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威廉·福克纳在他的经典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描绘了格里尔生家最后一位贵族小姐艾米丽的悲剧命运。南方传统社会中对女性的压迫与规训，尤其是父权制和清教妇道观的深远影响，构成了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在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视角下，女主角艾米丽在社会规训中“自觉”地重复并内化了传统女性身份的操演，被塑造成南方文化中的“丰碑”式符号。然而，她的行为同时也隐含着对既定性别角色的反抗与超越，展现出一位在父权结构与社会期待中挣扎求生、试图突破束缚的女性形象。最终，福克纳以同情与钦佩之情，为艾米丽献上一朵玫瑰，以彰显她在挑战南方社会权力结构时展现出的勇气与反抗精神。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n his classic short story A Rose for Emily, portrays the tragic fate of Miss Emily, the last aristocratic lady of the Grierson family. The oppression and regulation of women in Southern traditional society, particularly the pervasive influence of patriarchy and Puritan ideals of womanhood, form the foundational causes of this trage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dith Butler’s theory of 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 protagonist Emily,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 norms, “consciously” repeats and internalizes the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female identity, thereby being shaped into a “monumental” symbol within Southern culture. However, her actions simultaneously imply resistance to and transcendence of prescribed gender roles, revealing a woman struggling to survive within patriarchal structures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 while attempting to break free from them. Ultimately, Faulkner, with both sympathy and admiration, offers a rose to honor Emily’s courage and defiance in challenging the power structures of Southern society.
1. 引言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是美国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南方作家兼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作品深刻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的社会矛盾、历史变迁与传统道德观的冲突。在福克纳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A Rose for Emily, 1930)中，故事的地理背景依旧设定在“约克纳帕塔法县”(Yoknapatawpha County)——福克纳倾注深厚情感的虚构南方王国。在这片承载着衰败南方记忆的土地上，在保守而封闭的杰弗生镇(Jefferson town)，福克纳塑造了没落的格里尔生家族继承人艾米丽小姐(Miss Emily)的悲剧形象。艾米丽的人生境遇揭示了南方女性在持续的家庭控制与社会规训下所承受的悲剧性后果，她被长久框定在“传统的化身”与“义务的象征”的角色之中[1]。因此，艾米丽小姐悲剧的成因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她在继承“南方淑女”身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挣扎。肖明翰指出，镇上居民及其延续的旧传统是导致艾米丽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2]。魏玉杰进一步指出，艾米丽身上始终存在作为女性和南方人之间的冲突，而后者最终占据上风，导致了她人生的悲剧[3]。南方社会中的父权制与清教道德观操控了艾米丽的人生轨迹，使她在承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规训下，最终沦为旧道德、旧价值观的牺牲品。然而，艾米丽在这一压迫性社会结构下所表现出的反抗与超越，也不容忽视。探讨艾米丽的女性主体性，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福克纳为她献上玫瑰花的深意。因此，本文以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的性别操演理论为视角，探讨艾米丽在被动操演既定女性角色的同时如何对社会操演规则进行反叛。
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概念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人类并没有先天的内在自我或主体性，而是通过后天对特定社会角色或规范的(被迫)反复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在学术界，操演理论研究的最突出成果是朱迪丝·巴特勒提出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 [4]。在她的经典著作《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 1993)中，巴特勒借鉴了女性主义、现象学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德里达和福柯等学者的相关理论，使用了“操演性”这一术语。巴特勒强调，性别并非自然或本体论的存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需要在社会规约和权力监控下通过重复的、持续的社会性操演来维系[5]。因此，性别认同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受社会交往、文化认同及权力关系的塑造。正如学者都岚岚所指出的，主体性的形成问题体现了在父权制文化的统治下，女性从未真正拥有主体性，其地位是按照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进行建构的，这一建构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所遭受的压迫[6]。然而，巴特勒进一步指出，性别在重复实践的过程中既被生产出来，也被去稳定化，而这种不稳定性正是重复实践本身所蕴含的重塑可能性[5]。这意味着，主体不仅是社会规范的产物，同时也具备改变这些规范的潜能。因此，性别表演并非总是被动的，在特定条件下，表演性行为可以是主动的，甚至具有颠覆性[4]。基于性别操演中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双重特征，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艾米丽的性别身份建构。她在不断被动操演符合社会期待的“贵族”与“淑女”角色的同时，逐渐展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挑战性别规范的边界，艾米丽的行为传达出对传统性别主体性重建的诉求，揭示了她作为个体在性别操演过程中的反抗与超越。
2. 性别操演的被动性：南方的旧丰碑
在福克纳构建的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中，杰弗生镇作为核心地理空间，承载着传统道德、宗教文化与精神价值，宛如旧南方父权制等级秩序的历史容器。
随着南北战争后的社会重建、资本主义兴起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南方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种植园经济体系解体，贵族阶层衰败，北方工业化与现代意识的涌入不断冲击着南方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尽管如此，杰弗生镇内部仍依靠幽灵般残存的父权权力机制，顽固地维系着早已衰败的贵族理想和性别秩序。
作为没落贵族家庭的女性继承人，艾米丽被社会赋予了旧南方价值体系的象征意义，她身上凝结着过去时代所遗留的性别与阶级规训。福克纳运通过非线性叙事手法，以时间碎片化、非顺序的方式拼贴艾米丽的生命轨迹，这种断裂的时间结构不仅表现出她个体意识与现实社会的错位，也进一步突出她作为“时间的遗骸”被动留存于历史阴影中的象征性身份。在南方文化崩塌与现代价值冲击交织的历史断层中，艾米丽仍被置于社会凝视的橱窗之中，成为被陈列的“过去的遗存”。在性别操演理论中，性别身份并非本质性的，而是在社会规范和文化规训中通过重复性的行为实践而形成。艾米丽的处境正是这一性别操演的典型体现：家族的权威与社会的监督交织在一起，为她设定了一整套南方“旧丰碑”式的性别操演规则，使其在意识形态与生存空间中“自觉”内化并重复演绎着“理想”贵族女性的形象。
对艾米丽而言，宅内是家长制父权的禁锢，使她的生命轨迹从一开始便被严格控制；宅外，则是更广泛的男性气质社会的规训，透过社会的凝视与道德的枷锁，持续塑造并限制着她的行为方式。艾米丽的父亲，作为旧南方格里尔生家族的大家长，南方父权体制的具身化代表，以叉开双脚、手持马鞭的姿态，对艾米丽实施着“淑女”教育，抹杀与阉割了艾米丽作为女性个体的欲望与梦想。从她的社交生活到个人选择，都在父亲严格的约束下进行。父亲通过日常的言语、动作确保着艾米丽被牢牢束缚在封闭的家庭结构和性别角色中，使其成为终日活在男人影子里的南方女性、成为静止的文化标记。而在父亲的持续制度化规制下，艾米丽也“自觉”操演着南方贵族淑女身份，无意识地服从和内化传统父权体制。在父亲去世后，她仍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始终坚守着家族大宅，任由父亲的画像悬挂在家中；她承袭着旧式贵族做派的生活方式：佩戴挂表，拄着镶金的乌木拐杖，睡着带有床幔的胡桃木制的床以及延续着雇佣黑人仆人的传统；当新市长寄税单要求艾米丽缴税时，艾米丽坚称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她家族的税务，保持着自己作为贵族淑女绝不屈从的姿态。在全镇实行免费邮递制度之后，艾米丽小姐也拒绝在她门口钉上金属门牌号，附设一个邮件箱。她的言行举止表明她继续操演着作为贵族小姐应有的高贵姿态和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除了家宅内父权制对艾米丽的规训，家宅外充满男性气质的社会更为艾米丽堆砌起了顺从、贤淑、贞洁贵族女性的坚固丰碑。小说采用倒叙与碎片化结构，由杰弗生镇居民集体视角构成的“我们”展开回忆式叙述，学者刘玉宇更是直接道出了“我们”是生活在杰弗生镇与艾米丽同龄的男性居民[7]，在叙述者的男性意识下，艾米丽被长久框定于端庄优雅的南方淑女的画像之中。艾米丽小姐的父亲去世前，在“我们”的描述下，年轻的艾米丽是有着苗条身材，身穿白衣的贵族小姐，而当她经历了丧父、失恋的变故后，在“我们”的视角下，“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一脸隆起的肥肉”等笼统粗略的外形描述使得艾米丽丧失了“我们”所定义的一切美好的女性气质[1]，“我们”对艾米丽外形的审判故意忽略了导致艾米丽风光不再的根本原因。艾米丽小姐去世后，“我们”仍执意将艾米丽小姐与内战中的南方士兵“葬在一起”，将她的个体身份与南方历史深度捆绑，使她从一个性别模糊的孤独个体升华为一种无性别化的、静止的文化符号。小说中艾米丽并不是被男性社会审视与规训的唯一个体，“我们”对镇上其他女性的描述同样深刻地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言说与塑造方式。镇上的妇女们被刻画成驯顺且肤浅的存在，仿佛仅仅是男性话语权下的被动受体。两次葬礼的描写中，“我们”对男性形象的关注显然更为鲜明：镇上的男人们穿着南方同盟军的制服，以庄严、得体的姿态祭奠格里尔生家族的两位家主，显现出一种高度仪式化的南方历史文化情结。这种描述暗含了“我们”男性集体对旧南方荣耀的缅怀和依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女性的轻描淡写。女性被刻画成没有见过世面、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艾米丽的八卦、满怀猎奇心理的庸俗群体。女性的形象被“我们”限制在好奇心过盛和思虑浅薄的框架中，进一步贬低了她们的社会角色和文化意义。她们的声音虽在小说文本中被“记录”，却始终被“我们”以男性主导的视角进行过滤和解读，从而丧失了原初的表达权。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女性被排除在叙事的权力中心之外，成为男性书写旧南方记忆的陪衬和背景，杰弗生镇上的女性也逐渐将父权制视作了一种被普遍接受和不易质疑的社会常态，并驯顺地操演着男性通过语言行为、意识形态等方式为他们构建的服务于男性社会身份。作为旧传统最自觉的拥护者，她们手持清教主义妇道观的戒尺对“格格不入”的艾米丽施加暴力。当艾米丽小姐与北方佬荷默并肩同乘一辆马车出行时，“我们”、老人与妇女们都以一句“可怜的艾米丽”看似表示同情，实则带有对艾米丽身份规训的语言提醒着艾米丽在传统妇德观中的越界行为。而女人们的话：“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更加挑明了艾米丽小姐与北方佬在一起的行为是她们作为“淑女”与“贵妇人”形象捍卫者、社会规范维护者所不能容忍的，在妇女们找来牧师和艾米丽的堂姐妹施压无果后，对于所有人来说唯有艾米丽小姐自杀才是修正这一道德与宗教错误的再好不过的结局。当妇女们察觉到艾米丽小姐的心上人似乎离开杰弗生镇后，她们又企图上门以便更进一步监视艾米丽接下来的行为。镇上女性居民对艾米丽的评判与监视则是顺从与认同社会男性权力的绝妙体现，是男性维系其社会地位重要而不为人所察觉的手段。展现了贵族小姐艾米丽甚至是杰弗生镇上普通妇女在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范式与操演范式。
由充满男性气质的叙述者“我们”和被父权社会规约成功的妇女构成了艾米丽小姐身处南方社会的集体声音，这种声音时刻伴随着艾米丽小姐，在时而客观、时而主观的言语规制中，艾米丽小姐被动地操演着自己“需要被社会承认”的贵族身份。在杰弗生镇上的居民将参加格里尔生家族成员的葬礼、无时不刻监视艾米丽生活视为与旧南方荣耀连结的仪式，内化成为了南方社会特有的模式。在这样的人际紧密联结的社会语境下，艾米丽不得不继承旧南方的历史遗产，接受被社会所界定的南方贵族女性身份，她的行为与情感都被强制地用传统标尺严格丈量，终身都囿于社会的期许和制约中。
福克纳通过非线性叙事与空间象征进一步强化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对艾米丽的全面规训。艾米丽的性别身份被牢牢禁锢于刻板且压迫性的性别操演规则之中。作为贵族女性，她被要求操演“贞洁、顺从、庄重”的性别角色，并如影子般服从于家族男性的管控。作为杰弗生镇的女性居民，男性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为她设定了清晰的外在边界，而被驯服的女性则通过流言蜚语和集体舆论巩固她作为“道德楷模”的地位。艾米丽的生活被仪式化地展示出来，她的每一个举动都被镇民赋予象征意义，她并未被允许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存在，而是被迫将自己转化为社会集体意志的符号性载体，成为镇民缅怀旧南方荣光和再确认现存性别秩序的工具。无论是艾米丽由于长期独居于破败家宅中形成的宁静、无法接近、乖张怪异的性格，还是她拒绝缴纳税款的执拗行为，这些实际上都是对社会性别操演模式的“自觉”回应。仪式化的性别操演从根本上压制了艾米丽的主体性。
3. 性别操演的主动性：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尽管艾米丽被置于父权和社会规训的双重压迫下，她并非完全被动地屈从于性别操演的既定模式。在这种表面顺从的操演背后，她的某些行为也展现出微妙的反抗与主动性。她选择固守家族大宅的行为，正如学者肖明翰所言“她与世隔绝，并不是对传统的认同，而是对它的抗议”[8]；她坚持不缴税的行为表面上是家族特权的延续，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她对新兴社会秩序的不屑与抗拒。甚至在她与荷默·伯隆的关系中，那种看似违背社会期待的情感纠葛，也可以解读为她试图在禁锢的性别与婚姻框架中，尝试争取个人情感自由的一种努力。艾米丽的行为凸显了性别操演中的“不稳定性”，即巴特勒所强调的重复实践本身的变异性和解构力量。艾米丽在南方旧贵族文化和现代社会变迁的夹缝中，通过不断挑战性别操演的边界，展现出对传统性别主体性的颠覆与重塑诉求。她的行为不仅映射了女性个体在社会规训下的挣扎与反抗，也彰显了她在权力结构中的能动性，以微妙却坚定的方式介入并重构既定的性别规范。
艾米丽在面对征税问题时的表现，是她对性别操演策略化运用的典型例证。她并未完全屈从于社会期待，而是以沉默、回避甚至冷漠的态度，对社会权力结构的试探作出模糊而强硬的回应。她拒绝走出家宅与新政府直接对话，而是以便条的形式告知她的拒绝，她的沉默和不合作看似被动，却实际上成为她主动操控局势的一种方式。当代表团进入她的家宅时，她选择不邀请他们入座，而是站在门口，以一种空间上的距离感，明确地划定了她与外界的界限。那一句“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既是对历史权威的援引，也是她对新秩序合法性的否认。这种短暂却极具分量的“操演”构成了艾米丽在沉默中对男性政治权力的有力对峙与挑战，而她拒绝与代表团进行更深入的交谈，实则体现出对被动卷入主流权力话语的坚决抗拒。艾米丽通过这样的操演，不断对主流社会所期待的性别角色进行微妙修改。她的拒绝、疏离和借助过往权威的姿态，既戏仿了社会对“顺从女性”的期待，也协商出了新的身份空间。这种操演不仅让她在家族遗产的框架内保持了形式上的“淑女”形象，同时也暗中对抗着主流社会对她的规训。艾米丽的行为表明，性别操演并非单向度的屈从，而可以成为一种反制的策略，尽管她的抗争是孤独的、间接的，却不可忽视地撼动了既定的性别与社会权力秩序。
短篇中对于艾米丽外形与肢体行为特征的描写也突出了艾米丽对传统规定女性身份的越界与反抗。文中除了对艾米丽大致的体型的描述外，较少将关注点落脚在艾米丽的女性外形特征上，而唯一出现过多次的就是她的头发。在父亲病逝一段时间后，艾米丽剪短了自己的头发，剪短发的行为也是艾米丽打破传统女性行为路径的一种标志，即使家中父权对她的影响并未消失，但她拥有了一定的跨越规则红线的女性主体意识，在艾米丽残留在枕头上的头发也被描述为“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1]，这仿佛是为艾米丽赋予男性特质的隐喻，昭示了她不再完全受制于传统的性别期望，而是通过身体的象征性变化，暗中抗争并重塑自己的身份。此外，艾米丽衰老后的形象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身体政治的抗争。她逐渐变得臃肿、苍白，与社会对于女性应保持年轻、精致的期待背道而驰。然而，她并未主动回应外界对她外貌变化的评判，而是以沉默和封闭的姿态，抗拒被父权社会定义。艾米丽突破性别规范所呈现出的形象，使她成为抵抗社会凝视的象征性存在。
在与北方佬的恋爱中，艾米丽作为女性的反向操演意识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南方贵族社会的道德观念中，女性的婚姻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家族荣誉的延续。然而，艾米丽在父亲去世后执意与身份低于她的北方工头荷默·伯隆交往，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旧南方社会等级秩序和性别角色的挑战。此后，艾米丽不仅走出了家宅，甚至每周与恋人并肩同乘一架马车出行，她由站在男性身后移动至与男性并排的位置转换表明了她对南方社会所界定的女性身份进行修改与对抗的决心。她高高昂起的头颅一方面是她身为贵族所具有的姿态教养，另一方面也是她女性气质的觉醒和对社会打造的南方淑女神话的颠覆。为了抵抗社会对“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的言语规制[1]，她一改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频繁出入服饰店、首饰店，并主动购买男士用品。艾米丽的举止不仅打破了对女性消费行为和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更以“张扬”的姿态向镇上的居民证明她与北方佬荷默·伯隆婚期将近的事实。这种行为不仅是她试图对抗社会流言的方式，也对小镇居民围绕她所构建的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修正。艾米丽的每一个“得体”的行为举止，都仿佛成为镇民对旧南方文化进行自我确认的标尺，而艾米丽以主动的方式将自己从被动的符号化存在中解脱出来，试图通过操演不同于社会期望的行为，为女性主体性争取话语空间。当北方佬并未兑现与艾米丽结婚的誓言时，艾米丽购买砒霜毒死他的极端做法虽然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道德争议中，但却无疑打破了社会对于女性“被抛弃”后的被动形象的定义。通过这一举动，艾米丽夺回了对性别关系叙事和自我命运的控制权。她用霍荷默·伯隆的生命为女性的情感与尊严立碑。她选择将荷默的尸体长期留在家中，这一行为不仅彻底违背了南方社会对“贞洁”贵族女性的期待，也暗示着她对婚姻制度及其背后父权体制的根本性拒绝——她不愿被抛弃，更不愿屈从于社会对女性依附性身份的规训，她实现了将男性权威禁锢在自己掌控之中的隐喻性反击。
在整个叙事中，艾米丽的行为展现了她如何在一个不断试图定义她的南方世界中，如何努力探索与争取自己的性别身份。生活在一个被父权制和旧南方清教主义道德规范严密束缚的社会中，艾米丽的操演行为——无论她的发型与容貌的变化、对权威的抗拒以及与荷默·伯隆的纠葛——都隐含着她对社会规制的抵抗与对自我性别身份的赋意。尽管艾米丽的主体性建构在根本上仍受到社会规范的限制，其抗争可能是短暂或片段式的，但她的行为依然透露出一种试图突破既定性别框架，超越社会规制的渴望。这种挣扎映射出女性个体在自主性与社会压抑之间所展开的一场复杂且静默的博弈，揭示了在规训之下仍旧不屈不挠的自我探寻与身份诉求。
作者威廉·弗克纳虽未成为故事的直接讲述者，但完全可以透过文字看出福克纳对他所塑造的南方女性人物艾米丽所倾注的独特情感。福克纳明确指出，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在自身欲望与冲动之间挣扎，同时又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地方、以及他所在小镇、他所属于的家庭的社会良知对抗”的人[9]，艾米丽正是这一类人物的代表，她身上既凝聚了旧南方贵族阶层逐渐衰败的文化符号，也体现了女性个体在权力结构中挣扎求生的命运轨迹。福克纳通过艾米丽的孤独、抗拒与沉默，勾勒出一个在社会变迁与性别规训双重夹缝中顽强生存的女性形象。因此，福克纳极有可能是题目中为艾米丽献上“玫瑰”的那个人，而这一象征性的举动不仅代表着对艾米丽悲剧命运的怜悯，更饱含着他对她身上所承载的南方文化记忆的缅怀与敬意。福克纳深深热爱南方的土地与传统，他将玫瑰献给艾米丽，亦是献给那段正被时代淘汰、却依然顽固残存的文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艾米丽就是那些南方邦联老军人们心中的玫瑰[10]。然而，这一献礼并非只是对旧日荣光的浪漫怀旧，更是对塑造艾米丽悲剧命运的社会结构与权力逻辑的深刻反思。那些根植于南方社会中的父权制与清教主义性别规范，构成了禁锢艾米丽的无形牢笼。福克纳深知这些压迫性结构如何扼杀像艾米丽这样的女性个体的自主意识与独立人格。然而，正是这种要求艾米丽服从的父权结构与社会制度，也为她提供了在其中进行微妙反抗的机会。福克纳塑造的艾米丽不仅是这些社会力量的受害者，也是自我性别身份的斗争者与赋权者。尽管她的行为局限且微小，却承载了巨大的抵抗意义，展现了一个脆弱却坚韧的女性主体如何在压迫体系中挣扎求生的历程。
由此，福克纳的文本以艾米丽的生命轨迹折射出南方历史的衰败与变迁，更展现出了对南方社会中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深刻思考，福克纳向艾米丽献上玫瑰是他在敬意中表达对艾米丽在压迫与规训中顽强求生的女性意识的赞礼。甚至可以说，拥有反抗精神的艾米丽就是那朵永不凋零的玫瑰。
4. 结语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通过艾米丽顺从与反抗交织的人生轨迹，揭示了性别操演中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双重特征。作为南方传统文化的“纪念碑”式继承者，艾米丽在社会期待的规训下，“自觉”履行了捍卫家族荣誉、遵从清教妇德与父权的性别角色的操演。然而，作为这一文化体系的潜在挑战者，她的女性主体性在福克纳的叙事中同样得以展现。福克纳揭示了社会期望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张力，探讨了性别身份构建的复杂过程。艾米丽“衰败”的容貌、“高傲”的肢体语言，以及“离经叛道”的处事方式轨迹，共同映射了女性个体在结构性社会压迫下寻求突围的路径。福克纳为艾米丽献上的“玫瑰”既是对她作为南方传统象征的致敬，更饱含对其身处束缚中奋力超越的深切同情与理解。她的悲剧命运成为了被传统与进步双重力量困住的南方女性命运的隐喻，她们对自主性的渴望被那些深植于南方社会的腐朽文化遗产所挫败。福克纳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呈现了对南方的深刻、复杂的视角，他既承认南方父权制与传统所带来的痛苦遗产，又认识到像艾米丽这样的女性个体在试图摆脱社会束缚时所做的短暂但富有意义的努力。艾米丽这一形象因此超越了单一的悲剧角色，成为社会、文化与性别多重维度交汇下的象征性存在，为读者重新审视女性身份构建与社会规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