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水舞者》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塔纳西斯·科茨于2019年出版的首部小说。科茨在这部小说中继续关注黑人困境的书写。不同以往的是，他开始关注黑人的奴隶史。《水舞者》的主人公希兰作为一名黑奴，从小与母亲分离，目睹甚至亲历奴隶制对黑人奴隶的迫害，加入地下组织，使用“传渡”力量解救黑人奴隶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丢失的记忆，并最终直面创伤、在完整记忆中获得救赎[1]。
“传渡”离不开水和记忆。“传渡”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逃亡，更是一种记忆的仪式。水作为核心意象，既是现实中的河流、湖泊，也是记忆的载体，作为希兰进行“传渡”的动力承托希兰进行“传渡”。科茨通过水的不同形态象征创伤记忆的不同状态：压抑、混乱、整合与和解，也暗示希兰内心对创伤记忆不同的接受程度。希兰在马槽中看到的黑色漩涡，象征着他最初的创伤记忆——母亲的消失。这一场景预示了他后来的噩梦和记忆压抑。马槽中黑色的漩涡让希兰感到眩晕，就像混乱的创伤记忆在希兰脑海中的状态；雁河的湍急漩涡象征着记忆的痛苦再现。湍急的漩涡将希兰拉进水底，希兰在其中感受到的痛苦也是创伤记忆带给希兰的精神打击的物理体现；而横跨弗吉尼亚和费城南北的湖泊中的水，却又以水墙的形式托起了希兰，让他得以在水中行走，穿越空间，拯救黑人奴隶。湖泊的平滑水墙象征着记忆的最终整合。希兰已经找回所有记忆碎片，不再被过去的噩梦困扰，而是能够直面创伤记忆，自由地运用“传渡”能力，带领他人走向自由。随着水的形态转变，希兰的创伤记忆也由最初的碎片逐渐被拼凑成完整的图画。在这个意义上，涡流的形成、存在与消失似乎和创伤记忆的构建、压抑、再现存在一定的联系。涡流不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水体，还多了一层文学意义。而创伤记忆也并非静态的，而是可以被重新整合的。水的流动性象征着记忆的可塑性，暗示与水共舞的可能性。
2. 涡流的形成与创伤记忆的构建
流体力学中，涡流由外力干扰形成。当流体(包括气体和液体)流动时，如果遇到障碍物、密度变化、速度差异或受到外力作用，可能会产生涡流或漩涡[2]。创伤记忆的构建和涡流的形成过程几乎一样。Van der Kolk指出，创伤记忆的形成往往需要两个关键要素：一是足够强烈的外部刺激，二是个体特定的心理脆弱性[3]。在《水舞者》中，希兰所经历的奴隶制压迫构成了强大的外部刺激，而其混血身份则成为特殊的内在脆弱点，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在他心理层面形成了持久的“记忆涡流”。
希兰的混血身份在奴隶制语境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伤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混血奴隶处于一个矛盾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既不完全属于奴隶群体，又被排除在主人阶层之外[4]。这种双重排斥使希兰的身份认同陷入持续的矛盾状态。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当希兰第一次进入无锁庄时，尽管他的父亲是白人庄园主，却仍然必须走奴隶的通道[1]。这种空间上的区隔生动地展现了种族界限的不可逾越性，成为创伤记忆形成的关键节点。
教育机会的剥夺进一步加深了希兰的创伤。当白人父亲发现希兰的学习能力超过其合法子嗣梅兰德时，非但没有给予鼓励，反而立即终止了希兰的教育，并强迫他服侍梅兰德。这一情节折射出奴隶制下知识权力的极端不平等。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殖民体系通过严格控制教育机会来维持权力结构[5]。希兰的经历正是这种结构性暴力的鲜活例证，这种智力发展被强行遏制的痛苦，成为其创伤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母亲被贩卖的创伤事件构成了希兰记忆涡流的核心。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期与主要照顾者的强制分离会造成深远的心理影响[6]。对年幼的希兰而言，这不仅是亲情的丧失，更意味着安全基底的崩塌。值得注意的是，科茨刻意模糊了母亲被带走的具体细节，而是通过“蓝光中的女人”这一朦胧意象来表现这段记忆。这种叙事选择巧妙地暗示了创伤记忆的特性：它往往不是以清晰的叙事形式存在，而是以碎片化的感官印象储存。日常性的羞辱与压迫则为这个记忆涡流提供了持续的能量输入。希兰必须学会“用奴隶的方式”取悦白人，这种被迫的自我异化过程造成了持久的心理伤害。Goffman在讨论“全控机构”时指出，长期处于屈从地位会导致自我认同的扭曲[7]。希兰在庄园中的日常经历正是这种制度性羞辱的体现，年复一年的微小创伤不断强化着最初的记忆涡流。
在内外双重压迫下，希兰内心逐渐形成了一个难以消解的涡流。这个涡流不仅包含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自由的追求，也包含了他对自我身份的困惑和挣扎。这个涡流在希兰内心不断旋转和激荡，使他感到巨大的痛苦和挣扎。
3. 涡流的存在与创伤记忆的压抑
从流体动力学的视角来看，涡流的持久性源于其独特的能量循环机制。刘光宗在《流体力学原理与分析方法》中指出，涡流一旦形成，就会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能量交换系统：中心低压区与外围高压区形成压力梯度，旋转动能与流体势能相互转化，这种动态平衡使涡流能够在缺乏持续外力的情况下维持相当长的时间[2]。只有当外部能量输入中断或遇到更强的干扰时，这种平衡才会被打破。
从这个意义上说，涡流和创伤记忆是具有相通性的。Van der Kolk在《身体从未忘记》中强调，创伤记忆不同于普通记忆，它往往以“感知碎片”的形式铭刻在大脑的杏仁核等原始区域，形成一种顽固的“记忆印迹”[3]。这种特殊的编码方式使创伤记忆具有强烈的情绪唤醒度和持久的生命力。在《水舞者》中，希兰对母亲被贩卖的记忆正是以这种方式持续存在：虽然意识层面试图回避，但这些记忆却通过梦境、闪回等方式不断侵扰他的生活[1]。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当记忆带来的痛苦超过心理承受阈值时，自我会启动防御机制将其压抑到潜意识中[8]。但这种压抑往往是不完全的，被压抑的记忆会通过各种伪装形式重返意识，形成所谓的“症状”。希兰反复出现的“蓝光中的女人”梦境正是这种压抑失败的典型表现。科茨通过这一意象生动展现了创伤记忆的悖论：越是试图遗忘，记忆反而越是以扭曲的方式纠缠主体。
而《水舞者》要传达的是，不要压抑创伤记忆，去直面它，去释放它，和它共存。在《水舞者》中，希兰无法使用“传渡”能力的困境，象征着未处理的创伤记忆如何阻碍个体的成长与发展。Caruth指出，创伤的本质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它造成的认知断裂[9]。希兰对母亲记忆的压抑，实际上切断了他与过去的重要联结，使他无法完整地理解自我，也无法充分释放潜能。这种状态正如持续旋转的涡流，既消耗大量心理能量，又阻碍新的体验流入。而圣女摩西作为引导者，帮助希兰逐步面对被压抑的记忆，这一过程与现代创伤治疗中的暴露疗法高度吻合[1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记忆的“解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次次“传渡”仪式逐步实现的。这种渐进式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创伤治疗的核心理念：必须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重新接触创伤记忆[11]。希兰最终能够驾驭“传渡”能力，象征着通过直面创伤，个体可以重新获得对记忆的主导权。
4. 涡流的消散与创伤记忆的释放和永存
在自然界中，涡流的消散过程呈现出一种辩证的运动规律。从流体动力学的角度来看，涡流的形成与消散遵循着能量守恒的基本原理[2]。当流体受到外力干扰时，其局部动能转化为旋转能，形成涡旋结构；而当外部条件改变时，这种旋转能又会逐渐耗散，使涡流趋于平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散并非简单的消失，而是能量的转化与重组过程。正如杨本洛所指出的：“涡流在某一特定空间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能量的彻底湮灭，而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于更大的流体系统中。”[12]涡流最终会因时间或外力消散，但水仍会留下痕迹。
将这一自然现象投射到心理创伤领域，我们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性。创伤记忆的消散过程同样呈现出复杂的辩证特征。Bessel Van Der Kolk和Onno Van Der Hart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指出，创伤记忆具有“双重存在”的特性：一方面，显性记忆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模糊；另一方面，身体的隐性记忆却以更顽固的方式持续存在[13]。这种记忆的二元性在希兰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希兰成功逃离奴隶庄园，来到象征自由的北方城市后，他的显意识层面已经开始接受新的生活，但潜意识中的创伤记忆却通过多种方式持续显现。
其中，创伤记忆的“身体性留存”表现得尤为明显。希兰在北方自由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奴隶时期的作息规律[1]，这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模式揭示了创伤记忆的深层固化。更耐人寻味的是，当他经过车站等公共场所时，那种不自觉的弯腰姿态，生动展现了即使外在压迫消失后，心理创伤仍在持续塑造行为模式的现象。这些细节完美印证了Cathy Caruth关于创伤记忆“不在场之在场”的论述：创伤的威力恰恰在于它那些无法言说却又无处不在的影响[14]。在他们从奴隶制的枷锁下解放以后，仍然使他身心备受摧残的不再是生活中的活人，而是他们对奴隶制的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15]。
小说中关于“蓝光中的女人”的梦境反复出现，构成了另一个理解创伤记忆特性的重要维度。这个模糊而神秘的意象，既象征着希兰对母亲记忆的碎片化保存，也暗示着创伤记忆特有的“闪现”特征。不同于普通记忆的线性叙述，创伤记忆往往以断裂的、非时序的方式侵入意识[16]。这种记忆的入侵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一种身临其境般的重新体验，这正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核心症状。科茨通过这一文学处理，精准捕捉了创伤记忆的悖论性特征：越是试图压抑，越是频繁重现。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传渡”仪式与创伤记忆的互动关系。每一次“传渡”都是对过去奴隶经历的一次痛苦回忆与心灵洗礼，提醒希兰即便肉体逃离了奴隶庄园，心灵的枷锁依然难以挣脱。这种心灵的束缚，如同水体中永远存在的涡流，即便在表面看似平静的救赎之下，仍旧隐藏着深深的疤痕。每一次成功的“传渡”都需要希兰直面一段痛苦的记忆，这个过程形象地展现了创伤疗愈的基本原理：只有通过重新体验和整合创伤记忆，才能真正获得解脱。这种文学想象与当代创伤治疗的暴露疗法(exposure therapy)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希兰最终能够自由运用“传渡”能力时，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摆脱了过去的阴影，而是学会了与之共处。这种“带着创伤生活”的状态，恰恰反映了创伤记忆的永恒性特征。
5. 结语
塔纳西斯·科茨在《水舞者》中构建了一个关于创伤记忆的完整诗学体系，通过“涡流”这一核心隐喻，将个人心理历程与集体历史经验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多重阐释空间的文学表达。这一创伤叙事体系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深刻思想内涵。
首先，从个体心理维度来看，科茨创造性地运用水的物理形态变化，展现了创伤记忆的动态发展过程。流体力学中涡流的形成、持续与消散的完整周期，与希兰创伤记忆的构建、压抑与整合形成了精妙的对应关系。这种科学隐喻的运用，使抽象的心理学概念获得了具象化的艺术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科茨并未将创伤记忆的整合简单化，而是通过“水面行走”的意象暗示了记忆处理的辩证性：真正的治愈不是彻底消除创伤痕迹(这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而是建立与之共处的新模式。这种理解既符合现代创伤心理学的研究发现[3]，又超越了简单的“治愈叙事”，体现出对创伤复杂性的深刻把握。
其次，在历史政治维度上，小说通过希兰的个人经历，折射出整个黑人族群的集体创伤。如同Edkins所言，创伤从来不是纯粹的个体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性[17]。科茨将奴隶制造成的结构性暴力具象为各种水体形态，通过“传渡”仪式的反复演练，暗示了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与集体疗愈的可能途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始终处于对话状态：希兰每一次成功的“传渡”既是个人的突破，也是对族群历史的重访。这种双重叙事策略使作品既保持了个人成长小说的亲密感，又具备了历史寓言的宏大视野。正如王湘云指出的，科茨实际上是在探讨“如何在不遗忘历史的前提下超越历史”这一根本性问题[15]。
最后，在文学传统维度上，科茨对创伤记忆的艺术处理，既延续了非裔美国文学的抗议传统，又进行了重要的美学创新。与莫里森《宠儿》中的“幽灵叙事”不同，科茨选择以水的物理变化作为记忆载体，这种表现方式既保留了超现实元素，又赋予了更强的科学隐喻性。更重要的是，科茨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魔幻科学现实主义”风格：将精确的科学观察与诗意的想象融合，创造出既符合认知规律又充满象征张力的叙事效果。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黑人文学的表现手法，也为整个创伤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
《水舞者》最终传达的是一种辩证的创伤观：记忆既是负担也是力量，历史既是枷锁也是资源。科茨通过希兰的成长历程表明，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否认过去，而在于理解过去；不在于逃避记忆，而在于重构记忆。这种理解对当代社会处理历史创伤具有重要启示：无论是美国种族问题，还是其他群体的历史伤痛，都需要建立一种既能直面痛苦，又能面向未来的记忆政治学。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科茨的创伤叙事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可能性：在承认创伤不可磨灭性的同时，坚持救赎的可能性；在直面历史暴力的同时，保持未来的开放性。这种既不逃避也不沉溺的中间道路，或许正是处理个人和集体创伤最富建设性的态度。《水舞者》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更在于它为理解创伤与记忆这一永恒的人类困境，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