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日本当代女性作家山田咏美自1985年以《床上的眼睛》斩获第22届文艺奖正式步入文坛以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她以《垃圾》(1991)、《风味绝佳》(2005)等多元题材作品，相继问鼎女流文学奖、谷崎润一郎奖等日本文坛重要奖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其作品不仅在日本本土掀起了讨论狂潮，在中国学界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学者们从跨文化视角对其作品进行了多维度的阐释。就中国现阶段的研究而言，学界主要聚焦于三种阐释路径：其一，针对其恋爱小说中大胆的“身体叙事”，陈丽丽(2015)通过对《床上的眼睛》与虹影《饥饿的女儿》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两部作品中性描写的特点与异同[1]；其二，从后现代文学视角出发，沈晓晓、李先瑞(2020)聚焦于《野兽逻辑》《贤者之爱》《垃圾》等作品，阐释了文本中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特征[2]；其三，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叶丽芬(2010)通过分析《天国的右手》中女性人物的性格与形象，探究山田咏美张扬现代日本女性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意图[3]。然而，当前学界对其作品中儿童叙事视角的研究仍存在显著局限，截至目前，尚且没有对《迷途的孩子》文本的专门考察，也未能深入剖析该作品中儿童视角如何折射出当代家庭的深层矛盾。本文通过文本细读法，分析《迷途的孩子》中“迷子”意象的多重隐喻，揭示山田咏美如何借助儿童视角审视家庭危机，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对母性伦理的重审。此项研究不仅将填补中国学界在山田文学儿童叙事研究领域的空白，更有助于理解日本社会中的家庭矛盾与母性伦理。
《迷途的孩子》收录于山田咏美的短篇小说集《经历过晚年的孩子》，小说通过孩童“我”的观察视角，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家庭危机以及复杂的成人情感纠纷。在“我”的家庭中，父母总是频繁争吵又迅速和解，这种戏剧性的冲突循环使年幼的叙述者“我”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有血缘牵绊，才会肆意争吵；若是没有这层关系，反而会因为担心无法修复而小心翼翼。爸爸妈妈的争吵就像演戏一样。[4]”而邻居家庭则与“我”家截然不同，他们表面和谐，却因丈夫的私生女弘子陷入婚姻危机，而妻子为维系家庭完整选择抚养丈夫的私生女。在小说结尾，弘子因埋藏食物而意外走失，养母找回弘子后对其既责打又拥抱，这一情节深刻揭示了非血缘抚养关系中母性情感的复杂性。山田咏美通过孩童有限但纯粹的观察视角，勾勒出两个不同的家庭氛围，一个以冲突维系亲密，另一个则用和睦掩饰裂痕。这种对比不仅打破了传统家庭叙事的单一性，更借助邻居阿姨与弘子之间相处的变化，深入探讨了母性在生物本能、伦理规范与情感逻辑间的挣扎，迫使读者重新审视母性本质的复杂性。
2. “迷子”的隐喻
根据《精选版日本国语大辞典》的基础释义，“迷子”主要指“与父母失散而无法归家的孩童”。在《迷途的孩子》中，山田咏美通过弘子在河边埋藏食物结果却引发众人搜寻的情节，使这一传统概念获得具象化呈现。然而小说并未止步于物理层面的迷失定义，而是通过对两个家庭的对照描写，进一步拓展了“迷子”的象征意义。叙述者“我”作为孩童，既不断经历父母反复的争吵与和解，又目睹邻居家庭因夫妻矛盾而濒临瓦解，这个过程揭示出“迷子”更深层的隐喻：当孩童对家庭矛盾感到困惑、形成错误认知(如“我”将父母争执误解为演戏)，或成年人在家庭危机中失去正常沟通(如邻居夫妇陷入情感僵局)，他们并非在物理空间失联，而是在家庭危机中陷入精神迷失。最终，这个传统词汇在山田咏美的书写中获得了普适性意义，即当家庭纽带出现裂痕时，任何年龄的成员都可能沦为精神层面的迷失者。
2.1. “迷子”的“我”与由美
“我”与由美自幼目睹父母的反复争吵与和解，每当双亲因琐事爆发冲突时，“我们”总会“到二楼商量对策。要是他们真的分开了，我们应该跟着谁生活？”[4]，“如果我和爸爸一起生活，那由美你就要跟着妈妈过贫苦日子了吧”[4]，每谈及于此，“我们常常陷入绝望，对人生感到幻灭，含着满眶泪水”[4]。父母的争吵让“我们”既对暴力声响感到本能恐惧，又对家庭可能分崩离析感到绝望与担忧，担心自己可能失去容身之所。这种对家庭存续不确定性的迷茫，构成了文本中首个精神层面的“迷子”隐喻，即作为生存场所的家庭发生动荡时，儿童便沦为充满焦虑与恐惧的“迷失者”。然而，“次日清晨，当我们战战兢兢地下楼来到餐桌前，爸爸笑盈盈地沏着红茶，妈妈则哼着歌炒土豆”[4]，仅过一晚他们便莫名恢复亲密，这种剧烈转变对“我”而言形成了强烈反差，使“我”对父母的相处模式百思不得其解。在此过程中，“我”试图找到父母不断争执与和解的根源，最终形成了“迷子”的第二层隐喻：面对家庭危机中无法理解的情感问题时，儿童被迫成为寻找问题答案的思考者。当“迷子”状态由家庭内部延伸至外部环境，“我”在面对成人世界复杂的情感纠葛时同样表现出明显的思维局限。在弘子失踪事件中，最初“我不知为何，对邻居叔叔生出了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人种下的恶果”[4]，将事件全然归咎于发生婚外情的邻居叔叔；但当“我”想到“(邻居叔叔)为何要那样做呢？”这个问题时[4]，“邻居阿姨的面容突然浮现在眼前。叔叔该不会曾经有段时间比起阿姨，更中意弘子的妈妈吧？那阿姨就是被叔叔嫌弃了。为什么啊！难道说阿姨做了让丈夫讨厌的事？那她岂不是也有责任！”[4]，此时“我”考虑到了婚姻关系中邻居叔叔与阿姨的情感交流，推测邻居阿姨的一些不当行为可能也是促成丈夫不伦的原因之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邻居阿姨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这种想法使原本清晰的责任归属变得难以界定，而这种复杂现实使“我”既无法理解婚姻关系中多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也难以接受责任划分的模糊性，“我”既有的单一思维认知难以应对成人世界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最终导致“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该恨谁”[4]，从而在“迷子”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无论是在家庭内部因无法理解父母的情感矛盾而困惑，还是在家庭外部因难以把握成人世界的复杂伦理而迷失，“我”都展现出相似的认知模式，即试图以孩童简单的思维认知解读成人世界的复杂现实。然而，小说并未止步于展现这种精神困境，而是通过人物对家庭矛盾的思考呈现出突破精神迷失的尝试。“我”在反复经历父母争吵与和解后得出“有血缘牵绊，才会肆意争吵；若是没有这层关系，反而会因为担心无法修复而小心翼翼”的结论[4]，通过建立血缘与争吵的对应关系，为家庭矛盾提供了合理化解释，让“我”似乎找到了应对家庭纠纷的方法。并且由美观察到真理子姐妹对非亲生妹妹弘子的特殊温柔时复述该结论，使这一认知看似得到了进一步印证。然而细察文本便可发现，这种将复杂人际关系简化为血缘维度简单对应的认知方式，本质是“迷子”状态的变相延续。小说结尾处邻居阿姨责打非亲生的弘子，她们之间的关系并未因责罚而疏远，反而因一反常态的责罚建立了超越血缘界限的情感联结。这种与“我”结论相悖的场景对“我”的结论提出了全面质疑，同时也揭示出情感纽带的建立机制远比血缘关系更为复杂。
现有研究也为解析小说中“我”的认知偏差提供了理论支撑。王清旭(2017)通过社会心理机制模型图指出，人际冲突的易发性与强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利益关联度与关系亲密度。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更容易发生在亲密关系中；而涉及重大利益时，任何关系都可能产生中等强度冲突[5]。该理论模型在划分亲密关系范围时，同时涵盖了血缘(如亲子)与非血缘(夫妻)两类群体，并未将血缘与亲密度等同，也没有将血缘作为冲突发生的核心变量。这明确地揭示了血缘并非决定冲突的核心要素，夫妻(非血缘)与亲子(血缘)都可能因亲密关系和利益冲突产生矛盾。然而这一理论框架与小说中“我”的认知形成鲜明反差，当“我”认定“父母没有血缘关系，所以他们的激烈争吵都是演戏”时，实际上是将血缘存在与否作为了判断冲突真实性的唯一标准。田素美(2021)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了该结论的错误性，她指出现代夫妻矛盾的根源集中在观念差异、情感变异、权力失衡等现实层面，与血缘无关，若这些矛盾未能妥善处理，则可能引发离婚乃至家庭破碎[6]。反观“我”的思维逻辑，将父母争吵简单判定为非血缘关系之间的虚假冲突，这无疑是忽视了婚姻关系与家庭危机的复杂性。“我”与由美凭借“血缘–争吵”理论虽然消解了对家庭破裂的恐惧，找到了应对家庭矛盾的方法，但却用新的片面认知替代了原有困惑，未能真正触及成人世界的复杂本质，最终，“我”与由美在成人世界的迷宫中依然保持着“迷失者”的姿态。
2.2. “迷子”的弘子——不安与恐惧下的“自救”
弘子堪称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迷子”形象，她完整体现了这一概念的双重含义：既指现实中与家人走散的处境，更隐喻着在家庭动荡中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这个诞生于婚外关系的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卷入了成人世界的复杂纠葛，她既是男性逾越伦理规范的产物，又是女性为挽留丈夫的筹码。当被邻居阿姨收养后，弘子尽管获得了名义上的“女儿”身份和基本生活保障，却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家庭核心。邻居阿姨在与丈夫争吵时，一面宣泄着“想把这个孩子摔到地上”的激烈情绪[4]，一面却紧紧抱着怀中的弘子，而后续中叙述者“我”又提出另一种可能：或许是弘子自己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臂。这个可能性暗示着弘子即使在襁褓时期，就产生了对生存保障的恐惧，甚至潜意识地通过肢体依附主动维系脆弱的庇护关系。在弘子幼年时期，真理子姐妹之间的嬉笑打闹与面对弘子时的特殊温柔形成对比，这种区别对待在日常中不断强化着弘子“外来者”的认知。与此同时，“妈妈”递来点心时的物质关怀、“做什么都不会骂你”的温柔承诺与强调“别人家的孩子”的身份提醒[4]，构成了令弘子困惑的矛盾体验。尚未具备理性认知的弘子，只能通过情感直觉形成模糊判断，她认为当前获得的食物与宽容是因为自己尚且是孩童，而成年则意味着失去这些生存保障。此外，在外界看来，弘子是邻居家的亲生女儿，但家庭内部却不断否定其成员身份，这种内外认知的矛盾加剧了弘子的不安，使她深信成年后若被抛弃，将陷入无依无靠的生存绝境。于是弘子原本抽象的身份困惑逐渐转化为具象的生存恐惧，演变为“变成大人被抛弃后会挨饿”的焦虑不安。
在这样的身份困惑与生存焦虑的共同挤压下，弘子展开了“自救”行动，她试图通过在河边储藏食物，消解对成年后可能失去生存保障的恐惧。然而这种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最终导致了弘子物理层面的意外走失，使精神层面的迷失转化为现实中的“迷子”状态。养母在寻获弘子后将她紧拥入怀，流着眼泪打她屁股，这种同时包含惩戒与接纳的肢体语言，对弘子而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弘子被打后的哭泣，既源于臀部痛感与被殴打的恐惧，也源自认知层面的困惑，她无法理解自己为消除生存焦虑所做的努力，为何会演变成需要被惩戒的错误；但同时，这份殴打连同“母亲”的怀抱与眼泪，又让她产生了某种模糊的归属感与被接纳感。小说结尾虽以弘子回归家庭告终，但未解决的疑问依然存在：弘子是否能理解“妈妈”话语中隐含的深层含义、姐姐们对待自己时不同的态度、以及始终无法消解的身份困惑；弘子未来是否能被“妈妈”真正接纳，这些问题对弘子来说尚未可知，对读者来说也没有明确答案。即便重获居所与食物，弘子对未来的生存焦虑仍会因被家庭接纳而暂时缓解，因遭遇疏离而再度加剧，其精神迷失状态并未因身体回归家庭而终结，关于成年后失去庇护的想象依然构成弘子心理世界的恐惧与不安。
2.3. “迷子”的邻居阿姨
在叙述者“我”看来，邻居阿姨与她的丈夫少有争吵、看似生活和谐美满，然而，丈夫的婚外情不仅催生了弘子这一特殊存在，更迫使邻居阿姨通过收养丈夫的私生女来维系婚姻存续。邻居阿姨将弘子带回家的初衷是切断丈夫与第三者的联系，但这种补救婚姻的尝试非但未能修复夫妻裂痕，反而让邻居阿姨面临新的挑战——作为养母，她需要为弘子建立既非血缘亲属又具有养育责任的身份定位；作为妻子，她需要重新调整因婚外情而失衡的夫妻关系，最终邻居阿姨自身也沦为家庭危机中的“迷子”。
2.3.1. 对弘子——生物本能、理性约束与感性冲动对峙下的母性关怀
关于母性伦理的理论探讨始终存在学术争议，《精选版日本国语大辞典》将母性定义为“女性作为母亲所具有的保护与养育子女的本能性质及功能”；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同样强调母亲具有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强烈本能[7]。然而这种将母性视为女性先天属性的传统认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有观点认为母性是后天驯化而成的产物而非女性与生俱来[8]；吴小英(2021)则指出学界对“motherhood”的翻译包括“母性”或“母亲角色”，指社会文化对女性具有先天母性，因此应当成为母亲以及如何当母亲的规定[9]，这说明母性实践是生物本能与社会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理论层面的分歧说明母亲对子女的保护养育等母性行为既可能源于生物本能，也可能源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塑造。而山田咏美在小说《迷途的孩子》中通过邻居阿姨与弘子的特殊养育关系，为这种生物性与社会性交织的母性伦理提供了文学注解，作为非血缘母亲且身处婚姻危机的养育者，邻居阿姨对丈夫私生女弘子的照料既包含对孩童的本能保护，又掺杂着维持婚姻的现实考量，同时受到社会规范对母亲角色的隐性制约。
《迷途的孩子》发表于1990年，在此之前，日本经历了女性主妇化阶段，在此背景下，男性作为劳动力在外赚取养家资金维持生计，女性则专注于家务、生育等劳动[10]。然而，家庭主妇在独自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孤独焦躁等消极情绪的产生，斋藤茂南在《妻子们的思秋期》中记录了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出现精神疾病、靠酗酒麻痹痛苦、因疏远的夫妻关系而感到孤独、在成为传统的“贤妻良母”与成为真实自己之间不断挣扎而感到压力的家庭主妇，她们承担着育儿及家务重任，保证丈夫外出工作游刃有余，自己疲惫的内心却无法得到关爱[11]。这一家庭主妇特征在《迷途的孩子》中邻居阿姨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文本中邻居阿姨的出场总是与育儿场景相关联，如喂婴儿弘子喝牛奶、抱着弘子与丈夫争吵；此外，当弘子失踪时，从公司回来的邻居叔叔对邻居阿姨严厉苛责，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丈夫主要负责经济支持，妻子则承担家庭主妇职能的家庭分工模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邻居阿姨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丈夫收入，而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邻居阿姨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必须兼顾家庭完整与经济保障，因此面对丈夫出轨，她只能通过收养丈夫的私生女，既阻断丈夫与第三者的实际联系，又避免家庭破裂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邻居阿姨的这一行为不仅折射出受到社会现实制约的母职义务，也反映了日本家庭主妇为保全家庭做出的忍让与自我牺牲，即为保障子女生存基础而容忍婚姻背叛，为维持家庭稳定而接纳伦理禁忌。邻居阿姨的理性选择，本质上是经济弱势地位与传统母职规范共同作用下的被动妥协。
在收养弘子的初期阶段，邻居阿姨“抱起弘子喂她喝牛奶”[4]，向亲生女儿介绍弘子是妹妹，这些养育举动可能既出于保护年幼子女心理健康、避免过早暴露丈夫不伦的考量；也可能源于母性本能驱动下照顾婴儿的反应，但此刻的母性行为更多体现着成年人对脆弱生命体的普遍关怀，以及对社会赋予母亲角色的规范性要求的习惯性遵循，尚未形成真正的情感纽带。随着叙事推进，文本逐步揭示出了邻居阿姨母性表象下的深层矛盾。夫妻发生冲突时，邻居阿姨压抑的情感以“我想把这个孩子摔到地上”的极端表述得以释放[4]，这暴露出其母性行为中理性约束与感性冲动的剧烈冲突，作为丈夫不伦的受害者，邻居阿姨在感性层面难以抑制对私生女的排斥；而作为具有道德认知的成年人，她在理性层面又必须抑制伤害无辜孩童的冲动。
当弘子开始上幼儿园时，邻居阿姨在给弘子点心时不断说道：“点心都给你吃，什么时候想吃多少都可以哦。做什么都不会骂你的，放心吧。想要的东西也全都会买给你”[4]，这种无条件的物质供给表面上与母亲对子女的溺爱相似，甚至暗示着邻居阿姨在与弘子的长期相处中可能无意识地产生了关爱之情。然而她却始终强调“毕竟啊，弘子是别人家的孩子嘛”[4]，将弘子定位为家庭之外的“他者”，既是向弘子传递身份认知，更是对自身情感立场的确认。这种矛盾养育方式的形成，是邻居阿姨经过理性考量与感性冲动长期博弈的结果，她采取了一种折中策略面对弘子，既通过物质满足给予弘子关爱，履行社会期待的母职义务，同时借助语言划清心理界限，减轻面对丈夫私生女时的心理压力。这种养育方式虽然维持了邻居阿姨内心的平衡和家庭表面的稳定，却导致了母性的扭曲，使母性关怀逐渐沦为没有感情的责任履行。直至两三天后弘子失踪，“扭曲的母性”终于被打破。当弘子失踪时，邻居阿姨“面色苍白，始终缄默不语”[4]，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与担忧；发现弘子为不挨饿而藏匿食物的真相后，她流着泪拥抱并打了弘子，嘴里说道“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让大家这么担心！家里有那么多吃的啊”[4]，此刻邻居阿姨的肢体语言与情感流露，标志着她终于摒弃了与私生女弘子的心理隔阂，不再将弘子视为“他者”，而是真正将其视为亲生女儿。
作为具备理性认知的成年人，邻居阿姨通过收养弘子维持家庭完整并恪守养育职责，这同时体现了社会规范对母职行为的塑造；但作为婚姻受害者，其感性层面始终存在对私生女的抵触情绪，理性与感性的持续对立，使她的母性关怀既包含对幼小生命的本能保护，又带有机械履行义务的意味，更伴随着难以消解的心理隔阂，最终形成了“扭曲的母性”。小说结尾处邻居阿姨因弘子失踪陷入焦急和担忧，并在知晓弘子藏匿食物的“自救”行动时，流泪责打又紧拥弘子，意味着邻居阿姨对弘子的养育从义务性母职转向情感性母性，此刻她暂时超越被背叛者与私生女抚养者的身份，回归到纯粹的母亲角色。然而生物本能、理性选择与情感排斥交织产生的长期影响并未就此消失，邻居阿姨如何在日后维系重建的亲子关系，如何协调制度义务与真实情感，这些持续存在的伦理困境使其同样沦为家庭迷局中的“迷子”。
2.3.2. 对夫妻关系——补救无果的绝望、迷茫
小说中邻居夫妇的婚姻关系通过日常细节描写早已初见端倪。女儿惠美“爸爸妈妈不怎么说话”的无心之言[4]，邻居叔叔频繁遛狗甚于夫妻交流的行为细节，共同凸显出邻居夫妇婚姻中情感交流的长期匮乏。邻居阿姨每日与丈夫共处，也许能够感知到婚姻状态的微妙变化，却因缺乏有效沟通难以找到问题根源。并且此时，邻居阿姨已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需要维护家庭稳定，于是她只能选择默默地维系出现裂缝的夫妻关系。在此背景下，弘子的出现打破了勉强维持平和的家庭表象，丈夫与第三者往来并诞下一女的事实，使得原本隐蔽的夫妻关系裂痕彻底暴露。于是邻居阿姨通过收养丈夫私生女试图阻断丈夫与第三者的联系，认为此举也许能修复夫妻关系，维系家庭完整。然而事实表明，这种以婴儿为筹码维系内在情感的做法，并不能弥合既有的婚姻裂痕。
当丈夫说出“能不能消停点儿？当初说要把弘子带回来的是你吧”时[4]，暴露出其将抚养义务与抚养决定者绑定、将家庭义务与女性捆绑的深层意识，他认为既然提议源自妻子，那么育儿责任便应完全由其承担。在这种观念下，出于家庭完整考虑不得已收养弘子的邻居阿姨，既需消化丈夫婚外情带来的伤痛，又被迫在照料三个孩子的体力消耗中，同时承受丈夫情感冷漠造成的精神折磨。当邻居阿姨颤抖地说出“我也没办法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也很痛苦啊！有时候，我想把这个孩子摔到地上”时[4]，这种看似情绪失控的内心袒露，实质是她长期压抑的痛苦、迷茫与绝望的必然爆发。然而丈夫对此的回应并非反思或协助，而是“从哀号着的阿姨身边逃也似的，牵着狗绳快步离开了”[4]，他无视了妻子的痛苦宣泄，以逃避加深其孤立处境。这种夫妻相处模式逐渐形成恶性循环，丈夫的冷漠催化妻子的绝望，而妻子极端的情绪表达又强化丈夫的疏离倾向，最终导致婚姻关系持续恶化。因此，邻居阿姨通过收养弘子即便已切断丈夫与第三者的联系，却未能弥合夫妻间的情感裂痕，夫妻间的日常相处要么是令人窒息的沉默要么是歇斯底里的争执。
邻居阿姨做出抚养弘子的决定后，既因主动接纳丈夫私生女而承受超负荷养育压力，又在日常照料弘子的过程中承受生物本能、理性约束与心理抗拒互相冲突的折磨；而在婚姻关系修复层面，丈夫持续的情感疏离与家庭中的责任缺位，使得原本作为危机补救措施的收养行为，反而演变为加剧夫妻裂痕的催化剂。最终，邻居阿姨试图通过收养丈夫私生女以维系家庭完整的努力，既未能重建夫妻情感纽带，又使她陷入更深层的迷失，她既无法确认自身作为抚养者的伦理定位，亦不能寻获修复婚姻关系的有效路径，从而在母女关系与夫妻关系两个维度同步沦为“迷子”。另一方面，正因为有邻居阿姨作为主妇承担全部家务与育儿责任，丈夫才得以集中精力维持家庭生计，然而丈夫不仅缺乏对其付出的认可，还忽视妻子在独自育儿过程中承受的焦虑与孤独，甚至将闲暇时间投入婚外关系并诞下一女，即使后来妻子宣泄痛苦，丈夫仍无动于衷，这一场景凸显了日本女性主妇化时期男性在家庭中的责任缺位以及对女性的剥削，主妇们在母职伦理规范下压抑个人感受，独自承担育儿与维系家庭的重任，忍受着焦躁寂寞与孤独，却依旧得不到丈夫的关爱，甚至面临被丈夫背叛的风险。
3. 结语
在《迷途的孩子》中，“迷子”这一概念作为贯穿文本的精神隐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与家人失散的儿童”的物理定义。小说通过孩童视角展现出当代日本社会的迷失群像，其中观察者“我”与妹妹由美既陷入家庭内部暴力循环带来的错误认知，又因外部成人世界的情感纠葛陷入思维混乱；而走散者弘子则因身份困惑与生存焦虑在物理空间与精神层面漂泊不定；身处婚姻危机的邻居阿姨则在生物本能、理性束缚与情感冲动的对峙中，既无法找到与养女相处的平衡点，又难以修复已产生裂痕的夫妻关系。山田咏美借助这些迷失者的群像，展现了当代日本社会中的家庭矛盾，并由此展开对血缘、母性与家庭关系的深刻重审。
邻居阿姨最初尽管是因为婚姻危机被迫接纳丈夫的私生女，其养育行为中掺杂着理性权衡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但弘子失踪后，邻居阿姨在焦虑中流露的真实情感打破了血缘与母性的必然联系。邻居阿姨对弘子从“私生女”、“他者”到“亲生女儿”的认知转变，不仅意味着被理性与感性压抑的真实母性可以突破血缘界限，超越个人心理创伤，更暗示着非血缘关系中社会规范的母职义务可能转化成基于真实情感的母性关怀。
“我”的父母虽无血缘牵绊，却通过直面矛盾的沟通方式维系着家庭存续，其激烈争吵带来的短暂冲突反而成为情感宣泄与矛盾纾解的通道；邻居夫妇虽同样缺乏血缘联系，但为了表面和谐，丈夫逃避矛盾回避交流、妻子主动承担抚养私生女的额外责任，这种夫妻之间失衡的相处模式最终导致婚姻关系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山田咏美借此对比批判了将家庭危机、情感矛盾简单归咎于血缘缺失的认知偏见，转而揭示情感沟通、责任共担等非血缘因素对维系家庭平和的重要作用。这种对家庭伦理的辩证思考，不仅为理解非传统家庭模式提供了文学参照，也为当代社会如何缓解家庭危机注入了人文关怀。
致 谢
感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当下‘治愈’文化趋势对日本‘治愈系’文化的语境迁移研究”(SWU2309712)对本论文的支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卢昱安老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宝贵时间审查我的论文，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同时在论文的构思、文献收集、写作等方面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让我得以顺利完成论文的研究与撰写工作。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当下‘治愈’文化趋势对日本‘治愈系’文化的语境迁移研究”(SWU2309712)；2024年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日语阅读 + α’课程建设研究”(2024JY09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