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之游与老残之哭的辩证关系——《老残游记》的游者思想解读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o Can’s Travels and His Crying—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veler’s Thoughts in The Travels of Lao Can
摘要: 近代著名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的主人公老残,有两个贯穿全文始终的行为,即老残之“游”与老残之“哭”,“游”是老残的生存方式,“哭”是老残在“游”的过程中感受到生存痛苦后的外在表现,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即老残之“哭”是老残之“游”的结果,同时也是老残之“游”继续进行的原因,这种辩证关系的背后是主人公老残丰富而深刻的游者思想,涵盖了“游历者”、“游侠”、思想上的“游心者”及行为上的“游离者”多个层次,是老残行为逻辑的根本所在。
Abstract: Lao Can, the protagonist in the famous modern condemnation novel The Travels of Lao Can has two behaviors throughout the whole text, which are Lao Can’s “traveling” and “crying”. “Traveling” is Lao Can’s way of survival, and “crying” is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of Lao Can’s pain of survival after “traveling”.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is formed between the two; that is, Lao Can’s “crying” is the result of his “traveling”, and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Lao Can continues to “travel”. Behind thi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otagonist Lao Can’s rich and profound traveler thought, covering multiple levels of “traveler”, “knight-errant”, “wanderer” in thought and behavior, which is the root of Lao Can’s behavioral logic.
文章引用:郭逸凡. 老残之游与老残之哭的辩证关系——《老残游记》的游者思想解读[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3): 415-422.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3060

1. 引言

刘鹗创作的《老残游记》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游记体作品,以其深刻的内涵、出众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生动的环境描写,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历来广受称赞,又在学界的不断挖掘中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文化景观。在关于《老残游记》的研究中,主人公老残是首要关注对象,这个人物在文学史长廊上具有独特意义,书中的老残有着“走方郎中”的身份,身怀济世之才,却始终践行着“游”的生存方式,甘愿穿梭于官场与下层百姓之间,做着治病救人、行侠仗义之事,这样的人物形象无疑是充满矛盾的,但是矛盾背后有其内在的行为逻辑,更隐藏着老残身为“游”者的深刻思想,此即本文想要探寻的目标。

2. 老残之“游”与老残之“哭”

要对老残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首先要厘清何为老残之“游”及何为老残之“哭”,这是老残在《老残游记》中贯穿全文的两个行为,构成了老残行为模式的重要部分。

2.1. 老残之“游”四层内涵的建构

全书围绕一个“游”字展开,此即《老残游记》这本游记体文学的核心要素,纵观全文,可以发现老残之“游”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以进行多重解读。

老残之“游”的第一层内涵是凡尘俗世的“游历”之游,这是最普遍也是最浅层的一种“游”。故事的主线就是围绕一位自号“补残”的走方郎中游历四方的经历展开。他在山东登州府为黄瑞和治好了皮肤溃烂之症,又在济南府献上治黄河之策并受到山东巡抚张宫保赏识。随后老残为躲避张宫保赠官,连夜来到曹州府。他听闻了清官玉贤的残暴苛政,又在东昌府见识到了廉臣刚弼的刚愎自用。在魏氏投毒冤案中他挺身而出为魏氏鸣不平,又及时请来白子寿为魏氏洗清冤屈,还巧设妙计抓住了真正的凶手。随后归乡途中,在泰山府结识“花姑子”逸云,品悟佛法,最后回到家乡淮安府。老残游历的过程展示了其通达的个性、出世的思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品格、以及从他的视角所见到的清官暴政和民间疾苦。

老残之“游”的第二层内涵是脱离现实的“梦游”之“游”。书中的老残除了游历四方之外还有两次独特的梦游经历,第一次是危船一梦,第一回中,老残在梦中与好友一同前往山东名景蓬莱阁观日出,忽见一大船随巨浪沉浮摇摆,老残便和好友划船去救人,给大船上的人送一个指南针,帮他们指明方向,结果没有成功,随后梦醒,梦游结束。关于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学界对其有详细解读,通常认为其充满着象征意味,船中空间的设置对应着清政府的行政机制,船主象征最高统治者,楼下四人是指四个内阁军机大臣,二十三四丈是指当时的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六枝桅杆指当时清政府的六部等等,遇难者则象征无枝可依的人民,作者刘鹗及书中老残都对他们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千古兴亡,危船一梦”,其实是对作者刘鹗爱国爱民思想的一种表现,他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残破,急需变革,却因现实无法改变因此有了第一次梦游,这是作者刘鹗将自己的救国思想内化于作品中的主人公老残身上,最终表现为“梦游”这一行为。

第二次梦游是地狱之游,《二集》第七回中写阴差在睡梦中通知老残大限将至,随后老残变成了鬼在地狱展开漫游,依次记录地狱的所见所闻,尤其对地狱的刑具和惩罚机制进行了大篇幅的描写,以旁观者视角冷静客观地记述了触目惊心的刑具和行刑方式,地狱刑罚系统遵循因果报应原则,生与死并非人的起点或终点,生前作恶死后必有报应,生前行善死后也能得到善待。地狱之游以老残得道成佛告终,地狱梦游反映的是作者刘鹗及主人公老残的世界观,他认可善恶有报的生存规则,这也是主人公老残一生信奉的行为准则,做善事、惩奸佞、雪冤屈等都是他践行这一行为准则的表现。两次梦游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现实,危船一梦表现对泱泱大国的隐忧,地狱漫游则表现对现实社会不辨善恶的批判,两者都反映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

老残之“游”的第三层内涵是精神“漫游”之“游”。文中有大量描述老残对各种事件的看法的片段,包括对有才之人做官的看法、对清官的看法、对隐士的看法,还包括表现老残思维的流动变化,其中斗母宫谈佛情节当中,更是大量表现老残对佛学的理解,这些思想性的表述可以概括为老残的精神漫游,同样是老残这个人物世界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第四层是出世与入世间的“游离”之“游”。书中多次提到老残是个“外人”。第十三回好友黄人瑞与老残夜聊,称老残“总算是圈子外的人”[3]。第十九回姚云松与老残谈话,再次评价老残“你究竟是方外人”[3]。从语境中来看,这里的“外人”指的是不在官场之中。除此之外,老残在世间游历济世,却又多次阐述自己的出世思想,如斗姥宫与逸云谈玄,这是老残将自己的定位放置于“边缘”的典型表现,他始终是一个游离者,游离在官场内外,又游离于尘世内外。纵观老残的人生经历,他出生于官宦之家,曾经是一个饱览诗书的文人,因家道中落才成为走方郎中。但是他的行为却绝不可以仅用“走方郎中”的身份来概括。他能治不治之症,能提出治理黄河水的计策,又能为百姓沉冤昭雪。他身怀济世之才,与官员打成一片却绝不为官。他并不像传统的文人那样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也不认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念。他不“穷”又逃避“达”,并且试图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去“兼济天下”。这恰恰是老残身上最为矛盾之处,使他游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

2.2. 从“游”中诞生的老残之“哭”

与老残之“游”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行为是老残之“哭”。老残在文中一共进行了四次“哭”的行为,第一哭是万物之哭,第六回中老残因冰天雪地中的鸟雀瑟缩之态联想到曹州府百姓受玉贤“清官酷吏”之害,因此落泪,从中看出老残对于天地生灵皆有一种慈悲之心,反映出他的悲世、普世的心态。

老残第二哭是家国之哭。第十二回中,老残因目睹雪月交辉的景象联想到谢灵运“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的诗句,此刻老残的所见之景、所生之情完全与古人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对“北风劲且哀”之“哀”的体会极为深刻,再从一个哀字出发,哀民生之多艰、哀自身之多艰,这凄凉北风勾起了他对国事多难、自身命蹇的悲“哀”之情来。接着由北斗星想到了“岁月如流”、功业无成的现实困境,感叹前程渺茫,“如何是个了局呢?”[3]。往下老残又想到了《诗经》中“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名句,眼前所见之天象与国家所处危难之形势又颇为吻合,他认为那些“王公大臣只是恐怕耽处分”[3],明哲保身,不愿也不敢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勇担责任,这些人就如天上的北斗星那样,徒有其形,“不可以挹酒浆”。从亲自体悟北风之哀,到目睹人世之苦、体验家国之危难,充分体现了老残心中的家国意识。

老残第三哭是人民之哭。引发老残第三次落泪的是翠环,可怜的女孩因为人祸引发的天灾从富家娇女沦为遭人轻视、动辄打骂的妓女,而老残的眼泪反映了他对人民之苦的充分理解。

老残的四哭是人生之哭。《二集》第七回,老残在睡梦中忽然见到阴差,说他大限将至,他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真的魂魄离体,看着独自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尸体老残忽然就为自己感到悲伤,对自己的尸首失去生气、无人陪伴而难过得流下泪来,生老病死是人世间最普遍的一种人生之悲,老残对此亦有所感。

由此可见,老残之“哭”其实是老残在“游”的过程中因为对万物、对家国、对人民、对自身感到痛苦而引起的生理反应,是老残之“游”带来的一种结果。

3. 游者的诞生

从前文对老残“哭”与“游”两个行为的阐释中,不难发现老残这个人物身上巨大的矛盾点,他在游历过程中深感痛苦却仍要坚持,他身怀济世之才却始终游离在官场之外,他有着出世思想却始终践行入世行为,一切矛盾的背后实则是一套完整且合理的行为逻辑,也即刘鹗创作老残这个人物背后的游者思想,但是要分析这一动因,首先要分析身为“游者”的人物老残,是如何诞生的。

毋庸置疑,老残是一个游者,他游历四方,欣赏山水美景,体察风俗民情,以一支笔记录人间不平事,甚至在他的家中都有一方园林,取名为“银汉浮槎”供他游览;他交友广泛,朋友遍天下;他思想境界开阔出尘,既游世也游心;身为游者,他逃避社会责任,追求一种随心而游的生活状态。但是老残究竟为何而“游”?作者刘鹗又为什么会选择塑造一个“游者”作为自己阐发情感的对象?这两个问题与老残这个“游者”形象的诞生息息相关,也是分析《老残游记》游者思想的前提。

3.1. “家穷”与“道穷”

结合原文和创作背景来看,老残“游”者形象的诞生是因为作品中老残所面临的“家穷”及现实中作者刘鹗本身面临的“道穷”。何为“家穷”?原文中给老残的身份设定是家道中落的文人,随后学了摇铃的本领,此后便游走江湖,以此为生;而“道穷”则是指作者创作《老残游记》时,面临着“世道”已穷的困境,再结合作品序言中的创作目的来看,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便已声明,这是一部“哭泣之作”: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3]

自叙中饱含了作者对于世道和自身已至山穷水尽之处的悲痛。刘鹗在创作《老残游记》时正值国家危亡之际,传统的、走向仕途的方式对国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他自己也身陷囹圄。他所信奉的太谷思想促使他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令他被世俗交谪。目为汉奸,因此,他陷入了“世道已穷”的困境。所以他创作了这部作品,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情,家国之感情,社会之感情,种教之感情”。

3.2. 老残的“救世”心态

刘鹗选择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入笔下的人物,塑造主人公老残这个“游者”作为自己阐发情感的对象,绝非偶然,第一,刘鹗以深入民间下层的游者视角,可以全方位展示晚清黑暗动荡的社会,读者也可以跟随老残的足迹,从“观者”的视角,直面社会最底层最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直面老残乃至作者刘鹗在黑暗现实面前的所思所想,如此一来,“已穷”的世道和作者的痛苦方可最大限度地呈现。第二,“游”是主人公老残的生存方式,他“游”以求生,“游”以求道。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写道:

“游”的涵义是极富饶的。如鼓腹而游,是餍足后无所事事的晃荡;游荡无度、飞鹰走狗,是生命的放浪,没有责任,不治行业,有挥霍青春的快感;游食诸侯,是追求能施展抱负的机会;周游天下,是跨越空间的限制,向世界无限拓展⋯⋯游,在此便含有自由、不受拘束、超越固定界域等等意义。除了居民土著对“游”会形成前述看法外,游民浪迹者,有时也会对自己的游行流荡提出一些解说,例如庄子《逍遥游》即为游意识的经典文献,屈原《远游》也表现了借远游以超越现世困境的意义。[1]

这段话简单展示了“游”以求生的几种方式,游民为逃避高昂赋税辗转各地,以从事乞讨、仆役、卖药、算命、卖艺等下等职业求生;游士或辗转列国,或辗转于不同的高官贵胄,成为幕僚门客,通过施展自身抱负来求生;游侠不事农商,无定职,不治生,重气轻死,任侠行道,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还有游仙者寻访名山大川,进行思想上的遨游,以寻求对现世的超越,这些都是“游”以求生的方式,除了求生,还有求道,此“道”可以是政治理想,如孔子周游列国;道也可以是人生方向,是践行自己人生观的一种方式。游者们在游历的过程中求生求道,这些在老残乃至作者刘鹗身上都有体现,首先是老残的职业,他是一个摇铃的走方郎中,这是典型的游民求生方式,但是从老残的实际所做作为和作者刘鹗想要借老残表达的思想来看,老残还是一个求道之人,他的摇铃并不只是救人那么简单,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回中自评:

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治法。具菩萨婆心,得异人口诀,铃而曰串,则盼望同志相助,心苦情切。[3]

由此可见老残及刘鹗真正想做的是“救世”,刘鹗追寻的“道”通常被认为是他所奉行的太谷学派思想,太谷学派强调“立功立德立言”,因此文中可以看到老残的诸多救世行为,在梦中寻求对于泱泱大国即将倾覆的解决办法,对人民救苦救难。

故此,刘鹗在作品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疏放坦荡、志性高洁、具有多方面才能而又爱国爱民的游者形象,用一个摇铃救世的走方郎中形象,在世间贯彻着他所信奉的“太谷学派”立功立德立言的思想,一面救人,一面救世,用自己的毕生所学力所能及地救助世人。

4. 《老残游记》游者形象的思想解读

对“游”的原因有了具体的认识之后,就可以展开对“游者”形象的深层解读,作者刘鹗对于老残形象的塑造共有三个层次。

4.1. 游历者

游历者老残所见之景可以概括为自然风景和社会风景。首先是自然风景,老残游记中的自然风景,历来为人所称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老残游记》:“写景状物,时有可观。”[2]胡适也在《老残游记序》中说:“《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其次是社会风景,主要有三类:风俗民情,清官暴政,民间疾苦。风俗民情一类如王小玉唱大鼓,后两个部分则是游历过程所展示的最重要的内容,它们深刻反映了社会的黑暗现实。首先是清官暴政,这是《老残游记》思想艺术上的最独特之处,“历来小说,皆揭赃官至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刘鹗《老残游记》第十六回原评)刘鹗笔下的清官不但没有拯救百姓于水火,反而使百姓遭到更加深重的迫害,甚至是无妄之灾,书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玉贤和刚弼,前者视百姓生命如草芥,后者刚愎自用,另有张宫保这样的无能之官,手握大权却识人不清,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间接伤害,这些官员都映射现实中的人物,是刘鹗在借小说批判现实。除此之外,游历者老残还关注到了民间疾苦,主要表现为一些下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如妓女翠环等。老残所见到的社会黑暗便是前文所述“老残之哭”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亲闻目睹这些黑暗现实的基础上,老残才有了后续的行动,也就是第二层的“游者”形象——游侠。

4.2. 游侠

“游侠”形象主要表现在老残在目睹社会黑暗痛苦后所采取的行动上,老残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力所能及地改变社会,包括给黄瑞和治病、在梦中遇到倾覆大船他和友人冒着生命危险尽力前去援助,帮魏氏洗刷冤屈,又解救风尘女子翠环,这符合作者刘鹗一直以来奉行的太谷学派思想,用自己的所学去经世致用,发挥自己的实际价值去力所能及地帮助世人。

老残作为一个充满济世情怀的文人,以侠者之心对贫苦百姓肝胆相照、挺身而出,这是他的入世之行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国家的倾颓已经不可阻挡,社会矛盾在现有体制下无法化解,当他意识到以一己之力能拯救的人远远赶不上世道残害的人,他就会产生更加深刻的痛苦,并且这种痛苦会在“游”的过程中循环往复,与日俱增。因此老残愈救愈痛,越是想要拯救个体命运,越会发现世道的不可拯救性,于是深陷痛苦的老残逐渐意识到,需要拯救的不只世人,还有自己,他需要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解脱,以逃离这种不可消除的痛苦,于是第三层“游者”形象随之诞生。

4.3. 思想上的游心者和行为上的游离者

第三层的游者形象包括两个方面,老残是思想上的游心者和行为上的游离者,他是从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进行自我拯救。在“游”的传统模式中,倘若人世的远游,自身道路的追寻始终不得实现,游士便会转而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精神遨游天外,由此净化心灵、洗涤灵魂,这是游士们为全体人类所探寻到的一种生命解脱之法,也是老残和刘鹗的做法,现实中的痛苦来源无法消除,便只能从自己的精神上寻求对痛苦的解脱。因此老残在“游”的过程中需要短暂地脱离尘世,去游赏名山大川,或是回到自己的一隅天地——“银汉浮槎”,刘鹗或者说老残对这座室内花园的命名同样反映了他渴望化身仙人,超脱世外,通过自然美景让自己游心骋怀。在《老残游记》中作者借花姑子逸云之口展开了一段谈佛论禅之旅,逸云的超脱其实是在为作者刘鹗代言,刘鹗借逸云之口破除对“相”的执念,由此堪破尘世,获得了精神解脱,这也是一场游心的展现。

关于老残的“游心者”形象,书中另有两处佐证,《老残游记》原文中曾提到主角老残闲暇时阅读的两本书籍:“宋版张君房刻本的《庄子》”和“苏东坡手写的陶诗”(《老残游记》第三回)。老残的好友高绍殷在看到老残的这两本书后,立刻赞叹老残的高尚人格和视富贵如浮云的出尘思想。这两本书或者说书中的两个人物——庄子和陶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大符号,背后潜藏深厚的士大夫隐逸文化,因此这两本书在文中也起到了符号化的作用。首先是《庄子》,庄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游者,而且是一个“游心者”,众所周知,《逍遥游》即为游意识的经典文献,《庄子》中阐发了“游世”思想,“庄子既不避世,也不入世,而是倡导游世。游世的具体表现,乃是一种‘顺人而不失己’,既顺应这个社会,又不丧失自我追求的处世态度”[4]。庄子认为,人的形骸和心灵可以分离,形骸可以顺从社会的规则,以此存活下来,而内心则始终保持独立,这就是“彼有骇形,而无损心”。(《庄子·大宗师》)庄子所言与老残的出世方式如出一辙,且看原文中逸云的处世法则:

近来我的主意把我自己分做两个人:一个叫做住世的逸云,既做了斗姥宫的姑子,凡我应做的事都做。不管什么人,要我说话就说话,要我陪酒就陪酒,要搂就搂,要抱就抱,都无不可,只是陪他睡觉做不到;又一个我呢,叫做出世的逸云,终日里但凡闲暇的时候,就去同那儒释道三教的圣人顽耍,或者看看天地日月变的把戏,很够开心的了。[3]

刘鹗借逸云之口所说的这番话,显然是将自己分为了形与心两个部分,身体在尘世当中,遵循斗姥宫的肮脏规则,但心灵超出天外,去追寻自己的佛道,从而获得解脱。这番理论也是老残的出世法则,他遵从社会的规则,与官员交好,与人为善,他利用规则来达到自己救苦救难的目的,可是他不沦陷于规则,他坚决不做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刘鹗在文中写老残阅读《庄子》,且刘鹗本人也有留下《庄子》批注本,显然是接受了庄子的这种在游世中游心的思想。

另一本书是苏东坡手写的陶诗,陶潜也是人尽皆知的著名隐士形象,他曾有过三仕三隐的挣扎,但最终还是走向静穆平和,获得心灵上的超脱,而苏东坡亦是在人生的浮沉中获得自我的超脱,这些都是老残身为“游心者”的旁证。

思想上有所超脱,那么行为上必然也有所体现,这种“游心”的结果最终外化为老残的“游离者”形象。人世的游历让老残亲眼目睹了权力之害、官场之害,因此“他对权力和官场有着明显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他不肯进入所谓正统的权力中心,而只愿充当一个‘游者’,游走于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5]。书中的老残不做官,放弃了传统文人兼济天下的主流方式,成为了一个“游离者”,此时“游”在游者身上的具体内涵,就是一种脱离社会身份与责任的状态,体现为持一种“游离者”的出世思想,来疏解尘世的痛苦,进行心态调试,龚鹏程的《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写道:

人活在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网路中,国家、组织、工作、家庭、责任,把他紧紧捆住了……出外游玩游览,本来就是与现实生活松离了的。去的,并不是一般日常居住工作的地方;做的,也不是平时在社会网络中该做的事。社会性身分、角色、功能、责任,俱都放下,您情欣赏美景、品味生命。因此,这时的人生乃是超越性的。人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摆布,身体和精神,进入了另一个领域。[1]

在这种状态之下,老残不做官,不承担社会责任,他想出手救人时便出手,想游历何处便去何处,他不愿做官,也不愿意承担其他的责任或恩情,始终游离在外,保持自身的独立。作品中,老残拯救了一个风尘女子翠环,虽然老残热心拯救,但老残并不愿意在拯救之后和翠环有更多的联系,随后他的好友设计把翠环嫁给他做妾,老残百般不愿,最终还帮助翠环遁入空门,助她寻找到自己的“道”。

游者获得解脱,却并不脱离世俗。虽然老残是游者,但更多的是一个旅游者,而不是一个避世者,他可以短暂地离开尘世,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到现实社会,这就是游者的回归,正如龚鹏程书中所言:“一般旅游者当然不能像游仙那样,超举入冥,乘云车而入天庭;也不能如隐居者那样,真正迳去尘俗,避人避世。因为旅游者通常只能暂离现世,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社会来,同时它所游的,也仍是人间世上的山水,不可能真去游仙山洞府。”[1]

因此《老残游记》中呈现出一个忧国忧民,有着济世情怀的老残。他继续在世间游历,这就回到了他的游历者身份;他继续见证着社会的黑暗,为世间悲苦而落泪。他一面哭,一面拯救,做着一个游侠的义举,又渴望在游心当中获得解脱,然后继续游历,继续拯救。由此形成一个内在逻辑上的循环,一切行为上的矛盾就此自洽。这就是游者背后的深层思想。

5. 结语:老残之“哭”与老残之“游”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老残之“游”与老残之“哭”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老残在游历过程中看到的世间百态使他深深为国家人民而痛哭,在这一过程中,老残深刻认识到官场腐朽、社会黑暗,即便选择仕途也无济于事,因此他选择继续游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拯救。游历中产生的痛苦难以消解,迫使老残以一种“游离”的状态进行游心,用出世思想来疏解尘世的痛苦,进行心态调试,这是老残意识到自己无法彻底改变现实后选择的自我调整,因此,老残之“哭”是老残之“游”的结果,同时也是老残之“游”继续进行的原因。老残之“哭”与老残之“游”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古代传统士人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念的一种融合与超越,他的“哭”与“游”是他入世之行为的外化,源自“兼济天下”的美好理想,他的出世思想则是“独善其身”的表现,使得老残最终以“游历者”、“游侠”、思想上的“游心者”及行为上的“游离者”等多重意义的游者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 龚鹏程.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3] (清)刘鹗. 老残游记[M]. 陈翔鹤, 校. 戴鸿森,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4] 王焱. 游世的庄子——兼论庄子为何反对避世与入世[J]. 中国哲学史, 2007(3): 55-62.
[5] 谢博远. 在“补残”与“出世”之间——论《老残游记》一集与二集的对话关系[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5(11): 41-4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