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贺直哉于《在城崎》中的创伤书写
The Trauma Writing in Shiga Naoya’s In Kinosaki
DOI: 10.12677/wls.2025.133034, PDF, HTML, XML,   
作者: 刘佳佳: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关键词: 《在城崎》创伤理论志贺直哉创伤与治愈In Kinosaki Trauma Theory Shiga Naoya Trauma and Healing
摘要: 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在城崎》常被置于生死观的角度下进行评析,然而以创伤视角切入会发现,作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明治维新后社会状况的相关思考同样发人深省。实际上,志贺直哉因车祸在城崎疗养结束后,不仅身体得到痊愈,心理创伤也被治愈,这从作者写完这篇小说三个月后与父亲和解可以得到考证。本文通过对三个小动物死亡场景的描写并结合周围环境描写,试图分析作者在家庭、社会经历的创伤以及创伤治愈的过程。
Abstract: Shiga Naoya’s introspective novel In Kinosaki is often analyzed through the lens of views on life and death. However, examining it from a traumatic perspective reveals the author’s equally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post-Meiji Restoration social conditions. In reality, after recovering physically from his accident and convalescing in Kinosaki, Shiga also experienced psychological healing, as evidenced by his reconciliation with his father three months after completing the novel. Through analyzing depictions of the deaths of three small animals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uthor’s personal and societal traumas, as well as his healing process.
文章引用:刘佳佳. 志贺直哉于《在城崎》中的创伤书写[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3): 234-239.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3034

1. 引言

《在城崎》是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1883~1971)“心境小说”的经典之作,刊载于《白桦》杂志1917年5月号上,后被收录于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小说主要讲述了作者因山手线事件身体抱恙前往城崎温泉疗养的见闻与沉思,以独特的视角和象征性的隐喻揭示了人类的存在、生命的意义以及个体的困境。自出版以来,《在城崎》便受到日本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正如文学评论家红野敏郎在《志贺直哉鉴赏》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探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各种问题时,是决不能无视它的存在的。”[1]评论者对这部作品的分析可谓精彩纷呈,解读角度亦不胜枚举,如宫勉越从时间和空间的视角切入,指出小说中的三个场景采用了极其整齐的多重构成法,这与主人公的交通事故体验密切相关([2]: pp. 139-140);杉山康彦则通过对文本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强调正因为内外对比的表现结构与生死内容相结合,才使生与死的主题从背后充实起来[3];伊藤整从私小说的角度,证明《在城崎》不仅仅是自传和游记程度的作品,更是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以及高度的写作态度,具备私小说特有的魅力和深刻的思想性[4]。与此同时,该小说也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如王符通过着重对反映作者孤独郁悒与挣扎反抗的自由主义者的特殊文体“心境小说”的分析,发现《在城崎》是志贺直哉由“私小说”转向“心境小说”的标志[5]。刑雪艳认为《在城崎》中的蜜蜂、老鼠和蝾螈表现了在经历各种复杂的人生体验后,对生命和生死,脱离纷繁哀恼的现实生活,希望到达烦恼彼岸的一种冷静的宗教般的彻悟[6]。肖书文从三个小动物象征性意义之间的关系出发,指出这篇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引导读者一层层提升对待死亡的境界,却把最后的选择悬置了[7]

一直以来,多数学者或结合文本话语分析志贺直哉的“心境小说”的特点,或解读文本内容及作者相关经历阐释志贺直哉的“生死观”及变化原因。尽管《在城崎》的研究角度繁多,却鲜有学者系统剖析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其实,志贺直哉对创伤问题有着强烈的书写意识,这散见于他的诸多作品(如《一个男生和他姐姐的死》《母亲的死与继母》《和解》《暗夜行路》等)。在志贺直哉的创伤书写中,经历车祸后创作的《在城崎》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的确,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打击、身体和心灵的创伤经过在城崎的见闻后慢慢修复。因此,本论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研究角度进行创新,即利用创伤理论分析《在城崎》中作者的病理和心理创伤以及治愈过程。同时,本文还将剖析文本试图窥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状况,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对志贺的影响。

2. 创伤理论

从词源上说,“创伤”这一词汇源自希腊语,最初是一个医学术语,指的是由某种直接外在力量造成的身体损伤[8]。在《荷马史诗》中已出现该词,描述战场上的肉体伤害。17世纪法国军医将“创伤”引入临床医学,特指外力导致的组织损伤。创伤研究的起点为约翰·埃里克森对铁路脊柱症状的调查研究。之后,创伤研究的关键性人物马丁·沙可证实了病理学上的歇斯底里症状不仅与生理创伤有关,更与心理创伤相关,从而改变了人们错误的传统认知,被颂扬为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守护神。受到马丁·沙可研究的启发,法国精神病专家皮埃尔·让内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创伤研究方面均取得突破性进展,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和实践。其中,皮埃尔·让内用“心理创伤”描述铁路事故幸存者出现的记忆闪回现象。而弗洛伊德在心理学史和医学史上第一次使用“精神分析学”来探讨创伤起源与研究,这对治疗创伤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战与二战期间创伤研究被忽视而停滞不前,但由于战后很多人陷入精神崩溃状态,表现出绝望、失眠、不安、迷茫等症状,创伤研究再次受到重大关注。从关注肉体创伤到关注心理创伤,从关注个体创伤到关注群体创伤,创伤的概念越来越复杂化和多元化,目前已经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日本,创伤小说大多出现在二战后,反映战争带给人们身体和精神的折磨。而二战前发表的心境小说《在城崎》关注于个体创伤,从周围环境描写和对死亡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经历创伤后身心修复的过程。一般来说,病理创伤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可恢复健康,但遭受过可怕事件后所产生的心理创伤却难以修复。

3. 志贺直哉的病理创伤

志贺直哉在《创作余谈》中写道,晚上同里见弴看完相扑比赛返家途中,后背被山手线的电车撞成重伤,幸免于难[9]。根据《性命》草稿可知,当时头部撞到了石头上,脊骨也被狠狠撞了一下,后背伤口像破皮的石榴一样张着口,下面可以看见骨头[10]。《在城崎》中志贺表示即使处于半昏迷状态也竭尽所能选定医院及前往方式,并打电话确认医生是否能立刻手术。医生虽说没有生命危险,但表示一定要好好调养,若是形成脊椎骨疡恐怕将危及性命。身体创伤不仅使志贺的身体饱受剧痛与虚弱的煎熬,也令其内心增加了对死亡的恐惧及生命意义的思考。因此,在东京医院出院后不久,志贺又转入兵库县城崎温泉疗养。这种行为折射出志贺直哉对现实生活的疏离,承受着都市化重压的作家,试图通过亲近自然来寻求精神慰藉与人生真谛。也说明此时志贺的身体并未完全恢复,而且心理创伤造成的困扰仍然存在。

4. 志贺直哉的心理创伤

《在城崎》是志贺直哉遭遇车祸后在城崎温泉疗养时所写,身体上的病理创伤不言而喻,但是作者内心的创伤近些年却鲜有学者关注。《在城崎》中所反映的作者心境,本质上是明治末年至大正初期日本社会转型期矛盾在个体心理层面的具象化投射。封建家族制度与社会规范构成的压迫限制、束缚着新兴知识阶层。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心理叙事,深刻揭示了在传统秩序瓦解与现代价值重构的历史夹缝中,觉醒主体突破精神围困的艰难心路历程。此外,小说中多处环境描写都暗喻了作者在家庭与社会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

4.1. 家庭创伤

小说开头描写了周围寂静的环境,这不仅让作者感到宁静惬意,更使作者陷入深思的境地,想起了去世的母亲和祖父。“自分はよくけがのことを考えた。一つ間違えば、今ごろは青山の土の下にあお向けになって寝ているところだったなど思う。青い冷たい堅い顔をして、顔の傷も背中の傷もそのままで。祖父や母の死骸がわきにある。それももうお互いに何の交渉もなく、―こんなことが思い浮かぶ。”([2]:p.129) (常常想起受伤的事,当时若稍有差池,我现在大约已仰躺在青山墓地的土里了。面色铁青冰冷,脸上和背上还有未痊愈的伤口,身畔是祖父和母亲的尸骸,且相互之间已没有任何交涉——浮现的就是这样的想法。) ([11]: p. 38)车祸对作者所造成的影响不仅是身体上尚未痊愈的伤口,而且周围静寂的环境使作者内心深处的家庭创伤开始显现——母亲和祖父的去世。在创伤心理学家卡洛琳·贾兰看来,如果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经常受到父母的冷落,甚至被父母虐待,很有可能会封闭自己的内心,感到无助和不安,缺乏安全感,慢慢地就会形成心理创伤,影响个体的身心发展([12]: p. 157)。志贺直哉12岁时,母亲因产后失调去世,几个月后父亲再婚。1910年志贺直哉在日记里写道:去给母亲上坟途中泪流满面。1912年其以亲身经历过的母亲去世与父亲再娶为题材创作了《母亲的死与继母》,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母亲强烈的思念之情。母亲离世对未成年的志贺而言,所面临的不仅是亲人关系的丧失,更是内心深处情感与心理支持的巨大空白。在缺乏母爱环境下成长的志贺,心理上缺乏家庭情感支撑,导致其与父亲产生敌对情绪并长期不和。

而祖父是对志贺直哉精神成长影响最大的三个人之一,志贺自幼跟着祖父母生活,缺乏双亲的关爱。祖父志贺直道是日本思想家和农政家二宫尊德的徒弟,全心全意为藩主相马家工作。任职期间,相马诚胤因精神疾病被囚禁在家,后因糖尿病去世。锦织刚清诬告志贺直道为了得到相马家产业监禁并毒杀藩主,这即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相马事件。志贺直道被拘留七十多日,社会上舆论大多是批评诋毁祖父和志贺家的言论。处于自我意识萌芽阶段的志贺此时心理异常敏感,这一事件不仅让他对家族的未来感到深深担忧,甚至在学校还遭受讥讽并产生厌学情绪。虽然最后查清真相祖父被无罪释放,但这对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志贺直哉生活和心理上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篇小说《和解》中,志贺站在祖父墓前想象与祖父对谈,内心平静下来消除了对父亲的不快,从中可以看出志贺对祖父的尊敬和依赖[13]。正是在这静谧的环境下,作者才会触景生情,平时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家庭创伤都因寂静而被重新释放。

4.2. 社会创伤

在小说中,出现的三个小动物分别为蜜蜂、老鼠、蝾螈,作者对前两个弱小动物死亡场景的描写不仅隐喻了日本那个时代真实的社会氛围和状况,也是作者再次直面内心创伤并展现给读者的生动描写。首先,作者在对蜜蜂的描写中,先向读者展现了蜜蜂生机勃勃劳作的场景,给人一种生命鲜活之感,而在一只蜜蜂去世后,其他蜜蜂的反应如下:足の腹の下にぴったりとつけ、触角はだらしなく顔へ垂れ下がっていた。ほかのはちはいっこうに冷淡だった。巣の出入りに忙しくそのわきをはい回るが全く拘泥する様子はなかった。([2]: p. 130) (它的脚收拢在腹部下面,触角无力地耷拉在脸上。其他蜜蜂都十分冷漠,它们忙着进出蜂窝,在一旁爬来爬去,似乎毫不介意。) ([11]: p. 39)。这种描写暗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现象对人性与道德的侵蚀。在笔者看来,蜜蜂暗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每天辛勤工作。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导致了资本的高度集中,低廉的工资、生活成本的提高使得人们越来越在乎个人的利益,根本没有时间去关心周围人。孤独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且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也反过来加重了人的孤独、冷漠。而作者的父亲在明治时代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家的道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常在身边作者陪伴,其与父亲的长期不和或许也与父亲资本家的冷漠有关。正因如此,志贺的不少作品都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例如在《范的犯罪》中,主人公因经济压力犯罪,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性底线的冲击([11]: pp. 22-36)。作为人道主义者,志贺直哉面对蜜蜂宁静的死亡时感到了静谧,表明其认为在大自然生存法则面前寿终正寝是最好的死亡方式之一。

相较于蜜蜂平静的死亡,中了鱼扦的老鼠在拼命挣扎想要逃生时还不断受到人们的嘲笑攻击。“ねずみは石垣へはい上がろうとする。子供が2、3人、40ぐらいの車夫が1人、それへ石を投げる...あひるは頓狂な顔をして首を伸ばしたまま、鳴きながら、せわしく足を動かして上流のほうへ泳いでいった。”([2]: p. 132) (老鼠试图爬上河边的石垣。两三个孩童,一个四十岁上下的车夫,正冲着老鼠扔石头……鸭子慌张地伸长了脖子,一边叫着一边急忙滑动脚蹼朝上游方向游去。) ([11]: p. 41)在整个事件里,从风景和人物的互喻关系中可以看到:有直接见到这件事的人、有间接听到此事的人、有在事件中行动的人、还有无数在旁看笑事的人,凸显了权力主宰者的暴虐和底层民众如草芥般的生存状况。小林秀雄曾悲叹道:“在文艺世界里,不沉湎于现实生活而又深刻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在今日的日本到底有几人呢?”([14]: p. 133)毋容置疑,志贺直哉是最合格的人选之一。他用隐喻赋予了“老鼠”表层和深层两层含义,同时还赋予了“老鼠”主体性的行为能力。这就使得“老鼠”与权力主宰者在两个层面上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关系,而这两层权力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关系隐喻。自然主体的“老鼠”和隐喻主体的“老鼠”都是无权无势任人宰割的对象。在这种隐喻关系的关联机制中,志贺直哉完成了对权力施暴者控诉的政治诉求。现实中,祖父曾因诬告而入狱被拘禁,刚开始审判的不公和报纸的颠倒黑白已让志贺直哉对国家权威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之后,在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中,工业与政府勾结,耕地被毒化,饮水被污染。有志之士联合起来抗议,政府仍然视而不见反而表示由此导致的任何小小损害都无关紧要,后来矿主们大批解雇工人,把那些工会活动分子排除在外。该矿山是由志贺祖父参与兴办,当他欲与朋友赴现场考察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阻挠。由于在青春期受到社会的压力和冲击,志贺的心理产生了对他人和社会的不信任和抵抗,影响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并对人道主义怀有消极的态度。小说中,作者最后不忍看到老鼠的临终,又深知自己无法阻止而悄然离去,同时又想到自己在遭遇车祸后也像老鼠一样为了活下去而四处寻求医生、朋友。老鼠身处险境在生还希望渺茫的情况下却仍然奋力抗争,难道不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人民为了对抗资本而不断反抗呐喊的生动诠释吗?作者悄然离去又想到自己受伤后和老鼠情形一样,难道不是其在经历过生活磨难与挫折后,内心创伤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吗?志贺直哉对所遭遇苦难的反抗与挣扎,含蓄地表现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抗议,却又无可奈何的消极心态。

5. 志贺直哉的创伤治愈

小说从开头贯穿到结尾的风景描写,不仅是作者回顾创伤经历、直面创伤的描写,还是创伤治愈过程的呈现。作者将丰富的身体感受与情感巧妙地融合在风景书写中,将自然风景感觉化和心理化。从这样的描写中,读者不仅看到了外在的风景,还看见了作者此时内心的宁静,看见了他修复自己心灵创伤的能力。刚在城崎温泉的疗养时,“頭はまだなんだかはっきりしない。物忘れが激しくなった。しかし気分は近年になく静まって、落ち着いたいい気持ちがした。稲の取入れの始まるころで、気候もよかったのだ”。([2]: pp. 128-129) (脑子感觉似乎还是不清晰,变得极其健忘,但心情却是近年罕有的平静,感觉安稳而惬意。正逢开始收割稻谷的时节,气候也十分宜人。) ([11]: p. 37)车祸带给身体的伤害并未完全治愈,但是周围宁静舒适的环境使人心情愉悦。空闲散步时,作者对小水潭里山女鳟和大河蟹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可以感知到其对美好生命的珍爱。虽然寂静的环境让作者想到了母亲和祖父的去世,但这并没有使作者恐惧死亡,反而对死亡产生了亲近感,并认为自己本该丧命却存活是因为还有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这表明心灵的创伤经过知识和时间的积淀在慢慢修复。其次,蜜蜂静寂的死亡给人一种亲近感,让作者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老鼠拼命挣扎的死亡给作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恐惧感,让作者不再满足于宁静的生活、不再沉湎于之前的创伤,开始接受生活中痛苦的一面,像“老鼠”一样为了生存而不断反抗斗争。

小说后半段对桑树叶的描写目前学界仍有争议,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为桑树叶体现了偶然性与特殊性,内部构造与外部环境共同造就了其特立独行。“大きな桑の木が道ばたにある。むこうの、道へ差し出した桑の枝で、ある一つの葉だけがひらひらひらひら、同じリズムでうごいている...すると風が吹いてきた。そうしたらその動く葉は動かなくなった。”([2]: p. 133) (路边有棵大桑树,朝着路对面伸出的桑树枝上,只有一片叶子以同样的节奏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地抖动着……这时一阵风吹来,那片叶子停止了抖动。) ([11]: p. 43)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并不是单纯地表现景物,而是作者有目的和意识地创作,很多作家通过风景修辞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并且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从而来认同作者的思想。这里桑树叶静止之前的不断晃动,与老鼠死亡之前的拼命挣扎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处的风代表了作者勇敢面对现实的一种尝试,最终作者坦然接受了现实(即经历的创伤),继续向前,在经历蝾螈之死后彻底顿悟。面对自己无意之举导致蝾螈偶然性死亡,作者的反应如下:“自分はとんだことをしたと思った。虫を殺すことをよくする自分であるが、その気が全くないのに殺してしまったのは自分に妙な嫌な気をさした。”([2]: p. 135) (我感到自己做了件无法挽回的事。我虽然经常做杀死虫子这样的事,但在毫无此意时失手杀生,这让我不禁对自己感到莫名的厌恶。) ([11]: p. 45)作者偶然性遭遇车祸却免于一死,而蝾螈却因飞来横祸意外死亡,这让作者深刻感受到生死无常。虽然人们和动物一样生死难料,但人们应该乐观地面对死亡,珍惜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刻。这说明作者心境已转变,对生活多了些许从容与豁达。小说的最后,作者平安无事离开了城崎。三年后即创作《在城崎》时,作者并未患上脊椎骨疡。如果把城崎当作志贺直哉逃避现实的地方,最后的离开不仅说明了病理创伤的痊愈,更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创伤也被治愈,开始重新面对现实的积极心态。

6. 结语

《在城崎》的结构分为东京的日常稳定状态和城崎的非日常稳定状态——这是一种分界;在城崎的非日常稳定状态之中通过对蜜蜂之死、老鼠之死、蝾螈之死的描写又出现了生与死的分界([1]: p. 55)。东京是志贺直哉经历创伤的地方,而城崎是志贺直哉短暂治愈创伤的地方。小说通过对蜜蜂、老鼠死亡场景的描写,暗喻了资本主义下人们的自私、冷酷、无情,表现了志贺直哉关注国家和社会状况,并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从蝾螈之死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被创伤所困,而是通过一步步探索达到生死并非两极,两者无太大差别的哲学境界。这对当代人如何对待生命看待生死,在挫折中如何面对生活等有重要启示意义。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跨入高人类发展水平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科学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存在心理创伤,尤其是正处于身心发展阶段的青少年。创伤并不是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事件,也可以是生活中遇到的不如意或者挫折等等困难对内心造成的影响。由此看来,这篇小说不仅表明志贺没有被过去经历的创伤所困,而是豁达地接受了生活中痛苦的一面,这对于学生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或许这也是《在城崎》被选为日本教科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否经历过创伤,通过解读《在城崎》都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死亡观,培养对生命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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