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中巧妙地塑造了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这对复杂而极具吸引力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堕落和悲惨结局既是理性与激情碰撞下的结果，也是他们与社会规范矛盾冲突的结果。麦克白从一个勇敢、忠诚的正面人物转变成一个残忍嗜杀的暴君，而他的夫人则从一开始狠辣心硬的教唆者奇异地演变为饱受良心之苦而精神失常之人。两位主人公突转前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指出，“疯癫”并非单纯生理或心理异常的结果，而是被社会、文化和历史建构的产物[1]。这种所谓的“疯癫”指的是偏离社会和理性规范的表现和行为，它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知识体系。纵观历史，不同文化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许多关于疯癫的描写。例如，在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主人公为报复丈夫的不忠，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并毒死了丈夫的情人。在文艺复兴时期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因痴迷骑士小说而做出种种荒唐行为。这些人物的行为被视为非理性的，因此他们遭到了社会的驱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中，麦克白与夫人杀人篡位的行为同样遭到了社会的驱逐和反抗。他们的疯癫不仅源于其野心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相冲突，更逃不开女巫等非自然因素的推波助澜。此外，正如梁超群所言，许多论者下意识地将政治与道德(善恶)斗争划上等号，忽视了古代社会的政治斗争并不是非黑即白的现实[2]。若将《麦克白》中的疯癫叙事置于苏格兰社会“英格兰化”的历史语境中，结合权力合法性的政治维度分析，或可重新解读麦克白悲剧的深层成因。
2. “不合身长袍”下的疯癫症状
“不合身的长袍”这一意象在戏剧第一幕、第二幕、第五幕反复出现，经由麦克白本人和两位贵族麦克德夫、安格斯之口说出，揭示了麦克白自己对名分和头衔的在意，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麦克白即位方式的不齿。在成功谋杀邓肯国王、穿上“不合身长袍”之后，麦克白夫妇开始相继走向非理性和疯癫。福柯认为，疯癫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1]。剧中麦克白夫妇谋杀成功后的幻听、幻视和梦游正是他们疯癫的症状。
事实上，在建构戏剧第二幕第二场的谋杀情节时，莎士比亚就主要运用了听觉叙事的手法。他将谋杀实施的时间安排在午夜，并强调夜晚之黑，“月亮已经下去”，“天上灯烛一起熄灭了。[3]”寂静的夜晚限制了人的视觉，也将殷佛纳斯城堡里发生的罪恶与人世间隔离开来。莎士比亚用黑夜这道鸿沟将凶手们的世界与人间日常事务的河流切断，让我们更专注于罪恶世界中的幻景。剧中并未以麦克白的视角呈现谋杀的具体行为，而是以麦克白夫人的独白为我们播报二人的罪行。从他们的对话中可知，麦克白似乎听到了其他人说话的声音，而在附近看守的麦克白夫人却只听见枭啼和蟋蟀的鸣声。在妻子劝慰他不要胡思乱想，“这样想着是会使我们发疯”的时候，麦克白仍沉浸在自己的悔恨中，认为有人在耳边喊着：“不要再睡了！葛莱密斯已经杀害了睡眠，所以考特将再也得不到睡眠，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3]毫无疑问，弑君行为给麦克白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动荡，他对自己犯下的罪孽心知肚明，因此才会出现预言式的幻听。
除了着重于“听”的幻觉，麦克白还瞧见了视觉上的幻象。莎士比亚将人物的悔恨和随着悔恨而逐渐强烈起来的疑神疑鬼的心理刻画得非常生动形象。在戏剧第三幕第四场中，莎士比亚将班柯的鬼魂搬上舞台，这个“骨髓枯竭、血液冷凝、瞪着的眼睛失去光彩了”的鬼魂不言不语，就已经把麦克白吓得口不择言、惊慌失措。然而，班柯鬼魂的两次上场其实都是受到了麦克白的召唤。班柯第一次出现在麦克白座位上时恰好正当麦克白在众人面前提及班柯的失约：“要是班柯在座，那么全国的英俊，真可以说是荟集于一堂了；我宁愿因为他的疏怠而嗔怪他，也不愿因为他遭到什么意外而为他惋惜。”[3]照一般情况，麦克白此时已经非常恐惧，不该再想谋害班柯这件事了，然而在勉强镇定下来继续招待宾客时，麦克白却又一次提及班柯，“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3]”拉康在谈及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的鬼魂时认为，自我本身就是鬼魂，或者是群鬼，由消失的或不在场的欲望之物组成[4]。鬼魂的出现正是不在场的欲望和恐惧的显现，是麦克白无意识负罪感的外露，也是麦克白疯癫的想象。
与麦克白一样，麦克白夫人也遭到了良心的谴责和折磨。按照胡俊飞针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疯癫形象”的分类，麦克白及其夫人的疯癫都属于“惩罚型。[5]”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疯子，但早已陷入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这种寻求正义惩罚的疯癫，在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让受苦者在虚妄的幻觉漩涡中认识到自己受到的惩罚将会是永恒存在的痛苦。第三幕第四场宫宴过后，麦克白夫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登场，而在戏剧第五幕第一场，再次出现的麦克白夫人精神状态上却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侍女和医生的对话可知，自麦克白出征与马尔康等人带领的英格兰军队交战开始，麦克白夫人就表现出了梦游的症状。这一场戏中，侍女和医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向观众展现了麦克白夫人的梦游全过程，也间接说明了当时社会中反对麦克白夫妇的流言和风向。两位解说员的话语调度使得这出戏颇有历史剧的真实感，而穿插其中的麦克白夫人的妄澹之语则尽显悲哀凄凉。在这一场剧中，麦克白夫人一直在与丈夫对话，“我的爷，呸！你是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算了，我的爷，算了”，“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3]”麦克白夫人清楚三女巫预言对于麦克白的影响，因此她只是安慰劝说麦克白不要再想杀害邓肯和班柯的事，然而对于麦克德夫妻儿的殒命，她则在梦游中表现出隐隐的责怪，认为他“把事情都弄糟了。”谋杀班柯、杀害麦克德夫的妻儿，这些事情远远超出麦克白夫人的预期，因此也无怪乎她承受不住内心的罪恶感而疯癫了。
3. 理性与激情碰撞下的疯癫
福柯曾说，“在激情现象中，在双重因果关系——从激情本身出发既向肉体扩散又向灵魂扩散——的展开过程中，疯癫找到了自己的首要可能性”[1]。《麦克白》戏剧伊始，三女巫的预言就点燃了麦克白夫妇的权欲激情，只不过当时麦克白仍能理性思考，他清楚篡位的风险并抱有顺理成章、光明正大地登上王位的愿望。然而，他的爱妻麦克白夫人却非常了解麦克白，她认识到他内心的困扰，认为他的天性中“充满了太多的人情乳臭”，因此她发表了一套“男子汉气概”的言论，嘲笑指责麦克白的怯懦，“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3]”这番话语与其说是激将，不如说是正中麦克白下怀，鼓舞了他的士气与激情，使他抛弃了自己的道德原则，将自己的合理担忧视为懦弱。
然而一时的激情过后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不安和焦虑。麦克白对于班柯的子孙将继承王位这条预言耿耿于怀，他害怕未来会丧失这好不容易把握的权力。渴望的激情更多把他的目光引向将来而不是现在或过去，这使他再一次被权欲激情冲昏了头脑，残害了自己的同僚。奇怪的是，在安排杀手刺杀班柯这件事上，麦克白采取的不是强硬命令的手段，而是通过多次谈话激起杀手们对于班柯的仇恨与复仇激情。他声称班柯过去压制了这些人的升迁，这一话语上的引导和操控表明麦克白更信赖复仇激情的力量，而逐渐漠视理性的思考。然而理性和激情并不是完全对立、界限分明的。在戏剧第三幕第四场中，成为新一任苏格兰国王的麦克白仍保有理性并打算宴请诸位大臣以重建新的权力秩序和等级。宴会是团结的象征，也是秩序和等级的象征[6]，而这恰好符合麦克白继位后说话用词方面的转变。在宴会上，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家按着各人自己的品级坐下来”，并且他的自我指称也换用了皇家复数“ourself”，表示自己将做一个谦恭的主人。然而班柯的鬼魂却让原本保持皇家威严、主持大局的麦克白在众人面前变得慌乱无序，甚至到最后宴席被迫解散。宴会以混乱失序结束正是麦克白王权秩序瓦解的开始。自此，麦克白抛下了理性，决心让激情掌握头脑，“想到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3]”
麦克白不再像谋杀邓肯国王前一样瞻前顾后，而是随性而动、逐渐嗜血癫狂。与麦克白不同，麦克白夫人则是在激情退去、理性回笼的情况下极度悔恨而以疯癫逃避现实的自我。最初，当麦克白在弑君篡位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时，麦克白夫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成功决心。她收到邓肯国王即将来到殷佛纳斯城堡的消息时，就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并自信地向麦克白保证：“剩下的都交给我吧。”[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麦克白夫人天生冷酷。她的果决和充满激情的煽动一方面源于她对麦克白的了解和爱，另一方面是天真和经验缺乏助长了她的无畏，导致她认为仅凭谋杀邓肯国王就能促成权力的和平转移，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与逃亡的王子们开战的可能性。事实上，从第三幕第二场起，麦克白夫人的精神状态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开始抱怨：“费尽了一切，结果还是一无所得，我们的目的虽然达到，却一点不感觉满足。要是用毁灭他人的手段，使自己置身在充满着疑虑的欢娱里，那么还不如那被我们所害的人，倒落得无忧无虑。”[3]这是意志幻灭的表现，是激情退去热度、理性重占上风的表征。她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麦克白的精神痛苦破坏了她的宁静。而她绝未料到的，更是爱情的代价，曾经那么热爱她、依靠她的丈夫竟然与她疏远起来。在麦克白登上王位后，剧本很少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对麦克白夫人的病无动于衷的态度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在第五幕第三场中，麦克白不再称麦克白夫人为“我最亲爱的伟大伴侣”，他询问麦克白夫人的病情时说的是：“你的病人怎么样了，医生？”[3]此外，假如麦克白仍对妻子心怀关切，战争也已经使他分身乏术，无暇看顾她的情绪和状态。
4. “英格兰化”社会里的信仰危机
在《麦克白》中，莎士比亚将故事主要场景设置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并将前者描绘成一个正被基督教日益渗透的社会[7]，这并非无心之举。戏剧伊始，战火四起的苏格兰就处在两个世界的交汇处：北边的挪威崇尚武力，而南边的英格兰则彻底皈依基督教。在地理位置上受到包夹的苏格兰土地上，昔日尚武的英雄主义受到挑战，新的教义开始在人们心中扎根，教导大家过基督徒式的生活，崇尚平和与谦恭。邓肯国王就是信奉后者的代表之一，其长子马尔康更是在麦克白谋杀篡位后逃亡英格兰寻求帮助，并在剧末战时胜利时按照英格兰的封号(earl)而非苏格兰的封号(thane)册封了臣子。王室的“亲英”表现揭示了苏格兰社会正在日益“英格兰化”。
1606年，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问世，时值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新任两国共主詹姆士一世刚刚开启斯图亚特王朝序幕，并肩负起消除宿怨、联合两国的重担。詹姆士深知英格兰人对于苏格兰的偏见和敌视，因此他试图通过重新划分国家边界，将盎格鲁–苏格兰边界两侧毗邻的郡合并为“中郡”(Middle Shires)，化边缘为中心，以消除苏格兰无礼和落后的名声，实现共同体想象。1608年，詹姆士一世越过议会，敦促出台《归化法》，规定1603年以后出生的苏格兰人可归化为英格兰人[8]。表面上，国王慷慨地授予苏格兰人荣誉，创造出了一个焕然一新的英国贵族阶层。而实际上却是苏格兰被英格兰入侵，逐渐丧失古老传统和美德。苏格兰历史学家赫克托·波伊斯(Hector Boece)曾道：“苏格兰人的精神面貌从马尔康时代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与英国人的贸易往来，我们逐渐濡染了他们的风貌，习得了他们的语言，我们祖先身上的节制与美德，那些苏格兰人古老的民族品格渐渐被遗忘。[9]”
麦克白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就是信仰受到冲击、无法适应日益“英格兰化”的苏格兰社会的结果。麦克白本是传统的尚武英雄主义的信奉者，是女巫预言等超自然因素影响了麦克白。观念上的混杂模糊了麦克白对身份的认同，致使他的灵魂分裂，陷入既下狠手又无法完全泯灭良心的困境中，逐渐自我折磨而癫狂。
许多学者认为女巫在麦克白的谋权篡位进程中只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事实上，正是女巫动摇了麦克白命运由自己掌握的信念。她们的预言构建了新的现实框架，暗示了命运的操纵，促使麦克白开始依靠超自然力量的帮助，甚至到后来主动求见女巫，急切地让她们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成功。福柯在1970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上首次提出“话语即权力，人是由话语支配的”。在《麦克白》中，女巫的预言不仅是她们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掌控现实和行使权力的工具。在麦克白眼中，女巫代表天意，预示着他光辉的未来，且这一前途并非如空中楼阁一般毫无根基，因为按照当时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制，继承权并不传给长子，而是由王室的各支系轮流[7]。麦克白是邓肯的表弟，战功赫赫的他完全有机会合法继任国王。然而邓肯“忘恩负义”，上一刻还在赞赏麦克白的功勋，准备“栽培他、使他繁茂”，下一秒就突兀地宣布马尔康为储君，这一做法无疑直接剥夺了麦克白的正统资格。蓬勃的野心、夫人的激将鼓舞加上自以为与超自然力量缔结了隐秘联合，使得麦克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说服自己顺从了命运的指引。然而麦克白与三女巫的会面始终都由后者主导这一事实早已影射了麦克白的悲剧。两次会面不论麦克白是何种状态，女巫们都只透露了含混的话语。而当麦克白问询“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时，众巫更是直接拒绝回答，这表明权力下位者无法超越上层权力者的意志探寻更多的信息。
如果麦克白在杀死邓肯之后收手，他的结局能否改写？答案其实不言自明。首先，思维上受到基督教影响的麦克白并不能适应新的世界。作为苏格兰的勇士，麦克白从戏剧开始就是勇气的楷模，他在战场上厮杀，用实际的功绩赢得荣耀和名声。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却突然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诡谲的世界里，身边充满了到处游荡的鬼魂。麦克白过去的异教信仰告诉他“杀人流血是不足为奇的事”，他迷茫的是为何“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3]”无形的基督教思维影响了麦克白，使他乍然失去了勇气。更糟糕的是，信奉勇士伦理的麦克白开始厌恶异教价值的短暂，开始渴望长久和永恒。麦克白拒绝面对荷马英雄的两难选择，即活得漫长而平庸还是活得短暂而辉煌，他贪婪地想要同时攫取二者，既活得辉煌又能将荣耀延续千秋万代。这种对完美的渴求遮蔽了麦克白的双眼，使他看不到现世的价值，一再因为无法得到永久的满足而焦虑。
其次，麦克白谋杀邓肯的原罪使他日后一切的行为都丧失了合法性。即便在邓肯死后，麦克白受到众臣推举去斯贡即位，心思细腻之人，麦克德夫，仍拒不承认麦克白称王。哪怕马尔康亲口承认自己有着“猖狂的欲念”，“要是做了国王，一定会诛除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3]，麦克德夫仍容忍其各种欲望并反过来教他如何遮掩缺陷。尽管马尔康实际上是在试探麦克德夫，但后者的态度却暴露了一个问题：麦克白谋逆之罪，德不配位，但是马尔康即便纵欲贪婪、烧杀抢掠，也好过前者？诚然，麦克白的确残忍暴虐，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也表明了麦克白统治的被推翻不仅仅是道德上不符合社会规范，更是政治上合法性的被剥夺。
5. 结语
在《麦克白》一剧中，莎士比亚没有为麦克白夫妇的弑君行为设置任何障碍。他删去了《编年史》中利于为麦克白辩护的种种情节，而放大了二人的邪恶，并将戏剧的重心放在了麦克白的内心斗争，放在了夫妇两人为正义惩罚的疯癫中。《麦克白》中的疯癫绝非单纯的病理现象，而是权力僭越进程中主体与规训机制碰撞的必然产物。弑君行为撕裂了麦克白“忠诚爵士”的身份合法性，迫使其以疯癫为面具，在幻听与幻视中完成自我审判。福柯指出，疯癫的实质是“被规训社会驱逐的他者。”剧中苏格兰社会的“英格兰化”进程，恰似一场文明规训：基督教伦理消解传统异教英雄主义，血统论独占继承合法性。麦克白既无法回归异教杀戮伦理的纯粹性，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道德秩序的影响，最终成为权力争斗中的牺牲品。通过福柯理论重审《麦克白》，可见莎士比亚早已洞见权力与疯癫的共生关系。当现代读者凝视麦克白夫妇的疯癫时，实则在凝视权力阴影下人性的永恒困境：僭越者的悲剧不在于死亡，而在于被权力异化为非人存在，在理性与激情的撕扯中沦为疯癫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