑞普》作为《见闻札记》的一部分，是由欧文所创造的虚构人物杰弗里·克雷恩(Geoffrey Crayon)收集并编撰的故事之一。在这一框架下，迪德里希·尼克博克(Diedrich Knickerbocker)的叙述进程毫无疑问受到了克雷恩的制约，两位叙事者之间存在着叙事上的竞争。尽管尼克博克是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克雷恩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二者都力求维护奇幻故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小说正文由尼克博克以单一视角叙述，并在“注释”和“后记”中加以补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副文本中最初的叙述声音并非来自尼克博克，而是源于《见闻札记》的叙述者克雷恩。《瑞普》的故事发生在两位显身叙事者的框架之内，而另一位叙事者则是暗藏在正文文本之外的“后记”之中。“后记”包含了对奇幻地理和民俗的描述，以克雷恩的声音指出这部分内容源自“尼克博克先生的备忘录”([4]: p. 48)。随后，“后记”转向了某位不知名的叙述者，它讲述了卡茨基尔山脉充满寓言色彩的风俗和传闻，例如控制日月星辰和天气变化的巫灵、能够变形各种动物的“马尼托”(Manitou)仙灵以及卡特斯杀戮溪(Kaaters-kill)的故事起源。
这部分内容虽然署名于尼克博克之下，但在文本中却暴露出与《瑞普》正文中不同的语言习惯，这分别体现在视角、语调和来源上。“后记”采用了一种学术性的神话语调，以一种超脱、诗意的口吻转述了印第安民间传说。与此相反，正文以亲切、乡土的口吻叙述了里普的一生，这意味着讲故事的人与荷兰社区关系密切，是一个经过精心编撰的个人或者社群故事。虽然这两段文字看似都出自叙事者克尼克博克，但“后记”可能代表了他的作品集中引用的资料来源或另一个角色，有别于塑造瑞普故事的主要叙述者。这位叙事者在讲述印第安人信仰的描述时采用的第三人称视角解释到，“印第安人认为他们是灵魂的居所”([4]: p. 48)。“后记”中的讲述方式显示出一种超然的、文献整理者的姿态，其内容主要依赖外部资料，而非自身经历来讲述故事。相比之下，正文中的叙述者则更加亲切，通过自己的经历构建了一个以人物为核心且细节丰富的叙述。例如，叙事者得知瑞普认出自己女婿是童年顽童的场景，这种亲密性和现场性使叙述者显得更接近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与“后记”更为概括性表述形成对比和反差。两部分的语言风格也显示出不同的叙述倾向。“后记”采用更具神秘感和诗意的语言，像是“一片接一片，像梳棉片”([4]: p. 48)，比喻的技法强化了奇幻氛围，与叙述者对超自然传说的沉浸感相契合。正文则采用更具日常性的、对话式的语调，如“在家无事可做”([4]: p. 47)，其话语更加贴近现实经验，是叙述者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而根据“后记”对“印第安传统”的强调，叙述者更像一个外部的文化中介，他倾向于传递既有的民间故事，而非直接与卡茨基尔山的居民有生活联系。因此，在两位显身的叙事者背后实质上暗藏着另一位不知名的叙事者，它假以本地居民尼克博克之名，进一步塑造了卡茨基尔山脉的奇幻元素和风土人文。
在《瑞普》的文本结构中，三位叙事者共同塑造了阅读体验，而这一多层叙述框架不仅是文本内部结构的体现，同时也与《见闻札记》的出版环境息息相关。作为早期美国文学出版业发展中诞生的一部作品，《见闻札记》的出版经历了多次增补和改动，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外部力量塑造和调整。这种外部介入成为《瑞普》隐性的文本特征，小说文本并非封闭自足，而是处于动态的建构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欧文本人则隐身于三位叙事者之后，通过克雷恩与尼克博克两位虚构的人物，完成了对历史虚构化的文学书写。欧文通过多个虚构叙述者构建了一种自觉的遮蔽(self-conscious masking)，使文本呈现出去中心化的叙述特征，威廉·L·赫奇斯(William L. Hedges)指出无论是最具“尼克博克风格”(Knickerbockerish)的夸张叙述风格，还是经过调整以适应杰弗里·克雷恩性格的叙述，欧文的文本始终在“掩饰着某种个性”([5]: p. 105)。然而，这种“透明且自觉”([5]: p. 105)的掩饰暗示着叙述者自身对其身份的某种困惑。在欧文的写作中，“这些化名叙述者……被塑造为充满奇思妙想且游离不定的人物”([5]: p. 105)，他们的形象并非稳定的权威，而是服务于作者的一种自我遮蔽策略。
3. 缺乏真实的历史记录
作为小说中的代理叙事者，欧文笔下的尼克博克不仅被塑造为一位历史讲述者，还在文化层面上拓展了“尼克博克”这一词汇的象征意义，使其不仅指代纽约早期荷兰移民的身份，还承载了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记忆与叙述传统。正如刘易斯·加斯顿·利里(Lewis Gaston Leary)所言：“‘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一词已因欧文的使用而成为宽松荷兰服装的指定用语；它不仅描述了本土文化史上的一个时期，还体现了一种文学与生活的态度”([6]: p. 6)。这一文化塑造不仅限于文本内部，更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语境。霍华德·霍维茨(Howard Horwitz)在讨论其外部影响时指出，欧文的写作展现了一种源自“《瑞普》叙事中的集体纪念，激发了无数绘画和流行戏剧的灵感”([7]: p. 40)。在这一意义上，尼克博克不仅是文本内的叙述者，更成为美国早期文化建构中的象征性人物，连接着历史、文学与集体记忆的网络。
在文本内部的讲述进程之中，叙事者却展露出一丝矛盾的犹疑，他反复地确认事件记录的可靠性和故事来源的真实性，似乎不管是尼克博克还是克雷恩都无法确定《瑞普》的故事究竟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两位显身的叙事者分散了作者的权威，分散的权力结构最终引向了“玩笑”式的嘲弄，主人公瑞普的经历在叙事者的讲述中成为了打趣的故事，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反而是被削弱的，因此，奇幻元素在其中成为一个矛盾的符号，读者无法用现实世界的视角进行理解和阐释主人公的奇幻经历。当然，如果以寓言的方式解读，瑞普的沉睡象征着“新国家从殖民地向独立国家的过渡”([7]: p. 38)，霍维茨进一步解释道，这个过程是他们从“殖民地居民到美国人的身份转变”([7]: p. 38)，所谓的美国民族这个“身份是新生的”([7]: p. 38)，而“他们与过去的传统，以及与较新的制度和交流形式之间的关系仍未理清”([7]: p. 38)。这种视角对瑞普沉睡的阐释自然地指向了美国建国初期的文化困境，金烁锋认为瑞普的奇幻经历是欧文的浪漫主义处理，目的是“召唤出哈德逊河谷的幽灵，将移民祖先所隐喻的地方记忆熔铸在美国集体记忆中，进而确立美利坚民族身份神话”([8]: p. 31)，更进一步来说，瑞普的印第安身份则是暴露了作者欧文政治焦虑的体现，他希望通过“文学书写的方式来调和种族间的冲突矛盾”([8]: p. 44)，而瑞普的沉睡则可以理解为印第安人被动处境的社会隐喻。毫无疑问，主人公的奇幻经历具有多维度的指向，不仅蕴含了社会语境的变更，更是欧文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然而，小说中一个被长期忽略的前提性问题在于：瑞普是否真的经历了沉睡？现有阐释大多直接继承了文本表面的叙事进程，总结下来也即是“一名男子酒醉沉睡，醒来后发现自己不仅睡去了欺压他的泼妇的一生，也错过了乔治三世的统治——那个曾压迫他国家的君主”([9]: p. 339)这样一个诙谐的故事。然而，如果叙述者本身并非一个绝对可靠的讲述者，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无条件地接受那场二十年的沉睡？文本的叙事框架本身已经暗示了不确定性，故事内容的非自然元素和叙述者身份的复杂性都促成了对叙事进程的质疑。叙事者获得的权威被过分的强调了，但实质上，他们本身也作为角色参与到故事之中，并非是完全的权威。威廉·L·海奇斯(William L. Hedges)研究欧文的写作时评论到，“美国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往往并非一个自信、老练、权威的世界通达者，而更像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在陌生的环境中摸索前行，讲述的故事往往带着几分自嘲的意味，甚至可能演变成一个笑话，以自己为笑柄”([5]: p. 158)。《瑞普》的叙事者正是通过这种特质显露其不可靠性，而尼克博克的讽刺效果则源自其身份与叙述口吻之间的微妙错位。
里蒙–凯南(Rimmon-Kenan)将不可靠叙述者定义为“读者有理由怀疑其对故事的叙述和/或评论的人”([10]: p. 103)。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不可靠的叙事者往往以这两种情况出现，第一种是“叙述者对事实的报告与隐含作者的不同”([11]: p. 218)，第二种则是“叙述者对事件或人物的判断与隐含作者的不同”([11]: p. 218)。因此，尼克博克和克雷恩的不可靠既来源于他们过于主观又肯定的评论，又来源于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存在差异。尼克博克的个人评论和主观偏好可在正文中得到证实，他以偏好的表达评论主人公。虽然他未直接干预故事情节，但对主人公的道德判断为读者预设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尼克博克的道德准则和身份信息由外层叙述者克雷恩介绍，这种跨层构造也在读者的感知视角中造成了信任鸿沟。
过分的强调反而引发了相反的阅读体验，我们对叙事者身份的认知隔着一层框架，只能通过克雷恩的评论了解他，与文本之间存在刻意拉长的认知距离。克雷恩声称“其主要优点在于其一丝不苟的准确性”([4]: p. 33)。在“注释”中，他再次评论瑞普的故事是“绝对事实”([4]: p. 48)，并通过称呼尼克博克为“老绅士”([4]: p. 33)表达敬意。他并未掩饰或隐藏对尼克博克的偏爱态度，称其故事收藏为“历史研究”([4]: p. 33)。在克雷恩的介绍中，尼克博克“对该省的荷兰历史充满好奇”([4]: p. 33)，并且他被赋予了“来自其原始定居者后裔的风俗习惯”([4]: p. 33)。欧文有意将其另一位叙述者塑造为与瑞普故事在文化和历史上相关的形象，使其与主人公紧密相连，正如他声称的个人接触。他宣称“我甚至亲自与瑞普·凡·温克尔交谈过”([4]: p. 48)。
尽管尼克博克未参与《瑞普》的情节，他对个人参与的主张却是不可靠性的重要来源，正如凯南指出：“不可靠性的主要来源在于叙述者的知识有限、个人参与及其有问题的价值观”([10]: p. 103)，克雷恩对尼克博克的评论措辞微妙，在讲述中多次出现主观的偏向，而尼克博克宣称自己与主人公有个人接触，尽管其序言试图为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依据并为内层框架叙述者赋予可信度，这种跨层干预却悖论性地使叙述者变得更不可信、更不可靠。信任的危机源于事实与事件的差异，叙述者在价值观和判断上的偏见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效果。这并非源于叙述者的客观错误，而是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错位。外层框架中的叙述者为内层框架中的叙述者作证，却无法详细的解释情节中出现的奇幻元素。二者叙事框架之间的间隔邀请读者参与到文本的生产之中，其结构形式引导读者进入“信或不信”的猜疑链条，困惑与不确定性是作者刻意塑造的阅读体验。
4. 自我嘲弄的暧昧讲述
克雷恩的叙述始终带有不稳定性与游离感，而尼克博克虽以历史学家自居，他的权威性却被其自身的怪癖与传奇色彩所削弱。这种不稳定的叙述层次，使得叙述者的声音成为“表层自我(superficial ego)”([5]: p. 105)，而真正的作者则刻意保持“非权威性(unauthoritarian)”([5]: p. 105)的隐匿姿态。杰弗里·克雷恩和尼克博克并非单纯的叙述工具，而是欧文借以调控叙事权力的手段，使作者本人始终游离于文本表层之下。这一结构不仅削弱了文本的单一权威性，也使《瑞普》的叙述充满了戏仿与自我反思，折射出欧文作为早期美国作家的身份焦虑：在建立新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他既试图确立美国本土的历史与文化，又通过戏剧性的叙事遮蔽自身，避免承担绝对的历史建构责任。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A. Fiedler)认为《瑞普》“引领了美国想象的诞生”([9]: pp. 25-26)，但同时也评价道《瑞普》的故事“整体来讲就是一个玩笑”([9]: p. 339)。欧文的权威拆分到三位叙事者的手中，他们分别继承了作者的意愿，这种去中心化的叙述策略使《瑞普》在文本层面既成为一则奇幻故事，又成为一个关于历史、记忆与叙述权力的实验性文本，为美国民族身份的构想提供了幻想性的文本基础。
叙事者的自我嘲弄是《瑞普》的显著特征，而这一点同样出现在欧文的《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中。叙事者补足了神秘事件“无头骑士”的后续，但后续的揭露反而使得事件的真相更加暧昧。“无头骑士”的传言最开始源自布朗·邦斯(Brom Bones)的讲述，而对鬼怪故事痴迷的伊卡博德·克瑞恩(Ichabod Crane)在亲身遭遇“无头骑士”后神秘地消失了，只留下了一地狼藉，故事含混不清地呈现给了读者。叙事者尼克博克并没有给出可靠并确切的答案，他借助某位前往纽约的老农揭露了“伊卡博德还活着”([4]: p. 317)的信息，并玩味地在文末提到邦斯“对伊卡博德的故事显得非常了解，一提到南瓜，他总是哈哈大笑”([4]: p. 317)。似乎，所谓的“无头骑士”可能只是布朗·邦斯(Brom Bones)策划的恶作剧，而非超自然现象。
但尼克博克却有意地增添了故事的奇幻色彩，假若没有后续信息的补足，那么故事在“恶作剧”和“超自然”两个选择中实际上则是倾向于“超自然”的一侧。与《瑞普》之梦相似的留白也同样出现在了这个选择之中，读者的疑虑被悬置在事实与虚构的判断中，不自觉地被引入到非自然的世界。我们无法依赖叙事者获得确切的答案，叙事者展露的不可靠强化了欧文所塑造的奇幻氛围，而跨文本之间互文的同一叙事者则是进一步塑造了一个暧昧的空间，尼克博克来自于这片地区，这里远离纽约城，是自然与原始的乡村，这里是美国土地的一部分。
幻想塑造之下的卡茨基尔山脉成为了纽约城的镜像，以隐秘、奇幻、乡土的故事重新定义美国的文明形式。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中指出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作为“首都，大镇，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12]: p. 1)代表着秩序与现代性，而与之对立的乡村则体现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平，纯真和简单的美德”([12]: p. 1)。这种对立不仅表现为空间上的分离，更体现为文化意义上的差异，尼克博克作为“地方历史学家”的身份通过收集和讲述乡土故事，试图保存和再现这种自然生活的理想化形象。然而，这一看似忠实于历史记录的举动实际上却构建出了一种被刻意塑造的地域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奇幻元素的融入使得地方历史与幻想的边界变得模糊。
马克·J·P·沃尔夫(Mark J. P. Wolf)认为，创造性、完整性和一致性是构成文本世界形成所必需的三个属性([13]: p. 34)。然而，虽然两位叙事者试图通过详尽的信息建构一个完整的叙述世界，但这一虚构的努力始终难以摆脱文学书写中固有的限制。正如诺曼·N·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所言：“所有文化都创造了虚构的，想象的世界”([14]: p. 328)。尼克博克的自我戏弄不仅是对自身叙述权威的解构，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主动塑造，文本中远离纽约城的乡村空间不仅承载着读者对神秘与奇幻的探寻，同时也是作者欧文对文化身份与地方认同的构想与表达。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尼克博克的叙述策略既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反拨，也是对乡村文化的再创造。通过奇幻与现实的交织，欧文强化了卡茨基尔山脉作为想象之地的独特性，使其成为对美国文化身份的一种隐喻性反思。
《瑞普》的叙事结构虽然牺牲了虚构叙述者的可靠性，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使得故事呈现为部分真实、部分虚构的混合。读者从《见闻札记》的开篇便怀抱着心理预期，认为这是一部由经验丰富的探险家编写的游记汇编。然而，作品偏离了传统的现实记录，尤其是在《瑞普》中，浪漫与奇幻元素与历史背景的交织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正文中对历史背景的具体呈现与虚构化叙事风格的结合，重构了读者对真实性的感知框架，使得文本中虚构与历史的交融反而增强了其叙述的可信度。正如赵毅衡指出，“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是文本生成之前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3]: p. 143)。欧文对德国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借用与改编，正是为了回应前文本的压力，并填补历史身份的缺口。通过将既有的符号系统转化为新身份的构建工具，欧文在文本中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瑞普》融合了浪漫与奇幻的内容，这个过程并非通过语言的明确阐述而实现，而是作为被广泛共享的叙事传统融入美国的民族共同体之中，对文化身份进行再创造。欧文通过虚构叙述者的构建与文化象征的改写，将欧洲的民间传说与美国的历史语境结合，从而塑造出一个既具有历史感又兼具神话色彩的叙事空间。欧文的叙述策略不仅回应了美国文化身份的困境，同时也拓展了美国文学中关于真实性与虚构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