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是当代著名非裔美国女作家，行动主义者、妇女主义思想的践行者，以及非洲流散妇女主义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她的主要作品有《紫颜色》(The Color Purple, 1982)，《父亲的微笑之光》(By the Light of My Father’s Smile, 1998)，《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前行》(The Way Forward Is with a Broken Heart, 2000)，《现在是敞开心扉之际》(Now Is the Time to Open Your Heart, 2004)。小说《紫颜色》奠定了沃克在美国非裔女性文学史的地位，成为了她小说创作的巅峰作品。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紫颜色》于1985年上映，这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
《紫颜色》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一共有92封信：包括西丽写给上帝的55封信，西丽写给妹妹耐蒂的15封信以及耐蒂写给姐姐西丽的22封信。在这些信件中主要讲述了西丽、耐蒂、索菲亚和莎格等黑人女性在性别和种族压迫下黑暗、痛苦、卑贱的生活，并塑造了西丽这样一个在这样的生活中挣扎着突破外界和自我，从胆小懦弱走向成熟独立的黑人女性形象。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紫颜色》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物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西丽这一人物的形象。2008年，菲斯克·沙宁(Fiske Shanyn)认为西丽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取决于她融入了一个支持她帮助她的朋友圈子以及分享故事，这两方面将破碎的生活拼凑成一个更强大的整体[1]；2012年，马春丽结合身体叙事的理论探讨了西丽所代表的南方黑人女性受到的规训和压迫以及自我觉醒和抗争[2]。第二类是女性主义研究。2012年，贾兴蓉解读了小说中蕴含的沃克本人所提出的妇女主义思想[3]；2022年，高希·舒文杜(Ghosh, Shuvendu)和卡普尔·曼宁德尔(Kapoor, Maninder)跳出了以往对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关注，转而分析了白人女权主义的操纵性，并将“新女性意识”理论应用到《紫颜色》文本中，以明确减轻黑人女性痛苦的方式[4]。第三类是主题研究，学者们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主人公西丽的个人成长和觉醒之路，二是黑人族群种族、性别和文化寻根的问题。2010年，王冬梅探究了小说中黑人女性对于其文化本源和女性传统的追寻和求索[5]。1995年，琳达塞泽尔(Linda Seizer)解读了小说中涉及的种族和家庭问题[6]。
正如名字所表现的一样，“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融合理论，生态主义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女性主义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共通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正值生态主义运动和欧美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时期。学者们将人与自然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而女性与自然本身存在密切联系，因而他们指出“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主宰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7]。女性同自然一样，是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他者。“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评范围。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8]”因而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的重要分支，被称为女性主义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是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生态环境运动深度融合的产物”[9]。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父权制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积极主张建立一个两性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社会。小说《紫颜色》中女性常常将自身与自然联系起来，我们能看到女性与自然有着紧密联系，她们的地位和处境息息相关，因而本文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女性主义，将从压迫与沉默、觉醒与反抗、和解与和谐三个层面对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和大自然进行解读，本文旨在结合生态女性主义以探究小说所展现的对两性平等以及生态和谐的美好愿景。
2. 压迫与沉默
1) 女性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两个理论之一便是男性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又叫男权主义，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种观念认为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占据支配地位，女性则处于从属地位。男女两性之间构成了二元对立，男性是凌驾在女性之上的主体位置，而女性则是被他者化的客体。这种观念在社会结构、家庭生活、教育和职业等等领域中都有所展现。
小说中的许多男性角色，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往往都有男性中心的思想。“他看着我。他好像在看粪土。它还需要衣服？[10]”“萨特还阐发了‘看’的概念：当一个人被看时，他/她就被客体化了，不再是无限可能的中心。[11]”“粪土”“它”是艾伯特眼中的西丽，她成为了两性关系中被他者化的客体，西丽不是一个与男性在同层面的人，而沦为了一件物品，一件低贱的物品，因而艾伯特总是随意地摆布西丽。“他不会喜欢你买红颜色的。看上去太鲜艳活泼了。我们只能挑咖啡色、绛紫颜色，或者藏青色。[10]”西丽想要和莎格·艾弗里一样穿美丽的红色衣服，但她爱美的欲望被父权社会扼杀，往往选择沉默，顺从男性。深色调本身就令人感到压抑、沉默、阴暗，这也正映射着她们现实中痛苦的处境。“男人期望，通过占有一个女人，能够获得有别于满足本能欲望的东西：她是一个他借以征服大自然的、有特权的客体，[12]”男性将自己的征服欲和占有欲同时投射在自然和女性上。哈波想要妻子索菲亚完全顺从他，艾伯特给他支招“你得让她们知道谁厉害。狠狠地揍一顿是教训她的最好的办法。”男性想要掌控女性，让她们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果从思想层面无法控制，他们就通过肉体上的折磨让她们屈服。哈波说“女人才干活嘛。我是个男人。[10]”女性在他的眼中只是一个干活的工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迫让父权社会下的女性处境更加痛苦、艰难和无助。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据着权威和决策的主导位置，女性则遭遇了严重的边缘化，她们的声音难以被听见。
哈波的妻子索菲亚打了市长，白人警长说“她真是个疯女人。[10]”吉尔伯特所著的女性主义文论《阁楼上的疯女人》对“疯女人”做出了详细地定义和解读。父权社会“要求年轻姑娘做到顺从、谦逊、无私；提醒每一位女性，她们都应该成为一位天使。[13]”而充满力量、大胆、自私、充满心计的则是“怪物”，是“疯女人”。女性只应该是一件听话的物品，她们不应有自己的想法和力量，索菲亚拒绝做市长家的佣人，并通过打架以表达对侮辱自己的人的不满和愤怒，这正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背道而驰。她在监狱受尽了肉体上的虐待和折磨，这样一个曾经充满力量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性最终妥协、屈服，成为了父权的牺牲品。
“女性与自然的亲近感源于两者在男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下处于受压迫地位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又源于两种压迫遵循同一套统治逻辑的事实。[11]”因此二者“同病相怜”，成为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处在父权制社会的压抑下，常常把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和自然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西丽写道“我有点怕他的马，[10]”因为艾伯特的马和西丽一样被男性控制着、束缚着，西丽对艾伯特的马感到害怕是因为她害怕成为像这匹马一样被艾伯特控制的他者化的对象。“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14]”在艾伯特揍西丽时，西丽写道“我把自己变成木头。我对自己说，西丽，你是棵树。我就这样知道了树是怕人的。[10]”西丽把自己和木头、树联系为一体也许能够在精神上得到短暂的麻痹和喘息。西丽和树一样，是沉默、顺从的，在受到男性的压迫时就如同树木受到人类的压迫一样，不会反抗，默不作声，任由占据主体地位的男性摆布。“他并不要老婆，他要的是条狗。[10]”西丽又将自己和狗联系起来，这与刚刚提到的树木也是同样的道理。“树是怕人的”变相地说明了西丽对男性的惧怕。西丽在信中写道“我宁可下地，伺候牲口，甚至劈柴。[10]”相对于留在家中，西丽更愿意在地里干活亲近自然，虽然非常劳累，但西丽感到她和自然融为一体，她们是和谐的。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没有艾伯特对她的种种无理要求，农田、动物成为她暂时逃离压抑的父权社会的一个庇护所。女性与大自然的天然紧密联系让西丽在亲近自然的时候感到慰藉和放松，她能够在大自然中汲取继续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不仅美国的黑人女性受到如此窒息的对待，在耐蒂的信中我们也能看到非洲的原始部落里女性也同样如此。奥林卡村庄里，“丈夫对妻子有生杀权”[10]男性的权力已然到决定女性生死的地步，可见她们生活在多么窒息的环境里，令人毛骨悚然。小女孩塔西的父亲认为女人不应该接受教育，而是被视作应该保护的弱势群体。两性的教育严重不平等，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扩展知识和眼界，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一生都只并被困在小小的一方天地里。在两性关系中，男人“听上一会儿便发号施令。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从来不看她一眼。[10]”可见男性处在完全的主导地位上，做出决策发号命令，而女性的声音从来都不重要，甚至听不见她们的声音。在未来发展方面，男性不允许女性踏足外界，女性生活的内容只有干活、男人和孩子，她们无法成为独立的个体。
2) 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本身便是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分支，因而它的生态观与生态批评是一致的，其所批驳和反对的正是人类中心主义。杨倩，盛辉，李永峰，李彧(2017)解释了人类中心实际上就是指人类在自然万事万物中处于主体地位，且只有人类才能成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人类的所有需要都是合情合理的，绝对化地立足于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自然只能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15]。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愈发尖锐，生态环境的恶化迫使人类反思自身，生态主义应运而生，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观正是融合了这个理论。
耐蒂传教的地方在非洲奥林卡村庄，这里所有的房屋都是用一种特别的树叶当做屋顶，这个地方曾经种着各类庄稼和用于屋顶的树叶，收成都很好。可是那时的酋长想多种多收以用剩余的收成去跟沿海的白人做买卖，他占的公共土地越来越多，种着屋顶树叶的田地都被他开荒种上了庄稼。他们一味地追求获取自身的短时利益，并未考虑过未来屋顶树叶减产的后果，这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行为。对农田的开垦只要满足村民能够饱腹即可，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过度开垦荒地种庄稼，不仅无视了天然植物对土地的保护，也忽略了屋顶树叶对他们基本生存的保障。奥林卡村庄的生态环境中的人为痕迹愈发浓重，人类以自我为中心不断侵占着处在客体的自然。奥林卡村民自身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牺牲自然，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受到压迫的自然和被男性压迫的女性一样，是沉默的，被动的，弱势的。
几年后奥林卡村庄的生态环境终于恢复，可惜好景不长，成百上千个像奥林卡一样的村子甚至周围所有的土地都被归为一个英国的橡胶制造商所有，村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存之地了。制造商将修筑着穿过村子中心的柏油路，并且威逼他们清除道路两边的树林和庄稼，全部改种橡胶树。“古老参天的桉树和其他各种树木、猎物以及树林里的一切都被砍倒杀死，土地被迫休种。[10]”英国制造商为了一己私利，为了能够多种橡胶树牟取暴利，他们不仅不顾所占土地的原始住民的意愿和生存状况，也不顾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原住民们没有可以与英国人抗衡的武器和军队，因而他们和周围的大自然一样成为了二元对立中被他者化的客体，软弱被动，又无能为力。村民们被逼迫着搬迁到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就像被英国人挖掉的屋顶树叶一样，再也没有根。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只能选择妥协，受强势的英国人摆布。英国橡胶制造商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以主导地位的姿态，利用先进的武器和军队压制弱势的原住民和大自然，对他们造成了深深的难以愈合的伤害。
3. 觉醒与反抗
1) 女性
“康比河公社(Ca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77年发表的《康比河公社宣言》(Ca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是历史上一份重要的黑人女性主义声明，它直接指出：黑人女性的生活结构是多层次的，其所受的压迫不仅建立在种族和性别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阶级、年龄和性倾向的基础上。[11]”即使黑人女性相比其他女性的处境更加艰难，她们也未放弃为自己拼出一条自救的道路。小说中的女性并未选择一直沉默，她们各自选择了一条反抗父权社会的道路。在西丽自我觉醒的道路上，除了自身的逐步觉醒，她所接触到的几位女性也给她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为她反抗父权社会、塑造独立自我提供了思想层面的引导和帮助。
首先是西丽的妹妹耐蒂，是影响西丽最深的女性，她为西丽的自我觉醒之路注入了强劲持久的第一股力量。耐蒂还未出走时对西丽说“别让他们摆布你……你得让他们知道谁占着上风……你得斗争。你得斗争。[10]”耐蒂认为女性不应该是男性的附属品，她希望西丽不要一味地忍受艾伯特的摆布和控制。即使身处父权社会的大环境，她多次向西丽强调“你得斗争”，拥有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识以及敢于斗争的勇气，西丽才能真正付诸行动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除此之外，耐蒂“坚持教西丽懂得天下发生的一切。[10]”耐蒂非常好学，她明白只有努力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才能变得更强大，一点点挣脱女性身上的种种枷锁。因此她希望西丽也能够增长见识，对外界和自我都有更清晰的了解，知识和眼界同样也是女性反抗的基础。
除了这些简单的口头交流之外，耐蒂的影响还体现在她写给西丽的22封信中。即便西丽在相隔了很多年后才得以知晓这些信件，它们带给西丽的震撼也足以让她下定决心做出改变，向命运抗争。耐蒂在信中向西丽详细地介绍了非洲的模样，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白人和黑人，以及她的传教等经历。耐蒂告诉西丽非洲是所有黑人的故乡，让西丽知道了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根源在何处，知道自己从何而来。而当一个人有了根便会更加勇敢。西丽在耐蒂的信中见到了从未触及的，更广袤的世界，鲜活的人们，她一面明白了自己的无知，一面这也激发了她与外界建立联系，探求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欲望。耐蒂还在信中直接向西丽呐喊“我们跟非洲人一样都是黑人，我们和非洲人将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振奋世界各地的黑人。[10]”让西丽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多黑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处境和遭遇，这样伟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她明白只有自己能够真正解救自己，她不再懦弱，奋起反抗；她不再选择沉默，大声地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向命运抗争。
第二位是索菲亚。索菲亚不会因为男性在场而中断自己的讲话，这一行为便表明索菲亚在言语交流中为自己争取主动权和主导地位，努力尝试在言语交流中站在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努力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索菲亚对西丽说“我这辈子一直得跟别人打架。我得跟我爸爸打。我得跟我兄弟打。我得跟我的堂兄弟、我的叔伯打。在以男人为主的家庭里女孩子很不安全。[10]”索菲亚在肉体上反抗男性的压迫和控制，因为她知道女性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不受到侵犯。“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从来不理会我。[10]”索菲亚无论是在言语还是行为上都有自己的想法，她有着掌控自己生活的意识并通过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维系自己的安全和地位。索菲亚的勇敢影响着西丽：西丽对自己曾建议哈波把索菲亚揍一顿而感到愧疚和抱歉；西丽和索菲亚一起讨论着应该把艾伯特的脑袋打开花，这些都暗示着西丽不再一味地忍让沉默，她一点点打开心扉，寻找深处真实的自我。
第三位是莎格·艾弗里。作为一个女星，她比西丽身边任何一个女性都更加独立、闪耀、率真、张扬、活泼热情，莎格本身的形象就能给西丽带来足够的冲击力。虽然同为黑人女性，但她们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莎格的言行举止在许多人看来是放荡不羁的，严重违背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但事实上莎格只是跟随自己的内心而活，活出了女性本该有的模样。莎格会关注西丽的存在和想法，因为莎格，西丽不再像最初透明人一般，她开始被看到，被听到。当莎格准备去哈波的酒吧唱歌时，她拒绝了艾伯特的阻拦，要求西丽一同前去。这不仅是她对女性规训的拒绝，给西丽树立榜样的同时也给她提供了一次以西丽本人而不是艾伯特家属的身份参与公共活动，被外界看到听到的机会。不仅如此，莎格还特意创作并现场演唱了一首专门写给西丽的歌——《西丽小姐之歌》，西丽写道“这是头一回有人用我的名字作标题，写歌曲。[10]”这是西丽自我觉醒的道路上一个小小的转折点，莎格用这首歌唤醒了西丽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主体意识，莎格在提醒西丽，她不是男性的也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她是一个独立的，名为“西丽”的个体，她只属于她自己，这直接增强了西丽对于自己身份的清醒认知和认同感。
受到朋友们的影响，西丽走上了自我觉醒和反抗的道路。55封信后，西丽不再给上帝写信，转而给妹妹耐蒂写信。她写道，“我一直向他祈祷、给他写信的那个上帝是个男人。他干的事和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一样，他无聊、健忘、卑鄙……上帝根本不想。他就是坐在那儿，我猜，以耳聋为光荣。[10]”西丽对上帝提出了质疑，西丽发现上帝和周围的男人同样听不见女性的声音，也不会尊重和帮助女性。西丽对上帝的亵渎和放弃是她长久以来压抑的生活的爆发，她幡然醒悟，男性包括上帝不会帮助她走出泥潭，只有她自己能够解救自己。西丽大声说出了她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情感：她的痛苦和压抑都来自于男性，她恨所有把自己拖入如此境地的男性，她想要反抗想要摆脱这一切为自己而活。这是西丽迈出觉醒和反抗的第一大步，古人云“万事开头难”，但一旦走出了第一步，西丽身上的枷锁就开始崩塌、一个独立的鲜活的女性开始浮现。莎格告诉西丽“你眼睛里没有了男人，你才能看到一切。[10]”男性总是认为自己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和中心，他们压抑女性的欲望、好奇心。当西丽按照莎格的方法看待世界时，艾伯特的形象慢慢淡化，西丽的主体意识慢慢增强，她意识到这个世界很大很美，同时她也慢慢化解着男性带来的伤害。所以西丽能够直接与艾伯特抗衡，站在与他平等的位置上反驳他咒骂他“就是你这个卑鄙的混蛋，我现在该离开你去创造新世界了。你死了我最高兴。我可以拿你的尸体当蹭鞋的垫子。[10]”西丽向艾伯特直接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态度，女性眼中男性中心地位的弱化和消失意味着女性自身的强大和独立。“我的话好像是从树林里来的，源源不断。[10]”女性与自然紧密相连命运与共，从压迫中解放的女性意味着同样解放的大自然也会给予女性以力量进行反抗。
在西丽自我觉醒和反抗的道路上，她不仅自助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女性开始勇敢地将独立思想传递给仍然还在沉默、压抑自己的女性。西丽告诉玛丽“你要让哈波叫你的真名，我说，那样的话，也许他即使有烦恼也已看得见你的。[10]”因为“吱吱叫”是无法被人看见的，它指代的只是一个哈波想要的完全顺从他的东西，“玛丽·阿格纽斯”才是真正的她自己，西丽想要玛丽知道如果女性想要恢复自己的独立性，让自己和他人记住自己的名字便是首先迈出的一小步，先尊重自己爱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爱你。
2) 自然
奥林卡村庄被人们过度开垦和利用的自然并不会一直保持沉默，大自然也会积蓄自身的力量报复人类，以控诉人类对它的伤害。奥林卡村庄进入雨季后，持续六个月的暴雨把所有的屋顶都打坏了，这时人们才惊恐地发现自古以来生长着屋顶树叶的地方都被木薯、花生等粮作物取代。大自然用暴雨惩罚和报复轻视自己的人类，“天上下小米大小的冰凉的石子，把男女老少打得生疼，使他们发烧得热病。小孩先得病，接着父母也病倒。村里开始死人。到雨季结束时，全村的人死了一半以上。[10]”奥林卡村庄的人们不仅失去了基本的庇护所，他们还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接受大自然的惩罚。这些惩罚都是他们从前不顾生态平衡和自身长远生存必须付出的波及生命的惨痛代价，不顾生态平衡，为一己私欲而无节制的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必将遭到自然的反噬。当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被人类打破，那么就必须人类为此付出代价，直至恢复两者的平衡。
后来被英国橡胶制造商侵占的奥林卡村庄“食物所剩无几，因为往年这时候长满蔬菜的园子有不少都给破坏了。[10]”受到伤害的大自然粮食减产，让生活在这的人们难以正常的生活，连最基本的饱腹都困难。不仅如此，奥林卡人用来预防疟疾的甘薯被罐头和奶粉替代，他们的免疫力极速下降，然后生病，死亡。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将对自然的伤害反噬到人类自身上。
4. 和解与和谐
1) 女性
生态女性主义“倡导一种关怀、互惠和公正的价值理念。在这里，生态女性土义主张以相互依赖和联系的关系取代以往长期存在的等级关系模式，要求坚决解除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等级关系，反对各个领域所存在的一切歧视。[16]”生态女性主义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无论是在两性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都和谐、平等的美好社会。小说中的几位女主角大都摆脱了父权制的束缚，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
西丽决心离开艾伯特回到家乡时，她写道“我们的汽车一拐进小巷就发现到处都是绿色……沿着大路都是百合花、长寿花、郁金香和各种各样早春的小野花。我们发现小鸟沿着矮树篱飞上飞下，叽叽喳喳唱个不停，矮树上也开着小黄花，发出一股像五叶地锦的香味……可我真觉得那儿的太阳对我们特别好，照得我们暖洋洋的。[10]”西丽眼中的景色一片美好，她就像她所看到的感受到的春日的花朵和小鸟一样，是自由快乐的，重新焕发着生命力和活力。西丽逐渐发掘了自己制作衣服的技能，成为了一个裁缝并且拥有了一家自己的店，她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养活自己，过上了自由且独立的生活。西丽为自己而活，她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她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都完全地属于她自己，即使没有那么富有，但西丽能够完全掌控她自己的人生，她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事实证明，离开了男人的西丽发现了自己身上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们能够能够大放光彩。
故事末尾，艾伯特向西丽承认了自己大男子主义的错误，他向西丽道歉从未注意到考虑过她的处境和感受。当两性不再针锋相对，双方友好相处，艾伯特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相互的，也知道了曾经西丽的苦衷，而现在的西丽和莎格一样独立自强，“她们总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打不倒也压不垮。[10]”最终他们二人达成了和解。他们俩甚至“一块坐着做针线活，聊天，抽烟斗。[10]”他们还一起聊了许多非洲的事情。男性和女性待在一起做着同样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达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致力于的两性平等的程度。
莎格向西丽讲述自己摆脱白人上帝的束缚“第一步是我在树木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我在空气中发现了生命力；后来在鸟身上；再后来是在别人身上……我觉得我是万物的一部分，不是跟万物毫无关系的、割裂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我砍一棵树的话，我的胳臂也会流血。[10]”从这段话我们能看到女性与自然之间紧密的联系，莎格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大自然：树木、空气、鸟儿都与她产生共鸣，她珍惜自然，热爱自然就如同她珍惜自己的生命一般。女性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两者相互交融，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女性与自然自由美好，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致力于将女性和自然从父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下解救出来的目标。
耐蒂和塞缪尔结婚了，他们夫妻二人共同为解放和非洲人民的困难而做出努力，献出他们的一份力量；索菲亚在西丽的店里当营业员；玛丽到北方找到了一份唱歌的工作，她如今也能靠自己的能力过上自由的生活；非洲奥林卡村庄的塔希和西丽的儿子亚当在一起了，亚当为了塔希也去接受了文面，并向她保证在美国一定与她同生死共患难，多么平等美好的爱情啊。故事的最终耐蒂和西丽终于团聚，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小说拥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生态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构建的两性平等，生态和谐的图景也莫过于此。
2) 自然
“人类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天然就是一个命运与共的整体，[11]”二者本应是和谐、平等的关系。被大自然惩罚的奥林卡的村民们幡然醒悟，明白了人类不能仅凭一己私欲而随意地侵占和利用自然，而应该学会和自然和谐共存，互惠互利。用五年的时间让屋顶树叶再次变得茂盛，并把破坏自然的酋长赶出了村子。“终于有一天，所有的屋顶又都用屋顶树叶铺起来了。那一天，全村人热烈庆祝，又唱又跳，讲屋顶树叶的故事。屋顶树叶成了他们崇拜的东西。[10]”村民们还为屋顶树叶设立了特别的仪式，“人们弯腰匍匐，迎接它。[10]”从他们对屋顶树叶的重视和崇拜，我们能看到奥林卡的村民们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他们说：“我们知道屋顶树叶不是耶稣基督，但它虽然微不足道，作用却极大，难道不像上帝？”[10]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劫难，村民们通过血的教训明白了人和自然并非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一味地索取只会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自然受到伤害的同时人类也会遭到反噬。人类只有将自然视为与自身平等的存在，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在合理的范围内利用自然，才能真正造福双方，这样人和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才能逐步消除，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愿景。
小说中不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房子的四周到处都是开满花的树，到处都爬满百合花、长寿花、蔷薇花。从全县各处飞往城里的小鸟不断地停在树上歇歇脚。[10]”奥林卡村庄的女人们“对天地唱歌，也对木薯和花生唱歌，既有爱情歌曲，也有表示永别的歌曲。[10]”从这些描写中我们能看到人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美好的画面，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作家沃克本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耐蒂在信中描写了非洲的灌木林“除了树还是树，到处是树。而且是大树。大得好像是造出来的。还有蔓藤、蕨草、小动物、青蛙。[10]”可见非洲的自然生态没有遭到人为的过度破坏和利用，动物和植物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而耐蒂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感到震撼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大自然是能够保持充满生机的同时与人类和谐共存。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仅仅停留在能够饱腹的合理范围内，这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希望看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画面。
5. 结论
小说《紫颜色》中的女性和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都深受父权制的压迫，女性在受压迫时常常把自己与沉默、被动的大自然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女性还是大自然并未选择一直沉默和忍耐，而是一步步走上了自我觉醒与反抗的道路。特别是女主角西丽，从周围的女性朋友对她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引导，到她自身内化的完成，她一点点觉醒。西丽离开艾伯特，依靠自己做衣服的技能过上了独立自由的生活，成功地摆脱了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和束缚，并慢慢地治愈了曾经的伤疤。故事最终，黑人女性一步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立生活方式，自然也重新收获了人类的敬重和爱护，逐步与人类和谐共存。这些正展现了作家艾丽斯·沃克深刻的两性平等意识和生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