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梭罗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其代表作《瓦尔登湖》的讨论主要围绕生态文学、自然文学或与中国古代儒道思想的比较等方向展开。但是不论哪个方向，对“自我”的追问都作为线索之一贯穿其中。一方面，作为一名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梭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不令人难以理解。个体主义鼓励着人们对个人事业方面的兴趣，比如美国梦的成功或拓荒者精神，加上殖民时期从欧洲传入的宗教的自我反省传统，以及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对自我的兴趣正加速增长；另一方面，虽然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作家一般不会在作品中凸显自己的个性，但是该运动中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却是一种自我审视(self-examination)的文学，传达对于“自我”(self)的富有特点的看法([1]: pp. 264-266)。梭罗对于在新英格兰生活的人们的生命状态感到忧虑，无论是资产富有的阶层，还是身无长物的劳动者，在他看来往往都没有真正地“活”出自己的生命。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越发进步，人们在生活中却似乎越发偏离生命所渴求的幸福，而这一情况与人对自我的理解不无关系。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现代世界充斥着与自我有关的、叫做主体性的结构，对作为现代原则的主体性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于现代世界之中所并存的优越性与危机、进步与异化([2]: pp. 19-20)。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表达的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生命状况的关切与在二十世纪兴起的生存论哲学思潮有颇多相通之处，为了应对现代性问题，他们都通过对主体性的思考揭示自我的意义。
作为一名浪漫主义作家，梭罗同样高扬自我，但是他对自我的理解并未拘泥于自我中心主义：他没有非此即彼地一味拒斥或接受关于自我的主体性理解，而是解释、重构了自我。结合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的生存论1来看，梭罗的《瓦尔登湖》堪称一条人类的“复性”之途。梭罗的文字以类似现象学描述的方式逐步揭示出人的真实生命境况，对人们发出不要遗忘本真自我的呼召。
2. 自我问题的提出
没有人不想过一种好的生活，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过程是对于某种“好”的追寻。苏格拉底在关于善(好)的知识方面认为，没有一个人会去做他认为不符合自己目的、甚至哪怕稍微不符合的事情。([3]: p. 112)；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有一种特殊的本性，这种本性决定了他们自然地趋附于一种特殊的telos (目的)——也就是善，因而人们的每一种活动、探究、实践都旨在某种善([4]: p. 187)。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怎样生活，与他对自我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梭罗提醒人们，“没有什么比从被玷污了的好(goodness)中冒出来的气味更难闻。那是人的、神圣之物的腐肉”([5]: p. 71)2。因为倘若具体的生活方式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自我理解，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将会错失生命本身的崇高价值，仅仅是一具行尸走肉。然而，人们对此不免会有一种疑问：难道已然沉浸在现代文明中、具有丰富技能、博闻强识的我们会不了解自己吗？我经年累月地努力生活、奋斗，难道不是在活着吗？就像人们从教义的问答录中思考人生宗旨以及生活需要什么一样，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在如何生活才好以及与此有关对自己身份、命运的认识上总是在各种既有的“经验之谈”或“金玉良言”中选择。但是，梭罗对于这些意见却并不信任。“在我的灵魂深处，我认为我的邻居们所说的是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坏的，并且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事，很可能就是我的善行了。什么魔鬼上了我的身，让我行的这般好？”([5]: p. 10)在这一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表述里，梭罗告诉读者从他已有的人生经历来看，其一，“我”所听到的各种所谓的好建议，并不是真的好；其二，“我”根据这些建议所做出的生活实践或行动，往往带来不好的、让我后悔的体验；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梭罗向人们抛出了有关何以如此的严肃追问。“魔鬼上身”当然只是一种比喻，梭罗所逼问的乃是海德格尔哲学中作为“常人”的此在。
“常人”(das Man)这一概念出现在《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分析中，它用来表示此在的非本真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然地要从日常的存在方式与意义中来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此在的日常性意味着与他人共同存在。共在处在一种庸庸碌碌的状态中，此在在这种存在状态中处于他人可以号令的范围。这个他人表示的不是具体的哪一个人，而是在日常中由此在这里首先出现的一个“谁”，海德格尔将这个中性的东西称为常人([6]: p. 147)。这种常人的理解方式在自我理解这件事上有一种压迫感，仿佛带着一种毫无疑问的权威性，随时准备着占领对自我的理解一样。“房屋的排列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人们，它们面对面地成排成巷，以至于每个旅人必须穿过夹道，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能揍上他一下。”([5]: p. 163)梭罗的比喻贴切地表现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领会自身时总是先到场的常人的那种力量。“新闻”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闲言”，它并不真正关心所言及的东西的根本，本质上就是一种封闭，并且会导致进一步的自以为是([6]: p. 197)。常人以一种平均的状态影响着此在的存在方式，在组建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的同时，它也将所有原初的、私人性的、特别的东西都“平整”掉了。
因此，梭罗反对人们对公众意见的盲从，警惕在沉沦中按照常人理解自我。“就算是古代的思维或行动方式，没有证据也是不能被相信的。今天为众人所附和或默认为真的东西，可能明天就转变成错误，不过是一些人曾经信为能给他们的田野以意见的云烟。”([5]: p. 7)人不该活在人云亦云之中，“大家都这么说”这样的话充其量只能说明在公共生活中的交流需要考虑传达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说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生命的真理。他直言“公共意见是一位软弱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着，或者不如说预示着他的命运”([5]: pp. 6-7)。这里在用词上十分细腻，一方面，作为“暴君”的常人确实在此在的存在理解中有着强大的权能；但是另一方面，“软弱的”又暗示出这位暴君并非强大到不可战胜，而能否跨过其对生活的宰制就系于人自我理解的可能。“大多数人过着无声的绝望的生活。被叫做听天由命的东西……隐藏着一成不变而又不知不觉的绝望。”([5]: p. 7)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正是人们从常人维度接受了固化、凝滞的自我理解，在这种沉沦中人们感受不到真实的生命。
类似于海德格尔通过现身情态让此在现身，梭罗也通过生命现实中的情绪、感受让人意识到自我是一个问题。比如，“有些人的无尽的焦虑与操劳几乎成了无法治愈的疾病”([5]: p. 11)，这种焦虑让人们有可能发现对自我的看法存在问题，从而意识到：原来我并没有活出真正的我！至此，读者也许会恍然大悟梭罗在开篇处那段恳请读者原谅的话用意何在了。“在大部分的书里，我，或者第一人称，都是被省略了的；而在本书中它会被保留”，“我们通常不会记得，无论如何总是第一人称在说话。如果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是我所同样熟悉的，我就不会对我自己谈论这么多。不走运的是，由于我的经验的狭隘，我只能局限于这一主题”([5]: pp. 1-2)。原来，梭罗在一开始就点出了主题，那就是人们对本真自我的遗忘。但是，常人的成见虽然已被谨慎对待，可究竟真正的自我是什么却仍旧悬而未决。求诸于人的索解之路并不可行，那么路在何方呢？梭罗的方案是求诸于己，回到自然3。
3. 在自然中遭遇他者
尽管有学者并不认可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对于梭罗的吸引力([7]: p. 117)，但是在通过走进自然探索自我这一方法上，梭罗与英国湖畔派们可谓异曲同工。在华兹华斯看来，成人想要超越社会尤其眼下那种粗鄙的城市社会而达到崇高和幸福，就必须返归自然([8]: p. 141)；而梭罗回到湖畔森林居住则是为了减少生存中大部分不必要的烦恼和焦虑，尝试揭示并不因时代的进步而受多少影响的人类生存的本质性法则。梭罗这一思路颇有现象学还原的味道，为了避免先入之间，他决定远离公共性的日常生活，尽可能地将外部声音，即大众性的意见“悬置”起来，以此看看当在生活这件事中只有与我的生命天然相关的自我还在场时，会有哪些现象。另外，这一思路的选择也与每个人都有过童年这一经验事实有关。相较于长大成人后高度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带给人的压抑或限制，人们多少都会怀念童年时期的无拘无束自由游戏的日子，这种幸福的感觉与成年后对名利的追逐全然不同。既然如今的问题是为了生命的幸福与美好而追问自我，那么曾经幸福的体验也就成为了一条线索。梭罗认为在玩中生活的孩子们比大人更能洞察生命真正的律法和关系；他以自己为例，对小时候曾经吃过的一种果实的感受竟然在长大后被他遗忘，以至于梭罗怀疑自己是否曾经吃过它([5]: p. 230)；梭罗记录了访客中一个一直保持童心的人，这个人自称“智力不足”、没有太多心思，但是他让梭罗觉得无比单纯和真诚，在他的谦逊中闪烁着高尚和智慧([5]: p. 146)。可见，梭罗与华兹华斯对童心的崇拜也是相通的。在诗人眼中，幼儿因为对自然的影响格外敏感，因而是欢乐和美的集中体现([8]: p. 141)。孩子天然地具有对自然更为敏锐的感受力，它不同于人们在日常中所习惯的认知方式。
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水乳交融之际，现代世界的人们常会以一种祛魅的态度看待自然。人类以建立在理性和意志之上的技艺与自然对立，用技术来肯定自己对于自然的操纵力、统治力和权利([9]: p. 104)。这种思维植根于近代以来对人类的主体性理解。主体性奠基于笛卡尔那句著名的“Cogito，ergo sum”，即“我思，故我存在”。为了给人类的知识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础，笛卡尔追溯到了没有它则连怀疑都不可能的基础，即我思。自我从此被理解为我思主体。康德则继续这一理性主义路线，将自我的知识活动视作一种表象活动。于是，我意识中出现的对象实际上是内在的、我的思维或心灵所作的表象，在各种表象的认识之下始终有一个保持着同一性的自我。这样一个自我作为存在者，“其实存就在于它卓越的同一性，在于同一化与穿过所有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而又重现发现的同一性”([10]: p. 7)。列维纳斯认为普遍之思即我思，同一化的自我在实际生存中看上去在表象、认识五花八门的事物，其实只是以一种主体和第一人称的骨架将异质包容在普遍的同一性中([10]: p. 7)。基于这种“存在论自我学”，事物本身自在的本质都在主体自我同一的观念活动中消失了，它们只不过是人用来呈现已有概念的材料，人们用可见的东西代替了事物不可见的一面。在坚持同一性活动的自我面前，不存在他者。大自然也正是因此失去了自身的色彩，徒留主体性的欲望的投影。
回到自然，恰恰是为了与这种自我同一“逆行”。梭罗提醒读者注意他的一些有价值的、难忘的经验。首先是迷失。
“任何时候，在森林中迷失都是令人惊讶和难忘的、同时也是有价值的经验。通常在一场暴风雪中，纵使白昼时分，一个人即便身处在一条业已熟知的路上却仍会发现无法分辨何为回乡之途。尽管他知道他已经走过上千次了，却非但认不出这条路的特征，而且这条路之于他就好似西伯利亚的一条路一样陌生。当然，困惑于夜晚会无限地扩大……直到我们彻底迷失或者转了向——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只要闭着眼转向就会迷失——我们方才领会自然的浩瀚与陌异……不要到我们已然迷失，换言之，不要到失去了世界，我们方才开始寻找我们自己，领会我们身处何处，以及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无限深远。”([5]: pp. 165-166)
古人有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通过文学对个体化的切身感受进行准确的传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本身就伴随着共通的意义以及内在的理性逻辑，这也是语言之所以具有公共性的一个原因。不过，梭罗注重经验描写的意图并不是要客观、精确地传达某种感觉到的“真理”，而是揭示固执于知性思维的、自我同一化的主体在认知的方法或态度上的有限性。西方思想史中素有以光或视觉来隐喻理性的传统。在迷失的体验中，理性惯以用来表象、把握世界的概念工具(可以参照的那些路的特征)失效了；代表视觉的眼睛在暴风雪之中难以睁开，加上夜晚的暗淡无光，我们“很不习惯”地遭遇到了完全陌异的大自然。“黑暗结出果实，证明自己不亚于光明的美好。”([5]: p. 87)大自然的绝对他异性否定了自我同一主体的无限权能，在我们与自在的世界、自然本身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
继而，在夜钓的经验中，梭罗又揭示出工具理性“看”法在对于对象自在意义以及我他关系的把握上的局限。
“……用一根长长的亚麻色的线与那些居所在水下四十尺深的神秘的夜行鱼交流，或者，有时在湖中拖着六十尺长的线，于温柔的夜风中飘摇，不时地顺着线感到轻轻的颤动，表明有些生命逡巡在其极远的尽头，拙然于目的而恍惚无定，徐徐而心无造作……这种感觉颇为奇异，尤其在深沉的夜里，当你的思绪漫步到其他领域里那些浩瀚的宇宙大化的主题时去感受这微不足道的扯拽，它打断你的梦并且重新让你与大自然相连。好像接下来我可以把线朝上抛入空中，也可以朝下抛入这几乎无重之元素中。以此，我仿佛用一个钩就钓到了两条鱼。”([5]: p. 170)
“神秘的夜行鱼”、“深沉的夜里”都在暗示场景中理性的退却；钓线象征着自我同一化的主体在认知上的权能，“在钓线另一端极远的尽头”、“恍惚无定”比喻主体惯常依赖的由常人的意见和知性思维而来的认知方式在对鱼的意义和活动上的失效。鱼不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食物或者所行所止都尽在“我”的掌握。他者的他异性与我们的自我的权能间的遥远的距离在鱼之喻中呈现，心灵因为沉沦的状态导致的板结，通过与自然中他者的遭遇得以松绑；梭罗希望人们跟随他的思绪进入沉思般的状态，在“扯拽”中，唤醒日常的知识方式或看法所构成的迷梦，重新领会自我与他者的本源联系。真实的世界是同一与他异联系着的世界，在自我同一的主体所构造的“世界”中被“肢解”乃至消失的自在的自然又重新在场了。
4. 本真自我——“能向善(好)”的生存
梭罗在自我同一式的理解方式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让外在的、他异的存在显现出来，在自我与他者、内在与外在之间有着不能抹平的决然不同。但与此同时，这种两极性之间存在着本源性的联系，而非断裂。梭罗引导人们领会到同一与他者更真实的相互关联，正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同一与他者既处于关联之中，又从这种关联解脱出来，保持为绝对分离”([10]: p. 81)。也就是说，尽管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因为同自然分离才得以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两者毫无关系，仅仅是决然的相异而已。实际上，在生存的原初事实中就存在特殊的意向性可以揭示同一与他异、自我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分离中的联系。
列维纳斯十分关注享受的意向性，这里的享受指我们赖以维生的、同自然的原初关系。美食、空气、阳光、美景等等在享用中并不是表象的对象，它们不作为生活的手段，也不是生活的目的，也不是工具或用具，盖而言之，享用……并不是一种对充实着生活的内容的单纯意识([10]: pp. 88-89)。从作为生存基础的身体维度来说，人的享受体验就是在活他的生命。梭罗则将享受与唤醒本真自我的生命意识相联系，在作品中有多处对享受的描写，例如“那是惬意的春日，人的不快正在像大地一样解冻，蛰伏的生命开始自我伸展……但是如果他们感受到有泉水在唤醒着他们的春日的影响，他们必然会向更高的天上的生命上升”([5]: p. 40)。春日充满勃勃生机的气息，泉水悦耳的声音与味道的甘甜，温暖的阳光，正是在这些直接的享受中人的生命得到滋养和维护。享受的意向性与表象的意向性相比，揭示出自我对于外在性的依附([10]: p. 107)。梭罗用伟大一词称赞白湖与瓦尔登湖，将其表述为庇护人们并将永远庇护后人的丰盈之水([5]: pp. 192-193)，以此描述依寓于自然而生的人类境况。
正如Richard J. Schneider所认为的，瓦尔登湖是梭罗的核心象征，将自然表现为既可知又不可知的双重含义，并且作为镜子，湖象征性地中介于由大地与天空所表现的物质性的与精神性的世界之间([12]: p. 101)。这种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正象征着自我，“有时冰面上会覆有浅浅的水洼，这便看到了我自身的重影，其中一个动摇着另一个”([5]: p. 284)。梭罗在精神与物质这一对“我自身”的重影中看到了本真与非本真存在这一双重性，它们彼此区别的同时又先天地相互关联。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者的此在是在其可能性中展开的，它有可能丧失自己为常人，也可能因呼召而朝向本己的自身，朝向根本的存在之可能性、能自身存在。梭罗通过在自然中遭遇他者这一经验呼召固执的自我尝试打开自己的凝滞的视域，而在本真自我与非本真自我的关系上，他以建筑师的隐喻呈现出两者间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在建筑之美上，与那些所谓的建筑师把建筑的装饰看作真理的核心相比，梭罗认为建筑之美是由唯一的建造者的内在精神之必然的东西、性格中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出自一些无意识的崇高真理，而不是出自对外观的考虑；后来附加于其上美的东西不论是什么，首先都要有这一种生命的无意识的美([5]: pp. 45-46)。“使得他们如诗如画的是其外壳，即他们自己的居住者的生命，而不是在表面的特点……但是精神已经远离了租户，那它就与造他自己的棺材——坟墓的建筑是一回事，而‘木匠’不过是棺材匠的另一个名字”([5]: p. 46)。就像从美的角度，建筑之为建筑是因为现实的建筑源自建筑师的心灵，后者是前者的美之可能；本真自我也是现实自我的可能性。尽管本真自我与非本真自我相互联系是此在生存无可逃避的现实，但是梭罗在美的比喻中表达了本真自我在价值上的优先性或者形而上维度的超越性。
以常人理解自身会导致人们为了错误的生活目标而劳碌辛苦，这在梭罗看来是一种愚人般的生活，让生命成为对会被虫蛀锈蚀、被贼人破坏偷走的财宝的追逐，而人之中更好的部分很快作为肥料被犁进土里([5]: p. 3)。通读《瓦尔登湖》不难发现，梭罗所说的人之中更好的部分指灵魂或精神的部分，与肉体或物质的部分共同构成人的整体。在此之前，人们用以理解自我的看法已经跟随梭罗有了改变，自我同自然分离而又联系、于自身中拥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可能性的存在者。但很明显，并不是任何能充分发挥自我决定能力的人都值得肯定。将可能性实现时所基于的根据或者说价值层次的高低正是决定人禽之别的关键。
瓦尔登湖一开始就以它的高给梭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连它的底部都要远远高于其他湖泊的湖面([5]: p. 84)。就像湖与湖之间在“高度”上不同一样，梭罗想强调人与人之间，或者说自我的两个层次之间的高与低。而在与《创世纪》的互文中，梭罗对于自我的看法更为明显。自我，作为一个人应该追求肉体或者说最基本生存需要之上的价值。“当一个人通过我描述的几种方式获得温暖后，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呢？当然不是更多的同一类温暖，比如更多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华丽的房子……当他获得了生命所必需的那些东西后，除了去获得过剩的东西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选择；那就是现在立即开启生活的冒险，从卑微的劳苦中解脱……人为什么要让自身断然扎根于泥土里，而不是以同样的比例朝天上升起呢？——更高贵的植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远离地面，最终在空气和光中结出果实，而没被看作卑贱的菜蔬。”([5]: pp. 14-15)梭罗直接以空间上高–低的隐喻用在了生命选择上，呼唤人们从沉沦于肉体、物质层面单向度的自我理解中挣脱，决然地朝向更高的、精神性的目标去生活。
至此，读者终于从梭罗充满诗意和热情的文字中收获了充满生命质感的对自我的全新理解，真正的自我不只意味着自身生活上绝对的可能性，而且是向着精神上的更高价值去存在。在梭罗充满变化、寓意连绵跳荡的生命诗篇之下，人们结合生存论的视角会发现：尽管梭罗无意对各种观点做出一种逻辑的论证乃至体系的说明，但是仅就自我理解问题而言，梭罗的想法是可以按照某种逻辑加以阐释的。换言之，他浪漫的精神气质中并不排斥理性。回到大自然是为了回到自我的自然本质，在寻得本真自我之后回到现实，勇敢地活出真正美好的人生。
“不，不；如果要用人来命名风景中最美丽的部分，那就只用那些最为高贵、最有价值的人吧。让我们的湖获得至少如伊卡利亚海4一般的真正的名字，在那里‘海岸依旧’‘回响着勇敢的尝试’。”([5]: p. 190)
NOTES
1据笔者所知，对Existentialism/Existentialismus的中文翻译主要有“存在主义”“实存主义(论)”“生存主义(论)”等等。考虑到梭罗对于“自我”的重视与现象学运动中注重“生命”这一线索类似，加之与存在论(Ontology/Ontologie)需要有区别，因而选择生存论作为这一概念的译名。
2本文所引梭罗原文均由笔者据此英文本译出。
3“Nature”/“自然”一词除了大自然的意思之外，还有本性、本质、根本规律的意思；在古希腊文中，nature本来是指人所处的世界的根本规律，后来才逐渐被用来指称规律所统治的世界，即大自然。但是在哲学中nature的本质义得以保留。所以，nature既指大自然、宇宙、世界，也指世界与人共有的本质、精神、根本规律([11]: pp. 11-12)。在笔者看来，梭罗对自然的看法与爱默生基本一致。《瓦尔登湖》所描述的回到自然生活，实际上也是对回到人的自然、在人的本质中或“贴近”人的真实自我去生活的一语双关。
4伊卡利亚海的名字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洛斯。梭罗以此鼓励人们像伊卡洛斯一样勇敢，在生活的价值上向上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