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心雕龙》自刘勰完成之时便备受关注，尤其是在明代以后，不断地有名家进行批评研究或是校注勘误。在龙学的总体研究上，按照姚爱斌教授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十种类型，却未注意到明清时期对《文心雕龙》的评点模式。评点是明清时期的批评研究形式之一，杨慎、曹学佺、纪昀等大家都会《文心雕龙》进行评点，而未在史书上留下完整、详细的生平介绍的明代人——叶绍泰，对《文心雕龙》亦进行相关评点，可见明清人以评点《文心雕龙》为潮流。
然而史料上关于叶绍泰的记载很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汉魏别解》十六卷(内府藏本)是明黄澍、叶绍泰同编、《昭明太子集》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乃明嘉兴叶绍泰所刊。江庆柏主编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增订本)介绍叶绍泰：“字彦和，号来甫。明吴江人。嘉兴邑庠生。重华子。”并介绍了叶绍泰的著述及其版本。再对地方志进行查阅，《中国地方志》(第1343页)有对叶绍泰的介绍。
叶绍泰，字来甫，吴江人。父兄并以甲科显，隶嘉兴县弟子员，补廪，气移寓钱唐。与诸名士日往来诗酒，博学高文，尤淹纬候之书。所辑《古文鸿宝》《晋魏别解》纸贵当时。卒年三十六，赴丧百余人，尽一时名士。朱东观为之铭其墓。
这些零散的记录中未涉及叶绍泰详细的生卒年谱、诗词文著述等材料，以致无法探知其具体的文学思想，以致叶绍泰长期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而《文心雕龙》乃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鸿篇巨著，叶绍泰亦在该书留下属于自己的想法。以黄霖先生的《文心雕龙汇评》为参考，可知，《汉魏别解》选录《文心雕龙》三十二篇，共二十七则评语；(增定)《汉魏六朝别解》选《文心雕龙》十二篇，然有些篇目为原来所选，增加评语十则，从叶绍泰《汉魏别解》中对《文心雕龙》的选篇及评点，能窥见其思想一二，或能折射出明代的文学思潮。本论文聚焦叶绍泰对《文心雕龙》的评点(以下称叶评)，以此探析叶绍泰评点原则，并从中国阐释学角度出发，勾勒明代对《文心雕龙》的评点研究。
周裕锴先生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阐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的艺术，越来越多地出现于若干学科的研究讨论中，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解释，更是当前文学理论的重要话题，而对这些话题的讨论主要局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哲人的睿思隽语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忽视[1]。目前也存在着对中国文学作品的阐释用西方阐释学术语和概念来进行论述的现象，以至于曹顺庆教授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在这种情况之下，从中国文论自身出发，用中国语言理解、描述部分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周裕锴教授在其《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指出元明才子批评诗文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抗诠释文本、不说破原则、主观性阐发、艺术性诠释，并指出明代“从形式来看，随意的评点取代了严肃的笺注，句法的确立代替了文义的探讨，艺术的鉴赏代替了语词的训释。[1]”这就意味着评点更多的变成了一种载体，让文本的诠释者与原作者进行交流和对话，以及产生的共鸣。主观性阐发性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的形式之一。
叶绍泰在《汉魏别解凡例八则》中指出，选录的文章“皆录全文，不加剪裁”，而批语是“止取精核，以备参观。”其《凡例》第一则即云：“汉魏之间，作者无虑数百家，今所裙采，仅什之二，盖高文巨篇，足资讽习，如徒纪事物，无关举业者不录。”可以看出他选文与批评的总的原则与“举业”[2]。社会发展至明代，文学创作、文学思潮等情况发生了变化，相比于杨慎、曹学佺等批评家，叶绍泰未能留下自己的文学作品；相比之下，叶评《文心雕龙》的规模、体量亦有所欠缺，而从叶评《文心雕龙》的整体情况而言，叶绍泰赞成刘勰的思想，或以其作为反思的标准，同时也在阐述自己对文论的看法。
2. 叶评现状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心雕龙》评点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却未聚焦叶绍泰的评点，因此对其进行总结和分析。
在论文方面，专注于结合明清时期《文心雕龙》研究现状来简要分析叶绍泰评点的分析，以此说明明清时期的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情况。孔祥丽、李金秋的《明清两代〈文心雕龙〉评点综述》(2009)总结了明清两代十几位大家的评点，融各家之论为一体，从“文道、文思、文质、文人、文术、风骨、通变”七个方面论述，其中，仅在探讨在“文术”“通变”问题时未引用叶绍泰的批点，其余多处引用叶绍泰的评点来论证观点。在探讨“文道”问题时，叶绍泰赞成“经”皆原于“道”，认为乐府的衰亡，是因为它的风雅之声难以延续，也就是偏离了“道”义，“以自然为宗”；“文思”问题方面，叶绍泰认为没有“神思”，只是堆积素材，没有思想；而“神思”高妙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流芳百世；“文质”问题方面，叶绍泰注重文质交融，认为要“情经文纬”；“文人”问题方面，叶绍泰赞同作者情性不能决定文章风格，会出现表里非一的情况；“风骨”问题方面，叶绍泰将“风骨”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之一[3]。也就是说叶绍泰的评点能够与其他人的评点相呼应，以此繁荣《文心雕龙》在明清时期的评点。而孔祥丽、李金秋未对叶绍泰的评点总述，同时在论述的过程中侧重对明清两代评点规律的总结，缺乏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说明对叶绍泰的评点不够重视。李婧的《明清〈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述评》(2014)在列举名家评点时，指出了叶绍泰是评点《文心雕龙》的大家；认为明人对《文心雕龙》文体论的批点，唯杨慎、曹学佺、陈仁锡等人的点评尚具一定的价值[4]。也就是说，李婧缺乏具体分析叶绍泰是如何对文体论进行研究，此处可待补充与深入探析。杨倩的《明人〈文心雕龙〉评点研究》(2014)运用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研究方法，注重接受者的考察，将明人对《文心雕龙》的接受方式分为直接接受和间接接受，分析《文心雕龙》对明代“纯文学”的影响，仅在开篇提出点评者叶绍泰为当时的评点大家，在阐述评点的方式时，只关注了杨慎的五色圈[5]，而未指出叶绍泰采用的不同于钟惺、曹学佺等人的篇末点评方式。
从专著方面看，《文心雕龙》研究者专注介绍叶绍泰辑录了《文心雕龙》以及用寥寥几句论述叶绍泰对叶绍泰进行了评点。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1989)在列举《文心雕龙》版本时，简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收《文心雕龙》一卷，明叶绍泰纂，崇祯十五年刊，而无其他分析。黄霖先生的《文心雕龙汇评》(2005)总结了杨慎、陈仁锡、曹学佺、叶绍泰、纪昀等人的评点，其辑所据的版本包括了黄澍、叶绍泰汉魏别解本《文心雕龙》、叶绍泰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刘子文心雕龙》，对叶绍泰的评点进行了完整的收集，同时，黄霖认为叶绍泰“在肯定与生发刘勰的文学观点时，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论通变‘惟其人，不惟其时’，以及论文章之‘势’时，都不泛泛而谈。”但是名家之作，如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1958)仅辑杨慎、曹学佺、黄叔琳与纪昀四家评语，没有对叶绍泰评点进行关注。张文勋的《文心雕龙研究史》(2001)、张少康、汪春泓、陈允峰、陶礼天合著的《文心雕龙研究史》(2001)都未涉及叶绍泰评点。杨倩的《明代〈文心雕龙〉接受研究》(2016)用人际传播和商业传播对《文心雕龙》的传播路径进行了分析，对《文心雕龙》在明代接受中的一般特点和各阶段的特殊接受特征进行总结，列举了叶绍泰评论篇目，而对叶绍泰评点的引用仅4处，一处是在探讨明人对《文心雕龙》“术”的追求时，认为叶绍泰对《体性》篇的评点突出了明人对技法的重视；一处是在讨论意象的形成时，指出叶绍泰的“文无神思，虽才富繁，仅同书肆。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政其思力高妙也”指出了构思对于创作者的重要意义；一处是在阐述意向的表达时，主张叶绍泰对《事类》的评点体现了明人对才学论的接受上侧重于“学”；最后是在探讨明人对宗经思想的关注时，引用了叶绍泰对《乐府》的评点[6]。也就是说，从叶绍泰的评点中能够看出明代知识分子的文章书写、评论的侧重点，然而叶绍泰评点所具有的时代性未能突出。
从最开始在专著中提及叶绍泰评点过《文心雕龙》到总述明代《文心雕龙》的评点以叶绍泰评点的句子作为论证，由此可见，学术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也就是对叶绍泰的评点逐渐重视。然而未能有单独的学者书写文章对叶绍泰关于《文心雕龙》的评点进行研究和探析。
3. 叶评原则
3.1. 惟宗于经
“文之枢纽”是刘勰建构“体大精思”的《文心雕龙》体系的关键，也是读者理解《文心雕龙》思想的重要部分，涉及《文心雕龙》本质问题，也就是“文”的本质是什么，“文心”是什么，如何能够写出一篇好的文章。刘勰对这些问题在《原道》《序志》等篇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7]，形成一个鲜明的态度：“宗经”。叶绍泰先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后刊“增订”本，另增《辩骚》；评点了《宗经》《正纬》《辩骚》三篇。其点评总体而言，十分推崇刘勰的“宗经”思想。
叶绍泰评点《宗经》篇认为“学不明经，终为臆说。刘子精研《五经》，既撮其要，又勾其玄，所以能成一家之书者，有所本也。[2]”撮其要，勾其玄，出自于韩愈的《进学解》，韩愈介绍了自己读书方法，即“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勾其玄。”在《宗经》篇中，刘勰对《五经》进行了总结，“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书》实纪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等等，也就是刘勰对《五经》的探讨抓住了文本的核心要点，总结典型特点。而与叶绍泰同时代的大家的评点，亦未脱离“宗经”的阐释框架，如钟惺所说“五经肯䋜，俱为道出”[2]陈仁锡眉批“汉唐以来文章，诸体俱括之《五经》。读者作先河后海观可也”。更甚者，清代的李安名旁曰“文章流别，统于《五经》”[2]，由此可见，“宗经”思想影响深远。
在增评中，叶绍泰对“宗经”的推崇未变，提出五经是各种言论、文章的始祖，后代的人书写各种文体，即便是那些声名远播、流传至今的文章，但是都没有跳脱五经之外，同时传统一直被继承下来，不好的地方也被发展了，有的艳丽，有的浮夸，离经书越来越遥远了，想要回到淳懿，就是根据经书来制定体制。用矿山来炼铜，煮海水来制盐，只能推崇宗经。在本篇的评点中，叶绍泰化用了《宗经》篇的句子，原句为“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化为“仰山铸铜，煮海为盐”[2]。叶绍泰的评点指出了刘勰之所以能够写成这本被后人赞誉的原因，即有所本——宗经。叶绍泰注意到了“后世杂体繁兴”“去经益遥”，即五经之后的文章在不断地发展，已经离《五经》很遥远了。然而刘勰“宗”的“经”，是按照魏晋南北朝人政治上的需要而重新解说的典籍[7]。也就是叶绍泰标举的“经”，不属于先秦的《五经》，是带有魏晋南北朝时代色彩的《五经》，或是带有明代时代风格特征的《五经》。
在《正纬》篇，叶绍泰评点“纬书纪前圣则甚显浅，撰后事则甚诡诞，是知为畸士所造，附托古人”[2]，提出“乱《六经》之旨，火之可也”一方面直接说明了纬书扰乱了《六经》，不应该存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六经》的内容、主旨等“话语”不可撼动；“火之可也”有失偏颇，没能注意到刘勰提出的纬书的作用就是“无益于经典而有助于文章”。而对纬书的态度，钟惺、曹学佺都赞同刘勰的语言。《辩骚》篇中叶绍泰的评点观点与刘勰肯定楚辞的历史地位的论述差别不大，都认为楚辞成就巨大，后人难以企及。对《正纬》和《辩骚》两篇，曹学佺、钟惺等人的评点亦未脱离刘勰的观点，曹学佺在刘勰用四重证据来证明纬书之伪后，指出“贬驳极当”。
“刘勰宗经且不废文的主张，契合了明代复古思潮，也满足了明人的具体要求。[8]”明代宋濂在其著作指出“文学之事，自古及今，以之自任者众矣，然当以圣人之文为宗”，同时认为刘勰对《五经》的论述“有未尽焉”；杨慎认为五经是后世诗文的源头，提出“文必宗经”的说法[9]。由此可见，明代学者在分析各类文体时会将其追溯到五经，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宗经”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明三个朝代的复古都与宗经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从教化的积极方面看待“宗经”思想，宗经思想在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时期，如先秦时期，具备相应的思想价值。同时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批判。当社会步入重大转型期，如明代后期，社会结构呈现近代化转型的趋势，思想领域正经历深刻变革，继续固守传统《五经》的理论框架、将文章学归为儒家经典，则会产生对思想发展的阻滞作用。
3.2. 据史而谈
在文体论这部分，叶绍泰点评了三十篇。叶绍泰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结合时代的角度进行探讨。叶绍泰从刘勰和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作为评点角度，赞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
刘勰的《明诗》篇不仅讲了诗的定义，还论述了各个朝代的诗及对其进行评价，在结论里也讲到诗体的风格。叶绍泰则与之呼应，认为“自三百篇而下，能诗者数百家，变体易韵，浸以浮滥。彦和力维风雅，取诗家而差等之，合于持训之义矣。[2]”由此观之，叶绍泰认为刘勰极力推崇诗歌的风雅精神，也与他儒家正统思想密切相关。“变体易韵，浸以浮滥”一句则点出了叶绍泰没有看出诗歌的发展。诗歌发展至明代已经经历了两大高峰时期，即唐朝和宋朝，不仅思想风格多变，而且题材形式也在不断更迭，甚至出现了词这种文学样式，而叶绍泰的评点则仅仅停留于刘勰之时的评价，未能更进一步阐述观点。然而在其增评之中，对《明诗》篇进行了合理的评点，即“是时七言未广，沈宋近体未兴，故仅以四言、五言、三六杂言，铺观列代，篇制既殊，体格亦异”[2]，这句话点出了刘勰《原诗》篇的小瑕疵，未看到七言，对七言诗的认识不够。这个评点与周振甫的观点不谋而合，周振甫先生也指出了刘勰对四言诗和五言诗的认识不如钟嵘，在四言五言以外的形式，没有提到七言。
增评中，叶绍泰还提到“总以自然为宗，与夫子删诗之旨合”[2]，可以看出叶绍泰对诗的看法是以自然为主。《明诗》篇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主张诗歌要有真情实感、自然，这与叶绍泰在创作论中的主张一致。在此，叶绍泰提出“钟嵘《诗品》《沧浪诗话》，其亦效此作与？[2]”这个评点点出了叶绍泰具有文学比较思维，从影响研究来把握文论之间的传承关系。然而只给出了一个问句，未进行具体的论证与探究，大抵符合中国文论的印象式批评。
《乐府》篇，叶绍泰总评“乐府之诗，歌功咏，三代以来，多取之民间；至后世则文士润色以成，一代之乐，求其志感丝篁，气变金石，不可得矣。然能调器正文，则庶有裨于郊庙之章耳。[2]”其他篇章类似进行评点，也就是说，叶绍泰从文本和印象出发，将刘勰的主张进行凝练浓缩，简要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叶绍泰进行了增评，评价的角度则是扩大范围，对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事件进行总结提炼，除了《明诗》篇，《乐府》《诠赋》《史传》均有增评。阐释者随着自身经验、学识的积累，对文本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蔡宗齐指出，刘勰在探讨文体时有纵向勾勒出上自远古的圣人下至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种种文体的沿革[10]。这种意识在叶评中也有体现。叶评《乐府》：“唐世述作，犹有风雅之遗。一变而宋词，在变而元曲，古乐府尽亡矣。”[2]这句话指出了文体的流变，为词和元曲体制的确立提供了一个依据，点出了词的出现与乐府诗紧密相关，或者说词和乐府诗有很多共性。“国朝文冶之盛，凡山水之音，明堂之响，前辈如献吉、仲默、元美、于鳞诸公，谱律谐声，垂数十年犹不敢轻议乐府。今才知搦管，便依题摹仿，灾梨崇纸，比比皆然，是果能被管弦否耶？古道沦亡，予与博雅君子，有厚望焉。[2]”叶评点出了明人不作乐府的原因，即认为这是“无用”的，明代前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却不写乐府诗，只是因为依题摹仿，流于大众而已。然则，在今人眼中，明人学习盛唐诗，也是一种摹仿，留下的有价值的、被人反复品读的明代诗歌，少之又少。
在《诠赋》篇的评点中，梅庆生、曹学佺等人仅仅从文本的字句进行评点，“招字句亦佳”“陆贾有《感春赋》”[2]，未能将赋放在文学史发展流脉上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叶评《诠赋》站在与刘勰不一样的角度进行论说，从关注评点文本转向结合明代的社会现象进行评点。叶绍泰认为古人虽然博雅，镕裁文章简单，但编辑很难，《二京》《两都》等鸿文是不能快速写出的，随即评说“今者类书丛集，恣人蒐猎。而赋家日就贫俭。[2]”一方面，明代汇评和集评本的发展迅猛，类书逐渐增多，能够轻易获取同类资料或者其他相关资料，学识的积累、融合资料就变得相对容易了。另一方面由于赋这种文体需要灵感和才华，或者耗费很长时间修改，写赋的人逐渐减少。
在面对文体与时代的关系，叶绍泰在《通变》篇提出“通变惟其人，不惟其时也。[2]”叶绍泰注意到作者在文学流变中的作用。在面对主流观点，比如明代前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叶绍泰认为提出此主张，是因为开国之初，阶级统治者的偏好，才导致文人志士争相模仿，成为一种风气。“至若豪杰之士，能主张世运，挽回风气，如唐文竞趋靡丽，而韩愈力为芟除，八代之衰，一朝而起[2]”也就是说，以唐朝的文风为例，当时的文章都往靡丽方向发展，但是韩愈极力不赞成这种绮丽，提出“文以载道”的思想，赋予文章社会功能，改变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这也暗含了叶绍泰希望能够对明代文风进行革新，在变化和革新中，不断发展文体。
总之，叶绍泰在评点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对刘勰所写内容进行总结，但是也在评点中从历史角度出发，探讨文学演变的过程，以及刻画了时人的态度，并给予殷切希望。
3.3. 情辞统一
《神思》到《程器》的二十四篇为“剖情析采”，论述情、物、言之间的关系。叶绍泰在评点时未曾全部赞同刘勰的观点，而是展现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首先，在文学创作与个人积累方面，杨慎认为学识在文学创作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在《神思》篇“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下面加上红圈，《事类》篇关于积学的内容也进行了红色圈点。杨慎虽然没有进行批注，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态度，即注重学识的积累。然而叶绍泰在评点中则阐述了不同的看法，《神思》篇批点“文无神思，虽才富繁辞，仅同书肆。[2]”《事类》篇直接指出“博学之家，谬误者少，夸诞者多。[2]”《诠赋》篇亦提出“赋必须才，非徒储学。[2]”即使刘勰在《神思》篇强调“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提出了广博学识的重要性。相比于从博学中堆砌辞藻华丽的句子，叶绍泰更注重写作时的灵感和构思，即想象活动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政其思力高妙也。[2]”
其次，在情与言、情与文之间的探究，叶绍泰倾向于性情不是决定文章的唯一标准。《体性》篇中，刘勰认为作家的性情决定了作品的风格，李安民赞同刘勰的观点，旁注“读其文，如见其人”[2]。然而，叶绍泰却提出不一样的看法，认为“为文虽本性情，然亦有不尽然者。学习移人，表里非一，安能言隐以至显乎？[2]”这无疑打破了“文如其人”的偏见。此外，叶绍泰极力推崇刘勰的“情采”论。《情采》篇总评：“为情造文，为文造情。凡诗人篇什，辞人赋颂，与夫诸子之徒，莫不以情文为先后。然情经文纬，若能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使华实并茂，则风雅之兴，即在今日。立文者可无意乎？”[2]叶绍泰要求文章要做到“华实并茂”，才能“风雅之兴，即在今日”。这与《明诗》篇的评点别无二致，“彦和力维风雅，取诗家而差等之，合于持训之义矣”[2]点明了他对风雅的态度。
除此之外，叶绍泰的评点从文本本身出发转为对作者的研究和评价，可以说是进入到如今的文学批评的范畴。这些评论不局限于篇章、字句等内容和形式，而是从作者的才华、生平经历方面进行赞扬。叶绍泰在评点《颂赞》篇指出“彦和明大体，究细条，可为褒德显容之式”[2]，对《时序》篇评点“即彦和职不过通事，自号云门，其才不胜收也”[2]，《知音》篇“彦和有如此才，惟沈休文以为奇绝，未闻梁帝宠而异之也”[2]以刘勰本人的生活际遇来说明知音难遇。
4. 借杯浇臆：主观性阐发
明代商业空前发展，造纸术技术成熟，文人之间的交流增多。在李贽、汤显祖等人的影响下，“性灵说”“主请说”等理论随即兴起，成为一时风尚，评点这种带有浓郁的主观性的形式进入了“全面繁荣和空前发展”的阶段，评点队伍的空前壮大、汇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评点合刻本的纷纷问世，成为三大标志[11]。钟惺、谭元春评点《诗归》，金圣叹在评点过程中认为读者和评论者有绝对的权威，文本的意义就应该靠读者和评论者来决定，这种看法已经进入读者批评的范畴。而叶绍泰的评点不仅涉及对刘勰本人的评价，而且用《文心雕龙》中的标准、条例来阐述明代文学现象的特点。
叶绍泰对《文心雕龙》的评点则更多的是注重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和体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解读特征，同时注重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性考察。即使相比于杨慎、曹学佺等具有典范意义的评点大家，叶绍泰的评点不为时人所关注。将叶绍泰的评点置于明代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不仅体现了晚明文学批评的典型，更为《文心雕龙》接受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明代没有较强的科学体系意识，所以叶绍泰认为纬书“乱《六经》之旨，火之可矣”，也就是从其不好的地方出发进行批评，未看到刘勰认同将神话传说当做素材，用作辞藻，写入文中。在对刘勰经典观这个问题的探讨中，同样是《正纬》篇目，周振甫指出“刘勰认为纬书是后人编造的，不能配经”[12]，但是指出了刘勰认为传说有助文章的看法是正确的。同一问题，同一篇目，而孙康宜则认为刘勰并不把儒家经典与文学对立，为了强调文学艺术的作用，将纬书页经典化了，“这些纬书通常被认为是一些史前神话人物的作品”“刘勰引导读者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评价纬书的地位，而不是停留在‘真伪’这个古老的问题上”[13]，在这里可以看出刘勰对文本的文学性的认识是十分具有创新的。由此可见，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心雕龙》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对《文心雕龙》的认识才能够不断进行深化和拓展。
刘勰对魏晋时期的文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想要从理论上改正讹滥的文风。叶绍泰也在评点的过程中流露出自己想要改正当时不好的风气的想法。《比兴》篇，叶评“楚骚汉赋，所以推广诗人之体而诗义忘，至后世流于四六，极于章句，而比赋皆亡，又不独兴体也。使彦和在今日，其感叹当何如耶！[2]”这是从刘勰的心态出发，想要思考如何去改变明代的文风。而在《乐府》篇则直接说出“古道沦亡，予与博雅君子，有厚望焉。[2]”
中国的阐释学传统分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路径。相比较于杨慎、曹学佺等人评点的短小精悍，随意发挥，叶绍泰对《文心雕龙》的总评不关注校勘、字句，而是从中提炼观点，融入主观理解，作出创造性的理解。《文心雕龙》一经问世就不断得到高度评价，这些评价在当今仍未受到质疑，对其研究也高居不下。《文心雕龙》的研究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积累，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一门“龙学”，不断走向世界，叶绍泰为其传播提供了一份力量。在宗经意识下，他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加入个人的审美经验，结合明代的文学情况进行分析和反思，形成“注我”与“注经”的双重阐释向度，这无疑透露出对《文心雕龙》的高度赞扬和推崇。叶绍泰的评点是《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一部分，构成了明代的学术思潮，映射出中国评点文学内在的阐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