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卖花女》是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创作的一部戏剧。该剧的喜剧效果主要源于通过不切实际且略带荒诞的戏剧性转折来实现人物命运的突然转变。该剧的主题与乔治·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体现了他对现实与资本主义妥协的理念。这部喜剧同时也是一部“问题剧”，反映了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在拉康、福柯等学者的凝视理论框架下，《卖花女》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在父权凝视、阶级凝视及社会凝视下面临着构建主体性的困境。基于剧情，伊丽莎的主体性困境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其自我意识经历了萌芽、迷失到觉醒的过程。然而，伊丽莎最终的自我意识觉醒从根本上受到拉康理论中象征界他者认同所施加的社会规训的限制以及客体凝视中主体的匮乏本质，她自我意识中的主体性观念只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一种幻象。在结局中，伊丽莎凭借其经济基础和文化教养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淑女，这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鸿沟不可逾越的现实，金钱仍然是个人地位的主要评判标准。因此，该剧的主题传达了乔治·萧伯纳面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深深无力感，悲剧的思想隐藏在喜剧的外衣之下。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凝视理论的另一重要来源。他的理论提出了“想象界”与“象征界”的概念[1]。“想象界”主要涉及“镜像阶段理论”，即6至18个月的婴儿逐渐认识到自己在镜子前的形象并进入这一阶段。镜像因“理想自我”和“小他者”而变得复杂。“理想自我”只是婴儿的一种自恋式想象，是婴儿在镜像阶段追求完美自我形象的目标[2]。“小他者”主要涉及由他人的凝视、面部表情或身体行为以及其他任何物体所反射的镜像。“象征界”是支配个体的意识形态，也被称为“自我理想”和“大他者”。在“象征界”中，社会象征秩序和父权秩序等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会使主体在从“想象界”过渡到“象征界”的过程中感到恐惧[3]。
福柯为凝视引入了权力的维度。通过研究全景监狱系统，他发现整个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全景监狱”。福柯将这种现象称为“全景敞视主义”，并认为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重要规训技术，具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功能。他认为，“个体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4]。这种永久、彻底、无处不在的监视工具“像一种无面孔的凝视，将整个社会身体转化为感知领域：成千上万的眼睛遍布各处，移动的注意力时刻保持警觉，一个长长的、等级化的网络”[4]。他相信，这个网络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其机制的一部分。
2. 男性角色的凝视与伊丽莎的选择
2.1. 杜利特尔：父权凝视
根据凝视理论，理解“凝视”并不仅限于视觉层面。毫无疑问，人类的五种感官——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是紧密相连的。语言中存在大量视觉隐喻[5]。剧本中女主人公伊丽莎和其他男性角色，如杜利特尔和希金斯等，通过对话的方式展现将主体客体化的凝视机制。“视”与“知”关联，视觉作为一种包含知性和理性成分以及视觉对外部世界的把握能力。通过研究视觉，可以进一步理解剧本角色的主观思想和心理状态。凝视是一种带有权力运作或欲望的观看方式[6]，当今对凝视的批判已经成为用来反抗父权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伊丽莎的父亲杜利特尔将女儿视作金钱交换的筹码，与希金斯讨价还价，伊丽莎的主体性被父权凝视所剥夺。通过分析第二幕中杜利特尔与希金斯的对话，揭示出了剧本中隐藏的父权无意识。
伊丽莎与杜利特尔之间亲情淡漠，主要源于杜利特尔对女儿的冷漠和不尊重，他通过父权凝视来评判伊丽莎。他称伊丽莎为“一只花枝招展的猴子”[7]。在他看来，伊丽莎是他的财产，可以用来换取金钱。当他的女儿在希金斯的实验室过着光鲜的生活时，他来到那里要求“补偿”。“这姑娘是我的。你得到了她。那我怎么办？”[7]他以伊丽莎的青春和美丽为筹码与希金斯讨价还价，从而将女性物化和客体化。“从一个年轻女人的角度来看，她是个漂亮姑娘。但作为一个女儿，她根本不值她的生活费；所以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只要求得到我作为父亲的权利”[7]。通过父权凝视，杜利特尔认为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处于顺从地位，而控制女性的权力在婚后从父亲转移到丈夫手中。像伊丽莎这样年轻且未受过教育的女性更容易被控制，并在利用完她们的价值后被抛弃。“先生——趁伊丽莎还年轻、还不懂事的时候娶了她。如果你不这么做，以后你会后悔的。如果你这么做了，她会后悔；但她比你更合适，因为你是个男人，而她只是个女人，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幸福。”在杜利特尔看来，伊丽莎终身的幸福无关紧要，她只是男性视野中的装饰品，仅仅被局限在希金斯的实验室中，她的身体和外表不是她本人可以支配的对象，而是一个囚禁她的监狱。因此，杜利特尔的凝视首先是权力性的，确立着他作为父亲至高无上的权力；其次，其凝视是冷漠的，压抑着父爱的投入；最后，其凝视是疏离的，父女之间隔着距离，视者与被视对象很难实现主体间的亲密互动。
2.2. 希金斯：阶级凝视
希金斯是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的代表，他凝视着像伊丽莎这样的底层人物。在这部剧中，从物质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是帮助伊丽莎摆脱底层身份的恩人；从伊丽莎精神世界的立场来看，希金斯在其凝视中表现出的傲慢与粗鲁是促使伊丽莎女性独立意识觉醒并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希金斯而言，伊丽莎是“鸽子”、“鹦鹉”、“猫”、“压扁的卷心菜叶”以及“极其肮脏”的存在[7]。仿佛她和她的衣服携带了一种致命的病毒，像某种需要避开的瘟疫。“把她带走，给她洗干净，皮尔斯太太。如果其他方法都不行，就用‘猴牌’清洁剂。厨房里有足够的火吗？”[7]希金斯认为，伊丽莎没有与他相同的学识和社会地位，因此她没有同等的发言权，也不配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希金斯和皮克林最初的赌注完全忽视了伊丽莎作为女性的主体性，他们并不关心伊丽莎是否会转变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只要他能够让伊丽莎的言谈举止变得像淑女一样，并成功欺骗上层阶级，他就能证明自己作为语音学家的专业能力。这样一来，伊丽莎成了他利用和证明自己的工具，即使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这些使淑女无法自食其力的举止和习惯，却没有给她带来淑女的收入”。如果说希金斯因伊丽莎的衣着将她视为瘟疫，那么他因她的方言将她视为尚未被人类文明驯化的野兽。她粗俗的语言极大地冒犯了希金斯教授——《希金斯通用字母表》的作者。“一个发出如此令人沮丧和厌恶声音的女人没有权利存在于任何地方——没有权利活着。”[7]“你看这个家伙，说着街头英语：这种英语会让她一辈子都待在阴沟里。”[7]总之，希金斯对像伊丽莎这样的底层女性毫无共情与同情，他的凝视对伊丽莎具有破坏性，使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奴隶。
“凝视”这一术语常与阶级、种族、性别和民族等身份问题相关联，并体现了一系列权力话语的二元对立[8]。希金斯的凝视可以体现其身份的心理机制，他始终将自己局限于上层阶级的身份中。他固执地认为，以乞讨为生的底层阶级也应该说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圣经》中的标准英语。事实上，上层阶级之所以为标准英语中某些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发音方式感到自豪，是因为这是一种将他们与底层阶级区分开来的方式。语言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相对应。他忽视了文化的阶级属性。这也预示了希金斯无法理解伊丽莎在“成功转变”后的情感崩溃。标准英语是高社会地位的象征。阻碍伊丽莎过上更好生活的不仅仅是语言，更是贫富差距。
2.3. 伊丽莎：萌芽阶段的自我意识
根据拉康的凝视理论，当主体凝视镜像时，存在想象中的自我认同，形成了“理想自我”，即主体通过对自身或与自身相似的他者形象的凝视来构建自我认同[1]。在《卖花女》第一幕中，希金斯的话语促使伊丽莎在逐渐成长但尚未成熟的自我意识基础上，构建了她的理想自我。
在接受语音训练之前，伊丽莎已经开始初步构建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包括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自尊心以及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尽管伊丽莎缺乏家庭的温暖和父爱，但她保留了良好的个人品质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她通过卖花来维持生计。在剧中，伊丽莎经常提到：“我的品格对我来说和任何女士一样重要。”[7]尽管她贫穷且未受过教育，伊丽莎坚信自己与那些上层社会的女性拥有同样的尊严和人格。当希金斯记录她的言语时，她感到这可能对她不利，因此她站出来质疑希金斯的行为。她有自己的生活准则，例如，尽管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并不饮酒。
在想象关系中，主体通过他者的视角凝视自身，并通过认同他者的视角将自身内化为理想自我。伊丽莎就如进入镜子阶段的婴儿，找到了一个可以“投射”自我的形象，站在自我建构的门槛。不过，镜像建立起的自身完整性不过是“矫形的整体性形式的幻想”，自我赖以确立的基准外在于身体实在，“预示了它异化的结局”[9]。当伊丽莎听到希金斯的夸口时，她抓住了一丝希望：“三个月内，我可以让这个女孩在大使馆的花园派对上被当作公爵夫人。我甚至可以让她成为一名女仆或商店助理，这需要更好的英语。”[7]因此，她决定用自己辛苦赚来的微薄积蓄向希金斯学习，改善她的口音。“我想成为花店里的女士，而不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街角卖花。”[7]伊丽莎主动寻求希金斯的改造，正是因为她通过他者的视角凝视自己，产生了想象中的自我认同。她认为，拥有优美的英语发音似乎可以让她拥有更光明的未来和更轻松的生活。然而，没有经济基础的身份转变会使她陷入强烈的自我价值否定，并对她的主体建构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当伊丽莎接受希金斯的语音训练时，她也不自觉地接受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以及上层阶级的规范，并试图融入主流文化。伊丽莎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她的选择注定会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
3. 社会的凝视与伊丽莎的困惑
3.1. 语言：上层阶级的谎言
凝视作为一种带有权力或欲望的观看方式，让凝视者通过这种权力获得“观看”的特权和主体地位[6]。在第三幕中，希金斯带伊丽莎来到了希金斯母亲的家中，此时的伊丽莎还没有成功地将“标准英语”内化为自己的语言，就像还未塑形成功的玩偶第一次被摆到了市场中。伊丽莎服饰华丽，举止优雅，开始时说话确实斯文得体。可是她渐渐暴露出了自己粗鄙的话语，其街头卖花女的本质身份也暴露无遗。之后，伊丽莎竟然成功地在大使馆招待会冒充公爵夫人，她被彻底塑造出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一位拥有无可挑剔的措辞、优雅举止和端庄仪态的贵族女性。在两次出场中，伊丽莎华丽的打扮和气质都震慑住了在场的大家贵族。当伊丽莎在希金斯母亲家中暴露出粗鄙的语言后，弗雷迪却说这正是最时髦的语言；克拉拉当场还学起这种“时髦”来。此时的伊丽莎不具备上流阶层拥有的经济基础的支撑，但仍然能凭借穿着打扮以及气质成功哄骗过他们，成为上流社会的谈资。这如同于奢侈品一般，凭借品牌效应和外部包装获得上流阶层追捧，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象征。这进一步破坏了伊丽莎的主体性建构，将女性主体客体化和物化。当塑形成功的伊丽莎进入人们视野时，人们欣赏且喜爱的是其伪装的外表而非真正的主体。
此外，贫富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由此凸显。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性权力，隐藏了支配与从属、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并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运作。底层群体在渴望通过接受资产阶级文化来跨越阶级壁垒的过程中，无意中屈服于文化资本和统治阶级价值观的洗脑，通过学习精英阶层的“标准语言”来实现这一目标。本质上，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在这一过程中被掩盖了。在剧中，标准语言作为上层阶级地位的象征，被视为优雅、自然合法且优于其他方言的存在。因此，社会中的个体误以为社会秩序和等级分类具有“自然性”。处于底层的伊丽莎对此毫无察觉，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力量施加的规训。标准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工具，由此成为规训社会的手段。
3.2. 伊丽莎：迷失的自我意识
根据镜像理论，象征性的他者认同形成了“自我理想”，即主体通过他者指出的理想形象来看待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对象[1]。这体现为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支配，主体被迫认同社会秩序、父权秩序等。同样，福柯认为，凝视作为一种权力，其力量在于其不可知性。在这种不可知性中，女性的地位处于长期的不安全感中，或者说处于一种永久性的被观察状态，迫使她们通过他人的凝视来存在。女性的所有行为都会被他者驱动，并被转化为一种对象形式。通过被观察和评价，女性要么不断内化标准和秩序，要么对其进行抵抗。
当伊丽莎初次来到教授的实验室时，她被他的话语所迷惑。“想想巧克力、出租车、黄金和钻石。”[7]她没有考虑后果，也无法抵抗这种诱惑。正是缺乏强烈的自我意识，驱使她盲目地追随本能。在希金斯的严格规训下，得体的行为被固化为习惯性动作。在希金斯夫人组织的茶会上，伊丽莎“穿着精致，进入时展现出非凡的气质和美丽，以至于所有人都站起来，感到十分慌乱”[7]。“他们停止交谈，注视着她，欣赏她的服装、珠宝以及她那奇异而迷人的自我。”[7]在语音改进方面，伊丽莎经历了严格的训练，以确保每一块肌肉都能在固定的时间内精确地发出声音，从而形成习惯。在大使馆的盛大派对上，她“说话的方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模一样”[7]。
福柯提到，被囚禁者会因塔楼的存在而不断提醒自己可能处于监视之下，从而将这种监视内化为自我凝视[4]。同样，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分析道，女性是被凝视的对象，并揭示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男性行动，女性呈现。男性观看女性。女性观看自己被观看。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男女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女性与自身的关系。女性内在的审视者是男性：被审视的是女性。因此，她将自己转化为一个对象——尤其是视觉对象：一种景观。”[10]女性的顺从和自我凝视使她们彻底接受了父权社会的规训。伊丽莎积极迎合男性主导的上层阶级对女性的规范和期望，并通过反复的模仿和表演来塑造自己的性别身份。她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养成了习惯，并体现了具有被驯服性质的女性气质。这一切都与她最初的愿望相矛盾：通过教育自己，在社会中过上更好、更独立的生活。伊丽莎暂时性的自我意识迷失是父权与阶级强大凝视的结果。然而，她最终选择了反抗的方式——对抗性凝视，即反凝视。
4. 伊丽莎的反凝视与被凝视的命运
4.1. 伊丽莎：反凝视与觉醒的自我意识
当个体意识到并对他者施加的规训感到不满时，觉醒的自我意识会激发其以新的反抗姿态——即反凝视——来对抗来自权威意志的凝视[11]。凝视可以具有对抗性，它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是对权威的挑战。伊丽莎并非始终被动，她保留了自己的自我意识。她逐渐意识到，不同阶级之间的文化和历史鸿沟显而易见，而她无法仅仅通过扮演淑女真正融入上层阶级。她只能谈论天气等无关紧要的话题，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这种身份在她谈及个人经历时便会暴露无遗。每一次社交活动对她而言都是一场需要全神贯注的考验。最终，富人和权贵们欣赏她淑女般的表演，但无人知晓她隐藏的真实自我。愤怒之下，她向希金斯抱怨：“我卖花，但我没有出卖自己。现在你把我变成了淑女，我却无法再卖任何东西了。”[11]“哦！要是我能回到我的花篮旁该多好！我就能独立于你、父亲和整个世界！为什么你夺走了我的独立？为什么我放弃了它？我现在是个奴隶了。”[7]伊丽莎质疑父权与阶级对她的凝视，因为这些凝视所施加的规训和物质主义文化规范使她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希金斯傲慢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让她无法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因此，伊丽莎毅然离开了希金斯：“我知道我是个普通无知的女孩，而你是个博学的绅士；但我不是你脚下的尘土。”[7]
伊丽莎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其主体性的回归上，包括忠于自身经验、独立思考以及表达自由。首先，伊丽莎坚持自力更生的个人价值观，不愿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虚荣场中表演。她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所学的语音知识谋生。“我可以教语音学”或“我可以给那个满脸胡子的匈牙利人当助手。”[7]语音训练使伊丽莎无法再成为那个通过劳动自食其力的卖花女，但它也可以成为她通过智力劳动谋生、过上更好生活而不依赖他人的一种方式。其次，伊丽莎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始终坚持性别平等与善意的理念。希金斯质疑弗雷迪对伊丽莎的用处，但伊丽莎表示：“也许我能让他有所作为。但我从未想过我们之间要互相利用。”[7]在她看来，人际关系并非完全由利益驱动，而是基于真爱与尊重；女性也可以通过工作养家，而不必像传统那样依赖丈夫。“我会嫁给弗雷迪，等我能够养活他的时候就嫁。”[7]“淑女与卖花女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她的行为举止，也不在于她如何被对待。”[7]她始终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无论她是卖花女还是淑女。她学习语音不仅是为了自力更生、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像淑女一样受到尊重。“淑女与卖花女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她的行为举止，也不在于她如何被对待。”[7]第三，希金斯代表了学识与财富的上层阶级，是社会权威的象征。而在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推动下，伊丽莎通过对立性凝视看穿了希金斯在社会意义上的脆弱性——他需要他人的帮助。在第五幕中，伊丽莎与希金斯的争论中，她直接指出希金斯从未以他人的感受为导向说话或行动，并试图唤起他的良知，让他学会善待他人。“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处愉快，我渐渐——开始——在乎你；不是想让你爱上我，也不是忘记我们之间的差距，而是更像朋友那样。”[7]希金斯的学识和专业精神使他在学术界备受尊敬，但他缺乏服务社会的人性与责任感，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需要的。至此，伊丽莎与希金斯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拥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伊丽莎成为了希金斯的老师。
4.2. 社会：无所不在的凝视
“象征界”是一个由符号构建的、具有深刻社会文化意义的秩序，由父权秩序主导，并由能指统治。它的作用在于实现人类的社会文化性，同时规范其性与攻击本能[2]。伊丽莎认为，通过教授标准英语，她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了独立，完全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然而，标准发音作为统治阶级的规训手段和物质化文化规范的具体体现，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意志。在象征界中，能指指的是对主体的支配与塑造，而意识形态通过构建一种幻象将个体转化为政治主体，并将其困于其支配之中[2]。伊丽莎通过标准化他人口音谋生的方式，无意中帮助了父权社会巩固其统治地位。
拉康认为，作为观看主体在面对客体世界时，自己观看的对象以某种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这种目光即凝视。它“属于事物的一边，也就是说事物在看着我”[9]。观者的视角具有盲点和局限性，主体被固定再观察物自身。伊丽莎的反凝视又再次被反射回来，受到社会的凝视，其主体性不过是一个幻象。伊丽莎在被观看和评价的过程中继续内化标准，有意识地学习规范行为，她忍受着父权和社会秩序等权力的凝视。后来，她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迎来主体性的回归，并且由于阶级身份的改变，她成为反凝视的主体，或者说凝视的主体。然而，其主体性具有匮乏的本质。伊丽莎的父亲意外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每年4000英镑的年金。到剧终时，伊丽莎、希金斯夫人和皮克林都准备愉快地参加她父亲与继母的婚礼。这一情节除了产生喜剧效果外，还揭示了伊丽莎身份的真实转变。她被上层阶级的家人和朋友所包围。伊丽莎所学到的上层阶级礼仪和发音如今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持，随着她的父亲成为绅士，她也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淑女。从现实角度来看，伊丽莎社会阶级的跃升使她无法真正实现“自力更生”，而她能够享受上层阶级有形和无形的特权。总之，伊丽莎主体性的确立有其局限性，她的真正独立只是一种幻象。她无法摆脱社会中父权与阶级意识的影响。换句话说，她的自我意识并未克服社会权力的凝视。
伊丽莎在经济基础支撑下实现了外表与言谈的自我转变并取得成功的同时，也陷入了凝视的困境，成为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在追求所谓高贵社会身份的过程中，她进一步丧失了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萧伯纳通过伊丽莎的故事，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个体阶级身份与伦理需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凸显了在权力结构下个体寻求自我实现与主体性的艰难，从而深刻传达了其伦理批判意涵。
5. 结论
《卖花女》作为一部经典喜剧文本将“问题剧”作为文本内核，通过探讨伊丽莎自我意识的转变和身份困惑，深入地揭示了当时英国腐朽保守的阶级意识、父权意识等问题，客观地展示了社会底层人民深受压迫的社会面貌，由此让这部戏剧文本的立意不断升华。
权力凝视的背后是当时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男女不平等。由于社会位置的限制，个体很难真实地理解现实：大多数被支配者往往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笼罩，并将现实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无意识地接受了支配者的价值观，导致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扭曲理解。伊丽莎最初看似良好的意图使她失去了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真实的自我，其自我意识并未帮助她在父权制和阶级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确立女性主体性。来自“他者”的凝视压迫着以伊丽莎为代表的底层女性，而通过语言等“象征界”的社会规训，伊丽莎不断内化阶级意识并屈服于父权统治。伊丽莎的“成功转变”更像是萧伯纳为底层阶级编织的一个梦，因为现实是没有经济基础，不同阶级之间的鸿沟无法跨越。腐败且保守的等级意识极大地阻碍了底层阶级通过勤奋努力实现物质成功；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将女性物化，使她们难以在社会中获得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