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鼠之间》通过刻画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性与兽性如何被建构并适用于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小说中包括残疾人、遭种族歧视者和女性在内的“弱者”被贴上“兽性”的标签，与发臭的狗及被随意杀害的毛茸茸动物联系在一起。农场中强壮的白人男性肆意杀害动物和虐待弱者以显示对“兽性”的疏远，以此构建“人性”。然而，在社会的压迫机制下，所谓的“人性”实际上背离了理性，与暴力和“兽性”密切相关，“人性”与“兽性”之间实则再无区分。
Abstract: John Steinbeck’s novel “Of Mice and Men” reveals how humanity and animality are constructed and utilized to serve racial, class, and gender oppression. The “weak”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ncluding the disabled, victi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women, are labeled as “animality” and associated with the stinking dog and furry animals killed at random. The strong white men on the farm engage in the wanton killing of animals and the abuse of the weak to demonstrate their distancing from “animality”, thereby constructing “humanity”. However, under the oppressive mechanisms of society, the so-called “humanity” actually diverges from reason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violence and savagery, blurr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animality”.
1. 引言
如标题《人鼠之间》所示，斯坦贝克的这部小说意在探讨老鼠与人类之间的微妙关系，或更广泛地说，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人鼠之间》这一标题与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著名诗歌《致老鼠》(To a Mouse)相呼应，暗示了无论是老鼠还是人类，都难免遭遇梦想的毁灭。在《人鼠之间》所描绘的一片农场中，各式各样的农场工人与老鼠、狗和马等常见的农场动物共存，这些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象征，反映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过往研究已经关注到《人鼠之间》中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彼得·利斯卡(Peter Lisca)在其《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The Wide World of John Steinbeck)中通过象征主义的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并梳理了斯坦贝克在本书中使用动物意象的方式。利斯卡认为伦尼具有“动物性倾向”，他的形象与作为伊甸之梦破灭象征的兔子紧密相连[1]。利斯卡的动物象征主义研究思路尽管颇具启发性，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他的研究存在对象有限的问题。在书中，伦尼是最典型的，但绝非唯一一个与动物有着微妙关系的角色。同时，伦尼的动物性倾向也不仅仅体现在他热衷于抚摸的那些毛绒动物身上，被枪杀的老狗同样照见了他的死亡命运。其次，利斯卡并未详细考察伦尼缘何展示出动物性的倾向，也没有分析伦尼因处于人与动物之间尴尬地位而受到的歧视，忽略了动物性的生成和接受过程。
基于此，本文将沿着动物叙事的研究进路，对斯坦贝克在《人鼠之间》中精心设计的人与动物的交叉和互动做一个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出人性与动物性是如何被建构继而导致农场中种种死亡悲剧发生的。西方话语中盛行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造成了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绝对分离，这为本文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2. 人性与兽性的悖论
在古希腊文化中，动物常常被视为人类的对立面。对古人而言，兽性意味着残暴、贪欲、暴力或幼稚。因此，驯化在其初期阶段具有二元意义。它不仅象征着人类在农业和畜牧业上的进步，还暗示了人类通过控制道德上可憎的动物而构建的道德优越性。从道德角度讲，驯化意味着欲望的教育、凶暴的调节以及对身体本能冲动的更普遍的理性控制[2]。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兽性被贬低，而人性则与理性与和平等积极品质暗中关联。
上世纪中叶，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在欧美地区催生了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呼吁，环境文学和自然写作逐渐成为一股热潮。作为自然生态链的重要环节，动物在生态批评的领域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存在从未缺席。随着动物问题的日趋紧迫和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的逐步异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重心转向人与动物的关系，形成了生态批评中的“动物转向”，即所谓的“动物研究”[3]。在《动物，因而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中，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动物的本体论入手，质疑了动物与人类之间以及兽性与人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纠正。在重新审视驯化过程时，德里达认为人类文化的社会化与这种弱化、人类对驯养动物的驯化是同步进行的，在对驯养牲畜的“占有、驯服”之后，人类会表现出像被征服的兽类一样的行为，即时刻准备与邻者作战，以确立其无条件的自由[4]。德里达认为人类对动物的驯化成为它们社会参与和政治建构的前奏，在此过程中，人类内在的“人性”和动物被认为具有的“兽性”逐渐模糊。当人类努力将自己从所有动物中提取出来时，他们却陷入了暴力的兽性中。
在这种逻辑框架下，动物服务于人类的需求，作为人类的劳作工具、享乐对象、审美客体，被迫承受人类的暴力，动物性永远处于人性之下。而动物性被广泛施加到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的无权群体身上。在《人鼠之间》中，柯鲁克、坎迪、伦尼以及卡莱的妻子都是在20世纪美国社会语境下被视为劣等的人，因而他们与动物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相对而言，他们在种族、性别和阶级方面的上位者则通过与动物的距离构建自己的身份优越感。在实施暴力时，农场中的白人男性暴露出自身的兽性本质。斯坦贝克在《人鼠之间》通过三重动物化叙事，揭示了所谓文明秩序不过是暴力驯化机制的遮羞布，人与动物之区分已在暴力中荡然无存。
3. 枪管之下：被遗弃的弱者与老狗
那只因为年老散发出臭气的狗被枪杀的情节是《人鼠之间》的一个重要场景。小说中有三个人物能够从狗的悲惨命运中预见自己相似的结局，并产生一种同情或恐惧的情感。
首先，狗的主人坎迪是一个被其他男性轻视的残疾人，他因为缺乏力量而被崇尚阳刚之气的男性群体抛弃。斯坦贝克以其典型的方式暗示了这一人物的悲剧——通过人物名字与命运的鲜明对比。虽然这个人物叫做“Candy”(糖果)，但他的生活与甜蜜毫无关系。因为在一次牧场事故中失去了右手，他无法像其他工人一样劳作，牧场主人仅仅在他还能继续“打扫”或清理宿舍时才让他继续工作。牧场主人看似特殊照顾了坎迪，给他一份并不繁重的工作，让他能够自食其力。实际上，他的施舍只是对坎迪剩余劳动价值的进一步榨取，这表示一旦坎迪失去打杂的能力，他将会被当作废物一样抛弃。坎迪养的老狗也处于相似的困境中。牧场的其他人声称被那只“臭气熏天”的老狗困扰，认为它“太老了，几乎走不动了”[5]。面对死亡，这只年老体弱的狗无法逃脱即将来临的命运，而它的主人，尽管依然对狗有感情，却无法在这种局面下争夺到话语权。他的声音几乎被压倒，情感被那些认为自己的观点正当的人无情地忽略。从卡尔森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狗的功能，因此老狗可以被新生的小狗替代，正如他冷酷地提出建议：“你为什么不让坎迪杀了那只老狗，再给他一只小狗养呢？”[5]在农场里，人们掌握着对家养动物的支配权，从而可以决定老狗的生死。这种逻辑很容易被转化来应对人际关系，正如安德森在论述优越性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人类’是指拥有脱离本能或野蛮的能力，那么某些人类对其他人的优越性就可以与‘原始民族’对猿类的优越性类比。”[2]农场中的工人基于功利的理性处决了这只狗，忽视了主人与狗之间的深厚情感。他们的“人性”和理性在实践中转化为一种强制性的暴力，这使得动物的忠诚和温暖显得更加珍贵和讽刺。
其次，伦尼·斯莫尔与这只狗的死法相同——在未曾预料的情况下被枪杀，并且人与狗有着类似的痴呆症状。当伦尼登场时，斯坦贝克通过夸张的描写暗示了他身份的混合性，“他走得很沉重，拖着些许脚步，像一只熊拖着爪子走一样”[5]。伦尼的形象与笨重动物的传统印象完全契合，他缺乏智慧，是一个远离传统人类形象的野蛮人，这一特点在整个小说中都反复出现。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次人条件”的概念，用来指那些“天生无法思考、生活在纯粹感觉中的人，像某些处于文明边缘的部落，或者像患有癫痫或疯病等疾病的人”[6]。根据这个定义，伦尼的无能和暴力失控使他处于动物的一侧。
伦尼和那只老狗都在临死时沉浸在他们自己的幻想中，未曾意识到死亡的来临。在书中，卡尔森建议以一种人道的方式结束狗的生命，“打在脑后，这样狗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被打了’”[5]。同样，在被乔治枪杀之前，伦尼沉醉于乔治为他构建的美好幻想，忘记了自己刚刚犯下的罪行。他死亡的场景出气平静，没有痛苦的尖叫或血腥：“伦尼晃了晃，然后慢慢地伏向沙地，静静地躺着没有颤动。”[5]作为一个智力不足、无法理解自己处境的人，伦尼不得不屈从于乔治的意愿，甚至在是否应该活下去的问题上也完全依赖于乔治。对他们来说，缺乏理性的人几乎等同于动物，因此具有“人性”的人可以代表具有“兽性”的人做决定。表面上看，伦尼在还充满幻想时被乔治枪杀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这种逻辑中存在风险。伦尼从未被他人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因此他的意愿在“关爱”名义下可以被操控，甚至被剥夺。
老狗被枪杀预表了伦尼被乔治处决，在这两个场景中，斯坦贝克的书写并未隐瞒生命被一个正当的理由剥夺时巨大的暴力，以及这种暴力对人性的拉扯。枪杀老狗之前，众人不想让坎迪直面狗的死亡，卡尔森耐心地将狗牵到室外、史林姆提醒卡尔森带一把铲子，体现出人性中同情的一面。众人追捕“畏罪潜逃”的伦尼时，柯利无比残忍地要求乔治一起参与，并直言一定要杀了伦尼，但真正目睹伦尼死于乔治枪下的现场后，柯利并未感受到复仇的喜悦。当真正剥夺他人的生命、面临真切的死亡经验时，他们“理性”的边界开始松动。
4. 种族化的气味：黑人柯鲁克与发臭的狗
对于坎迪和伦尼来说，那只发臭的狗象征着在一个信奉丛林法则的社会中，身体和心理不完备的人将要遭遇的命运。除此之外，柯鲁克作为一个因种族而备受歧视的人，与狗也有着某种间接联系：他们都被指责“发臭”。在20世纪初，种族歧视的幽灵仍然在美国社会中徘徊，而种族主义以更微妙复杂的方式伤害着少数族裔。习惯于旧有种族秩序的白人农场主怀疑黑人工人的服从性。非洲裔美国人在作为农田工人方面比墨西哥工人更不受欢迎，这部分是因为前者在种族方面的对平等的诉求，他们组织起来抵制吉姆·克劳法[7]。
柯鲁克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受的种族偏见，他大声抱怨白人在农场中的种族隔离实践：“因为我是黑人。他们在里面玩牌，但我不能玩，因为我是黑人。他们说我臭。好吧，我告诉你，你们都臭!”[4]“臭”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恶意指控，这种指控把动物性加诸于他们身上。在分析气味的文化建构时，霍伊斯指出：“在西方，支配群体——无论是从性别、阶级还是种族来看——通常与‘更高’的感官——视觉和听觉相关联，而从属群体(如女性、工人、非西方人)则与所谓的低级感官——嗅觉、味觉和触觉联系在一起。”[8]柯鲁克是否真的发臭在白人农场主眼中并不重要。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看，黑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臭”的观念将他们与“前文明”或生命早期发展阶段以及兽性联系起来[9]。白人农场主认为柯鲁克天生就是身体发臭、精神原始的黑人。更讽刺的是，柯鲁克比那些白人农场主更有文化和教养。他的收藏品，包括书籍、杂志、“一本破旧的字典和一本1905年加州民法典的破损副本”，都表明他对知识的崇敬和对规则的尊重[5]。尽管柯鲁克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偏见，并反过来指责白人农场工人臭，但他未能摆脱种族歧视。柯鲁克因为莫须有的臭味被矮化，从人的阶层沦为人人唾弃的发臭的动物。而白人种族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应该像家养动物一样温顺，并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劳动中。尽管柯鲁克强烈地反抗发臭的指控，但他在行动上却依旧温顺地服从农场主的劳动指令，服从种族差异带来的不平等，并且他做的工作甚至远超过他残缺的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作为农场中唯一的两种“臭”的来源，狗和柯鲁克的命运逐渐交织——他们被陷入劣势地位，失去反抗的能力，成为被奴役、失去自由和幸福的对象。
5. 毛发叙事：女性气质的物化陷阱
老鼠、兔子和小狗等毛茸茸的动物，它们的柔软触感吸引着人们的触碰，是小说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类动物。尽管它们并未直接参与农业劳动，但它们同样也是农场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一部分。伦尼始终对柔软的老鼠有着特殊的癖好，即便是橡胶做的假老鼠也爱不释手。当他到达农场时，他深深地迷恋上了新出生的小狗，沉迷于照顾和与它们玩耍。毛茸茸的兔子象征了乔治许诺给伦尼未来理想——当他们购买一块属于自己土地的时候，乔治答应伦尼可以随意养殖兔子。伦尼迷恋的这些动物拥有一种共同的特质：无可触及的柔软和美丽绝伦的脆弱。比如，乔治禁止伦尼将老鼠藏在口袋中，随手就把老鼠扔进河里；伦尼在玩耍时不小心弄死了小狗；随着他的死亡和乔治的幻灭，照料兔子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这些动物隐喻着美国文学中的一个著名象征——美人之死。脆弱、精美之物极容易被强力摧毁，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永恒的遗憾。在小说的高潮部分，伦尼失手杀死了柯利的妻子这位农场工人眼中美丽风骚的女性，并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使得小说的感伤情绪得到最终确认。
毛茸茸的小动物和柯利的妻子同为伦尼的玩弄对象，生命被轻易剥夺，这一点值得深究。书中，伦尼从不反思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而是重复着自己的习性：“我喜欢用手指抚摸柔软的东西”，这加剧了这一行为的神秘感[5]。许多研究尝试解释伦尼对毛茸茸动物的特殊偏爱。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一种解读认为，伦尼的强迫性抚摸反映了他的性焦虑，柔软的物品成为他欲望的触发点。莱兰认为：“伦尼喜欢将能放在口袋里、走路时用拇指抚摸的老鼠，明显暗示了他欲望的自慰特质。”[10]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带毛发的小动物就成为了他的性对象。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他“抚摸”故事中唯一的女性——柯利的妻子，直到将她弄死，因为她的头发“像香肠一样盘成一小团”，对伦尼来说，这种吸引力和被柔软物品激发的欲望是无法抗拒的[5]。
通过将毛茸茸的动物与柯利的妻子并列，斯坦贝克将女性气质与这些原本没有性别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同时贬低了女性的“人性”。在农场工人的眼中，这个女人成了一个“荡妇”，沉溺于动物般的欲望。她被认为性欲强烈，人们甚至说她在丈夫不在时对农场其他男性工人“抛媚眼”。她的丈夫柯利则用凡士林保持双手柔软，专门为妻子保养。当工人私下讨论这个话题时，乔治对柯利为妻子护理双手感到异常愤怒。当女性气质与兽性挂钩时，男性气质自动与人性相关联。农场崇拜像史林姆这样的强大而理智的男人，并对女性气质表示隐晦的厌恶，正如埃默里所观察的，这是一种“同质的男性团体，不仅要压抑，而且要消除女性和女性气质”[11]。作为农场上唯一的女性，柯利的妻子从未被平等和尊重对待，而是被公然鄙视，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为丈夫的附属物。农场工人将她视为一个可以随意逗弄或忽略的小动物。她想通过与他人交谈来逃避孤独，却被误解为性挑逗。尽管伦尼出于恐惧的暴力是她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所有在维护“人性”的过程中将她边缘化的人都应当为她的死亡负责。
6. 结语
在《人鼠之间》中，人类和动物以微妙而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面对以白人男性社会为中心的农场，残疾人坎迪和伦尼、黑人柯鲁克、柯利的妻子因为他们身体、种族、性别上的劣势遭到了边缘化。作为弱者，他们被不断地与动物联系在一起，被贬损为累赘、发臭、轻佻。因为年老发臭而被处决的狗和被随意弄死的毛茸茸的动物都是他们命运的缩影。人性和兽性的二元成为了歧视弱者的借口，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强大的人获得了所谓的人性。他们用枪和武力完成对弱者的杀戮，暴露了内在的兽性。与人类对动物的驯化类似，在对弱者的控制过程中，“人性”露出了毒牙，动物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