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彝族女作家阿微木依萝的散文集《檐上的月亮》获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此进一步进入了大众视野，其散文从底层经验出发，扎根现实生活，敏锐洞察，真实抵达现实本质，描摹多种类型底层群像，在写作中“直觉性”流露丰富的情感体验，带领我们将视线放置于这些试图融入城市的边缘性群体身上，在非虚构写作中进入自足的底层世界。而不同于《檐上的月亮》中的真实，阿微木依萝在小说集《羊角口哨》中以别具一格的想象力和叙述让人置身迷幻混沌的意境，堆叠、构建出景观独异、魔幻荒诞的另一重秘境。
小说集《羊角口哨》中五个中篇小说皆呈现出魔幻、先锋气质，阿微木依萝有意识地去以亡魂作为叙述中心，塑造灵魂超越时空的存在、他们的失忆和游荡，在一种混沌、晦暗不明的迷宫中迷失、寻找，构建出生与死、真实与虚幻相互交叠的空间。从内容上看，文本构建的空间包括人物、意象以及场景所综合呈现的整体意境，在阿微木依萝的书写中，空间承载着重要的文学功能，城市空间、精神空间与异质空间这三重空间呈现着不同意象与风格，空间也成为进入文本内部迷宫的特殊钥匙。
2. 城市空间：底层的结构性幻象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问题日益严峻，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空间问题，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空间转向”思潮，其中“爱德华·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空间’、福柯的‘权力与空间’、布尔迪厄的‘场域’、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理论和视角，共同构成这一转向的理论景观”[1]，这些理论突破性地改变了传统上将空间视为静态、固定、被动的认知模式，对既有的时空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由此也进一步揭示了城市空间不仅是物理实体，更是权力关系、文化实践和社会斗争的载体。
《羊角口哨》中主人公肖龙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游离者形象，在表演讨要工资时却不慎坠楼，死后鬼魅一般在城市游荡，其魂魄和肉身一个接一个地寻找自己的朋友，他的朋友则在简单的话语描述中被他们的居处所指代，老朱住在“工地的西北角”，第二位住在“偏僻而简陋的巷道中”，第三位“住在城中心，一个热闹的地段”并指出他是所有朋友中日子过得最好的，最后一位朋友则最近“落脚在一处僻静的桥洞”，而自己则因为不想回到“郊区的棚子”和殡仪馆等待后事选择重访旧友。五人的居住空间构成了一个相对明显的城市阶层图谱，这个空间序列从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带呈放射状延伸，城市中心的热闹地段作为资本与权力的聚集地，与工地角落、桥洞、棚子等“非正式居所”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城市的混杂性与一体两面，即对不同群体的收纳与排斥。主人公拒绝回到棚子和殡仪馆的选择颇具深意，那个远郊的棚户区往往是城市中被遗忘的角落，虽不可或缺但被有意隐藏，而殡仪馆则是肉体消亡的最后一站，此外，地处边缘的违章搭建住所的空间形态本身就构成对城市规划的沉默抵抗，暴露出肖龙不愿回去面对残酷现实选择游荡的因由，他在一个接一个地寻找朋友中形成一条穿越城市阶层的路线，也是用脚步书写的一封空间抗议书。
文学中的城市空间内涵丰富，呈现出一种混杂而矛盾的现代性特征，在高楼大厦林立、街道车水马龙的繁华忙碌背后，还有拥挤狭窄，不见阳光的城中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等，正如迈克·克朗所说：“地理空间按照不同的方式分类，而这些方式象征着社会地位。”[2]文学中的城市空间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还具有深层的象征意义，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知，城市空间是权力的角斗场，城市空间的地理分割是社会秩序和人存在状态的一种空间隐喻。在这些鲜明而富有指代含义的不同城市空间意象中，人的贫富差距一目了然，人的身份、自我去名化，转而被所处的空间指代、命名，城市中心、工地、巷道、桥洞和郊区凸显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和对立的状态，借由空间对他们做出了群体的划分，结构性不平等自然化为空间秩序，空间被视为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因而就此角度而言，空间成为存在本身。
呈现权力规划下的城市空间混杂，在看似极大的包容性背后往往是多种矛盾，贫富的差距、阶层的分化如同难以跨越的鸿沟，而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也在这种现实的冲击下陷入异化，这些矛盾和复杂的情感被压缩在这密集紧张和极具现代性的多元城市空间中。农民工群体在这一空间秩序中被建构为典型的“城市他者”，被反复强调他们的“外来者”身份和“无根基”的社会处境，一方面作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被城市所吸纳，另一方面又在身份认同和社会权利层面遭受系统性排斥，从后者看，农民工常被纳入、归类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劣势地位群体，作为城市中的暂时居民，“农民工”一词也在传统语义中带有指向同情甚至是遭受不公正看待的含义，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工地、郊区、棚子等狭窄、偏僻而边缘的暂时性生存空间。文本寓言指向的现实是无论是向上攀登或往下滑落，都难以逃脱被加速的文明进程所异化的命运，同时陷入空虚迷茫，底层生存困境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幻象，即所谓社会流动的上升或下降通道皆为虚幻，个体更可能面临的现实境遇是被彻底排除于系统之外，成为社会机制运作下的边缘化存在。阿微木依萝基于自身经历的创作文本呈现，折射出对这一群体生存境况的深刻体察与焦虑，同时告诉我们，在城市这个巨大的空间文本中，底层的居住选择从来不是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生存政治的残酷显影，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写作中的情感不但指向了她自己，更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3. 精神空间：困顿、破灭与怀疑
在空间研究领域，早期主要聚焦于物质性和客观性等具象化的实体空间，直到梅洛·庞蒂与巴什拉等人将空间纳入哲学研究的系统性考察范畴，由此开启关于精神性与内在空间的探索，将研究转向探究更加注重向内的、心理层面维度。在《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强调心灵的主观性体验和文化原型在认识世界中的重要意义”[3]，空间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物理场所，更是心灵主观性体验的对象灵通过对空间的感知、想象和情感投射，赋予空间以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主观性体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和感受的体现，更是一种对世界的主动构建和解读，列斐伏尔同样强调空间的诗性维度，认为空间不仅是物质实体，更是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载体。肖龙作为农民工，其意外死亡后的赔偿金额被多方觊觎，情人姚青青和昔日的朋友于树群，二者在不同的叙述中形成相悖的指向和动机，犹如罗生门让人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但是在《羊角口哨》中，姚与于是否背叛了他，他们变化的态度因何，肖龙死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真相为何已然不重要，阿微木依萝所要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困境，是被遮蔽的话语在他者的叙说中永远无法抵达真实的象征寓言，在文本内部由肖龙被期萨老人带领回家过程中构建的精神空间展开。
随着期萨老人的羊角口哨和敲击羊皮口袋的动作，肖龙进入幻想世界，这个混沌神秘的空间成为了他精神的避难所，“仿佛突然看到了开满鲜花的青草地”，在这个幻想的精神世界中，肖龙短暂地置身于内心的富足和安宁状态。“平地平无踪，高山高无影”象征精神空间的广阔与神秘，在这个空间里，一切现实中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人的精神空间在这自然的广阔中具象化。而最后的祝词令人心生悲哀：“从今往后啊，月光才是你的草场和住所，月光才是你的粮食和庄稼，月光才是你的眼睛和心灵。脱下你的包袱啊，脱下你的包袱，世间没有人啊，世间只有尘土……”将精神空间推向了一种孤独而绝望的境地，在生前，月光照映下的空间是肖龙的住所，而死后月光成为他灵魂的栖息处，月光成为了唯一的依靠和存在，而“世间只有尘土”仿佛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世界回归最初的本质样貌，回归原初和起点的禅学意味生成，灵魂去往应去之处，月亮此刻成为灵魂的居所，同月光共同照耀大地。
期萨老人再次吹起口哨时，空间发生转变，聚焦主体由景物转向人，城里的朋友出现在眼前，看到他们脸上并无失去朋友的悲伤，肖龙感到愤怒，当他以暴力发泄情绪时，惊讶发现自己在朋友口中是借钱不还、至死纠缠他人的性格卑劣之人，他们对肖龙怀抱怨恨，记忆中疼爱自己的母亲也在一旁冷眼旁观。这与之前肖龙死后看到朋友为他的离世难过的记忆截然相反，他者的指称与自我评判这种前后的矛盾和反差让人产生疑惑，在多重叙事中开始怀疑记忆的真实性，又或者进一步陷入记忆本无客观与真实一说的虚无之中。以鬼魂的视角去审视，去追寻记忆，踏入未知的、困惑频出的旅途，努力拾取记忆中的碎片之时，却惊觉那是怀疑、破裂、罪恶的呈现，真实与虚幻镜像一般，既熟悉又陌生，空间是内心和精神困顿处境的整体隐喻，引导我们不禁思考：我们究竟能否勘破自己的内心世界？能否彻底地接受那个最本真、最真实的自我？
肖龙抗拒接受自己死亡的事实，期萨老人将肖龙带领到进村的路，感觉到了陌生又隐约熟悉的方言，这种陌生感可能来自于他对死亡后世界的不适应，而熟悉感则可能是他内心深处对家乡的记忆有所感召。早早等待他的村名门站在路的两边举着火把，唱着期萨老人的祷词举行一系列的仪式，他怀疑此地是否是自己的家乡，却惊奇地发现所有人的面孔和自己十分相像，试图离开却不得已接受，不论是前路中风景尚可的草地还是家乡，灵魂都无法在此得到永久的安宁，此地和自己真正的家乡又有何分别，他将永久面对飘零孤独，无处寻根。村民面容的同化与消失更是象征自我表征的模糊与不确定性，自我的特殊性也随之消失，他来到了山顶，选择离群索居，计划在此搭棚落脚，“他的视线随着夜幕加深而模糊，也可能是雾气迷了眼睛，看不清山下的村落，那儿也没有人再点亮火把，仿佛根本什么都不存在，全是冷硬的石头和尘土”，小说在这种充满冷气、孤独与落寞虚无的氛围之中缓缓结束。
4. 异质空间：指向无限与真实
异质空间，又可称为“异托邦”或“他者空间”，描述那些既与现实空间相连，又颠覆常规秩序的特殊空间，福柯在《另类空间》中用镜子作比喻：镜子本身作为物理存在既是真实空间的一部分，又通过反射创造虚拟空间，即镜中的事物无法触摸和抵达，这种双重性构成“空间认知的裂隙”，异质空间也可能是神圣与世俗、现实与虚幻、生与死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文学文本中的呈现则更为复杂多元。《羊角口哨》中除了城市现实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呈现之外，阿微木依萝以其充满幻想色彩和虚构性的文字创造出了异质空间，具有极强的空间张力，如迷宫一般无限，又在荒诞中传递心理上的真实之感。
肖龙遇到了母亲嘱托来接他回家的期萨老人，同陋巷中的朋友田军三人一同踏上了返乡之旅，期萨老人在见到肖龙的第一面时，强调自己是受委托来接他，否则肖龙则会“在森林中迷路，一辈子都别想走出来”，便在一开始埋下迷宫叙事的伏笔。随后回乡之旅的场景更替中呈现的不同空间具有神秘、变幻莫测神奇色彩，“在路上”的叙事结构在不仅起到了对空间的拓展和跨越作用，同时也是对主人公灵魂深处的探索。走出郊区，出现了连绵起伏的丘陵，翻越九座山包找到山洞，随后进入没有任何标识物让人找不到方向的辽阔平原，“让人摸不清自己走了多远的路，或只是原地兜圈子”，这片平原消解了应有的方向感和距离感，与密集的工业文明形成反差。直到出现远远看见的檐角所在的房子，房屋在荒原中突兀出现，让人不禁怀疑是这是真实的场景，还是幻想中的心理投射，是庇护所，又或是更深的陷阱？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又将肖龙母子吹散，肖龙来到了房子附近，此时场景却与现实逻辑相悖，嘴里哈出的雾气让人感知到是冬季，本该收完的红薯、生机勃勃的绿藤和野花以及盛开的桃花显然与这个时节格格不入。这些异象纷呈的叙事意象构建起一个与现实世界全然相异的象征性空间，超现实的场景描绘、错位的时空逻辑共同编织出一个来源现实却又与之对照的荒诞离奇的象征性空间场域，这一陌生化的审美体验却激发超越表象的真实感受，带来出一种心理层面的真实之感。
在期萨老人途中唱起的祝词里，“太阳落山时，肖龙田军睡着了，阳光照不醒他们，鸟儿吵不醒他们；太阳上山时，引路的人来到了，肖龙影子跟他走，田军影子跟他走；月亮出来时，地上庄稼成熟了，穿过稻谷麦子地，穿过包谷荞籽地；月亮下山时，肖龙田军到家了，阿姆送来新衣裳，阿爸送来新鞋袜”，日落后的沉睡成为永久的安眠，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出现的只有影子，此时跟随引路人的便只有投射成影子的灵魂与精神，肉身就此长眠不醒，送来的新衣裳与新鞋袜，则象征着新生或就此进入另一个世界，日落–日出–月升–月落，对应沉睡–跟随引路人–穿越丰收地–归“家”，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的自然循环中连接生与死的生命循环。而穿过稻谷麦子和包谷荞籽地这一过程中，“穿过”这一动作本身具有过渡性，庄稼地既是现实中的农田，又可能是灵魂行走的异界，在此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其存在同时也打破了常规的时间秩序，稻谷、麦子、荞籽的播种期与成熟期不同，此刻却一同生长和出现，再次呈现了异质空间中的超现实的时空错置特征。这一回乡之路营造的异质的空间氛围，在异象中又随处可见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和深切烙印，就此形成一种陌生化的、具有间离性的空间呈现和阅读体验，就如福柯的异托邦：“虽然存在于某个真实的空间之中，但它又超出了这个真实空间，而表现出了性质迥异的另一个空间的特性”。[4]即异质空间彼此混合、交汇，以“映照”的功能在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彼此对照，且个体能够在其中穿梭并从中获得不同的感官视角。
行路的过程中景色的变化莫测，无法确定所处空间仿佛置身于幻想世界，如巨大的迷宫一般，抽象却复杂，不可知地指向无限和虚无，让踏入这一空间的人找不到出路，由此内心的焦虑不安、怀疑等情绪愈发凸显愈发强烈。往那个地方去念头在脑海中盘旋，那个地方却从未在文本中有具体的指向，目的地似乎指向家乡却又并非如此，置身于广阔无垠又充满未知的无限空间中只有茫然行走、行走，翻过九座雪山、经过平原，场景变化、重叠，呈现一种置身于无限空间的体验。谜一样的终点是否真实存在呢，我们不得而知，此时的答案已然不重要了，更重要的在于其象征义，象征灵魂去向的不可知，象征死后幻想世界的奇观，如一场梦境神秘，结局是便是没有结局，文本的空间向外敞开，指向并开拓迷宫世界的无限空间。
在博尔赫斯建造的迷宫世界中，夏拉赫认为“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尽管有的道路通向北方，有的通向南方，实际上都通向罗马，我弟弟蹲在里面受苦的牢房和特里斯勒罗伊别墅也是罗马”[5]，暗示所有看似分岔的命运终将归于某一终点，死亡的宿命或走向宇宙的绝对秩序中的已定结局，现实与虚构之间界限已然模糊，“罗马”这一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地理概念，成为终极归宿的象征符号，实质通向“罗马”这一过程在空间上的迷失感是对人生迷茫状态的投射，迷宫由此完成从具象建筑到存在体验的转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困境的准确喻体。《羊角口哨》中突然出现的不合时宜和场景之物，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模糊的、相对的，从城市滑入未知的场域并并无限扩大仿佛进入迷宫世界，多种景观的呈现，空间的转换、交错造成对其认知的困难和迷惑，呈现荒诞色彩，引发对存在与真实的思考，实质也是一种迷宫叙事，走不出的迷宫世界无论是对于生者和死者都具有同样的抗拒性和无法抵达真实的迷惑性。
此外，在如流亡一般的在路上的历程中，构建出的异质空间也具有极强的空间张力，内部的矛盾冲突、混杂、人物的随意出现、消失，呈现着丰富的面貌与内涵。这种异质的空间书写不仅仅是在旅途之中，在《羊角口哨》中肖龙曾不自觉走到了姚青青的住所，他的肌肉记忆和路上的景物都确定是姚的住所，但是眼前整个房子都变了模样，住的仍然是姚青青母女，“陌生的院子住着熟悉的人”，记忆具有空间性，“核心就在于‘视觉联想’，即把记忆的内容和难忘的图像公式编码以及‘入位’——即在一个结构化的空间中的特定地点放入这些图像”[6]，空间内部的物象，成为触发记忆的媒介，空间是构建回忆的基础，回忆重现或重构经验，是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上的回溯，空间随着回忆视角被描绘出来，陈设出具体的物象、场景。因为常来，所以凭记忆找到住所，却发现目的地与记忆中存在偏差。
而回来之路的隐喻，则是看似回到了故乡，但是一切变得陌生又熟悉，因而产生了“回归的失望”，过去的记忆时空和此刻的现实时空的矛盾、差异造成了主人公自我认识的困境和焦虑，“我”追忆记忆中的传统空间，但此刻眼前的现实空间与之交叠又错乱，人物体验和感受物理空间的过程中，内部心理和精神空间也逐渐展开，二者相互映照。在记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碰撞和对比中，内心的焦灼不安也进一步凸显，源于过去的身份的认知受到冲击，旧有的认知和理念被现实打断，异质空间放大了人内心世界的情绪，因而不断陷入对自我的怀疑、对身份的探寻历程。
5. 空间书写本原——写人们内心的泥石流
在现代性语境下，机械复制文明规训生命形态导致同质化，内在感性维度和生命活力被压抑，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通过文化异质性的审美呈现，如原始思维和神秘叙事等突破了工具理性的认知框架，以独特的诗性智慧实现对现代性单一认知模式的祛魅，《羊角口哨》呈现的是一场异域空间的奇幻之旅，各种复杂的情感、矛盾的关系被压缩在这极具想象力和张力的戏剧性、后现代性的多重空间中，在这里不断地探索、挣扎，试图寻找着自我的定位，想象死后世界，建构新的无序与秩序。
对于作品中的不甚现实的逻辑情节、不清晰的轮廓以及飘忽不定的情绪时，阿微木依萝总结到，自己实际上还是回归到“写人们内心的泥石流”[7]。深入挖掘阿微木依萝，这位打工作家的独特身份，我们会发现她具有更为强烈的书写主体意识。在她的创作历程中，她非常明确自己为何而写作。她将自己的笔触聚焦于那些常常被忽略的边缘群体，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发出内心深处的声音，这些边缘群体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往往缺乏应有的存在感，他们仿佛处于昏暗的角落，被世界的喧嚣所掩盖，逐渐变得无名，被庞大的群体或所在的特定空间随意指称，失去了自我的标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个人之间的差异被忽视，个体性变得模糊不清，他们不再被视为一个个独立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个体，而仅仅是一个笼统的群体符号。阿微木依萝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捕捉到了这些边缘群体的困境，她用细腻的文字去描绘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梦想，努力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让他们的存在被看见，她试图打破这种无名的状态，凸显出他们个人的独特之处，恢复他们被模糊的个体性，得以在文本中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边缘群体的内心世界。
在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的社会语境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和城市内部阶层分化的加剧，促使文学创作者将目光聚焦于都市底层群体的生存境遇，这一创作取向的形成，既源于作家群体对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更得益于部分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他们或出身于底层社会，或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与底层群体建立了深刻的共情联系。作为具有真切底层生活经验的写作者，阿微木依萝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俯视”或“想象性重构”的创作局限，以敏锐的贴近的触及内在的眼光和行动去观察、去探寻，甚至是进一步的与之共呼吸，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平视观察中建立起持对底层群体本真状态的忠实呈现。其重要价值在于，她具备底层生活的具象认知，得以在文本中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底层主体性，这种创作实践为突破城市文学中常见的他者化叙事提供了可能路径，也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叙事伦理开辟了新的维度。
6. 结语
在阿微木依萝的《羊角口哨》中，空间不仅是情节发生的背景，更是文本意义的核心载体，其空间书写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叙事特征。城市空间具有混杂性，结构性不平等自然化为空间秩序，隐喻底层生存困境与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孤独与挣扎。主人公的精神空间则在通过死后视角在虚实交织中探索、挣扎，试图寻找着自我的定位、展开对存在意义的探寻中呈现。而异质空间中超现实的场景描绘、错位的时空逻辑如梦境般荒诞却直指心理真实的迷宫叙事，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边界，荒诞成为另一种真实，虚构反而触及了生存的本质。作品关注底层，在解构其生存困境的同时突破他者化叙事，以平视的视角还原生命主体的内在复杂性，以直面现实又不失人文关怀的书写姿态表达了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独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