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以其超现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其首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 2017)荣获2017年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为其赢得国际声誉。桑德斯的小说以尖锐的讽刺见长，常通过种种荒诞离奇的细节，向读者展现一个反乌托邦式的现实世界。短篇小说《桑普莉卡女孩日记》(“The Semplica Girl Diaries”)正是此类作品的代表，收录于其作品集《十二月十日》(Tenth of December 2013)中。该小说集曾入选《纽约时报书评》编辑评选的2013年度十大好书，并入围国家图书奖。正如评论家所言，该作品集“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具情感穿透力与情感可及性”([1]: p. 13)。
目前国内关于《桑普莉卡女孩日记》的研究相对匮乏，且多集中于主题层面的探讨，主要借助女性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视角，分别关注女性压迫与身体异化的问题。国外关于《桑普莉卡女孩日记》的研究则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向。首先，比较研究在国外学界占据重要位置。里查德·李(Richard Lee)注意到桑德斯2000年发表的《四个体制独白》(Four Institutional Monologues)与其2013年出版的《十二月十日》中两部作品《桑普莉卡女孩日记》与《回家》(Home)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这种作品间的连续性有助于揭示桑德斯作品中关于“劳动与异化”的核心主题([2]: p. 77)。其次，在主题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主要从阶级、心理学与宗教等角度切入。例如，果曼(Joseph M. Gorman)在其论文《活体草坪装饰：乔治·桑德斯〈桑普莉卡女孩日记〉中的中产阶级地位焦虑》中，分析了美国中产阶级在社会流动与身份认同上的焦虑问题。
总体而言，国内外对桑德斯作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集，均重视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及叙事学等理论方法，关注的主题亦包括阶级、劳动与性别等社会议题。然而，尽管近年来关于桑德斯作品的研究日益增多，身体作为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涵的议题，在《十二月十日》中的《桑普莉卡女孩日记》相关研究中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聚焦该短篇小说中关于身体的异化现象，进一步揭示当代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深层社会问题及小说所承载的社会价值。
2. 身体的异化表现
众所周知，“人的身体横跨自然与文化两个领域”([3]: p. 201)，身体的生理功能顺应自然规律，而身体的其他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规训与塑造。克里斯·西林(Chris Shilling)在其著作《身体与社会理论》(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1993)中亦表达了相似观点，她认为身体是“一种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的未完成现象”([4]: p. 11)。“人类在诞生伊始就是进化过程的产物，既受生物性过程影响，也受社会性过程影响”([4]: p. 117)，因此，从出生到死亡，人的身体始终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之中，并持续受到多种社会力量的干预与塑造。
关于“异化”的定义，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通常指“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环境及工作中)的主观体验”([5]: pp. 9-10)。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则将“异化”定义为“一种经验方式”，一个异化的人“可以说，他同自己疏远了”([6]: p. 117)。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不再将自己视为“自身世界的中心”与“行为的主宰”，而是臣服于乃至崇拜自己所创造的行为，从而失去了主体性([6]: p. 117)。
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乔治·桑德斯通过荒诞却富有讽刺意味的笔法展现了身体的异化现象。异化经验在实际生活中可察觉到的四种形式为“权力丧失、意义丧失、孤独和自我离异”([5]: p. 10)，它们都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主观性丧失。因此，身体的异化亦可被视为身体的物化，即作为异化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物化意味着“主体的东西或人类到无生命物体的转化”([5]: p. 289)，这种物化之物甚至可能脱离人的控制，并反过来主宰人的生活。
将身体视为工作的工具，正是身体异化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形中，身体仅仅是获取薪资报酬的手段。小说中的无名父亲从事一项荒谬的工作——检查同事们在投掷饮料罐时是否存在“人体工学上的错误”。例如，他“扔德距离太远了，结果没扔进去，只好站起来再重新扔”；他“没有先蹲下，再捡起可乐罐重新扔，而是弯下腰去捡，从而增加了扭伤腰背的风险”([7]: p. 124)。最终，他的同事通过了测试，因为他“没再把什么饮料罐往筐里扔。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所以也没有再犯人体工程学上的错误”([7]: pp. 124-125)。甚至连邻居埃米特也对此工作讽刺道：“我们的文化居然还要求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去干这样稀奇古怪、有辱人格的事情、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实际益处的事情”([7]: p. 117)。此类工作从本质上讲毫无意义，遑论对社会的任何积极贡献。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愈加变得机械重复而缺乏思考空间，他们进一步剥夺了工人自主行动和自由思考的权利”([8]: p. 22)。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逐渐沦为被动的劳作个体，禁锢于周而复始的单调工作之中，彻底失去了自身的能动性与主体性，身体也最终被异化为工具。
将身体作为技术操控的对象是身体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通过微创技术，桑蓓莉卡女孩被吊挂在空中，她们身着白裙，成为草坪装饰。劳伦斯·桑贝利卡医生“在人体大脑里找到了一条通路，可以把一条微索穿过大脑而不造成任何伤害，也不会引起疼痛。这项技术用激光在脑子里先烧出一条路线。然后用丝线带着微索沿着这个路线穿过大脑”([7]: p. 142)。也就是说，这项手术能使导线穿越桑蓓莉卡女孩的大脑，使其可以被吊挂起来作为装饰品。此外，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埃米特也从事类似技术。据叙述者介绍，埃米特“每星期做两天的手术，好像是往病人脑子里植入小型电子设备”([7]: p. 116)。这说明，他的工作亦与大脑操作有关，旨在实现对人脑的操控。在这一语境下，被技术操作的身体揭示了人物与物品之间相同的本质。弗洛姆曾将现代社会中的人类比作“活的机器”，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两个抽象体、两部相互利用的活的机器之间的关系”([6]: p. 135)。个体之间缺乏情感联结，仅在利益相关时才彼此关注与行动。原本旨在造福人类的科技进步，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却成为压迫工具，将人的身体异化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异化现象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医生劳伦斯·桑蓓莉卡与埃米特等人为了物质利益而无视桑普莉卡女孩的主体性与人性。在这种制度结构中，她们只能被操作，被消费，直至走向毁灭。
此外，人的身体也在商业化过程中成为商品。身体被用于园艺装饰品是身体商品化的一种表现。桑蓓莉卡女孩作为高档装饰物被租赁给美国的富人阶层，她们来自摩尔多瓦、索马里、老挝等不发达地区，为了家庭生计而自愿签约，成为草坪装饰品，因为“她们以前的生活是残酷的、艰辛的、没有前途的”([7]: p. 227)。这些女性虽然以极低的价格受雇，却以高昂的租金流转于富人之手，成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身体商品化的另一表现是性交易。在小说中，来自老挝的塔米(Tami)申请前往美国做装饰女孩，是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已沦为妓院女子；而摩尔多瓦女孩格温(Gwen)的表姐原本前往德国当擦窗工，却最终成为科威特的性奴。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档电视节目《我是摸乳狂》(I, Gropius)，节目中男嘉宾“通过把手伸过有着两个圆洞的屏风，来触摸姑娘的乳房，然后根据手感决定选哪个姑娘来约会(节目里实际并不会把乳房露出来)”([7]: p. 264)。此类节目不仅刺激了观众的性欲和猎奇心理，更因其高收视率而带来巨额利润，而被消费的女性身体也因此获得报酬。在这些性交易描述中，女性的身体最终被异化为牟利的工具。
在上述语境下，身体的异化直接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虽然桑蓓莉卡女孩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善家庭生活，但相较于资本家通过她们的身体所获取的巨大利润，她们的所得微乎其微。在小说中，男主人公仅为租赁四位桑蓓莉卡女孩就花费了7600美元。这一现象揭示出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压迫与剥削。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将第三世界置于产业链底端，以低成本获取资源并牢牢掌控剩余利润，造成地区发展不均，加剧全球贫富差异。作为来自贫困国家的商品，桑普莉卡女孩无疑成为了不平等国际交换的牺牲品。
3. 消费社会对身体的异化作用
消费社会的首要特征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在这样的社会中，“富足时代的人类不再如以往时代那样被其他人所包围，而是被物品所包围”([9]: p. 26)。因此，在物质丰富和商品泛滥的社会中，人们趋向于沉溺于日常的感官享乐，并逐渐被物质占有所支配。与此同时，消费社会也是“一个学习消费的社会，是一个关于消费的社会化训练的社会。这种社会化模式与新兴的生产力以及高度生产率经济体系的垄断性重构密切相关”([9]: p. 81)。换言之，消费行为并非出于人的真实需求，而是由社会系统精密组织、建构并加以控制的结果。这正表明，身体的异化深植于社会结构之中。
身体物化的社会根源首先体现在身份建构与商品的符号价值之中。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已退居次要地位，其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成为评判其意义的核心。“商品不再通过其使用功能被定义，而是通过其所承载的符号意义被识别。这一符号意义并不来源于物的功能性，而取决于其在整个商品与符号体系中的位置”([9]: p. 13)，商品之所以被消费，不是因其实用性，而是因其象征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
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角色将消费作为构建社会身份的重要手段。“消费是一种拥有的形式，也许是当今富裕工业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形式”，在此背景下，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我们生产什么，而在于我们消费什么([10]: p. 23)。小说中的叙述者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在这个社区中“大约50户人家里，39户都(雇佣了桑蓓莉卡女孩)”([7]: p. 224)。显然，桑蓓莉卡女孩并不具备实用功能，她们终日被吊挂于草坪之上，仅作为装饰品存在。她们的身体并未被当作劳动力使用，而是象征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符号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言：“要成为消费对象，物品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符号”([10]: p. 200)。因此，桑普利卡女孩的身体并非从生物学意义上被消费，而是作为阶层与财富的象征符号被消费。
在一个“致力于获取财产和谋取利润”的社会中，自我身份的建构往往依赖于对物质符号的占有([11]: p. 24)。《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下层中产阶级人物为了获得社会认同，不得不通过劳作换取象征身份的物品。他们必须像机器一样日复一日地工作，工作从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手段，沦为谋取物质的工具。在消费社会的驱动下，为了构建社会身份，他们不得不将身体转化为一种“工具性存在”，服务于资本的积累逻辑。
“工具理性”的概念也揭示了身体异化的社会根源。该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理性”的划分。在他的理论中，社会行动可被划分为四类：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性行为和传统性行为。其中，工具理性是指“行为者根据对外部环境及他人行为的预期，以合理而有效的手段达成既定目标”([12]: pp. 24-25)。简言之，工具理性追求的是手段的最大效用，而非价值或伦理考量。在《关于桑普利卡女孩的日记》中，工具理性对身体的压迫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对人体的直接伤害。例如，通过微创手术将微导线植入女孩大脑，或通过秘密实验室研发的药物让囚犯承受极端痛苦直至死亡。这些例证揭示了工具理性如何将身体物化为可以占有和使用的对象，从而服务于资本扩张或权力控制的目的。技术人员之所以对身体施加如此残酷的控制，是为了从第三世界牟取暴利，或制造统治世界的药物。更令人震惊的是，国家法律对“活体装饰”商业行为的默认与支持。小说中，父亲叙述：“医生依法监督安装过程”([7]: p. 132)，表明国家层面为身体的商品化背书。此外，小说中从未提及如劳伦斯·桑普利卡、埃米特等进行脑部植入实验的医生受到法律惩处，这进一步表明其行为在社会系统中不仅被容忍，甚至被默许。因此，社会背景为工具理性的合法化提供了土壤，进一步促使身体异化为达成目的的工具。
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言：“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在生产目标中被深度卷入，既作为(经济)支持的基础，也作为个体管理(心理)整合的核心，更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战略工具”([13]: p. 136)。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角色的身体被资本占用，成为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的全新消费领域。
201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二月十日》的时代背景正处于消费社会中，而这一社会自1970年代起便完成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机制转型。在此变革中，为适应灵活性而取代僵化结构，非物质形态商品在消费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消费重心从传统商品转向服务业，经济的核心环绕“身体”的服务逐步形成。在这一背景下，以身体为中心的产业成为经济动脉，包括身体管理、身体美化、身体维护、身体展示与身体贩卖等。《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所描绘的Greenway园艺公司便从事此类生意，其业务模式是从老挝、索马里、摩尔多瓦和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租赁年轻女性作为“活体草坪装饰”。由此可见，角色的身体被嵌入新经济机制之中，成为资本运作的“资本要素”，被纳入“投入–产出–利润”模式之中，服务于资本的生产与扩张逻辑。
综上所述，在《桑普利卡女孩日记》中，人的身体在经历了社会身份建构的耗损、工具理性的操控、以及资本对其的全面占有之后，最终与“自我”相分离，彻底异化。它不再承载人的主体性与尊严，而沦为谋取金钱、技术实验与资本生产的工具。此种身体的异化不仅折射出消费社会的逻辑暴力，更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中人之为人的深层危机。
4. 身体异化的解决之道
身体异化作为《桑贝利卡女郎的日记》以及整个消费社会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亟需寻求有效的破解路径。
首先，应从重建主体性入手以克服身体的异化。《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2007)中对“主体性”的定义为：“成为主体的状态，尤其指自我认同(即自我意识)的状态，以及不仅能将自己视为主体(行动者或公民)，还能够据此调控自身行为的能力”([14]: p. 323)。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那些在消费主义语境下身体被异化的人物，普遍缺乏强烈的主体性意识。例如，叙述者渴望拥有桑蓓莉卡女郎，并非出于真实需要，而是由于他所居住的社区中，大约50栋房屋中有39栋都“拥有”了她们。这种欲望本质上源自社会从众心理，而非自我需求的表达。
此外，人物还普遍展现出“接受型人格”，这一概念由弗洛姆提出，意指“个体感知‘一切美好事物的来源’在外部，因而相信获取所需的唯一方式是从外部接受”([15]: p. 62)。这解释了为何他们不断追求来自外部的“好东西”，如社会认可，并在未能获得时陷入极度焦虑之中。对于那些身处性交易产业中的人物，例如在电视节目中被他人触碰胸部的女孩，她们“将自己视为商品，或更确切地说，是既是销售者又是待售之商品”([15]: p. 70)。这些人未能将自己视为主体，也从未试图重建主体性。“一个人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推销自己，如何展示自己的个性，是否具备一个‘好包装’”([15]: pp. 69-70)。为了在市场上“成功出售”自己，他们出卖了人格与尊严，只为迎合消费需求。在市场导向型经济中，多数人逐渐演化为“接受型人格”或“市场型人格”，他们关注的已非主体性建构，而是如何与他人保持一致，如何顺应市场趋势。因此，他们只能眼睁睁地见证身体异化的全过程，而无法有效抵抗。
在消费社会中，个人利益至上，剥削他人身体成为牟利手段，因而，建立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共同体成为拯救弱势群体的重要途径。雷蒙德·威廉斯在探讨“共同体”一词时指出，它既意味着“直接共同关切的意识”，又指“这种共同意识所物化出的各种形式的共同组织”，后者或许并不能充分表达前者([16]: p. 40)。他进一步强调，“共同体”一词承载着“直接而负责任关系”的深意([16]: p. 112)。换言之，将共同体凝聚在一起的并非法律或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善意与责任。因此，共同体不应被理解为个人利益的集合体，而应视为一个蕴含道德意涵的组织，体现成员的集体美好愿景。
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并非所有人都盲从于租用桑蓓莉卡女郎作为身份象征的潮流。小女孩伊娃(Eva)便是少数对第三世界桑蓓莉卡女郎抱有同情心的人之一。当她看到父亲租来四位女孩作为庭院装饰，并为此举行盛大派对时，伊娃独自在衣橱中啜泣。面对父母的安慰——“这是在做好事”，她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类“伪善者”的虚伪：如果他们真的想帮这些女孩，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她们？随后，她画了一幅画，画中自家庭院中的桑蓓莉卡女郎面带愁容。伊娃的行为可视为一种“共情”(Empathy)，这一概念最早由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在其著作《书写历史，书写创伤》(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2014)中提出。她指出，“共情可被理解为对他人经历中可能被切割的情感维度的关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尝试去重新体验这一维度”([17]: p. 40)。通过绘画，伊娃对桑蓓莉卡女郎的共情得以表达，她设法触及女郎们的情感层面，并洞察她们的内心世界。最终，在伊娃的帮助下，桑蓓莉卡女郎得以挣脱控制，逃离这片病态的土地。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有像伊娃这样的人存在，反对桑蓓莉卡女郎买卖的共同体得以建立。在故事中，诸如“Women 4 Women”(即“女性为女性”)、“Citizens for Economic Parity”(“追求经济平等的公民”)、“Semplica Rots in Hell”(“桑蓓莉卡下地狱”)等组织的出现([7]: p. 151)，清晰展现出共同体在反抗暗黑科技对人体商品化与滥用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共情”为核心原则的共同体理念，促成了成员对桑蓓莉卡女郎的集体关怀，使得人文共同体得以发展壮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体交易的发生。
5. 结语
在《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中，处于消费主义社会语境中的人体被异化为工作机器、受技术操控的对象以及可供交易的商品，从而导致个体自由的丧失、人际交往的冷漠以及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这种身体异化现象根植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其成因涵盖了符号价值消费的影响、工具理性逻辑的渗透以及对身体的占有与挪用。在此语境下，主体性的重建与人文主义共同体的建立成为应对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
面对这一现实困境，桑德斯强调人类精神的复兴。在作品中，作者所呈现的不仅仅是消费社会所带来的身体异化，更深层地映射出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与失落。身体在文本中既是社会关系的隐喻，也是揭示社会问题与权力运作机制的媒介。身体的异化实际上指向了更为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失序与体制性病变。
随着世界迈入“地球村”时代，个体命运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身体异化现象已不再局限于美国社会，而是演变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通过实践共情、倡导人文关怀与构建伦理共同体，共同抵御消费主义时代对人的异化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