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认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会因受到传统影响而产生焦虑情绪，他们需要有强大的主观创造能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纳博科夫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作家，在前辈作者影响的焦虑下，也会对俄罗斯文学进行“误读”。文章选取《王、后、杰克》《黑暗中的笑声》和《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文本分析材料，以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为指导，从对人物形象的误读、对爱情与道德主题的误读两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误读和修正。研究表明，纳博科夫不仅延续了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永恒主题，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富有哲思的传统，还表达出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伦理标准，实现了创新。通过纳博科夫的误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得以被重新解读。
Abstract: Bloom’s theory of “poetic misreading” posits that authors experience anxiety du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They require a powerful subjective creative capacity to make their works stand out. As a world-renowned writer, Nabokov, under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from his predecessors, also “misreads” Russi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King, Queen, Knave”, “Laughter in the Dark”, and “Anna Karenina” through Bloom’s theory, examining Nabokov’s misreading and revision of Tolstoy in two dimensions: reinterpretation of character portrayals and subversion of love-morality them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Nabokov not only perpetuates Tolstoy’s timeless themes, inherits Russian literature’s philosophically-infused tradition, but also articulates his unique worldview and ethical standards, achieving innovative expression. Through this misreading, Tolstoy’s works gain renewed interpretive dimensions.
1. 引言
哈罗德·布鲁姆的早期重要著作《影响的焦虑》(The Anziety of Influence, 1973)在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创作了“诗的误读”四部曲。误读理论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因受到传统影响而产生焦虑情绪，他们需要有强大的主观创造能力，才可能让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
在研究作家间的关系时，传统文学史观强调前后辈作家影响关系的积极性。但布鲁姆一反传统的文学继承论，从作者创作时潜在的心理状态入手，发现后辈作家与前辈之间并不是顺向的接受关系，而是逆向的、以超越为宗旨的关系，这种超越建立对前辈的误读即修正式阅读的基础上[1]。“克里纳门”或诗的误读，即后辈作家通过独特的创作方式来应对前辈作家的影响，在处理相同的事物或者意象时，刻意采用不同的创作手法，以此与前辈作家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实现对前辈作家影响的防御。布鲁姆的理论也深刻反映了文学创新不只是对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通过与经典对抗实现。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在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下，也会对俄罗斯文学进行“误读”。纳博科夫是一位跨文化的俄裔美籍作家，其俄语作品和英语作品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语言魅力和独特精妙的结构著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纳博科夫曾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写道，“托尔斯泰”是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艺术如此强大，如此富有原创性而又具有普世意义[2]。他将托尔斯泰排在了俄国作家的第一位，由此可见其创作对纳博科夫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正如纳博科夫在《王、后、杰克》的序言中承认重读自己的小说时，意外发现了许多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文学借鉴。
尽管世界范围内的纳博科夫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丰富，一部分研究逐渐揭示出了纳博科夫作品在诗学特征、思想观念等层面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但仍较少有研究从“诗学误读”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纳博科夫与托尔斯泰。因此，本文将以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为指导，分析纳博科夫在影响焦虑下对托尔斯泰的误读。
2. 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误读
纳博科夫于早期先后发表的小说《王、后、杰克》和《黑暗中的笑声》在情节上颇为相似，都涉及欺骗、功利、欲望、婚外情谋杀等元素。《王、后、杰克》主要讲述了商店老板德雷尔为外甥弗朗兹寻到一份工作，但他的妻子玛莎却和弗朗兹通奸，还策划谋杀德雷尔夺取财产。最终谋杀计划并未成功，玛莎也在雨中受寒而死。其中商店老板德雷尔、其妻玛莎与外甥弗朗茨构成了欲望三角。而《黑暗中的笑声》讲述了艺术鉴赏家欧比纳斯抛妻弃子，与年轻女孩玛戈展开了一段畸形关系。玛戈与雷克斯旧情复燃后，合谋夺取欧比纳斯的财产，最后欧比纳斯在试图报复的过程中被杀。欧比纳斯、情人玛戈与旧情人雷克斯构成了堕落三角。
两部小说在发表时都遭到了俄侨文学界的批评。评论家们认为纳博科夫的作品缺乏思想性，只是利用新奇的写作技巧在吸引读者的注意。纳博科夫作品的“俄罗斯性”问题也在俄侨评论界引起了争议。大多数评论家对纳博科夫非凡、独创的写作才华感到惊讶，但同时认为他不仅不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也是“非俄罗斯性”的[3]。如阿达莫维奇、扎伊采夫和切特林等人认为，“作家的小说不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主流[4]。”而韦德尔、霍达谢维奇、安德列耶娃等人则认为，“纳博科夫的作品是真正的天才之作，是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冈察洛夫的延续[5]。”一般来说，诗的误读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种健康状态，而就个人而言则是违背连续性的罪过[6]。作家的“罪过”是因为对经典进行了歪曲和颠覆，误读会被视作背离传统。在历来极其富哲学性和思想性的俄罗斯文学的强大传统面前，任何创新都会遭到批评和攻击[7]。正因如此，当时俄侨评论界的大部分观点都认为应该把纳博科夫“逐出”俄罗斯文学。他是所有俄罗斯作家中最不俄罗斯的……[8]
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改变了这种一般观念，把误读与创造、创新联系了起来[1]。一切阅读都是误读，只有程度不同而已，这就消解了传统中误读的“罪过”。误读和修正反而带来了文学的创新和繁荣。纳博科夫正是因为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独特探索，从另一个视角解读已经被普遍接受的事物，实现了自己的创新。
2.1. 对人物形象的误读
在分析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时，纳博科夫从安娜和伏龙斯基产生感情的第一刻起就发现了这段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源于安娜的双重性格。安娜一登场，便扮演了双重角色，她一面以温柔机智和女性的智慧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同时又像个邪恶妖妇般摧毁了一位年轻姑娘的浪漫爱情，安娜的双重人格可见一斑[2]。
在创作中，纳博科夫转化了对安娜形象的双重解读，将这一形象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高尚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带有毁灭性的诱惑者形象。第一类女性通常是妻子和母亲形象，如在《黑暗中的笑声》中的伊丽莎白。“她是个依附于丈夫的女人，顺从、温柔[9]。”伊丽莎白不仅性格柔和，还有着令人动容的牺牲精神。她原谅了丈夫的背叛及他对女儿的伤害，从玛戈和雷克斯手中救出了丈夫。纳博科夫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这类女性塑造成家庭伦理的守护者，她们的存在在小说世界中拥有着一种道德寓意。
第二类女性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通常是诱惑者和掠夺者。在《黑暗中的笑声》中，玛戈这个角色被赋予了魔鬼般的迷人特质。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基蒂在舞会上看到安娜时，发现她身上有种异样的、魔鬼般媚人的东西。她们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有这种魔鬼似的迷人特质。然而，玛戈的出场始终伴随着感官描写：“俯视的脸庞[9]”，“绯红的桃腮，沾着樱桃白兰地酒的闪亮的嘴唇[9]”，“发红的小耳朵、脖子上的青筋及双乳间隐约的阴影[9]”，与安娜“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10]”形成对比。纳博科夫强化了对人物的肉体描写，此时读者也被迫成为观察者，俯视着玛戈的“脸庞”、“双乳阴影”。安娜最终的悲剧源于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她的行为动机包含着复杂的情感需求。玛戈的行为动机则原始而功利，只是为了物质保障而与欧比纳斯建立关系。小说的第三章详细描述了玛戈的生平，尽管她的生活相当艰难，但她不会像安娜那样引发读者的同情，是一个彻底的、堕落的诱惑者形象。纳博科夫通过“克里纳门”对安娜的形象进行了有意的偏移：玛戈作为安娜的变体，却被剥离了所有精神上的深度，由此也消解了托尔斯泰作品中建立的道德共情。
纳博科夫的这种诱惑者角色还有多种形象变体，在《王、后、杰克》中，玛莎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和安娜一样身处上层社会，对婚姻感到失望，选择婚外情作为出路。但对玛莎来说情人弗朗兹仅仅是一个满足自己性欲的猎物。弗朗兹对玛莎认知的转变也极具象征意义，他最初沉迷于玛莎的美貌，后来逐渐对玛莎的支配和贪婪感到恐惧，把她比作“癞蛤蟆”。“在弗朗兹的意识中闪过一个念头，她完全是个陌生人，很像一只癞蛤蟆[11]。”这种变形不是物理上的，而是心理和道德层面上的异化。通过玛莎这一形象，纳博科夫创造了一种“女性变形怪物”，对托尔斯泰式的经典人物进行了现代重写，蕴含了他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思考和对文学传统的创新性回应。
除此，在小说《黑暗中的笑声》中，正面和反面人物形象对比非常突出，其中负面人物形象极具庸俗色彩。负面人物包括雷克斯、玛戈以及整个上层社会，显示出欧比纳斯周围环境的负面性和庸俗性，充斥着闲言碎语和阴谋。纳博科夫关注到了托尔斯泰作品中上流阶层的虚伪生活，在这里人际关系被扭曲、肤浅、庸俗的价值观取代。在《庸俗的人与庸俗》一书中，纳博科夫阐述了对“庸俗性”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兴趣和一种低级的理想。提到托尔斯泰时，他认为托尔斯泰卓越的揭示了庸俗，“俄罗斯人有专门的词来形容自满的市民阶层—即庸俗……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在追求简单和真理的过程中，精彩地揭示了庸俗性[12]。”在《黑暗中的笑声》中，纳博科夫延续了这一传统，但赋予了它更为现代的表现形式，他笔下的庸俗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阶级，而是成为一种弥漫在现代空气中的精神病毒，连艺术家欧比纳斯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未能幸免。
而伊丽莎白、伊尔玛、保罗等正面人物形象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感。伊丽莎白的弟弟保罗善良、心灵纯净，他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姐姐和伊尔玛远离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负面事件。尽管欧比纳斯伤害了他的家人，保罗还是把他从欺骗和放荡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对欧比纳斯充满怜悯之心。通过这些正面角色，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转化了托尔斯泰核心的家庭思想，虽然这在小说中没有占据重要的部分，但依然带有道德上的积极含义。
2.2. 对“爱情与道德”主题的误读
爱情是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永恒主题之一。纳博科夫称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之一。他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探讨了托尔斯泰对爱情主题的诠释，并将其与道德问题内在地联系起来，对爱情与道德主题的意义进行了误读和重建。
《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两种爱情的对立：伏伦斯基和安娜这对肉体情欲之爱；列文和吉娣间纯粹的爱情，用托尔斯泰描述的原话来说，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爱情，世俗的情欲仍在，但在责任、温情、真诚、天伦之乐的纯洁气氛之中到达平衡与和谐的境界[2]。在许多纳博科夫的作品中，人物关系的构建也基于这种对立的爱情。但纳博科夫更集中于刻画扭曲的爱情，在《黑暗的笑声》中，他描绘出只有激情和肉欲的爱情，而在《王、后、杰克》中，表现出了一种机械化和破坏性的爱情，以讽刺的方式呈现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三角关系。
纳博科夫还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延续了“破坏性激情”这一主题，继续探讨激情对人的影响，并在小说中将其现代化。小说中，安娜意识到了欲望和激情的的毁灭性力量，以及罪恶生活带给她的沉沦。在自杀前，她回忆起自己为了“那种爱”而牺牲了对儿子的爱，“那种爱”指的是她对伏龙斯基的肉体欲望，感到十分屈辱。托尔斯泰塑造的安娜是悲剧崇高性的化身，她的自杀被赋予了道德净化功能。而纳博科夫作品中的激情之爱失去了这种牺牲的光环和自省的色彩。他的笔下的“破坏性激情”具有更加空虚和低级的特征，人物的生活完全受扭曲、自私和毁灭性的欲望所驱动。《王、后、杰克》中的玛莎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她所追求的爱情极其空虚，她和丈夫一样，沉迷于金钱享受。弗朗茨来自贫困家庭，经过舅舅德雷尔的帮助进入大都市，然而，弗朗茨贪图享受，毫无感恩之心，他成为玛莎的同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就像德雷尔与发明家合作研发的缺乏思想和意识的机器人一样，弗朗茨完全受玛萨的意志支配。纳博科夫在作品中不仅刻画出他们低级的情爱，还反映出现代社会人类思想的空虚和意识的机械性。
在分析安娜的死亡动机时，纳博科夫指出并多次描写了安娜和伏伦斯基之间日益加剧的误解和争吵。“使他们隔阂的恼恨情绪，不是任何外来原因造成的。这种恼恨产生在各人自己心里，就她来说，是因为他的爱情日渐衰退；在他却是由于后悔他为了她而陷入苦恼的处境，如今她不仅不来减轻他的苦恼，反而火上加油，使他更加难受[10]。”当安娜承受着整个社会的谴责时，伏龙斯基却流连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中，被介绍给那些外表端庄的女士。安娜将这些微小的背叛视作了伏龙斯基对她感情冷淡的迹象，他们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与此同时，纳博科夫强调了列文和基蒂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认为这是托尔斯泰的理想爱情本质，与安娜和伏龙斯基形成了对比。连接列文和吉娣的思想桥梁是闪着光的，充满温情，有着美好的前景。然而，对于安娜一伏伦斯基而言，他们之间的连接物是一个压抑的、丑陋的噩梦，带着可怕的预言性的暗示[2]。
由此，纳博科夫得出结论，悲剧的发生不仅仅是有社会环境因素，更是因为盲目和耳聋的爱所带来的毁灭性力量，这样的爱情缺乏超感官的洞察力和精神上的深层联系，由此产生了盲目和耳聋的主题[13]。在《黑暗的笑声》中这一主题以更加具体的盲目视觉形式呈现出来。主人公欧比纳斯的命运在一场车祸后发生了变化，他双目失明，陷入了黑暗，受到玛戈和雷克斯充满恶毒的戏弄。但在欧比纳斯失明前时，他就无法识别出雷克斯伪造的画作，也看不出玛戈的庸俗与雷克斯的奸诈，因为愚昧和欲望蒙蔽了他的判断力，实际上他早已处于盲目的黑暗之中，注定会被盲目的爱所毁灭。
在《王、后、杰克》中，德雷尔也从未真正认清过玛莎。在策划谋杀时，玛莎因为幻想着即将获取巨额财产，与弗兰茨一起生活，而留下了德雷尔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可悲的德雷尔却不知道这微笑背后隐藏的阴谋，他非常信任自己的妻子和外甥，对他们的背叛一无所知。同样，在迷恋玛莎时，弗朗茨看到她像一尊“雕像”般完美，但随着弗朗茨对玛尔塔的厌恶增加，她的形象在他的意识中发生了变化，像一只“癞蛤蟆”。玛莎也完全不知道对她惟命是从的情人弗朗茨早已变心，在她死后深感侥幸。他们的感情都缺乏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注定会是一个悲剧。
纳博科夫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想要真正传达的道德寓意是爱情不应只停留在肉体欲望上，因为那样的爱情是极端的自我主义，而自我主义最终会导致毁灭，而非创造。许多纳博科夫的同时代人认为，纳博科夫作品中完美的技术和巧妙的语言编织掩盖了其思想性，读者在小说中不会发现永恒的道德问题。纳博科夫也曾告诉他的学生，文学中的思想不如形象和风格的魔力重要。然而，对思想的忽视并没有使纳博科夫的作品失去道德和伦理态度。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也是在道德堕落后，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他对道德的理解超越了阶级的限制，关注永恒问题，集中于对真理的洞察。正如他自己说到，“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对我作出崭新评价之人，宣称我远不是轻浮之徒，而是一位严峻的道德家，旨在驱逐罪恶，挎住愚昧，嘲弄庸俗和残酷[14]。”
3. 结论
在纳博科夫的理解中，托尔斯泰的思想追求和艺术天赋是密不可分的。这两位作家的相似性并非偶然，因为对于纳博科夫来说，托尔斯泰的作品不仅是仅次于普希金的伟大作品，而且是他需要不断思考的对象。纳博科夫也在自己的创作中戏仿了与托尔斯泰相似的形象和情节，通过对前辈作家的误读与修正，发展和延续了其作品中的永恒主题，并借此更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世界观和伦理标准，实现了创新。正如采尔科娃所说，“纳博科夫坚持重新思考经典作品，是渴望参与对话，想要表达出自己对俄国小说大家提出的‘永恒主题’的看法[15]。”在这方面，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富有哲思的传统。而通过纳博科夫的误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得以被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