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一次访谈中，尤多拉·韦尔蒂指出，她想象力的核心是视觉性的，她以场景和快照的形式“看见”她的故事。
“我拥有一个视觉化的头脑。这就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因此也是我写作的方式。我努力将我所要表达的浓缩在故事、肖像、季节，以及所有肉眼可见的方面中。我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1]”
这种视觉思维奠定了她独特的视觉叙事诗学。她宣称“故事无法用小说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解释”[2]，将叙事视为独立自足的感知实体。相机作为“满足人们求知欲的便携式辅助工具”[3]，教会她以快门截取“决定性瞬间”，而取景框原则升华为叙事的核心隐喻——作家如摄影师般“控制故事，捕捉希望呈现的片段，排除希望省略的部分”[3]。视觉叙事通过共时性意象取代线性因果链，在空间并置中构建情感密度。
尤多拉·韦尔蒂的《推销员之死》是她独特叙事风格的明证，其特点可恰当地概括为“视觉叙事”(visual prose) [3]。不同于传统的线性叙事，韦尔蒂运用了一种碎片化且以视觉为基础的叙事技巧，使故事如同一系列生动的快照般展开，而非连续的事件流。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她叙事的情感共鸣，也映射了她角色内心的挣扎。然而，当前韦尔蒂研究多聚焦《绿帘》《金苹果》等长篇的南方文化政治或地域空间诗学，《推销员之死》处于双重边缘：既有成果或将鲍曼之死简化为现代性寓言，或未能深入解析其视觉形式与角色认知觉醒的关联；视觉叙事视角的缺席，更导致躯体符号与顿悟意象的情感传递功能被系统性忽视。
在《推销员之死》中，韦尔蒂讲述了鞋类推销员鲍曼的故事。鲍曼在疾病与孤寂中的旅程，成为对其破碎身份认同及缺乏人际联结的一种隐喻性探索。通过视觉构图和碎片化的叙事结构，故事既展现了鲍曼对其自身生活情感空虚的日渐察觉，也揭示了他最终对人类关系意义与深度的认知。
基于此，本文从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审视韦尔蒂对视觉叙事的运用。首先，探讨碎片化的叙事如何强化鲍曼断裂的身份认同并映射其内心冲突。其次，分析视觉构图与象征性快照如何引导鲍曼理解人际关系的深度。最后，深入探讨爱与距离的主题性互动，阐明韦尔蒂的视觉叙事如何捕捉人际关系的悖论。通过整合这些元素，韦尔蒂创造了一个层次丰富的叙事方式，挑战了传统的叙事惯例，并揭示了深刻的情感真理。
2. 断裂的旅程：视觉叙事与破碎的身份认同
鉴于尤多拉·韦尔蒂的视觉化思维，他在故事中将视觉技巧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并不令人意外。单个故事往往看起来像一系列场景或快照的集合，而非按因果顺序讲述的情节。在她职业生涯早期，韦尔蒂常常将这种共时性的叙事策略与旅程母题相结合；旅程的线性结构为其视觉主导的手法提供了框架，赋予情感揭示以形态，而这种形态在传统情节驱动型叙事中通常由行动提供。例如，在《老路》中，菲尼克斯·杰克逊从乡下的家中步行进城为孙子买药。旅程的内在结构使韦尔蒂得以将记忆与梦境相结合，捕捉老妇人思绪的游走。当菲尼克斯沿着小路前往镇上时，她的思绪在过去的事件中漫游。韦尔蒂在《推销员之死》中也实现了类似的效果。
在小说中，韦尔蒂追溯了鞋类推销员鲍曼的旅程，故事发生在“他因流感长期卧床后重返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由于鲍曼“发着烧，而且……不太确定路线”[4]，他遭遇了车祸。他离开汽车，步行到附近的一所农舍。他起初误判了居住在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直到小说接近尾声，他才意识到他们是房子的主人且是夫妻关系。鲍曼染病这一设定，使其思维模糊不清，如同菲尼克斯·杰克逊年迈的设定，让韦尔蒂得以在鲍曼物理旅程的直线轨迹上穿插零散的场景。菲尼克斯·杰克逊的思维在她的旅程画布上闪现过去的记忆与故事，鲍曼的故事画布则更具梦幻色彩，而非充斥着记忆。自始至终，这位推销员都在与一种双重感知作斗争。鲍曼试图辨别自己体内正在发生什么——“他的心脏出现异常跳动，像发射的火箭那样骤然一冲，进而大幅度不规律地跳动”——[4]同时也试图理解他所发现的农夫与其妻子之间的关系。阅读故事时，我们既要应对叙事的非时序性、共时性特质，也要努力理解鲍曼的思绪与其关注对象之间的联系，理解其洞察力(insight)与其视觉(sight)之间的联系。对线性叙事被视觉性、画面性序列所打断的强调，以及对鲍曼审视那对夫妇婚姻的聚焦，共同暗示了他作为推销员的身份认同的破裂。推销员的职业生涯主要依赖于两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线性旅程，没有休息，没有目的地感，也没有时间进行内省；以及利用言语和语言建立肤浅的关系以达成交易。推销员的生活，当被视为一系列停停走走的站点时，其结构类似于典型的韦尔蒂故事。韦尔蒂的故事如同通往某处途中的站点，尽管在鲍曼的生活中，这些站点并不意味进步，因为他没有目的地。
在《推销员之死》全篇中，鲍曼挣扎于理解这对夫妇的关系与其自身内心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使得韦尔蒂能够将视觉技巧集于在构图和视角，而非依赖隐喻和描述推动直白的情节。例如，鲍曼对他曾停留过的地方的回忆，以及他在那些地方的自我形象，都是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的，体现在距离和构图中。故事开篇，推销员回顾了他“十四年的奔波生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他只能“回忆起重重叠叠的小房间，宛如中国纸制的套盒……至于他自己……从饭店带波纹框的镜中看去，有点像个斗牛士每次下楼吃晚饭，在楼梯拐角处他都不可避免地要在镜前驻足片刻。[4]”在这个生动的开篇中，韦尔蒂向我们揭示了关于鲍曼性格以及她将如何构建故事的几件事。鲍曼的自我认知是扭曲的，或者说“波动的”(wavy)：镜中他看见的是斗牛士，而非真实的自己；推销生涯剥夺了他认识自我的机会。中国纸制套盒(Chinese paper box)的明喻展示了他记忆的运作方式：它是共时的、垂直堆叠的(一个盒子套着另一个)，而非线性的、水平推进的(盒子一个挨一个)。尽管他工作的性质要求他过着线性旅行的生活，但鲍曼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已无法再以此种方式来思考自己。叙事的线性结构表面上反映了鲍曼的职业旅行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的直线行进，实则映照的是他内心的动荡。
整个故事的讲述并非依赖传统的情节构建，而是依赖于鲍曼的感知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强化了驱动故事的根本视觉技巧。更重要的是，这种聚焦于鲍曼感知的叙述，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他如何“看”他人，以及他观察到的桑尼夫妇截然不同的感知与交流方式，这恰恰映照出他自身感知模式的缺陷与身份认同的疏离。因为我们是通过鲍曼的视角来观察故事中的另外两个角色，同时他也质疑着自我形象，我们注意到他所注意到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各自“看”的能力，以及象征性地，“感知”和“交流”的能力。关于桑尼(Sonny)，叙述者通过鲍曼的眼睛指出：“甚至张望的样子都使出了力，好像能把目光像绳子一样甩出去。”[4]鲍曼注意到桑尼感知的力量和方向；他能像控制套索一样控制它。鲍曼在与妻子交谈时观察到，“她并非真的在和他说话，而是跟随着那伴随着无意识的话语而出现的东西，那些话语是她注视的一部分。”[4]这位年轻的妻子似乎能够不通过语言的媒介，更直接地用形象进行交流。在她的世界里，交流是一个想法直接转化为手势或“物”(thing)的过程。桑尼和他的妻子向鲍曼展示了两种他前所未见的感知和交流方式：桑尼的感知发自内心且主动，而非像鲍曼那样由外部驱动且被动。推销员的身份认同引领着他从一个短期目标奔向另一个短期目标，缺乏内在的连贯性或方向：他为一家鞋业公司奔波，让公司而非他自己掌控着他的感知。鲍曼认识到，桑尼夫妇的交流方式代表了两人之间理想的关系：它体现了对那种罕见而难以企及的结合——理解(看见)与交流(语言)的结合——的渴望。换句话说，对于爱人来说，理想的是无需言语便能传达巨大的激情。对于爱人，如同桑尼的妻子一样，迈向这种交流的第一步是通过手势交流。通过视觉技巧和视觉语言，韦尔蒂向我们展示了鲍曼的核心戏剧冲突：由于未能掌控自己的人生旅程，他未曾体验到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元素：与他人的亲密关系。他记忆中如同盒子套盒子的酒店房间，皆是空洞的。这些空洞的记忆盒子，正是其身份破碎的视觉化呈现，也为他在农舍中的视觉体验与认知转变埋下了伏笔。
3. 顿悟的瞬间：关系图景与内在空虚
承接上述视觉感知的主题，韦尔蒂以快照形式呈现鲍曼的“观看”，并借此独特的视觉方式构建故事。随着每一张新的快照，鲍曼对他所观察到的关系以及他自身相对的空虚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推销员来到农舍时，韦尔蒂框定了他对房子的视野：“这是栋盒式房屋，两间小屋中间夹着一个敞开的走廊，坐落在小山上。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藤蔓，使得整栋小木屋略显倾斜，藤蔓鲜绿亮泽，仿佛自入夏以来就被风霜遗忘。走廊上站着一个妇人”。[4]韦尔蒂在整篇故事中穿插了从鲍曼视角看到的房子景象；随着这些景象的每次重复，我们感受到这位推销员的观点正悄然转变。随着叙述中对房子的视觉感受发生变化，我们感觉到他正一步步接近房子的情感中心——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也一步步接近将“看”与“说”融为一体的理想境界。为了强化这种视觉探索的过程，韦尔蒂在此展示了他将所见之物与记忆中一幅家庭藏画所作的类比：
“这个房间由黄色松木板围成，封闭在一片昏暗之中。他能看见另一个房间，在走廊的对过，里面露出一张铁床的床脚，床上的被子是由红色和黄色的小块布料拼缝成的，看似一张地图或一幅画，还有点像是他祖母少女时代的画作《燃烧的罗马》”[4]。
在故事的这一节点，鲍曼的视线已穿过房子到达卧室，但他只看到床脚，而非整张床。他必须继续观察才能感知到这个房间的中心是什么，这张床代表着什么：“一桩婚姻，一桩美满的婚姻”。[4]在他顿悟的瞬间，韦尔蒂重复了卧室那极具画面感的描述中的一个细节。当女人坐下时，“被子上的图案动了一动”[4]——这一动态颤动正是意象刺点(punctum)：它瞬间刺破拼布被作为文化符号的“展面”(《燃烧的罗马》的历史隐喻)，将婚姻的私密活力具象为情感真理的显影剂。罗兰·巴特指出，刺点是作品中“偶然的、尖锐的细节，像针一样刺破常规的‘展面’(studium)”[5]。此前的静态观察(“床脚”“地图般的被子”)属于理性认知的“展面”，而颤动则以非常规断裂迫使鲍曼直面不可言说的真实。此刻，鲍曼看到了整张被子(进而，整张床)；象征性地，他同时看到了他们关系的“模式”以及其内在的活力。随后，鲍曼向自己描述这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无需语言赘饰的纯粹交流，通过点头或扬眉就能彼此沟通：
“这里没有什么遥远或神秘的事情——只有隐私。唯一的秘密就是亘古不变的两个有情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他想起来，那妇人曾静静地在冰冷的壁炉旁等待，那男子曾执意要去一英里之外的地方取火，他们最终拿出了自己的食物和酒水，在整个房间自豪地摆出他们想要示人的东西；但是，有某种东西在他心中突然变得这么清晰，这么宏大，他都不知道该作怎样的反应了”……[4]
鲍曼的顿悟时刻如此强烈，直击心灵，以至于他平生头一次感受到有某种东西在内心深处“这么宏大”，却连描述它的词汇都无从寻觅。叙述在此仅以省略号(ellipsis)悄然结束。这一无言的反应，深刻反映了其认知的转变：鲍曼意识到自身感知与交流方式存在缺陷，由此也认识到自身生活的贫瘠本质。他决定与这对夫妇共度一晚，是期盼借此提升自我意识。当桑尼帮他把车拖出来时，鲍曼意识到，“现在他可以走了，但他反而渴望留下来。为什么他这么不受欢迎”[4]？然而，当他得以纵观卧室全貌，他瞬间洞悉了他们关系的本质，也明晰了自身所缺失之物的真谛，尽管“他还不知道自己领悟得有多慢”[4]。于鲍曼而言，视觉(vis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密不可分；当他开始真切地看见，理解也随之开启。韦尔蒂凭借其对故事场景的精巧布局，向我们巧妙地展现了这一过程。看似断裂的场景安排，恰让我们得以效仿鲍曼渐长的自我认知。我们亦开始如他一般“看见”。
4. 视觉化的人际关系：爱与叙事距离的悖论
鲍曼通过视觉顿悟最终触及的人际关系本质，与韦尔蒂本人对创作过程的反思形成了深刻的互文。韦尔蒂曾提及，在创作早期作品《推销员之死》时，她首次发现了这一方法与过程。她表示，动笔写这个故事时。
“像往常一样，我从远处开始写作，但《推销员之死》引领我更近一步。它把我引向其核心……在写这个故事时，我走近[那座小屋]，和我的推销员一起走了进去，让他……弄清楚那里有什么：……‘一桩婚姻，一桩美满的婚姻。如此简单的东西’。写作《推销员之死》使我豁然开朗。我感受到了第一次触碰到我真正主题时的震撼：人际关系”[3]。
这段自述至关重要，它揭示了：韦尔蒂意识到，自己的主题是人际关系，这与鲍曼察觉到自身生活缺乏人际联结相互呼应。更重要的是，韦尔蒂展示了她对自己作为观察者叙述者身份的清醒认知，起初她站在远处，随后逐渐拉近距离。她将这种叙事立场与她“真正的主题：人际关系”紧密相连。她对爱的本质及其在关系中的运作方式怀有浓厚兴趣。同时，她必须避免亲身体验这种爱，而只能对其进行观察，悄然迫近其核心，却并未真正触碰或踏入其中，仅仅是“触碰到”它。对韦尔蒂而言，爱始终与空间距离相互交织：“爱与分离”，爱伴随着聚焦的特质：“觉知、辨识、秩序、清晰、洞察力(awareness, discernment, order, clarity, insight)”[2]。基于这种理解，韦尔蒂的叙事立场体现了距离控制欲望这一悖论关系。
因此，韦尔蒂在《推销员之死》中的视觉叙事，正是观察者伦理(ethics of observation)的实践——即通过保持必要的叙事距离和视觉克制，尊重呈现对象(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与私密性，让意象和沉默自身言说真理。与鲍曼颇为相似，她如摄影师般小心翼翼地接近人际关系的核心，捕捉其本质却不完全介入其中。这种双重视角——既足够接近以便观察，又足够疏离以便反思——使得韦尔蒂能够深入探究爱与人类联结的复杂性。
这种观察者伦理也深刻塑造了《推销员之死》的叙事立场和具体呈现。当鲍曼窥见农妇“不是老妇人，她年轻着呢”[4]的真相时，韦尔蒂仅以客观镜头呈现细节：“被子上的图案动了动”(被子颤动)；[4]当桑尼宣告“她怀了孩子”[4]，叙述者亦未附加道德训谕，而是保留意义的暧昧性——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影像是“沉默的证言”[6]，它呈现证据却不解释罪责或荣光。鲍曼顿悟后的反应：“无法愤愤不平”“不知该作何反应”[4]更凸显此伦理：韦尔蒂拒绝替角色定义婚姻的价值，仅通过距离操控展现代际差异(青年农妇与衰老推销员)与阶级隔阂(自酿威士忌与昂贵手镯)，让沉默本身言说现代孤独的普遍性。
韦尔蒂对人际关系的探索始终与这种距离辩证交织。她必须避免亲身体验这种爱，而只能“触碰到”它，如同鲍曼最终未能融入农舍的温暖：“他真希望那女人怀的是他的孩子”[4]，却只能在炭火熄灭后“穿上了外套”[4]孤独离去。观察者伦理在此转化为存在隐喻：爱伴随“分离”(separation)，而觉知需以疏离为代价。
至此，韦尔蒂的视觉叙事由此达成双重映射：作者作为观察者(从远距写作到迫近核心)，角色作为观察者(鲍曼从误判农妇年龄到窥见婚姻本质)。二者皆践行“聚焦”所需的克制——“觉知、辨识、秩序、清晰、洞察力”，却永不僭越取景框的界限。当鲍曼猝死路旁，叙述者以零度描写定格场景：“他双手捂胸……但根本没有谁在听”[4]——这一沉默终幕正是观察者伦理的终极宣言：人类关系的真相，永远封存于影像不可言说的留白处。
最终，通过鲍曼的经历，她表明，对关系的真正理解不仅需要“看见”(seeing)，更需要“感知”(perceiving)，这是一种在情感与智识上都要投入的行为，而鲍曼直到故事结尾才得以实现。这种“感知”的实现，正是视觉叙事引导认知觉醒的核心。
5. 结语
通过视觉意象与碎片化叙事的相互交织，韦尔蒂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感知方式以及沟通在建立有意义联结中所起的作用。鲍曼的经历中所体现出的从疏离到理解的微妙转化，彰显了韦尔蒂视觉叙事的情感冲击力。这种叙事手法使得读者能够穿透表层，洞察人类体验的核心。最终，韦尔蒂的《推销员之死》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实的洞察，正如爱一样，需要一种审慎且专注的凝视。这种认知的觉醒只能在我们学会超越线性思维的局限，去捕捉构成我们生命全景的那些瞬间与细节时，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