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莫利·卡拉汉的《两个钓鱼人》与雪莉·杰克逊的《摸彩》的情节具有相似之处，均体现了替罪羊这一集体无意识原型，基于此，其人物和主题也具有互文关系。人物上，《两个钓鱼人》中以记者迈克尔·福斯特为代表的村民与《摸彩》中未中奖的村民相对应；《两个钓鱼人》中的刽子手K·史密斯则与《摸彩》中的中奖者泰西·哈钦森相对应。两组人物的冲突体现出了两篇小说共同的主题，即对人性复杂性及权力与正义关系的探讨。但面对相同主题，杰克逊用哥特的手法表现出愤怒，卡拉汉则用海明威式简洁的语言表现出接受命运的、悲观的自然主义倾向。通过对两篇小说进行互文性解读，更能理解两位作者的写作倾向以及文本与其背后社会空间的互文关系。
Abstract: Morley Callaghan’s “Two Fishermen” and Shelley Jackson’s “The Lottery” have similar plots, reflecting a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rchetype, namely, scapegoat archetype. Based on this, their characters and themes have intertextual relations. In terms of characters, the villagers represented by journalist Michael Foster in “Two Fishermen” correspond to the villagers who did not win the lottery in “The Lottery”. K. Smith, the executioner in “Two Fishermen”, corresponds to Tessie Hutchinson, the winner in “The Lotter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characters reflects the common themes of the two novels, namely,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justice. However,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same themes, Jackson’s anger is expressed in a Gothic way, while Callaghan’s naturalistic and pessimistic tendency to accept fate is described in Hemingway’s terse language. Through the 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short stories, the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of the two writers and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cultural space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1. 引言
《摸彩》和《两个钓鱼人》分别是雪莱·杰克逊和莫利·卡拉汉创作的两部短篇小说。《摸彩》讲述了在一个现代小镇上，人们遵循传统，每年抽签决定用石头砸死一名中奖者，以此确保来年的收成的故事。而《两个钓鱼人》则讲述了一名记者刻意接近一名刽子手，两人意外建立了友谊，最终记者目睹了刽子手险些被愤怒的镇民用石头砸死的过程。目前，国内针对《两个钓鱼人》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权力与正义角度。相较之下，学者对《摸彩》的关注更多，研究角度丰富，包括集体无意识、女性主义、叙事策略等方面。但鲜有学者关注到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这两个故事都是基于替罪羊原型，在人物、情节、主题上存在互文关系，即“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但两个文本的表现手法和写作倾向差别较大，通过互文性分析，有利于对两位作者建立更深刻的理解。
2. 集体无意识与替罪羊原型
荣格(Jung)提出“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并认为它包含了“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所有生活和行为模式”[2]简单地说，人们会无意识地受到祖先时代所发生事件的影响。“集体无意识与个人无关，它不是来源于个人经验，又不是从后天获得，而是由人类作为种族的千百万年的历史积淀下来，并通过遗传机制保留在每一个人心中的东西”[3]。《摸彩》和《两个钓鱼人》不约而同地展现了替罪羊这一集体无意识原型，并形成人物、情节和主题上的互文。
在《摸彩》中，小镇居民们继承了祭祀的传统，而祭祀这一情节，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原型。他们每年聚集在一起抽一次签，决定杀死谁来保证来年的收成。抽签的目的很明确，故事中明确写道：“Lottery in June，corn be heavy soon”[4]，抽签能带来良好收成。在原始时代，部落中的人们通常会举行祭祀活动，杀死动物或活人，以换取神灵的庇佑。祭品即被称为“替罪羊”，用来安抚神的愤怒。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型，“替罪羊”不止存在于古老的传统中，它贯穿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被无意识地延续、遵从下来。“在一个社会里……出现了社会危机，这时为了解决缓和危机，团体必须牺牲一只‘替罪羊’来换取大家的生存和内心平和”[5]。勒内·吉拉尔梳理出四种替罪羊范式，即：“第一，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写，即一种普遍的混乱；第二，指控‘捣乱者’的罪行；第三，嫌疑者身上的特殊标记作为选择受害者的标准；第四，集体将受害者处死的暴力场面”[5]。在《摸彩》中，作者首先创造了一个看似平静，实则潜藏危机的小镇。收成情况将会威胁居民的生存，而这种担忧形成了一种“社会危机描写”。于是他们抽签的方式来推出替罪羊，缓和这种危机，将一个村民的死亡等同于其他人的重生。此外，受害者泰西这一人物的脆弱性也值得注意。吉拉尔指出，“有时发生在团体中的受害者是完全随机的，有时也不是这种情况”[6]，而被选中的受害者身上往往具有超出“平均值”的特征。《摸彩》属于前一种情况，即随机选取。哈钦森的妻子泰西并没有犯下不可原谅的罪，作者并未对其身份增加多余的注解，可见她只是一个平凡妇人。而女性、妻子的身份又为泰西增添了“弱势群体”的印象。她不是有还手之力的青壮年男性，也不是一个家族中具有话语权的权威，她的脆弱身份更为她的死亡蒙上“不白之冤”的色彩。泰西抽中了彩票，村民们原本和睦得像一家人，但现在他们却聚在一起杀害一个无辜的女人。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们并不感到负罪或不情愿。要杀死泰西时，村民们甚至还在不停催促：“Hurry up”[4]。随后，泰西被一起生活多年的村民用石头生生砸死。泰西充当了脆弱的替罪羊，而村民们却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毫无察觉。他们在麻木又残忍的精神状态下杀死了她。对他们来说，杀戮成了每年都会发生的平常事，并且，这件事情是公平的。沉浸在无意识的狂欢中，是非曲直不再重要，甚至无法被人察觉。人们在群体犯罪中找到了安全感，而察觉到这种行为不道德的人则有可能被集体驱逐。
在《两个钓鱼人》中，又出现了石头杀人的情节。同样，作者卡拉汉首先铺就了吉拉尔所说的普遍混乱，在小说中表现为外来者威胁社群人员生命造成的焦虑，和司法不公造成的恐慌，并在此背景下引出替罪羊原型。在这个故事中，险些被杀的也是一个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普通人。和泰西一样，受害者也是一个脆弱又无辜的人。作者卡拉汉对他的外貌进行了大量描写。与读者的想象不同，这位受害者身材矮小、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这样的外表反映了他善良、柔软的内心世界。他喜欢钓鱼，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他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刽子手。“异常不仅仅表现在身体方面，它几乎表现在生活和行为的所有方面；同样在所有方面，异常首先成为选择受害者的标准”[6]。刽子手的身体没有特殊标记，但这一职业令人生畏，本身就带有异化色彩。同时，刽子手并非小镇本地人，这又将他排除在小镇这一文化社群之外。这两点异常使得他极容易成为受害者。尽管他只是正义的执行人，而非杀人犯，却还是被选为司法不公的替罪羊。他所受的刑罚不是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而是为了平息镇民的愤怒，消除镇民对司法不公的恐惧。镇民们无法接受刽子手杀死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于是将怒火发泄在法律执行人身上。镇民淹没在愤怒中，疯狂地向刽子手投掷石头。当他们发现记者没有加入暴行时，便质问他：“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7]”。当记者指出真相，说“I got nothing against him [7]”时，事件就变成了纯粹的暴力和恶意。事实上，人群中的大多数人，都与刽子手史密斯无冤无仇，他们只是下意识地执行暴力，以此确保自己的安全。记者虽然感觉到了不道德，却没有勇气反抗，只是想逃离人群。实际上，不反抗即是对暴行的默许，在这个故事中，包括记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参与了对替罪羊的“处死”。
泰西和刽子手这两个人物的特征相类似，两个故事中的居民们也相类似。泰西和刽子手都是无辜和脆弱的，而村民则是非理性、暴力和麻木的。在这两个故事中，暴徒都受到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他们需要一个替罪羊来确保自身的安全。替罪羊作为一种原型，无意识地根植于两位作家，乃至整个社会心中。选择使用相同的原型和相同的受害者特征，意味着他们面临着相同的道德难题。人群的暴力和愤怒与受害者的天真和脆弱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了共同的主题，即对人性复杂性以及权力与正义关系的探讨。
3. 哥特式愤怒与自然主义式悲观
这两篇小说通过相似的情节和人物特征，引入了共同的主题，即人性的复杂性以及权力与正义的关系。然而，受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和40年代美国不同社会背景以及作者个人身份的影响，历史文化与文本形成了不同的互文空间。因此，作者对相同主题态度也不尽相同，这表现为不同的写作风格。
杰克逊的表现手法是哥特式的，以美好掩盖罪恶，使得最终罪恶的揭露更加鲜血淋漓。从人物上，人们通常认为儿童纯洁善良，远离成人世界的黑暗与污秽。然而，在这个故事中，孩子们堆起石头，准备处决彩票中奖者。他们首先聚集起来，迫不及待地加入到“boisterous play”中[4]。对他们来说，这就像一场游戏，他们选择“the smoothest and roundest stones [4]”来杀人。祭祀的原型世代相传，这些孩子所做的只是下意识追随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来说，这与罪恶和残忍无关。由此可推测，杰克逊可能持有人性本恶的观点。空间上，杰克逊让故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发生，故事发生的小镇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没有特殊标记的小镇。开篇时，居民们像平常一样讨论日常生活，聚在一起有说有笑，令人猜不到他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谋杀。情节上，杰克逊创造了一个看似公正的彩票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死去。然而，过程的公正并不等于结果的公正。每个人都可以抽签，但能抽签并不代表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有权、有钱的人，比如仪式的主持者，很容易弄虚作假。暴力事件被冠以“彩票”之名，寓意幸福和幸运。故事以美好开端，一直压抑着真相，却在结尾处突然揭开，使幸福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杀戮。杰克逊以此表明了她对正义可能被权力操纵的担忧。最后，泰西在故事结束前发出了最后的呐喊：“It isn’t fair!”[4]。恐惧和愤怒最终被表达出来，传达给了读者。
然而，卡拉汉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他的文字带有现实主义色彩，语言简朴有力、情节更加平实。同时，其自然主义式的悲观色彩也较为明显。人物上，卡拉汉的两个主要角色都是现实可见的普通人，没有杰克逊笔下的惊人反转。尤其是记者这一人物，受过教育却无法出人头地，上进无门，市侩又懦弱，是普罗大众的真实写照。同时，记者的有意接近、与刽子手意外建立的友情，以及后期记者的回避、羞愧，都展现了自然主义式的无力。空间上，故事中反复出现的监狱、绞刑架、夜晚等空间意象，奠定了压抑基调，使得读者对结局有一定的预设，而非像杰克逊那样在结尾处突然将喜事变成恐怖。情节上，记者的行为也延续这种压抑和悲观的基调，顺应事件的正常发展逻辑，诉说了权力决定正义的“真理”。卡拉汉安排记者抱着目的性接近刽子手，刻画了刽子手的单纯和两人的友谊，最终又通过记者的临阵脱逃展现了其道德困境。记者知道，罪犯的死刑虽然并不完全公平，但这是司法的判决，与刽子手无关。然而，沉浸在愤怒和激情中的暴徒却让刽子手成为了司法不公的替罪羊。面对他人的质问，记者逃脱了。他感到不适，但他无法表达，无法阻止暴力，只能离开人群，放弃自己的立场。面对大多数，记者成为了丧失话语权的少数，无法伸张正义，只能看着朋友受苦。与杰克逊令人震惊的结局相比，卡拉汉的结局要压抑得多。
而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与文本背后的互文空间有关。根据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定义扩展，互文性即“某一个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所有要素之总和的关系，这里提到的这些要素，诸如文化、历史以及社会实践等等并不是孤立且割裂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成这一文本的互文网络”[8]。小说具有时代性，文本与文化呈现互文关系，文化空间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形成。杰克逊在20世纪40年代，也就是二战期间写下了这个故事。战争、屠杀事件频发，杰克逊也以小说的形式展现出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和反思。同时，身为女性，在家庭的压迫下，她对人性产生了怀疑，将写作视为一种发泄。因此，她的作品大多是哥特式的，包含着尖锐、质疑、愤怒，试图以暴力的文字唤醒大众。但卡拉汉不同。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加拿大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悲观、无助的情绪容易蔓延。同时，这时期又恰逢自然主义之风盛行，基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体现在文学中，表现为人物历经磨难，却又无法反抗基因、命运的安排，往往以悲剧结尾。卡拉汉在小说中以悲观的语调植入了他对人性本恶以及人无法摆脱环境影响的思考。与《两个钓鱼人》中的记者一样，卡拉汉也无法逃离他的“小镇”，他可以逃离人群，却无法摆脱小镇和人群对他的影响，因此其文字呈现悲观和无奈。
两个故事之间的时间跨度并不大，地域和文化背景也没有十分强烈的差异，但对作者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可见文化空间的细微差异对文本的影响之深远。受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虽然讲述的是相同的主题，但杰克逊的作品充满激情和愤怒，而卡拉汉的作品则悲观失望。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文解读，成为对文本解读的新视角。
4. 结论
《两个钓鱼人》和《摸彩》都是上世纪著名的短篇小说，在情节、人物和主题上相似，替罪羊原型则成为互文性的体现。通过对故事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文本背后不同的文化空间，会对作者对待相同主题的态度产生深刻影响。但无论态度如何，人性和正义的母体总如集体无意识一般被传承和反复探讨，文学作品形成了互文关系，共同推进对这一主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