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唐纳德·巴塞尔姆的文学创作中，传统叙事的解构、语言形式的革新，以及富有自我指涉性的元小说实验三者交融，不仅形成了其独特的写作风格，也奠定了其作为“新一代后现代派作家之父”的文学地位[1]。杰罗姆·克林科维茨(Jerome Klinkowitz)称：“因此，巴塞尔姆的短篇作品并非形式辩证法中的传统观点，而是充满想象力的火山，是激进的权宜之计，旨在挽救那些可能因我们传统标准的丧失而被侵蚀的体验。”[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塞尔姆的创作理念与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不谋而合。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3]因此，“在新世界中，旧价值必须以新形式表达”[2]。经典作品需要在新的历史维度中被重新诠释。
被置于后现代社会语境下的《玻璃山》，正是巴塞尔姆对经典童话故事《玻璃山上的公主》的戏仿创作。在文学史上，这种写作方式并不新鲜。例如，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就与《奥德修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戏仿关系。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时正值一战期间，西方社会普遍弥漫着悲观情绪。这种社会氛围促使他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将史诗英雄奥德修斯再现于后现代社会之中，乔伊斯塑造了西方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反英雄”形象。而巴塞尔姆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则是西方世界的另一低迷时期。人们尚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恢复，又紧接着经历了冷战等历史巨变。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巴塞尔姆选择将传统童话故事中的人物置于后现代社会中，以描写现实世界的异化，表现出与乔伊斯相似的“反英雄”主义创作倾向。
然而，巴塞尔姆的创作又与乔伊斯有所不同。尽管《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布鲁姆失去了古代英雄的体魄与伟业，但他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奥德修斯的韧性，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微光。与之相比，巴塞尔姆所面对的更为破碎的战后世界，则使他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彻底的否定性。“巴塞尔姆的句子(以及它们试图指示的文化)拒绝中心主义、拒绝总体的可理解性、拒绝封闭性、拒绝绝对的‘意思’。”[4]譬如，与布鲁姆相比，《玻璃山》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不仅缺乏传统骑士的英勇品质，更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底线和尊严，进一步暗示着后现代语境中价值体系的全面失序。最终，令读者感到荒谬的是，《玻璃山》中“戏谑的语言、荒诞的内容、无序的环境、虚无的现实、破灭的理想、绝望的追求”所唯一能确定的恰恰是不确定性的原则[5]。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评论家们认为“巴塞尔姆的小说始终是实验性的、始终是破坏性的……”[4]当这种彻底的实验性和破坏性通过“模糊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造成读者的时间和空间感错位”时[6]，实际上也让读者在体验陌生与震惊之余获得了更深的感悟与警醒，使巴塞尔姆的后现代童话故事迸发出独特的文学魅力与价值。
2. 陌生化与情节编构手法概述
在《作为手法的艺术》(1929)中，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3]。事实上，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语言中微妙的差异，同样适用于情节的编构手法。因为“一切可能成为规范的东西都会成为生动活泼、些微差别的体验的出发点”[3]。是以，早在《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1919)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就写到：“情节波折的基本规律——是阻缓——阻滞的规律。”[3]借助于情节中的“梯级性式构造”(stepped construction)，如“叙事重复、童话的仪式、波折、和其他情节性手法”[3]，情节编构能够产生“陌生化”效果，“将事物从感受的自动化中解脱出来”[3]，进而促使读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故事并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体验。至于情节编构的手法实际“同音乐配器的手法相似，在原则上甚至是一样的。一部文学作品是各种声音、发音运动和思想交织的产物”[3]。这一论述也表明，情节编构不仅仅是简单的元素堆砌，而是作者经过有意识地艺术化处理和重构而形成的叙事序列。
在《玻璃山》中，情节编构所创造的“陌生化”效果主要是通过主题情节的弱化和断裂情节的“穿插”(framing)来实现的。这种独特的情节编构不仅将童话人物移植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语境，更通过消解骑士精神的崇高性与公主形象的理想化，暴露出后现代社会中的平庸与荒诞。
3. 主题情节的弱化
《玻璃山》是对童话故事《玻璃山上的公主》的戏仿创作。原版童话建构了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叙事范式：被施咒的公主幽居在玻璃山顶的金色城堡中，众多英勇的骑士前赴后继试图攀越险峰解救公主，最终唯有一位装备着神奇猞猁爪的年轻勇士成功登顶，破除魔咒，与公主缔结美满姻缘。这个传统叙事不仅遵循着严格的善恶二元对立逻辑，更通过英雄救美的情节模式，强化了骑士精神的崇高性与爱情理想的纯洁性。然而，通过对原版故事情节进行创造性的解构与重组，巴塞尔姆彻底颠覆了这一叙事传统。首先，在情节编构上，巴塞尔姆刻意削弱了主线叙事的连贯性和主题性，将原本完整的英雄历险故事打散、重新组合在全文被编号的100个断裂的叙事片段中。这些被打散的主线叙事情节，诡谲地隐匿在文本的第48、67、80、88、89、91~96段，利用间隔的片段营造出“阻缓”的效果。当读者试图捕捉叙事的主线时，往往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走弯路的模式”[3]。情节似乎在不断跳跃，线索则时隐时现。例如，原文中片段48“山巅之上有座纯金的城堡，城堡塔楼的一间房里坐着……”[4]，这个本该统领全篇的童话式起笔，被巴塞尔姆故意埋藏在了全文的中段位置，犹如一个被时空错置的叙事节点，其仪式化的表达方式与突兀的文本坐标相互矛盾着。当读者的认知惯性正沿着“城堡塔楼的房间里坐着……”这一未完成句式，不由自主地补全“被囚禁的公主”这一传统意象时，巴塞尔姆又突然撤回了叙事承诺。蓄意的语意悬置既戏仿了童话叙事的陈词滥调，又通过叙事断层迫使读者直面期待的落空，摆脱自动化感知。不仅如此，当这个被延宕的公主意象最终在第97段具现时，巴塞尔姆将其描绘为一个令人失望的物质符号——一个被抛下山崖的平凡客体。而亲手将其抛下山崖的，正是主人公“我”。最终，“骑士”化身为了“凶手”，而“公主”则沦为了一具“尸体”。
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巴塞尔姆的这种创作手法揭示了语言和叙事的不稳定性和任意性。众人所追求的“美丽象征”，意义并非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公主形象”只不过是这个“美丽象征”中最传统的解释之一。是以，当巴塞尔姆诱使读者按照童话的符号惯例来补全这个能指(公主)，再通过暴力处置展示这个符号的空洞本质时，他实际上是在挑战传统叙事中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固定联系。这个被延宕至第97段才现身的“公主”，其意义完全依赖于前文碎片化叙事的铺垫和读者自身文化记忆的投射。而主人公将公主抛下山崖的暴力动作，则暴露出所有文化象征都是可被替换、可被抛弃的临时建构。这种策略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叙事的认识论基础。当最后的公主符号坠落时，读者收获的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对语言符号本质的新认知——在这个后现代语境中，唯一确定的，或许就是意义永远处于建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不仅如此，传统童话以线性叙事和明确的善恶二元对立为基础来构建意义，但巴塞尔姆通过打散和重组叙事，破坏了这种线性和对立，使意义变得模糊和多义。他采用碎片化的叙事手法，将故事分解为多个片段，这种独特的情节编构不仅挑战了读者对传统故事的认知和期待，还迫使读者重新审视语言和叙事所构建的“现实”。在传统童话中，骑士和公主的形象是理想化的，他们的故事传递了一种关于勇气、牺牲和爱情的美好愿景。然而，巴塞尔姆通过将骑士塑造为凶手，将公主降格为被抛弃的客体，彻底颠覆了这种理想化的叙事，揭示了传统叙事中所隐含的性别不平等和权力不对称。骑士的拯救行为在传统叙事中被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体现，但在《玻璃山》中，这种行为被揭露为一种暴力和控制的表现。骑士形象的破灭与公主最终的结局不仅是对传统爱情理想的否定，也是对叙事权威的质疑。通过这种戏仿和解构，巴塞尔姆试图让读者意识到传统叙事的局限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重新思考和构建意义的可能性。
除上述情节外，在童话叙事的深层结构中，“解决难题有时会成为童话的全部内容”[3]。那座晶莹剔透却又险象环生的玻璃山，以其物理特性构成了对攀登者的考验。如何从光滑如镜的险峰攀登而上成为了每位勇士必须直面的难题。面对难题，“作为技术手法而言，不是就实质而言，有两类不同的解决办法：用猜破来解决，或利用某种魔物或非魔力的辅助物来解决”[3]。而文中那头颅瘦削的鹰正是年轻勇士的“非魔力的辅助物”。
80、进入城堡的方法通常是这样：“鹰把它的爪子勾进青年的嫩肉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着痛楚，双手紧紧地抓住鸟的两只脚。鸟惊恐不已，把他带入高空，并绕着城堡盘旋。青年毫无畏惧地紧抓住不放。他看见了光闪闪的宫殿，在暗淡的月光照耀下仿佛一盏朦胧的灯；他看见了城堡塔楼的窗户和阳台。他从腰间拔出一把小刀，砍断鹰的双脚。这鸟高叫一声，冲入高空，青年轻盈地落在一个宽阔的阳台上。就在这时，一扇门打开了，他看见一个充满鲜花与树木的庭院，在那儿，是那中了魔法的美丽公主。”(《黄色童话集》) [4]
在传统童话的原型结构中，片段80所呈现的勇士借助鹰爪登顶的情节，实则构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启蒙仪式。当猛禽的利爪刺入血肉之躯的瞬间，这一看似残酷的接触完成了双重转化：在物理层面，鹰爪的穿刺成为连接大地与天空的血肉纽带；在精神维度，痛苦的承受则演变为一种净化仪式，使勇士获得成为英雄的资格。这种“创伤–升华”的叙事机制，完美体现了童话中“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的原始功能——它不仅考验肉体耐力，更通过痛苦的阈限阶段(liminal phase)催化精神蜕变。正是通过英雄的成长与蜕变这种原型叙事，童话实现了其文化功能之一：为成长提供解决方案。然而，在巴塞尔姆的情节重构中，这种成长类的英雄原型叙事被彻底解构了。读者在原文片段80~90中遭遇的是一系列“反英雄”主义的直白表述，“81、我感到害怕”“82、我忘了带邦迪创可贴”“89、但是我默默地忍受着痛楚，双手紧紧抓住鸟的两只脚”[4]。这些赤裸裸的现代性独白与传统童话的英雄叙事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后现代文学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解构。“我”的恐惧取代了英雄的无畏，“我”的平庸消解了英雄的全能，至于“我”那种机械式的坚持也褪去了英雄主义的光环，沦为生存本能驱使下的无奈挣扎。当这样一个懦弱普通的角色被赋予“拯救公主”的使命时，实际颠覆了传统故事中英雄的定义。角色的错位不仅颠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更在认知层面制造了“阻缓”效果，迫使读者从习以为常的童话逻辑中抽离，重新审视叙事背后的现实隐喻。普通人真的能在历经磨难后成为英雄吗？历尽磨练后又一定会收获美好吗？这些问题在巴塞尔姆的笔下被反复质疑。
在《玻璃山》叙事结构的镜像对照中——即片段91~96——答案被揭晓。片段91~96看似复现了传统童话的叙事发展，主人公历经磨难最终抵达了金色宫殿。然而这一表面的叙事相似性恰恰构成了最深刻的反讽：巴塞尔姆笔下的登顶非但不是救赎的完成，反而成为一场存在主义困境的荒谬开端。“主人公一边在追寻他的目标，一边却又在拆毁它。这里不存在荣誉和尊严。”[4]当现代版的“英雄”触碰那个被描述为“意义层叠的象征物”时[4]，期待中的“象征”瞬间坍缩为庸常的现实。众人期待已久的魔法象征竟只是一位徒具其表的公主。于是，无比失望的“我”以近乎机械的冷漠，将她头朝下抛向山脚下的“相识们”。垂直下坠的物理轨迹颠覆了童话叙事的继续上升；物化的处理方式也彻底剥离了叙事应有的伦理维度。故事的结局“就是多只鹰看上去也不足为信，一点也不，一刻也不”[4]。在原版童话中，老鹰的魔法之血本应具有复活所有死去骑士的神圣力量，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被揭示为虚假的存在。“巴塞尔姆的故事布满了尖刻的反讽，以之对传统和惯例提出质疑，却没有设想出一种肯定的手段。艰苦的工作和允诺到头来是一场空。”[4]在这个后现代版本的“英雄之旅”中，“我”所受的肉体痛苦与精神挣扎都失去了意义，最终只余下暴力的宣泄和对意义的彻底怀疑。
至此，从登山寻公主到弑公主的叙事弧线(narrative arc)，通过上述零散段落得以全部呈现。通过对既定情节的解构与重构以及结局的突转(peripeteia)，《玻璃山》的情节编构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连贯性和可预测性。这种情节编排的手法不仅打破了读者对传统童话的固有期待，还打破了读者的自动化认知，初步实现了“陌生化”效果。
4. 断裂情节的“穿插”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实现“阻缓”手法之一就是通过“穿插”来延宕行动或事件。在这里，什克洛夫斯基提及的“穿插”是一种叙事手法，即“由一系列故事组成一部作品，作品中的人物给我们讲述下一个故事，如此不断地故事串故事，直到第一篇故事被完全忘记时为止”[3]。事实上，“情节无论采用现成的，或由自己编造，都应当先把它简化成一个大纲，然后按上述法则加进穿插，把它拉长……”[3]在巴塞尔姆的《玻璃山》中，“穿插”作为一种“阻缓”手法不仅丰富了叙事，更使读者的感知过程变得漫长而复杂。按照“穿插”的步骤，在拉长情节时，需要先将情节简化为一个大纲。而上文所述的叙事弧线，正贯彻这一要求，即勾勒出主线轮廓。余下看似离题的片段则进一步承担着“穿插”所带来的“阻缓”功能。这些片段通过引入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次要情节，实现叙事的多样性和延异效果。
例如在原文的1~25段中，故事主线仍围绕“我”登山为寻公主展开，但自26段开始叙事的焦点突然从“我”转移至城市街道的混乱与无序并通过一系列意象群的“穿插”，构建出了一个病态的城市肖像：
26、街上很多人的神情骚动不安。
27、你自己看吧。
28、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街上胡乱开枪，猫在门口，躲在车后。
29、年纪大一点儿的人遛着狗。
30、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狗屎，泛着耀眼的色彩：赭色、红棕色、黄褐色、土黄色、青绿色、骨黑、茜素玫瑰红。
31、有人在砍树时被捕，一排榆树倾倒在那些大众牌和勇士牌轿车之间。
32、无疑是用一把电动锯干的。[7]
通过极致的叙事拼贴，上述句子构建了一个童话幻想与都市现实激烈碰撞的异质空间。在这个充满张力的文本世界中，纯真美好的童话面纱被撕裂，取而代之的是都市的荒诞现实。这种从童话到现实的剧烈转变，不仅打破了读者对传统叙事的期待，更强行将读者拉入故事的现场。片段27中“你自己看吧”[4]，这一带有元叙事(meta-narrative)色彩的指令，粗暴地打破了读者作为旁观者的安全距离，通过第二人称的突然介入使其不得不积极参与到叙事过程中。年轻人在车门后注射毒品的自我毁灭姿态与老人遛狗的日常活动形成代际对照。人行道上那些被冠以“赭色、红棕色、黄褐色、土黄色、青绿色”等艺术化命名的狗粪[4]，则通过拼贴(collage)的手法，在视觉上变得异常夺目，进而形成了一种荒诞而戏谑的景象。巴塞尔姆这种刻意为之的审美化操作，表面上赋予了废弃物以虚假的价值光环，实则揭示了都市生活中一切事物(包括排泄物)都被商品化的本质。至于被电锯粗暴截断的榆树与“大众”、“勇士”牌轿车，则象征着自然生态与消费主义霸权间的尖锐对峙。当童话的浪漫期待遭遇这样写实却又带着几分荒谬的现实图景时，产生的不仅仅是陌生感与审美震惊，更是一种存在层面的认知危机——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个价值混乱的后现代迷宫中，究竟什么才是真实的？关于这一问题，《玻璃山》或许能以另一种方式言说真实——不是通过提供答案，而是通过保持质疑；不是通过建构意义，而是通过展示意义的建构过程。巴塞尔姆并不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明确的结论，而是通过解构传统叙事、颠覆传统角色形象以及构建荒诞的现实图景，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思考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读者将被迫质疑他们对“真实”“价值”和“意义”的既有认知，在承认意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存在的可能性。
除画面意象的拼贴组合外，巴塞尔姆还通过文字式拼贴，将虚构角色的碎片化对话、现实生活中的名人语录、专业领域的术语概念等断裂的新情节“穿插”到文本中。这种技巧“将互不衔接的章节或片段编排在一起，并在编排形式上强调各个片段的独立性”[7]。例如，除描绘街道的无序景象外，巴塞尔姆还试图通过“穿插”主人公“我”与所谓“相识们”的病态互动，构建出后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异化。“相识们”的首次出现是在原文第6段，随后又“穿插”出现在第10、23、49、64、65、69及78段中。虽说是“相识们”，但这一称谓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反讽的能指。“我”与“相识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既亲近又疏离的矛盾关系。通过这些散落在四处的叙事碎片与情节，巴塞尔姆巧妙地模拟了现代人际关系的疏离特质，层层递进地构建出“相识们”自私自利的群体形象。从一开始交代“我”初来乍到却已有些“相识”，到第10段描绘这些相识在山脚下聚集成群，用“蠢驴”“笨蛋”等粗俗话语假意鼓劲儿，再到第23段他们继续说着风凉话，第49段突然冲“我”大喊大叫，直至第65段他们在跌落骑士中搜刮财物，第69段撬取垂死骑士的金牙，最后到第78段“我”仍在攀登时，“相识们”开始争论如何瓜分“我”的公寓，完成的正是一个将人性彻底商品化的过程。通过这种独特的陌生化叙事手法，巴塞尔姆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重新审视现代人际关系的本质，从而对隐藏在这些关系背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
在断裂情节的“穿插”中，还有一些情节本身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更多是为了延长读者的感受过程。例如，在35至38段中，巴塞尔姆就利用重复排比，达成一种“阻滞”的叙事效果。这些句子，如“比胯部上踢上一脚要好一些”、“比尖棍在眼睛上戳一下要好一些”、“比一条湿淋淋的鱼猛地一下拍在肚皮上要好一些”，以及“比一块石头砰地一声击在后背上要好一些”[4]，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一一被抛出，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层层推进的紧迫感。但问题是，这些比较并无明确的主体，也缺乏传统叙事所依赖的因果链条，因而带给读者一种难以捉摸的阅读体验。又比如在第63段中，巴塞尔姆则突然开始罗列出死去的骑士来：
以下所列骑士爬山未成，正在尸体堆里呻吟：吉尔斯·吉尔福特爵士，亨利·洛弗尔爵士，阿尔伯特·邓尼爵士，尼古拉斯·沃克斯爵士，帕特里克·格里福特爵士，托马斯·格雷爵士，彼德·科尔威利爵士，约翰·布伦特爵士，理查德·弗农爵士，瓦尔特·威勒比爵士，斯蒂芬·斯彼尔爵士，罗杰·福尔康布里奇爵士，克劳伦斯·沃恩爵士，休伯特·拉特克利夫爵士，詹姆斯·蒂勒尔爵士，瓦尔特·赫伯特爵士，罗伯特·布劳肯伯里爵士，莱昂内尔·波福特爵士和许多其他的人。[4]
在这里，巴塞尔姆本可用如“众多骑士牺牲”一笔带过的话语来简化，但他却将其刻意延展为具体姓名与头衔的罗列，主动设置叙事“阻滞”迫使读者放慢阅读速度。当读者试图理解这些突兀引文的用意时，实际上正在经历巴塞尔姆设计的认知重构过程，这也正是陌生化理论的核心要义所在——通过打破阅读惯性，重新激活对文本的敏感度。
5. 结语
在《情节编构手法与一般风格手法的联系》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曾就母题与情节的普遍规律指出：“艺术作品是在与其他作品联想的背景上，并通过这种联想而被感受的。”[3]这一规律在巴塞尔姆的后现代童话《玻璃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玻璃山》既以戏仿解构了“骑士救公主”与成长等的经典母题–情节，又通过后现代叙事策略对其进行创新性重构，延续了童话文类的生命力。其刻意弱化主题情节、“穿插”断裂情节的策略，不仅模拟了后现代经验的碎片化本质，更在叙事表层之下埋设着对当代社会超现实图景的隐喻性编码。当读者穿行于这座由熟悉符号与陌生体验构筑的玻璃迷宫时，文本本身也成为了折射后现代生存境况的多棱镜——既照见文化记忆的深层结构，又凸显出现实世界的认知裂隙与荒诞逻辑，最终指引读者在碎片化的叙事中寻找新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