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东北女性作家迟子建自2006年出版《额尔古纳河右岸》伊始，学术界对其的关注与研究层出不穷。研究者大多通过分析文本的叙事风格、语言特色来重新诠释作品的叙事特征；另外在与其他作家作品的对比研究中，集中关注少数民族群体在外部世界即将毁灭坍塌的前提下所反映的深层文化心理表征，揭露作者迥然不同的情感取向。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位鄂温克族最后的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沧桑巨变，揭示了现代科技文明入侵的环境下游牧民族内心的漂泊、孤独与无所适从。前人研究多关注作品的宏观角度，缺少对“个体生命存亡”、“人存在的意义”展开讨论。而本文则试图运用萨特和海德格尔相关的存在主义理论，发掘文本中那些易被忽略的女性角色的心灵状态，探讨女性所处的生存困境，以期寻求符合人类生存共性的文学性路径。
2. 迟子建与存在主义
2.1. 存在主义简论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对大众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其主题是分析和描述一个失去了万事万物存在的根基的虚无主义的时代”[1]。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成为了战后流民新的精神寄托，以此激励自身在险恶环境下仍要奋发向上，追寻人生的意义。其中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特开创了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哲学，打破了以往存在主义与宗教神坛挂钩的必然性。他认为人类的存在不依附上帝且是纯粹而真实的，更不接受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说法。先有人自在的存在，由个人对自身未来发展的程度进行预设与规划，进而造就个人的本质。天生存在的并非本质，而是人在创造自身本质的同时也能够赋予各项事物以本质。正如萨特所强调的“在投入未来之前，我什么都不是”。英雄与懦夫的区别也不是出生就贴上的标签，而是自身后天所采取的努力与行动。萨特的观点也证明：人是自由的，人生的结果只取决于当事人自身的选择与努力的方向。除了自己给自己的干预之外，再也没有事物能够剥夺人生的希望，这也是为什么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积极、乐观、甚至于是人道主义式的哲学思想。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第一人——海德格尔，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完成的部分是“此在与时间性”，通过揭示此在具有的时间性生存结构去领悟“存在的意义”。换言之，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的领悟就在于，在面临死亡及其所引发的敬畏情绪时，我们是否能从中唤醒内心深处的良知，进而做出回归本真生活的决断，这或许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从而坚定回归自我生存之路的决心。
2.2. 迟子建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二战后，存在主义的思想逐渐渗透至东方。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诸如鲁迅、冯至、钱钟书等杰出作家，以其独到的洞察力和饱满的创作热情，率先接触并吸纳了存在主义这一深刻理念。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与内化吸收，通过有选择性地借鉴与转化，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播撒并使其生根发芽。与此同时，部分存在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萨特的《墙》与《恶心》，以及加缪的《局外人》等也陆续被译介至国内，这些作品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回响，进一步推动了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存在主义思想逐渐影响到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在西方文学史上，存在主义思潮曾掀起巨大的波澜。同样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家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视角中，促使他们更为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以迟子建等作家为例，在作品中以沉重的笔触揭示社会现实，特别关注那些易被忽视的个体生存状态。通过展现与正常生活迥异的现象，她们有意与存在主义思想产生某种共鸣，从而传递出深刻的人文关怀。这种创作倾向和态度，使得其作品与存在主义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沟通与对话。
迟子建曾谈道，她“早期比较喜欢屠格涅夫、川端康成、鲁迅、郁达夫等，现在仍喜欢后三位”，“后来喜欢的作家还有福克纳、爱伦·坡等”。20世纪初，尽管中国哲学界对存在主义尚显陌生，但文学界却早已怀揣着热忱之心，积极接纳并尝试运用这一哲学思想。现代学术研究进一步证实，鲁迅的诸多作品，尤以《野草》为代表，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较早地关注到了人性的存在等核心议题，通过文字深刻剖析了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从而在文学创作中实现了与存在主义的某种契合。“其实鲁迅的思想，与广义的存在主义相契合，有些细节几乎就是存在主义的。”[2]可以说，迟子建或多或少受中国近现代本土作家的影响接触到了存在主义并将其部分思想引导运用到写作中。
迟子建的创作主旨不仅深受本土文学巨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启迪，其中威廉·福克纳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20世纪美国文坛的璀璨星辰，福克纳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19部长篇小说及近百篇短篇小说的宝贵遗产。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精心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约克纳帕塔法谱系”，通过这一谱系的小说，他深刻剖析了美国南方社会的道德沦丧与精神荒芜，展现了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福克纳的笔触不仅生动描绘了美国南方社会的风土人情，更对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深入而理性的反思。他尤为关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人们在沟通中的隔阂与疏离，以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和追求真正的“人性”。福克纳的这种思想对迟子建等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作品在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方面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额尔古纳河右岸》延续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承载着个体回归精神家园的愿景，游牧民族的存在与发达文明之间不断冲突恶化的关系，是继续停留还是妥协？即使在这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中生存的根基或世界的意义已经消失或根本不存在，但是每个个体仍要继续追问、思考和表述生存意义的问题。
3. 存在之“本”
迟子建以其独特的笔触，展现了对生命的无限敬畏与敏锐感知。她的作品中，字里行间都弥漫着对生命与生存疼痛的深切体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她更是将焦点投向了生活在现代文明边缘的原始森林中的鄂温克民族。通过对这一民族生存境遇的深入描绘与叩问，迟子建展现了个体在特定环境下的漂泊、困顿与茫然。她细腻地刻画了这些鄂温克人在现代社会冲击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努力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与侵蚀。
3.1. “存在先于本质”：原始世界中“我”的存在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首要原则。“开始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出现——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换言之，人出现之前世间万物都处于虚无状态，没有真正客观实际的存在物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的本质，先有人的存在，“人”的概念才能够被人本身所赋予。因此人的存在性成为了存在主义者对存在主义中“主观性”原理的阐释，“自在的存在”重点关注人在外部世界中的生存境况与发展权利，最大限度尊重人性的自由。
现代化进程势不可当，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扼杀了原始的、古老的、传统的生存方式。《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委婉交代了鄂温克族延续已久的游牧活动彻底终止，人们被迫搬进有白墙红顶的房子；作为民族之魂的驯鹿也即将失去自由，被无情圈养。叙述者“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如果午夜梦醒时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那么我的眼睛会瞎”([2]: p. 315)。因此“我”恪守民族习性、维持部落的生命形式，哪怕过去生活的环境不复存在，但“我”仍然存在。外部体系的毁坏亦无法改变人存在的实质，肯定了人存在的先天性。同时叙写了人为了存在而采取的行动。大兴安岭中的生态开发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夺走了原始森林蓬勃的生机。鄂温克人逐渐与朝夕生存的环境格格不入，土地贫瘠、树木稀疏、动物锐减、亲友分离等，“我”始终无法与外部环境妥协，宁愿头顶明月星辰、倚仗山间清风，继续固守在森林里的乌力楞。“我”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割裂了人与环境的同一性，无限扩大了人物的寂冷、孤独与虚无，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一种漂泊无依的存在体”的论断。另外在作者笔下，由“我”将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对人性较少铺陈，更没有对相关角色下定义，而是侧重于对鄂温克族人真实处境的书写。“我”的行动又与其他人难以达成一致，对应着“如何生存”这一命题的追问。
“我”的姑姑依芙琳同样为了追求生存而固化于原始世界之中。作者赋予“我”这个讲述者近乎完美且理想的情感生活，可长着歪鼻子总被男人们嘲笑的依芙琳则作为反面形象所出现。原始社会的爱情是开放的，婚姻虽然神圣却也单纯，直接目的只是为了繁衍后代。依芙琳不满意丈夫坤德，与丈夫两两相厌，为此从不与丈夫同床共枕。面对儿子金德的婚礼，依据自己的心愿强行向尼都萨满请求赐婚，最后却适得其反，儿子于婚礼当天在一棵树前自刎。女性屈服于感性，夫妻间的关系异化使依芙琳的情感和归属需求越来越难以实现，情感的缺失亦使女性更容易受到孤独的吞噬。在茫茫人海中，空虚与落寞被无限放大，外部世界面临崩塌，精神寄托也早已消失殆尽，双重桎梏的压迫也无法让依芙琳沉沦，她拒绝受困于对男性的依附，同时也瓦解对自我的禁锢，带领氏族其他女性逃避日本人的追捕、负责氏族长途迁徙以及拿起猎枪勇闯森林寻找食物，用实际行动挑战男性生存权威。纵使生命外围一片荒芜，她也依然执着在原始世界寻求生存的真实性。
3.2. “自由选择”：荒芜时空下的精神失序
萨特派存在主义拥有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人在世界上始终是自由、没有依靠而言的，为了更好地证明生存的价值，人必须由自己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后果往往附带着责任。一方面，人类存在于自身之外，完全把自己投出存在本身，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成就；另一方面，带有“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则倡导人尽可能地追求进步，完善自己，超越自己，此时人之存在才具备意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给予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依莲娜在原始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摇摆状态下生存，深陷浮躁与孤独的二元对立中探求生命的认知与指向，完成“人怎样生存才具备意义？”的二次追问。
依莲娜出生于现代城乡，又向往自由的森林，人生轨迹呈现“离去–归来–离去”的趋势，这种趋势与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归乡”写作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体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在故乡之外的世界“盘旋”一圈又回到故乡，却发现记忆中的美好早已物是人非，抛开自欺的色彩，带着对故乡的失望情绪又重新回到第一世界，反映了主体所生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倒塌。在此模式下，依莲娜不断接受各种文化的碰撞，逐渐开始绘画，童年在一张张白纸上用刺鼻难忍的油画棒作画，回归森林后就用天然颜料在岩石上画，在她的画笔下，驯鹿是“调皮的”，是“歪着脑袋，抬起一条前腿……有不对称的角，一面有七个杈，一面只有三个杈”的神鹿。驯鹿真善美的外在形体结合鄂温克族人民的自由品性内化于依莲娜心中，借助美好意象的表达，此时的依莲娜真实地生活在山林里。好景不长，依莲娜通常住上一两个月便会心烦意乱，嫌弃山里太寂寞，跟外界联系起来不方便，毅然决然跑回乡镇。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再次提到：“个人的自由选择摆脱不掉他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的限制，因此一旦做出某种行为，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也连带着让他人承担责任。”[3]依莲娜既受过鄂温克民族原始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学习过先进知识，具备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身份。但她后来面对只有工人身份的丈夫，其匮乏的文化素养与民族气息无法与她达成灵魂高度的契合，婚姻的矛盾性必然显现。受制于存在的不确定性，她不断在上山与下山之间徘徊，始终游离在边缘地带，试图寻找真正的归宿。对依莲娜而言，“有组织的处境”外化为两个世界：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被物质欲望浸染的“霓虹灯”，另外一边是充满清风、驯鹿、树木、溪流和月亮的纯净乐土，她的自由选择始终伴随着相应的后果，并为此承担责任。为此，她一旦选择山林就必须面对无聊且单一的生活方式，短暂地静谧无法撼动她那早已被世俗动荡的心灵；回归到物质文明的世界亦需承担浮躁喧嚣的生活压力，对未知人生的困惑让依莲娜也明白，不论上山还是下山，都无法获得真实的生存体验。意识的清醒会反作用于主体的行动，人生的意义在于自我构建，一旦自我认识产生偏差，意义就会随之消失。最终，依莲娜带着她的画笔走向了虚无，走向了死亡。死亡不是存在的终点，却是依莲娜摆脱虚无存在的终点。
3.3. “向死而生”：坚守生命本真的底色
死亡命题在整个文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海德格尔关于死亡哲学的论断独树一帜，启迪人们重新审视死亡以及赋予死亡“乐观”的内核，正所谓死亡是人之生命的最终走向，却不指向存在的必然。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死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而又确知的可能性，而其确定可知本身都是未规定的。”([4]: p. 3)死亡的必然性在于生死互照，终有一死，而其偶然性更具悲剧色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遇见死亡或者死亡。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云淡风轻的死亡书写也体现着这一必然和偶然的双重性，她将人物置身在真实存在中，而非虚构的框架。列娜正值青春懵懂的年纪却冻死在迁徙途中；达玛拉围绕着火堆跳了一整夜的舞后死去；马伊堪生下一个孩子陪伴拉吉米后跳崖自尽；依莲娜在物欲横流与返璞归真之间久久徘徊后随河流远去；依芙琳老一辈的相继离世……文中的女性或按照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或受世俗纷扰不堪为生，或为氏族使命而心甘情愿奉献生命，没有预设也毫无征兆，在死亡面前，生命仿佛比一张纸还脆弱。与此同时，死亡使“此在”的结构趋于完整，此在通过死亡与他人一起存在。海德格尔并不是从日常生活经验论述此在与他人的生命消亡，而是着重突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共在”[3]。“共在”也不是追求生者与死者同时面向死亡，换言之是死者虽死但采取另一种新兴意义的方式与生者“共生”。鄂温克民族“以死换生”的超强人世关怀符合海氏的“共在”理念。尼都萨满用一只驯鹿的生命换回了在病危之际的列娜，而后继承的妮浩萨满每次救人都要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第一个孩子果格力，为了救何宝林的十岁孩子而牺牲；第二个女孩叫库坎托，她被迫用自己的生命救回了心胸狭窄、暴躁易怒的马粪包；第三个男孩耶尔尼斯涅，为救自己的母亲伴随着畸形的公鹿仔被河流冲走。以如此神性的色彩渲染萨满的“英雄”主义，明知道每救一次人都会牺牲自己的亲骨肉却还是忍痛割爱。迟子建的笔触沉稳平静地挥洒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片土地上，没有对死亡声嘶力竭地呐喊，只是诉说死亡，“因为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的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5]。暂且不论“一命抵一命”这类生死置换观的愚昧性，从生物平等观的层面出发，任何生命都极其珍贵且充满灵性意味，一种生命陨落，另外一个生命重新点燃光亮，这就是海氏所说的人的存在是在世之所在，死亡只在时间的维度存在，这个世界使得死者得以用某种方式延续存在，与生者共生。
4. 存在之“外”
深入研读迟子建的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丰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她以满腔热情投入创作，聚焦于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情感体验，将人文关怀融入字里行间。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变迁的加速，迟子建对这种关注的执着与真实愈发凸显。她的作品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也展现了个体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抗争。这种对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入探索，使得迟子建的小说在文学领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反映了她对人性、生命意义和社会动荡的深刻思考。尽管迟子建的作品中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存在主义因素，展现了对于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和对于生命体验的敏锐感知，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特点就将其定义为一个纯粹的存在主义作家。迟子建的创作风格多元且独特，她不仅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还致力于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元性。她的作品常常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文学元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将迟子建简单地归类为存在主义作家，可能会忽略她作品中其他重要的文学特质和主题。
此外，作家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往往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体系，很难用单一的标签来准确描述。我们应该在全面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和作品内涵的基础上，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欣赏和评价其作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领略到迟子建等优秀作家作品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她的作品始终体现着“以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6]。从写作以来，迟子建深信“关怀”的力量，她的作品始终被人性的温柔所包裹，呈现出一种平静而悠然的美。然而，有人误解她小说中平和而缓柔的氛围，认为其缺乏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读。事实上，迟子建对于善恶有着明确的判断，她以独特的艺术追求和表达方式，将这种态度巧妙地融入作品中，赋予其深刻而有力的内涵。挖掘爱与善背后的微弱亮点，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然而迟子建不仅成功地描绘了人性中的亮点，更是深入挖掘了人性背后的那抹微弱却坚定的光芒。这些发现，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无尽的勇气和信心，让我们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坚守信念，勇往直前。
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社会使命感的作家，迟子建渴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将那份深沉的“关怀”传递给每一个读者，为这个或许已经有些冷漠的世界带来一丝温暖。她的作品不仅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更是对生活、对社会的热切呼唤，希望我们能够在繁忙与冷漠中，重新找回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感动。
5. 结语
存在主义关注个体真实生存的状态，但并非一味宣扬“人生悲观主义”“孤独虚无”的论调，而是侧重于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人生选择和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是在描绘鄂温克民族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不得已选择退而求其次沦为现代世界的“边缘人”，他们从富足饱满的精神文明世界逐步滑向内心虚空、无所适从的物质文明，每个独立的主体都必然受到影响。但本质是在探寻世界瞬息万变之下不同女性的抉择与行动，显然她们惊慌失措却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在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生道路，每个人始终拥有存在的自由与权利。在利用存在主义理论分析文本的过程中，新的主题已然显现：人需要随时随地认清自己、找到自己，追寻属于自己“诗意的栖居”。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云南大学推免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TM-23236930)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