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885年，英国对缅甸的第三次入侵使缅甸彻底沦为殖民地。这一时期，缅甸文化遭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与压迫，但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同时也为缅甸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思路。虽然“小说”一词在17世纪中叶出现在英国，到18世纪小说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学形式，但直到1904年，詹姆斯·拉觉和其他早期缅甸小说家才将其介绍给缅甸读者。它很快成为缅甸读者阅读最广泛的文学体裁，到1920年代，小说和短篇小说都在缅甸站稳了脚跟[1]。因此，由作者詹姆斯·拉觉所创作的《貌迎貌玛梅玛》成为了缅甸第一部现代小说。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部小说借鉴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的框架，融入了本土文化内涵。该书书名为书中男女主角的名字，由北京大学李谋教授等翻译，中文书名为《情侣》。
新历史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方法，它强调历史背景与文本之间的互相关联，挑战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客观性和线性叙事[2] [3]。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对作品的解读，着重考察作品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社会文化氛围以及权力关系，从而揭示作品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意识形态意义[4]。关于《貌迎貌玛梅玛》这部小说的研究分析，国内主要从詹姆斯·拉觉对《基督山伯爵》的模仿与创新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模仿是一种基于理解的再认识，体现了艺术真理的再现和扩充[5]。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该小说的研究都比较少，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对其的研究也十分缺乏。
本研究旨在探讨缅甸文学在殖民时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元素并融合本土传统，推动文学转型，揭示这一时期缅甸社会的文化倾向与意识形态。采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视角，结合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背景考察，对《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内容及时代特征进行解读，探究作者如何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展现文化交融，揭示其在缅甸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2. 《貌迎貌玛梅玛》介绍
2.1. 作者詹姆斯·拉觉
詹姆斯·拉觉(1866~1920)，原名貌拉觉，出生于缅甸东吁县瑞金镇。由于父母早亡，他跟随姨父姨母生活，改名詹姆斯·拉觉。他早年接触西方文化，曾在仰光公立英缅文学校读书。二十岁高中毕业时，作为翻译人员随英军北上曼德勒。结婚后，他返回仰光，在政府翻译馆工作，同时研习医学与法学，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6]。由于做过英军翻译、英殖民地政府官员和律师等，他对当时的缅甸政治、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于1904年发表了《貌迎貌玛梅玛》，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缅甸现代小说创作浪潮的产生，也推动了缅甸文学的发展。
2.2. 内容介绍
《貌迎貌玛梅梅》是基于《基督山伯爵》的情节进行改编的缅甸小说。小说以主角貌迎貌因送信被告发入狱的情节为基础，结合本土文化传统进行创作。沙耶瓦底王时代，男主角貌迎貌出生时丧母、父亲出走，被阿瓦商人吴波欧收养为舵手。成年后，他与富商之女玛梅玛相恋，却在婚礼当晚因替养父送信，遭情敌貌妙达陷害入狱。狱中，貌迎貌意外重逢生父，习得医术与占卜之术，生父临终前告知其藏宝地点。越狱后，貌迎貌以学到的技艺谋生，救下瑞波镇守之女玛苏丁。玛苏丁对他芳心暗许，他却因思念玛梅玛辞别。返回阿瓦挖得宝藏后，女扮男装的玛苏丁历经周折寻到他，二人情感渐深，但玛苏丁不幸染病离世。而貌妙达此时也病重，临终前向貌迎貌忏悔求恕。不久后，国家局势大变，新王大赦天下，貌迎貌便返回阿瓦与养母团聚，并与玛梅玛生活在了一起。这部作品虽然借鉴了《基督山伯爵》的框架，但在情节和主题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融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强调了积极的价值观，与《基督山伯爵》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3. 《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背景
《貌迎貌玛梅玛》于1904年发表时，缅甸处于英国殖民之下。从当时的时代、社会、文化、文学各方面来分析，能够综合了解到其写作背景。
3.1. 时代背景
在缅甸贡榜王朝的后期(1824~1885)，缅甸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并一度被并入印度。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殖民扩张的时代，亚洲已成为英、法等殖民势力角逐的场所[7]。从1824年至1885年之间，英国不断对缅甸进行经济掠夺，试图掌控缅甸，导致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缅甸内部发生了宫廷政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自救措施[7]。1886年，缅甸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从1886年至1918年英国殖民统治前期，缅甸政治一直处于英国管制之下，缅甸的政治和民族无法独立，深受压制。
3.2. 社会背景
到1885年为止，缅甸都处于封建君主专制之中。但从1824年起，英国对缅甸进行经济掠夺，通过出口粮食等手段来掠夺财富，也使得缅甸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开始萌芽。随着出口事业的发展，缅甸经济出现了畸形的发展，从而使缅甸国内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缅甸城市繁荣兴起，市民阶级扩大，对与贴近生活与社会的书籍兴趣更大，《貌迎貌玛梅玛》的题材与风格便符合了当时人民的阅读取向。
3.3. 文化背景
缅甸沦为殖民地后，封建体系瓦解，从根本上改变了缅甸社会的性质，也使缅甸文化发展偏离了原有的轨迹。缅甸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强烈冲击，其千百年来凝聚起来的封闭的纵向聚合力量被削弱，在与西方的对抗排斥和对民族传统的扬弃继承中，一种开放的横向拓展的新模式开始形成[9]。但在持续冲击下，传统文化仍在缅甸文化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这一重要性在《貌迎貌玛梅玛》中得以体现，作者将主角塑造成宽宏大量、不计私仇之人，而书中类似的具有缅甸传统文化色彩的内容也比比皆是。
3.4. 文学背景
缅甸传统文学按照时期分可以分为六个阶段，早期的文学主要为口头的文学，蒲甘时期的代表文学为碑铭文学，也产生了早期的诗歌。在彬牙时期，文学主要体现为碑铭文学与诗歌，与此同时，宫廷文学和散文作品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阿瓦时期则是散文与诗歌蓬勃发展的阶段，此时期僧侣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当时的文学发展方向。东吁时期简史类的散文出现，不同类型的诗歌也不断被创作。在良渊时期，小说与佛本生经故事蓬勃发展，诗歌也取得显著进步。贡榜王朝时期，涌现出诸多著名的宫廷女诗人，散文和小说创作成果丰硕，戏剧与诗歌领域亦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英国殖民后，詹姆斯·拉觉所著的《貌迎貌玛梅玛》摆脱了缅甸传统文学的形式，聚焦于青年人的爱情与社会生活，探索了新的文学写作形式，进而成为了缅甸第一部现代小说。
《貌迎貌玛梅玛》成为缅甸第一部现代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无论是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还是小说内容的时代背景，在历史上都是有迹可循的，可以说这部小说不仅反映了历史背景下的人物生存与当时的社会面貌，也透露出作者对时代发展的想法。从时代、社会、文化、文学层面而言，这部小说的出现都有其必要性，它促进了缅甸现代小说的发展，也帮助拓宽了当时作家们的视野，为缅甸文学在殖民主义时期的发展提供了路径。
4.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貌迎貌玛梅玛》的构建分析
新历史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文化与文学领域兴起，其目的在于对历史进行重新考量，进而重塑对文学与文化作品的阐释方式。该理论认为历史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学者强调文学与文化作品和其产生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主张对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解读不能脱离相应的历史背景与权力架构，这也意味着对文学与历史内涵的多重阐释与理论构建[10]。
新历史主义多强调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这两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涉及互文性等重要概念。
4.1. 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所反映的并不仅仅只是作者个人的思想内核，还包括了创作当时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权力关系、思想意识等因素。
4.1.1. 文化、历史背景和文本
在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下，文本的内容和形式会难以避免地受到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文本的产生也可能会对文化、社会和历史产生影响。
从《貌迎貌玛梅玛》的角色塑造来看，男主角貌迎貌善良坚毅，女主角玛梅玛从始至终对貌迎貌倾情，即使被迫嫁给了貌妙达，最终还是坚定地与貌迎貌团聚，书中刻画并赞颂了这两人心地善良、孝敬父母且对爱情专一的美德。而貌妙达因嫉妒告发貌迎貌，最终因病离世，死前向貌迎貌叙述自己的罪行、请求原谅。这两相比较之下突出了善恶终有报的思想观念，反映了当时缅甸社会文化虽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但还秉持着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此外，玛苏丁这个角色也蕴含着文化交融的时代特色。玛苏丁因得到貌迎貌的救治而对貌迎貌情根深种，在貌迎貌离开久久不回后，得知貌迎貌的经历，还男扮女装外出去找貌迎貌，结果却是染病离世。玛苏丁在寻找到貌迎貌时说道：“不管谁都各有各的命运。”[6]，这为之后玛苏丁的染病去世作了铺垫，她死前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6]上述内容皆表明，即便在镇守这类官宦家庭中，缅甸传统思想受到的冲击还比较有限。然而，玛苏丁男扮女装这一情节与缅甸传统并不相符。据推测，此情节是作者借鉴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创作而成。这也反映出在作者所处的殖民时期，大量西方文化与文学涌入缅甸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缅甸文学。书中对市民阶层人物生活的刻画契合了当时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的社会现状，而法师作为缅甸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其设置也保留了传统。《貌迎貌玛梅玛》的角色设定、写作风格与缅甸传统文学写作大相径庭，开启了缅甸现代白话文小说写作的先潮，对社会文化文学写作方向的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4.1.2. 政治、社会环境和文本
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迁对文本的表达形式与内容具有影响作用。了解文本的历史性可以则更好地理解文本以及文本在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貌迎貌玛梅玛》所透出的历史性、政治性、文化性的特质。
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虽给缅甸带来了诸多动荡，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某些客观影响。1833年，德林达依为传播地方知识和英语，发行了英文和缅文的报纸。1836年，毛淡棉发行了第一份包含英文和缅文两个版本的报刊。随后，与报刊业及编辑相关的需求逐渐增加。在英殖民政府的宣传与掌控需求下，也在缅甸民间宣传民族独立自由的需求下，印刷业发展了起来，出版社增多、报刊业兴起，《貌迎貌玛梅玛》便是在其中的“缅甸之友”出版社发表出版的。政治环境的改变带来了西方文学的传入，也带来了翻译的工作，使西方文学作品给缅甸文学注入新的血液。英政府对英文普及的需求使得报刊出版业得到发展，可以说是为《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出版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社会环境，而《貌迎貌玛梅玛》脱离了传统缅甸文学华丽的辞藻，转向市民阶层的朴实生活，实际上也是当时缅甸社会环境所需。在作者创作的时代环境之外，书中故事背景也反映了政治状况与社会环境，比如书中玛苏丁有一句话：“就是你去洋人统治的下缅甸，我也要跟你一起，有难同当，有福同享。”[6]小说结尾部分也写道：“一天，貌迎貌从瑞京镇守的公告中得知，王爷已经接管皇室大权，并宣布大赦，凡历代帝主的罪犯均得到赦免。”[4]这些内容反映了故事背景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与社会环境。
4.2. 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研究依赖的历史文本或史料，它可以是各种载体的文字记录，历史的文本性则强调了这些历史文本的客观性、主观性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4.2.1. 客观性
历史文本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客观证据，能够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可靠的信息。历史作为坚实的背景，文学创作能够对其进行反映，《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基于已存在过的历史客观背景之下。书中第一句是这样写的：“故事发生在沙耶瓦底王至蒲甘王在位期间。”[6]强调了其历史依据，其它“洋人统治的下缅甸”等处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沙耶瓦底王1837至1846年执政，1824年后，英国便侵占了下缅甸的部分口岸，并进行经济掠夺。而1852年后，英国将整个下缅甸据为己有。这些客观历史史实与书中“洋人的下缅甸”内容相互印证。蒲甘王1846年至1853年执政，曼同王在1853年夺权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客观实际也与书中貌迎貌获赦返回家乡相照应，这些均反映了客观性的特征。
4.2.2. 主观性
历史的文本性也反映了历史文本的主观性。文本的编纂者可能会受到自身的思想、立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历史事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阐释、美化或艺术加工。《貌迎貌玛梅玛》的故事背景是客观实际的，作者也在书中强调了“故事是真实的。”[6]但实际上，《貌迎貌玛梅玛》是对《基督山伯爵》的部分情节加以民族化和本土化改写而成的，这一点便是主观性的体现，但或许也正是因为作者的强调与改编，当时缅甸的人民大多认为这个故事是本土的故事，完全融入了本土文化，而不带有西方文学的色彩，受到极大的追捧。
4.2.3. 互文性
互文性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互文性主要指的是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的关系。广义上而言，它涵盖了对前人文本采取引用、借鉴、模仿、改写、重述以及拼贴等多样化的形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互文越来越频繁，《貌迎貌玛梅玛》在风格、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对《基督山伯爵》进行了效仿，在内容上体现了浓重的互文性。《貌迎貌玛梅玛》共三十六章，前九章与《基督山伯爵》的前二十二章貌似。比较起来，其中更近似于原著情节的只有第一和第九两章，简言之，就是从故事引起到逃离死牢，掘到财宝这一小部分情节框架是相同的[6]。这样的互文性极大地丰富了《貌迎貌玛梅玛》的内涵，借助了《基督山伯爵》所蕴含的意义拓展了自身的表意空间。这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改编反映了缅甸社会的真实情况，也反映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文化层面，《貌迎貌玛梅玛》中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都透露出缅甸社会不同阶层的划分，反映了缅甸当时的社会阶层结构。此外，文中还影射了缅甸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也通过故事发展所体现出的爱情选择与做法反映当时缅甸社会的爱情观念。从文化实践的层面来看，《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本身便属于一种文化实践形式。作者通过摹写《基督山伯爵》，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大背景下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传播正义、勇敢、善良的价值观，体现出作者在文学冲击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的思考。在西方殖民与文化入侵的大背景下，《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是一种实现文学转型的自救实践，对后续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貌迎貌玛梅玛》这部作品是对《基督山伯爵》的摹仿，且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艺术化的新生。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下，詹姆斯·拉觉对人物的处理，体现了一种自我理解的超越[11]。在《基督山伯爵》的故事内核之下，《貌迎貌玛梅玛》展现了新的情节与风貌，将故事的刻画融于各方各面，展现了独属于《貌迎貌玛梅玛》的文学风貌。
5. 主要人物的人性阐释
对人性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人类行为的根源和动机。对书中人物的人性内涵剖析，能够使我们了解到人性本身之外，也能认识到其背后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价值主流观念。
5.1. 貌迎貌、玛梅玛与玛苏丁的“善”
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因此善也得到了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极力关注[12]。总体而言，貌迎貌、玛梅玛与玛苏丁的人物刻画集中体现了缅甸传统伦理中的善性。貌迎貌作为核心人物，兼具智慧与道德：他以知恩图报践行孝道，恪守本土伦理规范。尤其在与情敌貌妙达的关系处理上，他摒弃对立思维，共情到貌妙达的情绪，秉持着友善、有礼有节的态度。当得知玛梅玛将嫁给貌妙达时，文中有大段貌迎貌的心理描写：“我应当跑过去把貌妙达这小子狠揍一顿，把他打死。但又一想，貌妙达是个男人，被女人爱上了岂有不娶之理？所以不能怪罪男人，只能埋怨女人。我要先把坏女人玛梅玛杀了，然后再自杀，可是又一转念，害死别人有什么好处呢……但也不能忘掉自己有赡养母亲的义务……这都不能责怪玛梅玛。”[6]这一处心理描写是书中少有的体现出复仇思想之处，但最终这一丝复仇思想的挣扎最终还是化为了谅解。在两位主要女性角色中，玛梅玛展现了典型东方女性特质，在貌迎貌入狱后持续探视，即便被迫嫁人仍坚守精神忠诚，体现殖民语境下传统婚恋观与现代情感的碰撞。玛苏丁则以“男扮女装”突破性别规训，主动消解阶层偏见，其对背景的“不在意”隐喻着对殖民等级制度的反抗。临终宽慰话语将个人悲剧升华为人性哲思，融合本土伦理与西方悲剧美学。
5.2. 貌妙达的“恶”
在《貌迎貌玛梅玛》中，貌妙达的形象展现了欲望驱动下的人性之“恶”。其对玛梅玛的执念源于原始欲望，竞争失利后异化为政治构陷。从叙事看，貌妙达临终忏悔形成道德闭环，暗合传统“因果报应”思想，也反映殖民时期个体在东西方价值观间的调适。这种矛盾塑造是作者对社会精神困境的文学表达，揭示欲望与道德的博弈。
5.3. 吴玻拉
吴玻拉作为貌迎貌的亲生父亲，因配偶离世选择出家，这实际是传统家庭伦理崩解的隐喻。在这一点上，寺庙既是个体精神危机的避难所，也是传统文化秩序在殖民冲击下的象征性存在空间，反映出殖民时期缅甸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困惑与调适。吴玻拉在监狱通过知识传授与财富让渡的行为，暗含了“赎罪”的思想。从人性看，吴玻拉的形象突破了非善即恶二元评判，早年“情感缺席”与晚年的“伦理补位”形成闭环，揭示殖民语境下传统家庭角色在文化碰撞中的功能重构。
在人物塑造中，作者采用相对简约的人物架构，除貌妙达外，其余人物均以“善”为伦理底色，借此礼赞传统美德。作品聚焦市井阶层，借日常生活场景，反映当时主流价值对良善人性的推崇。同时，人物性格与行为的差异，也体现出时代赋予社会价值观念的独特印记。
6. 结语
《貌迎貌玛梅玛》作为缅甸首部现代小说，其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缅甸文学现代性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其创作动因与价值，可从作者意图、历史语境等多维度剖析。尽管叙事框架借鉴了《基督山伯爵》，但《貌迎貌玛梅玛》在人物、情节与思想表达上呈现显著的本土化特征，这是缅甸文学面对西方冲击，选择性“扬弃”的结果，是缅甸文学在时代洪流下创新发展的主动进步，也是将两种文化相结合的策略性选择。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该作品，不仅仅是将其与《基督山伯爵》进行比较，而是发掘它自身在时代背景下所蕴含的政治、历史、文化特征，发掘它的思想内核与时代意义。它以新颖的风格与缅甸传统的文学风格进行了明显的划分，通过革新叙事转向市民生活，构建本土文化空间，改写了文学的主流方向。也展现了缅甸人民的善良与坚韧，描绘出了贴近生活的缅甸风情与习俗，完成了缅甸文学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转变，是一种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与融合。
本研究基于中文译本，虽缅汉语言存在差异，在并非一一对应的情况下，或许会有出入之处，但就新历史主义关注的宏观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而言，译本未对核心阐释造成实质影响。文学的发展与历史、时代以及文化紧密相连，《貌迎貌玛梅玛》的创作受历史因素的惠泽，对缅甸现代文学发展具有范式引领意义，并对后续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