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一部著名小说，它描绘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种种不公与压迫。虽然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经济现象却值得研究。通过对《包法利夫人》悲剧经济根源的深入分析，不仅能从经济角度增进对福楼拜这部经典作品的理解，也意在探索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和批判其所处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以及这些现实如何塑造个体的命运。
2. 19世纪的法国经济背景
19世纪中叶的法国经济环境，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法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分化。小说中的贵族阶层如子爵，雍容华贵又风度翩翩，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也成了爱玛浪漫爱情幻想的一个基点。而相比之下，普通人民的生活则显得平庸无趣。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冲突，也刺激了爱玛对于上层社会的向往[1]。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差异。巴黎作为时尚之都，艺术之都，处处充满着繁华的气息，被视为“万城之城”“欢悦的天堂”“理想的邦国”。巴黎的舞会、戏院、赛马、时装等等，都是爱玛迷恋的东西，“她想去巴黎，她也很想死。[2]”对巴黎的憧憬贯穿了整部小说，这座城市给予了爱玛无限的想象。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资本积累和再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而为了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法国金融体系逐步成熟，银行和信贷机构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和投资的增加，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勒乐就是个典型的逐利的“放贷者”，这也成了小说中造成爱玛悲剧的客观来源之一。
19世纪的法国经济环境，不仅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也为《包法利夫人》提供了丰富的背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金融业发展的了解，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小说中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物命运的根源。
3. 爱玛的消费观与背后成因
3.1. 消费观
在《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展现了一种典型的贵族社会的消费观念。作为一个出生在19世纪法国的中产阶级女性，爱玛对于奢华、社交和物质享受却有着相当程度的追求，她的消费观是与节俭背道而驰的。她追求奢华和富丽堂皇的元素，喜欢购买昂贵的服装、家具。对于家中的摆设，“有时在蜡烛托盘上放一张新花样的剪纸，有时给她的袍子换一道镶边”“她在壁炉上摆了两个碧琉璃大花瓶，不久之后，又摆上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个镀银的顶针。”她还热衷购买“鸵鸟羽毛”“中国瓷器”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因为这些是贵族身份构建的重要一环[2]。
对于服饰，从查理初次见到爱玛时她穿的“镶了三道花边的美里奴蓝袍”，到伯爵舞会上“一件淡郁金香袍，上面点缀三簇有绿叶相衬的小玫瑰花”，再到情人走后的“克什米尔蓝呢袍”“挑一条顶好的围巾，当腰扎在室内的便袍上”，与经济水平脱节的时尚品位使爱玛的消费越来越疯狂，冲破了理性的束缚，在华美服饰建构的幻觉中，她仿佛不再是庸医的妻子，而是贵族的一员。她还通过奢侈的生活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一个月花十四法郎买柠檬，洗指甲。”可见，在日常生活开销上，爱玛的消费观是不符合她的伦理身份的。
包法利夫人对浪漫爱情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的消费观。在小说中，她给罗道尔夫购买“一条漂亮的银头镀金马鞭”，给莱昂购买昂贵的礼物，提供金钱支持，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家庭和地位。包法利夫人希望通过这段浪漫的爱情来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为自己的消费观增添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色彩[3]。
3.2. 消费观成因
爱玛这种奢侈、远超自己实际能力的消费观的背后成因也值得探究。在小说中，爱玛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向往最初体现在她对于伯爵舞会的迷恋上。这次舞会是她首次亲身体验到贵族阶层的生活方式，那里的华丽装饰、优雅礼仪以及自由的交谈方式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舞会结束后，她去购买了巴黎地图，“用手指在纸上画着路线，游览京城”“她看累了，闭上眼睛，但在黑暗中也能看见煤气灯光随风摇曳，听见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咔嗒一声放下脚踏板。”这次经历激发了她对于更高社会地位和更加奢侈生活的无尽渴望。她开始不满足于自己与查理的生活，认为自己注定不应该沉浸在乏味的日常之中，她一心想要融入巴黎的社交圈。
爱玛奢侈且远超自身经济能力的消费观深植于其复杂的心理结构和社会境遇的交织之中，是多重深层心理动因与社会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她的童年经历与“浪漫物化”的心理基础，爱玛成长于相对富裕的农家(鲁奥老爹)，其父虽为农民，却有着强烈的“贵族情结”，生活讲究排场。这种家庭环境一方面提供了超出其阶层平均水平的物质条件，使她习惯了某种程度的舒适与“体面”，另一方面，父亲的纵容和对物质享受的看重，可能在不经意间塑造了爱玛将物质满足与情感价值、个人价值错误联结的心理模式。心理学家可能将此视为一种情感需求的物质化替代或补偿机制。当她成年后在婚姻中感到情感匮乏时，这种模式被激活，购物行为成为她试图填补内心空虚、寻求即时快感与自我肯定的重要途径。而修道院的贵族式教育不仅灌输了她优雅的仪态和对艺术形式的欣赏，更关键的是，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通过宗教故事(圣徒传记)和世俗浪漫文学(骑士传奇、爱情小说)，为爱玛构建了一个高度理想化、脱离现实的幻想世界。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社会化过程中的“超我”塑造偏差。她的“超我”，即道德与理想自我，并非基于其真实的社会阶层和可能的生活轨迹，而是被塑造成一个充满激情、戏剧性、感官享受的贵族式浪漫女主角形象。这使得她对现实(尤其是婚后平淡的乡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失调和不满足感，消费成为她努力弥合内心理想自我与平庸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最具象化的手段——购买精美的物品，仿佛就能短暂地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自己。
社会地位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也对她造成很大影响，爱玛生活在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剧烈转型期，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旧贵族的光环犹存，而像她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乡村医生妻子)则处于一种尴尬的“夹心层”。伯爵舞会让她亲眼目睹了真正的奢华、优雅和自由，这在她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与子爵等贵族的短暂接触，让她深刻体验到自身处境的卑微。这种强烈的对比产生了持续性的社会地位焦虑。她敏锐地感知到自身社会位置的“低下”和不稳定，渴望向上流动，却缺乏有效的社会资本和经济基础。消费，特别是模仿贵族阶层的炫耀性消费，成为她缓解这种焦虑、试图建构身份认同的最直接方式。购买鸵鸟羽毛、中国瓷器、昂贵的衣料，不仅是为了美，更是为了符号价值——通过这些物品向他人也向自己“证明”她“属于”或至少“接近”那个更高阶层的世界。而“包法利夫人”这个称谓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她内心极度抗拒的社会身份——“庸医”的妻子。面对令人窒息的身份标签和乏味的婚姻生活，爱玛体验到强烈的无价值感、无助感和被孤立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她发展出强烈的对爱、对钦佩、对权力、对自我扩张的神经症需求(霍妮)。消费行为正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复合体：购买奢侈品(自我扩张、权力感)、打扮美丽吸引情人(对爱、钦佩)、模仿上流社会(对认可)。每一次消费都是一次对“庸医妻子”身份的短暂逃离和对理想化“自我”的宣告。
爱玛的消费观并不是简单的“爱慕虚荣”或“受小说毒害”，而是其个体心理创伤、深层社会焦虑以及时代赋予的符号系统复杂互动的产物。她的每一次挥霍，都是一次试图用物质符号缝合内心撕裂、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确认自我价值的绝望尝试。福楼拜通过爱玛的消费行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物欲、个人幻想与社会结构限制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毁灭性影响。爱玛的悲剧性消费，是其整个悲剧命运在经济行为层面的集中体现和催化剂。
4. 爱玛的经济行为分析
爱玛在经济行为上的不理性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反映了她对于浪漫生活的执着追求，也体现了她对现实经济状况的忽视。
4.1. 过度消费
爱玛对奢侈生活的向往体现在她对高档商品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上。她购买昂贵的衣物、家具和饰品，参加高档社交活动，试图通过这些外在的物质来满足自己对上层社会生活的向往。她为了参加舞会，不惜花费大量金钱购置服装和配饰，希望能够在舞会上出尽风头，她购买昂贵的窗帘、地毯，就是为了打造自己也属于贵族阶层的“幻境”，物质堆砌“巴黎”的美梦。这种过度消费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她作为一个乡村医生妻子的经济能力范围。
4.2. 借贷
借贷是小说中爱玛最主要的经济行为，展现了她的消费观、金钱观和个人态度。随着消费的逐步“疯狂”，爱玛开始借贷以维持她的奢侈生活，和她在社交圈中的形象，以确保她能够与巴黎的贵族太太们保持一致。她与当地商人勒乐进行交易，不断地借贷金钱，购买她所渴望的商品。而勒乐从不要求直接支付费用，他带来的时尚讯息轻易地吸引爱玛无节制的消费，小说中描述了她被勒乐利用，签下了高利贷合同，而她对于这些合同的条款却几乎一无所知。她的债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累积，最终变得难以偿还。她并没有认真考虑借贷行为所带来的长期财务责任和偿还压力，相反，她只关注当前的消费欲望，追求即时的满足感。这种缺乏财务规划和未来考虑的态度导致了她日后陷入债务困境。
4.3. 对金钱的盲目追求
爱玛对金钱的追求并非出于对财富本身的欲望，而是看作实现她理想生活的手段，为了弥合“精神贵妇”和“庸医妻子”的巨大裂缝。然而，她在经济行为上的不理性和对金钱价值的误解，导致了她在金钱管理上的失败。她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和丈夫的收入是否能支持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意识到债务累积的后果。爱玛的不理性经济行为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结局。当她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时，她尝试通过各种手段筹集资金，包括试图说服情人帮助她、卖掉家里的物品，甚至考虑卖掉自己的身体，但所有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面对经济的绝望和道德的崩溃，爱玛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 经济压力与人际关系的恶化
爱玛与包法利先生、情人、债权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在《包法利夫人》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这些经济往来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现状和阶级差异，也深刻影响了人际关系的发展，加剧了爱玛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孤立。
5.1. 爱玛与包法利先生
包法利先生是一个简朴、勤勉的乡村医生，他的收入虽然稳定但有限。爱玛对奢侈生活的渴望与包法利先生的经济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爱玛的过度消费，家庭财务状况变得日益紧张，包法利先生为了满足爱玛的需求，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工作，他对爱玛的无限包容，甚至是纵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爱玛的悲剧[4]。
5.2. 爱玛与情人
爱玛曾先后与罗道尔夫和莱昂发生婚外情。这两段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基于爱玛对于浪漫激情和逃避现实的渴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因素成为了她与情人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她在与莱昂偷情时，几乎承包了莱昂的吃食和服饰，但当爱玛的经济困境加深时，她试图向她的情人们求助，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但都未能得到有效帮助。这种经济往来的失败不仅没有解决她的经济问题，暴露了她与情人之间关系的脆弱性，以及对浪漫爱情的幻想。
5.3. 爱玛与债权人
勒乐是爱玛主要的债权人之一，他通过高利贷和欺诈手段不断地从爱玛那里获取利益。随着债务的不断累积，勒乐对爱玛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他明知爱玛无力偿还，却还是一步一步诱导爱玛继续消费，其逐利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爱玛的经济行为和债务累积使她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中。她对贵族生活的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以及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让她感到极度的焦虑和绝望。随着债务的不断增加，爱玛的社会形象和地位也急剧下降[5]。不道德的婚外情的曝光，使她受到了周围人的指责和排斥，包括她的丈夫、情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这种社会层面的孤立也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精神危机，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
6. 经济根源与悲剧必然性
爱玛的悲剧结局并非偶然的个人失足，而是其个人心理特质与经济行为在19世纪中叶法国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下必然演化的结果。深刻理解这一必然性，需要将爱玛的个人困境置于宏观的历史经济进程与理论框架中审视。
6.1. 转型期的结构性压迫：数据与阶层理论的视角
19世纪中叶(特别是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正处于急速工业化阶段。数据显示，铁路里程从1850年的约3000公里猛增至1870年的近17,500公里，极大地加速了商品流通和市场整合，但也加剧了城乡差距。巴黎作为绝对的中心，其人口从1846年的约100万增长到1866年的近180万，集中了全国的财富、时尚和文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背景地诺曼底乡村地区(如永镇)则相对停滞。这种差距不仅是地理的，更是经济机会与社会流动性的鸿沟。爱玛对巴黎的痴迷(“她想去巴黎，也很想死”)正是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在她个体意识中的投射。
19世纪的法国，尽管存在工业化带来的变动，但社会阶层结构(特别是上层)仍显示出相当的稳固性。贵族(如子爵)和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凭借世袭或积累的雄厚资本，牢牢占据社会顶层。像查理·包法利这样通过专业教育(医生)跻身乡村小资产阶级的个体，其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极其有限且上升空间渺茫。布迪厄指出，阶层的跨越需要多种资本的成功转换与积累，而这对于爱玛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她拥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却严重缺乏与之匹配的经济资本和关键的社会资本。她试图通过消费提升阶层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符号游戏，反而暴露并加深了她的阶层困境。
这一时期也是法国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的阶段。信贷开始普及，但监管极不完善。史料显示，高利贷活动(usury)在乡村和小城镇普遍存在，法律对此的约束力有限。勒乐(Lheureux)这个角色并非孤立的恶棍，而是这种金融环境催生的典型逐利者。他精准地利用了爱玛的欲望和小资产阶级脆弱的财务基础，通过赊账购物、债务滚雪球(小说中爱玛债务最终高达8000法郎，远超查理年收入数倍)等方式进行剥削。1857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对法国造成冲击，加剧了中小商贩和负债者的困境，这种宏观经济的波动性进一步压缩了爱玛偿债和翻身的可能性。
6.2. 消费主义的兴起与异化
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其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理论，完美地解释了爱玛的行为动机。在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相对丰裕背景下，商品的价值日益超出其使用价值，其符号价值(代表身份、地位、品味)成为消费的核心驱动力。爱玛对“鸵鸟羽毛”、“中国瓷器”、“碧琉璃花瓶”、“克什米尔蓝呢袍”的追逐，绝非出于实用，而是为了展示(conspicuous display)——向他人也向自己证明她“与众不同”，试图通过这些昂贵的、具有强烈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来模仿她所向往的贵族生活方式，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阶层归属感。凡勃伦认为，这种消费是“金钱竞赛”的核心，爱玛正是这场她注定失败的竞赛中的盲目参与者[6]。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符号消费(Symbolic Consumption)和拟像(Simulacra)理论提供了更深层的批判。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更多是商品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和生活方式的神话(如“巴黎 = 浪漫/奢华”) [7]。爱玛对巴黎地图的凝视、对“煤气灯光”和“马车”的幻想，正是消费主义制造的拟像对她意识的殖民。她购买的物品(如围巾、马鞭)成为她构建“理想自我”(浪漫情人、贵妇)的符号材料。然而，鲍德里亚指出，这种通过消费构建的身份是异化的(alienated)。爱玛越沉迷于符号消费，就越疏离于她的真实处境(乡村医生妻子的经济能力和身份)，也越深地陷入符号系统的奴役——她需要不断购买新的符号来维持这个脆弱的身份幻象，最终被勒乐代表的符号系统的经济规则(债务)彻底压垮。消费本应是满足需求的工具，却异化成了目的本身和毁灭她的力量。
6.3. 个人因素在结构中的催化作用
爱玛的个人特质——被浪漫主义文学塑造的不切实际幻想、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不满足感、以及财务观念的幼稚与冲动(缺乏对收入、债务、未来的基本规划和风险评估)——在上述宏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再仅仅是性格缺陷，而成为了悲剧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她的欲望结构被消费主义和浪漫神话精准塑造并无限放大，她所处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与她被刺激起来的贵族化消费需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阶层固化)堵死了她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欲望或解决危机的出路(无论是社会地位的提升还是经济上的翻身)。
因此，爱玛的悲剧绝非偶然。它是19世纪中叶法国特定历史阶段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在社会阶层理论(布迪厄)的框架下，她身处无法跨越的夹缝阶层；在消费主义理论(凡勃伦、鲍德里亚)的透视下，她的消费行为是符号异化的典型，是炫耀性竞赛的牺牲品。她的个人心理特质和财务行为，在遭遇并嵌入这些强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逻辑后，其发展轨迹便被锁定。每一次试图通过消费逃离现实或确认价值的尝试，都只是在加速滑向那个由结构压迫、符号异化、金融剥削共同编织的、无可逃脱的终点。福楼拜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通过爱玛这个个体，精准地解剖了其所处时代的“病理”，揭示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和消费文化萌芽阶段，个体如何在结构性力量与自身欲望的夹击下走向毁灭。爱玛·包法利的命运，是那个时代赋予特定阶层和性别的一个冷酷的必然。
7. 结语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经济根源在于她的消费观与经济能力严重不符，以及对金钱的消费观念、财务规划和未来后果的轻视，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爱玛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个人选择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福楼拜通过爱玛的故事，揭示了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经济矛盾和个人追求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对当时社会的物质主义和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8]。爱玛的经历是一个关于梦想与现实、欲望与能力之间冲突的警示，提醒人们在追求理想生活时，必须保持对现实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