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作家身份具有特殊性，1948年出生在坦桑尼亚，后因上世纪60年代国家动荡，被迫前往英国寻求政治庇护。这一经历不仅为他的人生轨迹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也为其小说创作奠定了独特的基调。古尔纳的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那些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土，在新环境中艰难求生的人们。他们是沉默或驯服的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乡、毫无选择，在他乡遭受精神折磨与奴役感。古尔纳的小说深刻地探讨了个人故事与集体记忆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通过书写漂泊的离散者和异乡人的命运，以小见大，折射出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他的作品不仅关注个体在“生活在两个世界冲突中”的孤独与疏离，更触及了“一个外地人如何在异乡被认同以及实现自我认同”这一深刻主题。他的文字跨越大陆和文化，准确地捕捉并表达了“异乡人”的心声与困境。他曾坦言：“现在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创作主题就是这种生于此处、活在异乡的状况，而这并非我个人独有的体验，这是我们时代的故事之一[1]”。
《海边》是古尔纳的一部代表作，讲述了20世纪末一位名叫萨利赫·奥马尔的中年人的流亡经历。为了寻求政治避难，奥马尔从桑给巴尔辗转至英国，并在入境时出于某种原因使用了昔日家乡仇敌赖哲卜·舍尔邦的名字。这一举动意外地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仇敌之子拉蒂夫找上门来，从而揭开了两家人之间多年以来复杂而纠葛的恩怨情仇。随着故事的深入，隐藏多年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而奥马尔与拉蒂夫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放下心防，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与自我救赎。《海边》不仅是一部关于流亡与寻求庇护的小说，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性、记忆与宽恕的作品。通过奥马尔与拉蒂夫的故事，古尔纳再次展现了其作为一位具有深刻洞察力和人文关怀的作家的独特魅力。
目前，学界对《海边》的研究多聚焦于后殖民理论、难民叙事、非裔身份认同与创伤书写，从空间理论视角解读《海边》也取得一定成果，李蒙蒙、吴玲英认为《海边》中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流动性描写，展现了流散群体的“处所意识”与身份焦虑[2]；谢丹凌运用列斐伏尔和索亚的空间理论及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剖析《海边》，对古尔纳《海边》中的三重空间叙事展开分析[3]。在《海边》中，空间是多重历史时间和身份的有机物。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知识理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相互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之中[4]。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是社会生活的媒介又是它的产物[5]。因此，空间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有机统一体。本文就空间批评理论从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层面分析奥马尔和拉蒂夫两位主人公在身份认同的追寻与自我修复之旅上所遭遇的重重挑战和深陷的复杂困境以及他们为摆脱束缚、重塑自我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2. 地域空间
《海边》的两位主人公奥马尔和拉蒂夫都来自桑给巴尔，后流亡至英国。他们始终被双重疏离感笼罩——既无法融入作为流亡地的英国社会，又与赋予其生命起源的故土产生精神割裂。古尔纳笔下的主人公们常常为无法逃离时空的具体性和压抑性所困扰——缺乏恰当的出行工具，使得他们仿佛被永远地困于“此地”与“此在”，这构成了古尔纳作品中人物的一种基本宿命[6]。在英国这一宏观地域空间，奥马尔与拉蒂夫作为“外来者”试图找寻归属感，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融入英国社会举步维艰——遭遇种族主义与殖民历史遗留的隐性排斥，从街头辱骂到职场歧视，从难民署的官僚冷遇到廉价公寓的物理隔离，均凸显了“出生地”与“流亡地”之间横亘的政治–历史鸿沟。在伦敦的街头巷尾，在移民局的办公室里，在白人邻居警惕的目光中，他们时刻感受到自己既是局外人，又不得不成为这个陌生社会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变革、调适与转换中，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正经历着激烈的碰撞与对冲。“地理空间中的迁徙同时也是文化心理空间中的精神之旅[7]”，他们的迁移不仅是物理位移，更是跨越文化边界的身份重构挣扎，在身份焦虑与文化杂糅的漩涡中，始终无法锚定稳定的归属感。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家宅”这一空间意象有深刻阐释。他指出，“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护着人……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我们在梦想中重新面对它，存在立刻就成为一种价值……[8]”。在巴什拉的哲学视野中，家宅的正面意义超越了物质空间的范畴，它是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的源泉。家宅以记忆、情感和文化符号为载体，将个体的“存在”锚固于特定的意义网络，让人们在动荡世界中寻得稳固的精神坐标。当家宅兼具“庇护所”与“精神原乡”的双重象征意义时，便不再是毫无温度的建筑，而是生命价值的具象化表达。家宅作为微观地理空间承载着多重隐喻，其分崩离析往往预示着人物关系的裂变与身份认同的危机。在小说中，奥马尔与拉蒂夫两家三十多年的恩怨，正是围绕家宅所有权的争夺展开，而这一冲突的源头可追溯至波斯商人侯赛因的介入：侯赛因先是以“搭伙做生意”为名进入奥马尔的家具店，借走巨款后，又将与拉蒂夫父亲赖哲卜签订的房屋抵押协议交予奥马尔作为担保，随后却背弃承诺、销声匿迹。随着国内局势动荡，奥马尔因生意急需资金，不得不向赖哲卜坦白房屋已因抵押归其名下并收回房产。这一事件成为拉蒂夫家庭分崩离析的导火索：哥哥哈桑随侯赛因出走，父亲因绝望沦为极端分子，母亲则公开投靠情人，并利用其要职的身份陷害奥马尔，导致他蒙冤入狱十一年。奥马尔出狱后，妻子与女儿已离世，曾经的家宅荡然无存，身心陷入彻底的漂泊状态。小说还有描绘了这样一个情景：失去家宅后，少年拉蒂夫奉母亲之命前往奥马尔住宅索要哥哥的小乌木桌时，眼中的房屋整洁美好，折射出两个家庭此时“一者居无定所、一者生活安稳”的悬殊处境。这时，奥马尔的拒绝不仅激化了矛盾，更在拉蒂夫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家宅的归属不仅是物理空间的争夺，更成为权力、尊严与身份认同的角斗场。
当人的生存一旦不再依托一个固定的空间，他的家园感、安全感也受到威胁，他的统一性也被不断流动的空间所解构、重构[9]。作为跨越两个地理空间的“中间人”，奥马尔与拉蒂夫在异质文化中的漂泊，本质上是后殖民时代“无家可归”的精神寓言，他们被抛离故土的文化根系，又难以在宗主国文化版图中获得主体性认同，如同被放逐到文明交界处的游魂，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者的夹缝中艰难喘息；他们的焦虑与追寻，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认同危机的缩影。
3. 社会空间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7)一书中首次提及“社会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以至于也拥有了一种空间存在[10]”，“特定社会具有特定的空间代码，遵循空间代码将使这一社会的成员确定自己在社会空间的位置和作为主体的身份[11]”。由此可知，空间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
奥马尔来到英国后，“接待者”对他的看法开辟的社会空间承载着他身份协商的过程。法里尔(David Farrier)在《好客的种种术语》(Terms of Hospitality: Abdulrazak Gurnah’s By the Sea)一文中指出，客栈女老板西莉亚传达了“无条件好客”的想法，对“他者”无条件地接纳[12]。她有一个处所，专门用来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后奥马尔被难民署安排在此。她说：“如今到处都是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国家发生了那些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帮到他们，我认为我们就应该帮[13]”。尽管如此，西莉亚也还是会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奥马尔，并时不时地挖苦讽刺他，令人感到不适。海关人员凯文·埃德尔曼的态度则体现的是“有条件接纳”。他先是对奥马尔来英国的原因刨根究底地盘问，以高高在上、冷漠的姿态看待来英寻求庇护的难民，甚至通过耍弄、羞辱奥马尔取乐。埃德尔曼翻着奥马尔的行李，一件件地审视，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这种带着所谓优越感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施舍的怜悯。埃德尔曼认为奥马尔听不懂英文，便当面说道：“像你这样的人纷纷涌进来，丝毫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什么伤害。你们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们不会珍惜我们所珍惜的任何东西，你们没有经过几代人的付出，我们不希望你留在这里[13]”。他的言论彰显以欧洲共同体为根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建立起“自我”与“他者”的对立态势，毫不掩饰地暴露出英国社会意识深处，对大规模难民现象的排斥与不满情绪。这两种“好客”观的冲突展现了英国社会对难民接纳现象和“他者”的矛盾态度。难民署官员瑞秋是促使奥马尔实现身份认同突破的关键人物。她以实际行动诠释人道主义精神，即便发现奥马尔隐瞒自己会说英语的真相，依然选择伸出援手。瑞秋考虑到奥马尔初到异乡的不适应，特意为他安排了海边住所，助力其融入陌生环境；洞察到奥马尔孤僻封闭的性格后，她又多次诚挚邀请他到家中用餐，给予稳定的精神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瑞秋不仅是奥马尔的救助者，更在情感层面填补了他早年失去“女儿”角色的空缺，成为其身份认同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力量。
列斐伏尔指出“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恰恰凸显的是主导陈述以及这些的原型[14]”。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日常的细节可以看出事情的常态化。尽管拉蒂夫已在英国站稳脚跟，拥有体面的职业，但肤色仍成为他遭受歧视与恶意的根源。在他以第一视角的叙述中，曾提及这样一段经历：某天，他走在街上，猝不及防地被一个落魄的白人称为：“嬉皮笑脸的黑摩尔人(grinning blackamoor) [15]”，他对blackamoor这个词十分敏感，为此还特意回去翻阅词典，一条条与“黑”相关的词语映入眼帘。词典释义中，“黑色”被等同于“他者”，与邪恶、野兽等负面意象紧密相连，折射出欧洲人内心深处对非白人的偏见，这让他既恼怒又沮丧。正如他所说：“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有一种语言从各个角落对着我吠叫和嘲笑[13]”。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追溯词源发现，blackamoor早在1501年就已出现，他自嘲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待在经典里面，对人们傻笑[13]”，这种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歧视隐性羞辱，就这样轻易击碎了拉蒂夫对移居地的认同期待，而他只能在委屈与困顿中艰难地进行自我疗愈。
列斐伏尔指出，“整个(社会)空间是从身体出发的[10]”，强调物质空间具有感知性。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图式”概念进一步阐释，“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16]”。因此，个体可以通过身体这一物质存在获得空间感知体验。奥马尔和拉蒂夫因深色肤色而被视为异质存在，在社会空间中，他们的黑色皮肤成为焦点，招来外界异样的眼光与不平等对待。这种基于身体特征的特殊 “空间感知”，使他们不断遭受羞辱与焦虑，深刻体现了身体与社会空间互动中的权力关系。
在陌生的社会空间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相互交织，使得身份的融入成为最大难题。小说对社会空间的刻画层次分明，既包含对物质空间边缘化的呈现——如廉价公寓、难民收容所等场所，以物理隔离强化了移民的“他者”身份；也包含公共空间中的种族歧视场景——如拉蒂夫因肤色在街头遭白人辱骂，暴露了社会对异质群体的排斥；更揭示了制度空间的冷漠性——如难民署与官僚体系以程序化流程对待难民，将救助异化为“去人性化”的管理。在这些充满张力的空间网络中，两位主人公陷入双重困境：既无法融入移居地的文化秩序，又因长期离散失去故乡的精神根基。这种空间体验不仅是个体的生存挣扎，更折射出后殖民语境下移民群体普遍面临的身份悬置与认同危机。身份认同是社会的产物，一方面社会赋予个体身份的意义，另一方面身份认同需在社会中逐渐建构、完善[17]。当身份认同无法实现时，个人就会因为自己的多重身份而陷入迷茫。
4. 精神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精神空间概念的产生没有受到任何约束[10]”，“精神空间的大部分特征与属性是社会空间的[10]”，这表明社会空间并非外在于精神空间的独立存在，而是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空间作为心理活动的场域，涵盖了内在感觉、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多重维度，其形成与演变始终与社会空间的结构和秩序紧密交织。
波斯商人侯赛因的介入成为撕裂两个家庭精神空间的起点。作为社会空间中殖民资本与投机权力的化身，他让奥马尔与拉蒂夫的家族卷入经济掠夺与信任崩塌的漩涡，并产生了深远的代际影响。在故事的后续演进中，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展现出惊人的相似轨迹：家庭支离破碎，一生漂泊无依。侯赛因所施加的结构性暴力不仅造成了即时经济损失，更形成持续的心理创伤，迫使两位受害者穷尽一生进行自我修复。
当下与过去的割裂、双重身份的失衡，共同构成两位主人公精神空间的核心张力。他们在适应接纳国空间转换的同时，始终无法割舍出生地的记忆空间，却又在两者的巨大隔阂中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奥马尔曾在桑给巴尔拥有富足生活与家具生意，流亡英国后却以难民身份栖身于简陋处所。为了弥合时空断裂，他每日清晨前往中央广场公园的家具店，试图在相似的空间场景中寻回旧日生活的熟悉感——这种行为本质上是用身体实践对抗精神流离，却在英国家具店的现代陈列与桑给巴尔传统工艺的对比中，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根脉的断裂。拉蒂夫则在英国社群的冷漠疏离中饱尝无根漂泊之苦，这种“世界放逐感”在其被要求担任故乡难民翻译时达到顶点。当他意识到“异化并不难，我不再是我，只是披着原来的皮，是一个经过加工的傀儡[13]”，内心瞬间被恐惧与紧张淹没：他既无法坦然接受“英国人”的新身份，又害怕在故土认同与英国归属的摇摆中背叛文化根源。这种身份的撕裂感，本质是精神空间在“过去–现在”“此地–彼地”双重维度上的持续震荡，如同被悬置于两个世界的断层间，始终无法找到稳定的心理锚点。
在对抗精神困境的过程中，特定载体成为连接记忆与现实的桥梁。奥马尔的沉香木匣子沉香木匣子承载着过去的美好记忆，同时也象征着他的信仰，他踏上奔向新生活的旅途时，都不舍得丢下它。沉香的气味带有记忆，能让他联想到曾经在故土与家人相伴的美满生活。它像是一个记忆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引领我们追溯至香的起源，进而揭开奥马尔的家族恩怨和殖民的历史真相，直至印度洋的“海边”与陌生英国“海边”逐渐重叠在一起。对拉蒂夫来说，奥马尔所套用的父亲的名字是过去记忆的一个触发点，它关联着畸形的家庭环境、家族的耻辱记忆以及对奥马尔的复杂情感。
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围绕着奥马尔和拉蒂夫的情感转变展开，他们的和解又开辟了一片精神空间。奥马尔以难民身份流亡英国时假装不懂英文，难民署官员瑞秋为其安排的翻译竟是拉蒂夫——这个因家宅争夺与他结怨三十余年的“仇人”。当拉蒂夫发现难民姓名与父亲相同，在犹豫中赴约。他们俩几次见面，共同回忆两家的恩怨，随着奥马尔抽丝剥茧地剥开当年的纠葛，拉蒂夫了解到未知的部分真相，新的认知打破了他固有的记忆框架，促使其精神空间从“仇恨执念”转向“历史反思”。正如拉蒂夫所言：“反正都已经成为历史了。都无关紧要，真的。……我不要相互指责，不要纠缠于家长里短，不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13]”，这标志着他从“过去的囚徒”中解放出来。对奥马尔而言，与拉蒂夫的和解伴随的是自我认同的重建。他在拉蒂夫与瑞秋的关怀中，首次在英国感受到近似“家”的温暖。小说结尾的细节极具象征意义：他带着“阿方索的毛巾”在拉蒂夫家度过平凡夜晚，这条“整洁有序”的毛巾超越了物质属性，成为漂泊人生中的“秩序与慰藉”。尽管前路依然迷茫，但毛巾的存在暗示着：即便创伤无法完全愈合，个体仍能在碎片化的记忆重组中寻得继续生活的勇气。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寻找着被淹没、已经失踪的痕迹，重构对当下有重要意义的依据[18]”。这种基于记忆重构的和解，不仅是两人跨越种族与代际的心灵救赎，更预示着在“新社会环境中重塑自我”的可能。当奥马尔从“带着沉香木匣流亡”转向“带着毛巾安顿”，当拉蒂夫从“执着于父名的耻辱”转向“拥抱流动的身份”，他们的精神空间终于突破“过去–现在”和“此地–彼地”的二元对立。他们最终达成共识、相互扶持，共同走上创伤记忆的疗愈之旅和苦难历史的和解之旅。
5. 结语
非裔移民的归属找寻和创伤修复是《海边》的重要主题，本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从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三个层面深入剖析奥马尔和拉蒂夫两位主人公在身份认同的追寻与自我修复之旅上的复杂经历。主人公们在地域空间流动迁移、寻找归宿，这一地理上的迁徙不仅带来了物理环境的巨大变化，更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社会身份；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与追寻，更是内心世界的映射与觉醒。在社会空间，他们置身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之中，面对着种族、阶级等多重社会身份的冲突与融合，但他们主动适应环境、建立联系，逐步形成自己在这个复杂社会中的定位与角色；在精神空间，他们内心深处对故土的眷恋、对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既渴望融入新环境，又难以割舍对旧日生活的记忆。三个空间相互交叠、不断切换，描绘出一个有关历史、民族和群体的宏伟故事，又深刻揭示了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起伏与变迁。古尔纳笔下的人物跟他一样，远离故土，踏上了一条追寻安全和满足的“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