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巴蜀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受到较高关注、取得显著进展。这一现象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倾斜，也体现在具体研究成果的积累上。“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于2001年4月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获得政策支持；截至2025年5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中国文学”学科中包含“巴蜀”关键词的项目共13项、包含“四川”关键词的项目4项、包含“重庆”关键词的项目4项，成果颇丰；一系列巴蜀文学史专著也相继出版，如谭兴国所著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杨世明所著的《巴蜀文学史》等，巴蜀文学研究初具脉络。与此同时，众多域外中国文学史不断涌现，其中由美国汉学家孙康宜与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具有一定代表性。自该书中文版问世以来，陈文新[1]、蒋寅[2]、王敏[3]等众多学者都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多聚焦于书写范式、文学史观和不足之处等方面。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文学文化史”为书写范式，主张将文学作品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阐释，充分关注包括地域文学在内的诸多文化元素。但细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巴蜀文学家苏轼的书写发现，该书仅将巴蜀定位为苏轼的籍贯，未深入探讨其文学作品和思想观念与巴蜀文学的联系，这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的书写范式存在矛盾。本文通过探析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揭示巴蜀文学目前面临的核心困境，并尝试为巴蜀文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 苏轼与巴蜀文学
本文以杨世明在《巴蜀文学史》中所提出的界定巴蜀地区和巴蜀文学家的方法为准。首先是地理范围，“如以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所辖为准，既合理，又方便”[4]，苏轼的家乡眉州眉山即属其中。再是文学家的收录，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是“生于蜀，长于蜀，虽宦居乡外，甚至至老不归，但离乡前在巴蜀本有作品，离乡后亦常有思乡之作”[4]，苏轼即属此类，是不折不扣的、最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学家之一。
苏轼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在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于嘉祐元年(1056年)首次离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后因父母亡故，两次返乡丁忧，一生至少在巴蜀地区生活了24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轼虽常年仕宦于外，但巴蜀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早已对他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或显或隐地体现在其文学作品和思想观念之中。
2.1. 巴蜀地理环境的影响
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苏轼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首先体现在其诗歌意象中。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常见巴蜀自然意象。通过搜韵网站进行关键词检索，苏轼诗中以“巴蜀”义出现的“巴”字有17例、“蜀”字有99例，另外，“猿”“蚕”“峨”“岷”等具有巴蜀地理特色的意象也分别以36次、29次、43次和13次这样较高的频次出现在他的诗作中。
除了上述直接以字词出现频率而计的巴蜀意象，苏轼诗中还存在一些难以字词计但感情浓烈的巴蜀自然意象，如他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0年)创作的《游金山寺》一诗：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5]
苏轼创作此诗时三十六岁，离蜀已久，此前因直言不讳批评新法引起当道的不满而主动请求外任，被任命为杭州通判，途径镇江，至金山寺拜访了宝觉、圆通二位长老，又因盛情难却而留宿寺中，夜观江景以作此诗。诗作开头的“我家江水”正指流经苏轼家乡眉山的岷江，而全诗也贯穿着浓烈的思乡之情，以及他厌倦现实政治和官场生涯、希望归隐田园的心情。
巴蜀地理环境也对苏轼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除体现在上述的思乡之情中，还隐现在其人生观中。巴蜀的地理环境具有“险”“丰”辨证并存的特点，在无形中为苏轼带来“逆境与生机”的哲学智慧，使其在坎坷的仕宦生涯中能以超然、洒脱的态度自处。被贬黄州时，苏轼一度心灰意冷，多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山，创作出《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闲暇时还在城东开垦了城东的一块坡地，并自号“东坡居士”，不可谓不豁达。
2.2. 巴蜀文化传统的影响
巴蜀文化传统对苏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好学、创新与融合三点。
第一，巴蜀有好学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6]从中已见巴蜀重视教育之风。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年)在《谢范舍人书》一文中评论蜀中文化风气：“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7]后又于元丰七年(1084年)在《眉州远景楼记》评论家乡眉山的学风：“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8]由此可见，巴蜀自古有好学传统，而至苏轼所处的北宋时，学风尤甚。
第二，巴蜀有创新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载“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闲，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执。”[6]这里提到巴蜀民众“反以好文刺讥”，既暗含对权威的反叛精神，又彰显出文化创新的特质。巴蜀第一位文学家、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是在骚体赋转化为大赋的革新过程中确立地位的，初唐的巴蜀诗人陈子昂也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由此可见，宋以前的巴蜀文学家已具有反叛思维，且敢于革新。从思想行为来看，苏轼敢于质疑权威、进行政治讽刺，这也导致他一生中多次因直言抗议被贬。例如上书谈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病被贬；又如调任湖州后上书《湖州谢上表》而遭遇“乌台诗案”；再如在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抨击旧党执政暴露出的现象而被迫申请外调。从文学作品来看，苏轼敢于、也善于进行文学革新，他的文章翻陈出新，诗歌又敢于写常人不敢入诗的题材，更是实现了对词的变革。由此可见，巴蜀创新的文化传统对苏轼影响颇深。
第三，北宋时巴蜀有融合的文化氛围。“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9]。巴蜀地区自古是道教发源之地，又是佛教的兴盛之地，青城山和峨眉山分别是这两种宗教文化的代表地之一，加之儒学经世致用，三教合一，在这样融合的文化氛围下成长的苏轼不仅欣然接受这三种思想，还能融合并吸收，发扬出坚定、乐观又豁达的精神。他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0]，虽处逆境仍旧旷达乐观；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1]，又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0]，追求个体自由。
巴蜀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浸润着苏轼，而苏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巴蜀的反哺。这一双向影响关系，在现有的巴蜀文学研究中已得到学者们一定程度的关注。杨世明在《巴蜀文学史》中写道“……苏轼都生长于蜀中。他们对我国文化、文学作出的贡献，是巴蜀文化最辉煌业绩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是巴蜀的骄傲，其事业将永载巴蜀史册。”[4]谭兴国在《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中提到苏轼妻子王弗和父亲相继去世，他送灵柩归家守丧，“载誉而归，对蜀中文化该有多大促进！”[12]又说“《东坡志林》在宋人笔记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巴蜀地区小说的发展，也有开拓作用。”[12]苏轼与巴蜀文学实在难解难分。
3.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苏轼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苏轼书写主要有两部分，均位于上卷“第五章·北宋(1020~1126)”。第一部分是单独成节的“Ⅳ苏轼”，第二部分是“Ⅷ宋词”下的第四小节“苏轼与远离女性化”。基于《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的书写范式，其余章节中也偶有提到苏轼，此处仅论书中对苏轼作集中书写的部分。
单独成节的“Ⅳ苏轼”以“说来奇怪，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的生活，竟与王安石‘新法’难解难分。”[13]一句开始，概述苏轼成就。又以“1057年，年仅二十岁的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他在三百名新科进士中名列第二(共有数千名考生参加考试)”[13]一句开始，详细讲述苏轼生平，其中依次提到了东京、杭州、密州、徐州、黄州、颍州、扬州、海南和常州等地，其中黄州着墨最多。最后简单介绍了苏轼诗作的特点。
但以上篇幅均未提及巴蜀文学，仅在后文一处提到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原文为：“近年来，中国关于苏轼的学术会议，在苏轼生命中较为重要的很多地方召开，如眉山(他的家乡)、徐州、黄州、惠州、海南岛、常州。”[13]
“Ⅷ宋词”下的第四小节“苏轼与远离女性化”则是围绕“苏轼与词”展开论述，首先推测苏轼中年之前不作词的原因，继而简要介绍其作词方法及词史地位，随后又推测他开始大量作词的原因，最后综述学界对苏轼词作成就的多元批评观点及其历史影响。这一部分则未体现任何巴蜀文学。
苏轼是最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学家之一，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其的书写却仅将巴蜀称为苏轼的籍贯，忽视巴蜀的文化作用，这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的书写范式有所出入，其中的遮蔽意味不言而喻。
4. 巴蜀文学缺位的三重遮蔽机制
巴蜀文学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苏轼书写中被遮蔽，成因多样。本文试从苏轼个人的“巨星”光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原则和巴蜀文学困境三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前二者折射出巴蜀文学困境的表征，最终将指向巴蜀文学的核心困境。
4.1. 遮蔽机制一：“巨星”光环
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对所呈现元素的选取往往更注重其表现力。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巨星”文学家，仕途沉浮的传奇性、文学创造的革新性与集大成性、生命哲学的先进性共同构成其“巨星”光环，其形象也由此完成经典化建构，因而在苏轼书写中，上述三项光环往往被当作论述重心。
第一，仕途沉浮的传奇性。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名震京师。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在制科考试中所作制策被列为三等，为“百年第一”，宋神宗更评价其为“宰相之才”。然其初入仕途即陷入变法漩涡，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于熙宁四年(1071年)被外放为杭州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即上书《湖州谢上表》，其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7]等言辞被新党利用，指其“愚弄朝廷，妄自称大”，其他诗作中的某些句子也被新党指为具有讽刺意味。苏轼因此遭遇“乌台诗案”，下狱一百零三日，幸得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言以决才逃过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但因与旧党政见不合，于元祐四年(1089年)再次外放，任杭州知州。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被贬惠州，后于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儋州。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苏轼获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表示“他的事业生涯惊人地跌宕起伏，既在哲宗朝几度官居要职，又曾被捕系狱，还遭遇几次流放，流放地一次比一次偏远、蛮荒，这些都增加了围绕他的名声的光环。”[13]
第二，文学创造的革新性与集大成性。前文提到，苏轼敢于、也善于进行文学革新，同时，他在文、诗、词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参考袁行霈《中国文学史》[9]等相关研究，可作如下归纳：
在作文上，苏轼主张“文、道并重”，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突破了儒家的道，认为“道”泛指事物的规律。苏轼的文章气势雄放、语言自然，具有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尤擅翻陈出新的议论文，又能将叙事、抒情和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起来。
在作诗上，苏轼表现出三方面特点。一是题材广泛，无事不能入诗，清代学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论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二是形式多样，首先是对前人各种诗歌风格兼收并蓄，调和阴阳之美，呈现“清雄”的特点；其次是“以文为诗”，清人吴乔认为“子瞻作诗，亦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纵笔而出之。”清人曾季狸也评论道“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他文人之文、文人之诗不同。”三是情思内蕴深厚，既有深刻的人生思考带来的冷静、旷达态度，又有口齿伶俐、纵横捭阖、聪明睿智的思辨手段。
在作词上，苏轼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提高词的地位，苏轼认为诗和词虽外在形式有别，其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该是一样的，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二是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无事不可入词，写作者的性情怀抱、人格个性；又写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性思考，向内心世界开拓；也对外在世界进行拓展，空间场景扩大，描写自然山水之雄奇壮阔、熔铸深沉的历史和人生感慨；在写爱情的柔词方面不输前人，更见真挚。三是改变词的表现手法，“以诗为词”，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具体又表现为题序和典故的大量使用，从本质上突破了音乐的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称苏轼“声名卓著又才华横溢”[13]，为“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13]。
第三，生命哲学的先进性。前文也已提到，苏轼具有坚定、乐观又豁达的精神。苏轼将儒家安贫乐道的坚韧品格、道家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与禅宗随缘自适的处世智慧融合吸收，构建起一套独特的生命哲学体系，又在仕途沉浮中汲取更多的精神力量，最终形成先进的生命哲学，这帮助苏轼直面人生的黑暗与苦难，化解痛苦、超越困境。同时，这种人生态度也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为后人带来面对坎坷与挫折的精神力量。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关于苏轼承受物质匮乏、政治迫害的能力，还有他不沉湎于顾影自怜，已经说过很多。……但是，他不会陷入这类情绪而不能自拔。无论动荡不宁的一生中所处的环境如何严苛，他超然面对自己境遇的能力，成为诗人痛苦悲伤的解毒剂。”[13]
苏轼的经典形象总是被上述三项具有强表现力的“巨星”光环紧紧环绕，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更是将其“仕途沉浮的传奇性”作为论述核心，巴蜀文学作为表现力弱的元素被忽视，让位于其“巨星”光环。
4.2. 遮蔽机制二：编撰原则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其受众定位为“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13]，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贯协调，有利于英文读者从头至尾地通读。……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13]，这样的受众定位和写作目的要求编撰者在学术深度与普适性之间寻求平衡。同时，由于《剑桥中国文学史》贯彻“文学文化史”理念，更多地采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将苏轼的文学活动置于北宋政治文化语境中进行整体考察，着重分析其文学创作与当下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呈现的是较为表层的、具有故事性的内容。而苏轼与巴蜀文学的联系，则属于读者在读完该书后希望进一步获得的有关苏轼的知识，未在书中加以阐释。
但《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中又提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13]，在此观念的指引下，巴蜀对苏轼的浸润本应被充分考虑，但其对苏轼的书写仍忽视了这一点。不过，通过对比该书其他部分可知，巴蜀文学并未被彻底忽视。例如，宇文所安在“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中就点明“随着黄巢叛乱后长安和中原形势的恶化，成都成为吸引知名文人的磁场，发展出自己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13]，又说唐朝时儒、释、道三教的杰出作家都在蜀地，可见宇文所安已然注意到、并相对重视巴蜀文学。但艾朗诺在“第五章北宋(1020~1126)”中对苏轼的论述则几乎忽视巴蜀文学与苏轼的联系，这一倾向还表现在其《苏轼的言、象、行》等其他有关苏轼的专著中，可见艾朗诺始终未将巴蜀文学纳入其阐释苏轼的维度中。因此，巴蜀文学是否被遮蔽，也与编者的个人偏好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巴蜀文学在国际汉学界得到了部分汉学家的部分聚焦，而在国内文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苏轼与巴蜀文学的联系。但由于巴蜀文学辐射力弱，往往受制于受众定位、编写目的和编者偏好等编撰原则，难以突破文学史既定的筛选机制被纳入书写范畴，在文学史书写中长期隐身。
4.3. 遮蔽机制三：巴蜀文学困境
前文已经论述“‘巨星’光环”和“编撰原则”两项遮蔽机制，此二者分别折射出巴蜀文学“表现力弱”和“辐射力弱”的困境表征，又共同指向巴蜀文学的困境核心——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
根据笔者观察，目前“巴蜀”多作为需被交代的客观地理区域出现在域内外中国文学史中，或作为文人籍贯、或作为文人宦居之所。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提到武帝统治时期至西汉末年最杰出的辞赋作者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都是蜀(四川)人；“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提到陈子昂来自四川、李白在四川乡间长大、杜甫携家眷前往成都。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则将苏轼与巴蜀的联系表述如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10]
但由于巴蜀文学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获得了较优的资源配置，域内中国文学史对巴蜀文学表现力与辐射力的认可度又高于域外中国文学史。以二者对陆游的论述为例，《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提到陆游四十八岁时入四川宣抚史幕，此后五年的军旅生活深远改变了他的诗观；对比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明确指出“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10]，前者将陆游诗观的改变归因于军旅生活，也消解了巴蜀对陆游的影响。
即使巴蜀文学目前受到较多的学术关注，但仍是以“巴蜀地区的文学”这一身份存在，具体而言，学界与大众尚未将其当作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对待，而仅仅是对产生于这一区域的文学进行孤立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体系下，巴蜀文学中的巴蜀元素往往被抽取出来，作为某种客观事物、或被置换为其他已完成构建的独立文化主体，不再作为“巴蜀文学”而存在。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苏轼书写就将巴蜀元素抽取出来，使其仅作为苏轼籍贯这一客观事物存在，而非对他具有浸润作用的精神原乡；又如，巴蜀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外译后虽获国际广泛认可，但其巴蜀元素被抽取出来，置换为中国少数民族元素，其也被西方评论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而非“巴蜀文学”。
实际上，由于巴蜀文学始终没有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其表现力弱，也很难发挥辐射力，难以避免地在各类文学书写中被遮蔽，在苏轼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对巴蜀文学发展的启示
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苏轼书写存在的巴蜀文学缺位现象可以窥见，目前巴蜀文学正面临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这一核心困境，其较高的学术关注度与较弱的表现力、辐射力存在较大落差。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为巴蜀文学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5.1. 转变学术研究方向，构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
巴蜀文学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重要原因是目前对其的学术研究都是孤立的，巴蜀文学作为独立完整文化主体的发展脉络尚未被梳理出来，因而巴蜀各个朝代、各个文学家之间存在较强的割裂感。基于此，当前亟需转变学术研究方向，梳理巴蜀文学连续的发展脉络，将巴蜀文化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以现有的巴蜀文学史为例，它们大多仍采取传统且经典的书写范式——先按朝代分期，再分别对文学家们的特点、成就等作论述。在这一书写范式下形成的巴蜀文学史，难脱简单粗暴罗列的窠臼，无法消解巴蜀各个朝代、各个文学家之间的割裂感，也有“蹭热度”之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书写范式聚焦巴蜀文学家个人，而忽略各种巴蜀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发展，无法完整、连续地呈现巴蜀文学的发展脉络，自然也无法成功构建起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基于此，不妨尝试融汇《剑桥中国文学史》所贯彻的“文学文化史”理念，重写巴蜀文学史，将巴蜀文学置于巴蜀地区的文化语境中加以阐释，呈现各个朝代、各个文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起完整、连续的巴蜀文学发展脉络，助力巴蜀文学独立完整文化主体的构建。
又如前文所提，巴蜀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外译后被西方评论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巴蜀对陆游诗观转变的影响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被置换为军旅生活的影响。究其根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爱国边塞诗”等类型的文学早已成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再对比其他地域文学，“江南文学”带给人古典、雅致的感受，“西北文学”则伴随着苍茫、辽阔的特征。因此，当与其他既有的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相撞，巴蜀文学往往被迫隐身。基于此，学术研究还需为巴蜀文学提炼文化符号。崎岖险峻的山水显示出巴蜀地理环境的神秘，蚕丛、鱼凫等传说显示出巴蜀历史的神秘，藏彝等少数民族文化显示出巴蜀民众信仰的神秘……它们是否可以为“巴蜀文学”提炼出“神秘”的文化符号？再者，巴蜀地区自古都是政治边缘，司马相如、苏轼等著名蜀籍文学家却能在入仕后大有作为；而杜甫、陆游等在政治因素作用下入蜀的外籍作家又能在入蜀后创造出巨大的文学成就，这又是否又可以为“巴蜀文学”提炼出“文化山水”“精神原乡”的文化符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巴蜀文学被众多文化符号环绕，将逐步构建起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
5.2. 创新文旅宣传方式，增强巴蜀文学表现力
要将巴蜀文学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增强其表现力，不能仅局限于学术视野，还应拓宽至大众视野。目前，四川文旅与重庆文旅在宣传上虽偶有联动，但其方式大多跟随热点从众、不具特色，也不具深远持久的效果。因此，不妨尝试创新文旅宣传方式，将巴蜀文学的传播路径由“文本阅读”转向为“文化体验”。具体而言，可立足巴蜀文学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定位，分类整合其文化符号资源、串联相关旅游景点，建立起彰显巴蜀文学特征的旅游专题或旅游路线，通过大众体验，增强其表现力。
例如，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景点可建立起“探秘古蜀国”旅游专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之中景点众多，可建立起“川西民族秘境走廊”旅游专题，其内部又可细分出众多旅游路线。还可尝试开发沉浸式体验文学家生活的旅游路线，如“李白笔下的壮秀巴蜀”“杜甫诗中的闲适成都”等。需特别注意的是，在构建旅游专题与路线时，切忌仅因地理邻近就将景点进行组合，而应系统性呈现同类巴蜀文学文化符号的内在关联。
5.3. 注重巴蜀文学外译，扩大巴蜀文学辐射力
推动巴蜀文学“走出去”、扩大其辐射力，首先需加强巴蜀文学外译，使其呈现于国际视野中。但若要将巴蜀文学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就应避免孤立地外译单部作品，可策划“巴蜀文学外译丛书”出版计划，有重点、分批次地将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文学作品进行外译。
国际主流文学界对地域文学的认知，还与其外译的跨文化阐释深度密切相关。因此，巴蜀文学作品外译需注重跨文化阐释。首先，巴蜀文学语言常带有浓郁地方色彩，如方言、民俗、俚语等，对于其中的特色词汇，如“摆龙门阵”“巴适”“茶馆”“土司制度”等，应避免直译，采用意译处理。其次，在翻译时可强化巴蜀文学内核，以“茶馆”一词为例，其常规译法是“Teahouse”，但若要突出巴蜀地域特色，可尝试译为“Sichuan Teahouse”并辅以简要文化注释。但需注意避免过度阐释等不当策略，为此，可进一步制定《巴蜀文学核心术语与文化符号翻译指南》，系统整理方言、民俗、历史典故、地理名称、核心文化符号的标准译法及注释规范。
6. 结语
苏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学家之一，《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其的书写遮蔽巴蜀文学，对展示巴蜀文学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这一核心困境具有典型性。由于这一核心困境持续存在，巴蜀文学始终以表现力弱和辐射力弱的面貌存在。
苏轼以仕途沉浮的传奇性、文学创造的革新性与集大成性、生命哲学的先进性所构成的“‘巨星’光环”，具有极强表现力，而巴蜀文学的弱表现力使其在苏轼书写中让位于上述“‘巨星’光环”并遭到遮蔽。同时，基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受众定位、编写目的和编者偏好等既定编撰原则，只有具有强辐射力的文化主体方能被纳入书写范畴，但巴蜀文学的弱辐射力难以突破这一筛选机制。
因此，要将巴蜀文学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需从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两方面协同推进，通过转变学术研究方向、创新文旅宣传方式和注重巴蜀文学外译等方式，增强巴蜀文学的表现力与辐射力，避免在文学史书写中被遮蔽。
致 谢
本文由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2022级本科生付钰恒在通讯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解藜指导下完成，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2023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域外中国文学史中的巴蜀文学书写研究”(立项编号：SC23E006)的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