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黑人艺术运动”时期崛起的非裔美国诗人代表，丽塔·达夫以其卓越的诗学造诣在美国非裔文学史乃至整体美国文学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学术界普遍将其视为继格温多林·布鲁克斯之后最训练有素和技巧高超的非裔诗人。达夫秉持世界主义的文化理想，旅行主题贯穿于她的诗歌始终，表现了非裔美国文学旅行书写的世界视野，这一特征不仅折射出非裔美国文学旅行书写的全球化转向，更形成了双重维度的诗学建构：诗人通过旅行经验的审美转化，艺术化呈现非裔群体与世界对话的动态图景；与此同时，藉由旅行叙事揭示族裔主体在跨文化场域中的认同危机，进而展开对“美国性”的深度叩问。达夫自身的跨国经历——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德国的求学历程及其跨国婚姻——使其旅行书写超越了地理位移的表层意义，转化为文化越界与身份重构的心理图式。当前学界对达夫作品的研究多聚焦于离散、种族政治与空间诗学等传统维度，对其旅行书写中流动性与身份建构的互文关系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
“旅行”概念在本文中被界定为兼具地理位移与文化越界的动态过程。《现代汉语词典》与《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对旅行的界定虽在空间尺度上存在差异，但均以“跨地域流动”作为核心语义要素。这种流动性特质使旅行文学天然具备双重属性：既是物理空间迁移的客观记录，亦是文化主体在跨语境实践中自我与他者认知的叙事载体。旅行文学兼具客观性描述和主观性反思、科学的准确性和言说的虚构性为一体的特征([1]: p. 153)。20世纪后期人文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地缘政治批判，使得旅行书写从文学亚类型升华为重要的理论话语场域。在此视阈下，旅行不仅是现代性语境中的生存策略，更成为身份建构的认知装置。当身体在异质空间中持续流动时，固有的家的概念模糊不清，身份认同进入动态协商的过程。诗人通过旅行书写揭示的，不仅是地理坐标的转换，更是族裔身份在主流文化规训与自我重塑之间的辩证运动。当主人公游走于文化边陲时，既承受着身份焦虑与归属困境，也通过流动解构固态认同模式，在跨文化碰撞中建构混杂性(hybridity)身份。
2. 四处漂泊的游牧艺术家
鲍曼的流动现代性理论认为，在当代，社会结构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不像现代时代的固体和稳定的结构[2]。这揭示了后现代主体的无根状态，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个体化使得社会成员陷入不稳定、不安全的生活境遇。“游牧民族”在人类学中常被视为一个民族志词汇，指依靠流动生计，随着环境和季节变化不断迁移居住地，长期不定居在固定地点的人群。“游牧”一词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性框架内被广泛讨论。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流亡、游牧和流散：西方经典中流动性的利害关系》一文中强调了游牧作为西方社会和思想总体特征的替代品和解药。他认为“流动性的概念是西方经典的核心；他者徘徊在其边缘”([3]: p. 17)。游牧群体的家是具有双重流动性的，到处都是家，但居无定所([3]: p. 21)。他们所拥有的并非可以被称为真正的、永久的、梦幻般的家园，而是一种似家非家之感。游牧群体离开母国后将原来的土地去领土化，在到达后将新的土地重新领土化。作为后现代隐喻主体，游牧能够反抗内部权力，利用自身外部动力作为保持抵抗的策略。
达夫对游牧与流散主题的偏爱，源于二者均以漂泊为生存底色。流散不仅强化了主体与母国的心理疏离，更通过持续流动消解了固定身份。相较于传统移民叙事中追求文化同化与在地固着的生存策略，当代游牧群体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流动性生存范式——其主体性建构始终处于动态位移之中，通过持续的空间越界实践不断重构“家园”的语义场域。达夫的旅行诗歌构成对这种现代性生存境遇的美学诠释：在其欧洲叙事中，诗人刻意保持与客居地的疏离姿态，将欧洲大陆定位为临时性文化驿站而非终极归属地。达夫这种超然的心态使得她对欧洲经历的书写带有一种客观性、多元性和协商性，马琳·派瑞拉(Malin Pereira)因此称达夫的诗歌展示出一种“融入布鲁斯的游牧主体性”([4]: p. 5)。达夫的诗歌中出现一批美国黑人组成的游牧群体，他们有着共同欧洲漫游经验，作为文化他者，被放逐至欧洲社会的边缘地带，然而这也催生出跨文化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通过持续的空间漫游，游牧主体将地理层面的流散状态转化为文化层面的越界实践，最终在主流文化的裂隙中建构起具有对话特质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达夫笔下这群在欧洲的游牧艺术家身处霍米·巴巴所称的“第三空间”这片文化协商的灰色地带。
在《莎士比亚说》(“Shakespeare Say”) ([5]: p. 89)一诗中，黑人布鲁斯歌手杜普里在欧洲与美国文化夹缝中的挣扎与创造，展现了游牧艺术家如何通过流动性实践与跨文化符号的挪用，在异质空间重构身份与生存可能。作为旅居欧洲的游牧艺术家，杜普里将莎士比亚与爵士乐的并置，正是巴巴所谓“文化混杂”的实践：通过挪用霸权符号(莎士比亚)与边缘文化(爵士乐)，生成新的意义系统，瓦解欧洲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保留非裔文化的核心精神。这种策略不仅挑战了“他者化”凝视，更在跨文化碰撞中创造了新的身份可能性。“漂流”的船象征杜普里作为游牧艺术家的无根状态，其身体在跨大西洋的迁徙中不断解域；“故乡路易斯安那”与“错误的声音”的并置，揭示非裔游牧主体在欧洲文化霸权下的身份割裂，声音的“错误”暗示语言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杜普里将爵士乐“错误”转化为艺术优势，将非裔美国人的布鲁斯传统与象征欧洲经典的莎士比亚嫁接，生成新的文化语法，通过挪用与混杂欧洲经典和美国民间符号，将文化冲突转化为创造性资源，实现跨大西洋身份的协商；“此刻的胜利”短暂消解文化疏离，酒吧成为游牧主体性赋权的临时舞台，为黑人、黑人文化创造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此外，《在慕尼黑德国作家研讨会》(“At the German Writers Conference in Munich”) ([5]: p. 101)中的无名黑人作家也是这类四处漂泊的游牧艺术家的代表，在体制化的文化场域中通过观察、戏仿与符号颠覆，创造批判性的生存空间。大厅的“苍白紧绷”与叙述者“非我之肤”的对比，凸显游牧艺术家在白人主导空间中的疏离感。通过视觉与触觉的多重感知，将会议厅从规训空间转化为感官批判的舞台。挂毯上的协会名称“印刷商与造纸商联盟”，将文学与工业资本捆绑；拉丁文横幅的猜测“妻子与犹太染工联盟”以荒诞的并置，通过戏仿协会名称与扭曲意象，瓦解权威叙事的稳定性。叙述者的身份始终处于“在场”与“疏离”的阈限状态。作为文化他者，其观察视角既介入又超然，体现了游牧艺术家在跨文化场域中的身份协商。达夫以诗学语言将会议厅重构为“第三空间”，由此权力符号被解域，边缘经验获得发声可能，在权力结构的裂隙中开辟动态的生存领地。
3. 无家可归的过客女人
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中，流动性加剧了“家”的功能性消解，促使传统意义上以固定空间为核心的归属概念被重新审视。“家”不再局限于地理坐标，转而与个体的生存观念及人际网络深度绑定，“无家可归”由此脱离社会学层面的字面含义，即“没有家居住在公共场所”([6]: p. 442)，演变为一种流动的主体位置——它既是矛盾与争议的焦点，也是认同与反认同交织的场域。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从朝圣者到观光客——身份简史》中指出，身份作为“一种现代发明”，是“一种逃避不确定性的方式”，始终以“将来时态”存在([7]: pp. 18-19)。鲍曼以朝圣者作为现代生活的形象，以漫游者、流浪汉、观光客以及游戏者作为后现代生活的隐喻。此外，鲍曼强调了游客与无家可归状态之间的关系：游客实际上“有一个家”，或许“至少应该有”，但由于他或她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他或她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家在哪里([7]: p. 30)，在跨地域体验中陷入归属的迷惘。自20世纪以来，战争、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模糊了家的边界，使无家可归成为现代性生存的核心命题——它不再指向空间的匮乏，而是主体在流动性中重构存在的认知范式。
丽塔·达夫采用旅行叙事作为一种寻求生命和自我意义的形式，塑造了一个过客女性群体。“过客女人”(Transient Women)是Lynette D. Myle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黑人女性重塑霸权秩序中的地位及主体性的有意识行为([8]: p. 347)。达夫诗歌中的女人们困居在家园中，对于非裔女性而言，家宅并非理想的避难所，而是束缚非裔女性身心的牢笼。在《周日绿荫》(Sunday Greens) ([5]: p. 195)中，困居在家中的比尤拉的家是不稳定的，身份是无法获得的。诗歌首节四次重复“她想要”，强调对传统与现状的不满和对变革的渴望。本应温暖舒适的家庭被描绘成了一个在炎炎夏日像动物园一样“臭气熏天”的地方，一个禁锢灵魂、充满腐朽与压抑的监狱。在厨房游刃有余的工作又唤起了她的自豪感，象征她对于获得权力重拾身份的渴望。诗中，锅里的“骨头”与“肉”象征了传统的残余与往昔的重负，毫无生机。厨房在此成为了非裔女性的“骄傲之地”，“如稻草般闪亮”，表明她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加深了比尤拉逃离不稳定压抑的家庭束缚以及向往自由和权力的渴望。家中的男人睡在楼上，对她的欲望和她在厨房里做的工作一无所知。这意味着对性别角色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批判。非裔女性急切想要通过远离现实家园，尝试构建一个新世界，在游历中感受处处是家的理想状态。
《巴黎的岛国女人》(“The Island Women of Paris”) ([9]: p. 65)中以异域化风情在巴黎街道游刃有余、自信穿梭的黑人女性是典型代表。本诗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女人来自哪里，只称她们为“岛国女人”，这可能表明她们来自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岛屿国家。本诗开篇描述了这些女人自信地在城市中穿行，“像赛艇一样从一条街道滑到另一条街道”，“与车流冷静地谈判”：巴黎的街道代表殖民国家的象征性空间，她们以身体的轻盈移动消解城市交通的规训性，将街道从功能化的通道变为自由表达的舞台。女性“仿佛刚发明了目的地”暗示其路径的非预设性。过客女人的主体性在此表现为对殖民地理的主动改写——目的地非固定坐标，而是通过移动不断生成的临时锚点。移民者在“中间地带”中重构归属，拒绝被单一文化编码。每位女性“自成国度”，将离散身份从地理依附中解放，家不再绑定于领土，而是根植于身体的流动实践。“皇室礼仪的偶然”暗指殖民历史强加的流动轨迹，而岛国女人将这种“偶然”转化为自我定义的契机。女性头巾“高傲如鹦鹉”(haughty as parrots)，“编发”形成了“空气牢笼”，将身体“装饰气质”转化为文化抵抗的符号，隐喻非裔女性以朱迪斯·巴特勒式的“操演性”重构性别与种族身份，将殖民凝视转化为自我赋权的视觉政治。这首诗以一个警告结尾：“最好不要与岛国女人对视”，通过凝视的逆转，拒绝被客体化。过客女人在巴黎的街道上，以诗意的移动与装饰，书写了其“无根之根”的生存智慧。
在流动性主体的生存论视阈下，“过客女性”彻底颠覆了传统空间归属的固态认知范式。这类群体通过持续的身体位移实践，将“家园”概念从地理坐标的具象指涉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动态的认知建构过程——其主体性生成既不依托于物理空间的永久占有，亦不寻求文化场域的静态融合，而是在永续的越界旅程中，实现精神、政治与存在的辩证统一。《计算》(“And Counting”) ([9]: p. 53)中坐在意大利餐馆里在账单上创作的黑人女诗人也是过客女人的典型代表。“put me under”(“使我失去知觉”)与“telepathic communication”(“心电感应”)表现黑人女诗人陷入感官麻木状态，身体成为被消费空间规训的对象，因空间异化而失去主体性。“短途旅行”与“脚踝扭伤”以琐碎的身体经验解构传统旅行文学的浪漫化叙事，通过身体的困顿与倦怠中断空间的流畅性，将旅游空间从消费主义语境中剥离。奖学金与写作的关联，暗示知识生产成为资本流通的副产品。身体通过味觉与醉态在驯服与抵抗间摇摆，体现其“阈限身份”。达夫的诗歌是流动性记录，在“未完成”的写作与“未结清”的账户中，黑人女性从无意识的客体到有意识的力量的运动，达到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身份的深化，以诗学智慧重写归属的可能。
4. 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
全球化浪潮与跨文化碰撞深度重塑了现代社会形态，传统身份认知范式遭遇系统性危机，转而让位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开放性认同模式。英国社会学家杰拉德·德朗蒂(Gerard Delanty)在《劳特利奇国际世界主义研究手册》中提出的观点对此具有关键阐释力：世界主义既非文化趋同的乌托邦想象，亦非殖民逻辑的变体延续，而是一种基于差异协商的创造性实践，旨在通过文化主体间的创造性互动和对共享世界的探索才能形成“多样性中的统一”(“a unity in diversity”) ([10]: p. 6)。这种范式转换催生出新型主体形态——世界主义公民(cosmopolitan citizen)，其身份认同摆脱民族国家的桎梏，转而根植于情感记忆、伦理自觉与跨文化想象力，形成流动性的政治认同。
丽塔·达夫的诗歌正是世界主义实践的文学注脚，她的创作融合黑人文化基因、美国经验与欧洲美学，以双重超越性重构身份：既突破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的族裔本质主义桎梏，又颠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等级秩序。作为来自欧美文化语境的黑人漫游者，达夫的身份在地缘政治场域中呈现矛盾张力——在欧洲，她被异化为“神秘他者”，强化殖民话语的认知惯性；在东方，其美国公民属性又将其推向“西方代理人”角色。这种双重流动经验深刻表明，达夫的世界主义文化认同正是在这种跨地域流动经验中逐步构建成型。通过个人与世界关系的辩证思考，揭示出流动经验对身份形塑的建构性力量。这种基于主体间性的认知模式，使得达夫笔下文学的旅者角色在旅行过程中培育出包容性思维，最终实现向世界公民的象征性转变。
达夫的舞蹈诗歌《哒哒恰恰》(“Ta Ta Cha Cha”) ([11]: p. 20)，达夫世界主义文化身份构建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主人公的流动性经验与威尼斯的碰撞，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下世界主义公民身份的复杂性。诗歌背景设定在威尼斯——历史上殖民贸易的枢纽，其“大理石花纹雕像”与“天空碗”暗含殖民国家遗产的压迫性。诗歌主人公“美国人”身份与威尼斯景观的并置，凸显跨文化流动中的异化感。“大理石雕像”与“凉鞋背包”的对比，通过视觉符号的碰撞，凸显欧洲文化凝固性与游牧者临时性之间的张力。“五只鸽子在翼尖前飞散”中，“机翼”隐喻全球化技术对自然的压迫，鸽子的飞散象征主人公在流动中被迫的碎片化。鸽子的“咕咕声”与叙述者的“迷失”相呼应，暗示阈限状态下的身份摸索。主人公通过拾取“苍白的斜体答案”，象征在文化间隙中捕捉碎片化归属。“斜体”作为书写符号的变形，表现其对固定文化标签的拒绝。“灰色流浪者”作为城市边缘人，其“舞蹈”是对规训空间的戏仿。《穿衣》(“The Dressing”) ([12]: p. 72)中，叙述者宣称“我自由借用奇异的装饰”，借用“奥斯曼苏丹的头巾”“法语短语”“凯撒的斗篷”“非洲长袍”等异域文化符号，表现其多元性生存策略。混血黑人小提琴演奏家“布里奇托尔”的命名暗指历史人物乔治·布里奇托尔(George Bridgetower)——一位混血音乐家，其跨文化身份与诗歌中的阈限性形成互文，“抵达”和“延伸”指涉身为黑白混血的布里奇托尔地理跨越与种族越界的行为，暗示在音乐领域的艺术成就对文化界限的突破。达夫通过叙述者的跨文化实践，揭示黑人世界主义身份的起源并非单一的地理或血统，而是在殖民暴力与流动性碰撞中生成的批判性意识。世界主义的文化身份既承认历史创伤，又通过创造性挪用多元文化实现自我定义。达夫的诗歌创作指向一种基于历史批判与文化再生的世界主义范式——黑人身份并非静态的起源问题，而是在流动性中不断解域与重构的动态实践。
达夫的诗歌创作路径与鲍曼所述的现代性流动性实践形成深刻呼应。鲍曼将当代生存状态隐喻为“阈限旅程”，其核心在于以未来为导向的永恒探索，这一过程中对肉身经验、风险承担、边界跨越与主体重塑的渴望，构成了后现代个体的核心生存逻辑。正如鲍曼所言，社会机体的协同流动催生出个人情感与感知的公共性维度([13]: p. 1052)，个体在集体位移中生成共享的意义网络。达夫的旅行叙事恰似鲍曼笔下的流动性朝圣——诗人通过行走与漫游，绘制出一幅动态的身份转化图谱，而非固化的地缘归属标签。这种实践不仅呼应了世界主义公民身份的建构逻辑，即通过跨文化流动消解本质主义身份桎梏，更揭示了黑人群体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策略：对冒险、超越与自我重构的追求，既是黑人群体历史创伤的延续，亦是对世界主义公民理想的文化回应。朝圣的临时性、阈限性与群体性特质，为后现代主体提供了超越单一文化认同的可能——异质信仰的朝圣者因共享的流动性经验形成临时共同体，这种基于过程而非结果的归属模式，恰恰映射了世界主义公民身份的非本质化特征。达夫的诗歌由此成为世界主义身份生产的诗学载体，其笔下的旅行者以身体为媒介，在跨地域流动中将殖民遗产、文化混杂与批判意识熔铸为新的身份语法，最终指向一种去中心化、去领土化的全球公民图景。
5. 结语
在鲍曼的流动性现代性理论框架下，流动现代性的条件是以没有重新嵌入的脱域(Disembedding without Re-embedding)过程为特征的。这一命题揭示了后现代主体的生存悖论：个体从传统地缘与文化锚点中剥离，却无法在流动的全球秩序中重构稳定归属，身份由此陷入永恒的悬浮状态。达夫的诗歌创作正回应了这一理论困境，其笔下非裔主体的身份实践以“四处漂泊的游牧艺术家——无家可归的过客女人——世界主义的公民”的身份“流动”路径展开，形成独特的诗学抵抗策略。游牧艺术家与过客女人，既承载着非裔群体因历史迁徙与土地剥离而生的无根性焦虑，又通过流动性本身解构空间的区隔与文化的等级——他们的“漂泊”绝非被动流亡，而是以身体为媒介，挑战了空间分割和隔离，打破社会文化等级制度桎梏，展现能动性、反抗性和灵活性，促使了旅行流动的发生和身份的重构。这种身份建构的逻辑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达夫拒绝将非裔主体固化为受害者或他者，转而通过文化混杂、边界跨越与批判性漫游，将流动性升华为抵抗种族主义与特权秩序的诗学工具。世界主义公民身份在此并非乌托邦式的终点，而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它既挑战了传统身份叙事的封闭性，又以开放性接纳多元文化经验，为非裔群体在阈限状态中开辟出想象的自由空间。达夫的旅行书写超越地理位移的表层意义，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身份政治的隐喻，其旅行诗学以其流动的叙事语法与辩证的阈限美学，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褶皱中凿刻出一道解域化的诗学路径。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gxun-chxs2024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