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约翰·缪尔(John Muir)是美国早期环境保护运动先驱，其毕生致力于自然保育事业，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缪尔对自然生态的深刻理解与文学表达集中体现在《夏日走过山间》(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这部著作中，该书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作者随牧羊队在内华达山脉进行地质考察的实证经历。缪尔一方面建构内华达山脉的“神圣荒野”意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通过“荒野”这一概念对原住民的生存进行了消音。印第安人既被客体化为“未开化”的他者，其祖居地的历史主权又在“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殖民话语中被消解。正如威廉·克罗农指出“国家公园的荒野想象本质上旨在抹去原住民的历史存在[1]。”所谓的“荒野想象”实为帝国生态主义的修辞策略，将环境正义问题从殖民历史中剥离[2]。
学界对于这部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生态伦理和其中蕴含的宗教思想研究。学者耿菲琳认为文本中的内华达山脉蕴含了山性、神性与科学性[3]，学者Chirs Highland则分析了文本中的激进宗教意识，认为宗教往往与其起源地荒野之间是存在矛盾性的[4]。然而目前鲜有研究针对文本中对少数族裔的压迫进行相关分析，本文拟探讨《夏日走过山间》中荒野生态书写所潜藏的种族化空间政治：尽管表层叙事呈现了荒野精神救赎的图景，但其文本深处却隐含着被压抑的殖民暴力。
2. 可见的风景：自然荒野的书写
美国《荒野法》中这样定义荒野：“与人类及其造物主导的景观不同，荒野被视为地球及其生命群落不受人类控制的区域，人类在此仅作为短暂停留的访客。”缪尔的观察手记《夏日走过山间》不仅成就了自然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更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开启前夕，为人类文明保存了一面澄明的荒野之镜。
缪尔的荒野与其说是野性的，不如说是充满人性和神性的。他详细描述约塞米蒂的动植物群，无论是山、河、树、花，缪尔均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他称仙灯百合为“植物圣人”：“它无瑕如冰晶，好比植物中受万众爱戴的圣人……有这样一位植物圣人在路旁布道，实在是叫人不舍得离开它去追随自己的队伍。”[5]植物伦理研究认为，人类应该摒弃人与植物之间工具化的关系[6]，即植物的存在不是一个有待阐释的对象，而是与人类共享主体间性的认知伙伴。当谈到约塞米蒂的熊时，作者说它们是他“毛茸茸的兄弟”，将红松鼠称为“毛茸茸的邻居”[5]，“兄弟”“邻居”等亲缘修辞重构生态关系，缪尔暗示自然界存在超越工具理性的有机互联性。他赞扬松鼠的勇气和精力，“它似乎将群山当作了自己的领地”[5]，缪尔将植物和动物从被观察的客体提升为与人类平等对话的主体，其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承认，直接呼应生态伦理学中“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主张。
同时，拟人化策略本身暗含认知悖论，赞美荒野并拟人化的做法本身仍残留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惯性，即自然的价值仍需通过人类文化符号得以确证。这种矛盾性恰恰映射了19世纪自然书写的时代局限：在试图挣脱人类中心桎梏的同时，仍深陷语言与文化的认知框架。同时，作者希望“在圣洁的荒野中当一名最卑微的奴仆”[5]，无论文本中的动物抑或是植物，缪尔通过隐喻的方式将自然与宗教联系起来，将自然视为上帝的园地，这种隐喻实际上是对殖民历史中“天赐”观念的体现。
3. 无主之地：“文明”与“野蛮”的对抗
缪尔的思想体现了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将自然视为一种神圣的存在，强调自然本身的审美价值和生态平衡。缪尔笔下的内华达山脉常被描绘为“一个没有被人类触及的圣地”，创造了一个白人精神乌托邦的原始荒野的形象，这一荒野概念本身带有殖民主义的认知框架。美国西进运动的背景下，原住民被驱逐或边缘化，殖民者将美洲大陆的自然景观视为“无主之地”，殖民者通过命名、测绘和征服将其纳入殖民版图。在其背后是失语的、失去祖居地的少数族裔。荒野土地是原住民生存的根本，也是殖民者征服和占有的场域。“对殖民地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土地，因为土地是最有形和最重要的：土地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护他们的尊严。”[7]
作者表达了无限对自然、对生物的喜爱，但对于出现的少数族裔，缪尔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作者为文中所有出现的人都标注了名字，比如牧羊人比利、安东，德拉尼先生等等，甚至连小狗卡洛和小狗杰克也是一样。与西进运动同时期的是华人劳工运动，文本中出现的华人劳工，只被作者用“说着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人”一笔带过[5]。印第安人称为“掘地印第安人”(Digging Indians)，意思是以吃植物根茎为生的印第安人。他们“好像属于另一个物种”[5]，作者极富白人优越感，“和我们这些受过文明熏陶的白人比起来，我见过的大多数印第安人并没有真正做到与自然为伍”[5]。缪尔在歌颂保护自然的同时，也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刽子手，把与生态共生的原住民进行了边缘化。从后殖民理论批判的角度来看，殖民主义强调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偏见和优越感，试图通过解构“他者”概念来挑战主流叙事，印第安人被作者认为是“野蛮”、影响生态的象征。作者在形容松鼠的时候说道：“它们从来不会让树胶弄脏身体，爪子和胡须也能保持整洁。”而在谈到印第安人的时候，作者说：“他们身上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不干净。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物种都是洁净的。”[5]
缪尔对原始自然的浪漫化书写，虽饱含对生态的敬畏，却在无意中延续了“荒野神话”，即认为自然独立于原住民的存在，而原住民与土地的共生关系被消声。缪尔的种族主义以白人为中心，用他看似理性的笔触将少数族裔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殖民主义种族灭绝行径经常以“殖民地人们类似于动物”的论断进行辩护，凸显被殖民者的身份、文化优劣，实现文化渗透的目的。
4. 不可见的伤痕：国家公园和殖民遗产
《夏日走过山间》的地理背景是约塞米蒂山谷所在的内华达山脉。约翰·缪尔在该书中的考察，直接推动了国家公园的建立，缪尔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国家公园的背后隐含着殖民逻辑：即通过否定原住民的权利来构建白人中心主义的自然乌托邦。后殖民理论中的“内部殖民主义”概念在此显现：通过生态正义的名义，延续对边缘群体的资源剥夺。首先是土地剥夺的延续，国家公园的划界常以驱逐原住民为前提。例如，黄石国家公园建立时，原住民被强制迁离，其传统狩猎权被剥夺。其次，将“野生化”作为殖民工具：环保政策将原住民生计方式(如狩猎、采集)定为非法，而白人游客的自然体验(如徒步、观光)被合法化。缪尔通过游说政府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然而“政府的介入往往伴随着对原住民土地的进一步剥夺[8]。”
由此国家公园背后的殖民遗产被揭露：殖民者先否定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再以生态名义占有土地，最终通过环保主义美化这一过程。《夏日走过山间》背后隐含的殖民逻辑揭示了自然保护运动的历史局限性。“没有环境正义的社会正义或没有社会正义的生态正义都不是真正的正义。”[9]缪尔的自然书写既是生态启蒙的里程碑，也是殖民现代性无意识的参与者。
5. 结语
约翰·缪尔的荒野书写在建构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诗学的同时，其文本裂隙中暗涌着殖民现代性的结构性暴力。一方面，缪尔通过将荒野神圣化为“自然圣殿”，以超验主义话语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认知范式；另一方面，这种浪漫主义生态观实质上构建了帝国主义的空间政治——所谓“无主之地”的叙事遮蔽了原住民的生存权，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主义修辞沦为殖民土地剥夺的美学装置。作为生态文学经典，《夏日走过山间》的悖论性正在于：其生态启蒙的先锋意义始终与殖民现代性保持着共谋关系。这种文本的复调性也正要求我们以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勘察自然书写中“荒野”与“伤痕”的叙事褶皱。
基金项目
2025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藻海无边》中的加勒比群岛意识及文化主体性建构研究(2025Y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