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风俗小说家伊迪丝·华顿将其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的叙事背景设定于19世纪70年代的纽约社会。此时正值美国社会历史转型的关键节点，政治矛盾、文化危机及贫富差距的加剧共同营造了一股弥漫全国的焦虑氛围。该小说聚焦于年轻律师纽兰·阿切尔与两位女性人物——梅·韦兰及艾伦·奥兰斯卡之间盘根错节的情感纠葛。借助精微细致的心理刻画，华顿不仅生动再现了19世纪末期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风貌及其深植的社会道德规范，还进一步剖析了女性个体在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道路上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障碍与内心冲突。
随着现代社会的持续演进，时空分离现象冲破了传统地域性和血缘性交流模式的限制，从而促使身份认同构建超越了原有文化边界。在此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信任机制逐渐退位于普遍存在的怀疑和不信任，进而引发本能上的畏惧和焦虑“直抵我们那种活在世上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1]: p. 6)。因而，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个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流动性趋势，并伴随着显著的焦虑情绪。
关于流动性，尽管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理论框架中并未明确使用这一术语，但他对现代性进程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吉登斯强调，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时间和空间深刻重组的动态过程，而在晚期或高度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成为显著特征，这意味着社会关系不再严格受制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是能够通过各种媒介和网络技术跨越物理空间的界限。流动性虽被视为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之一，但传统现代性论述时常以男性流动性体验作为叙述的核心焦点，继而“忽略了女性与流动性、现代性的关系”([2]: p. 93)。文化批评家丽塔·菲尔斯基在其著作《现代性的性别》中提出，若在现代性研究中不再以男性经验为默认范式，而是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体验置于分析的核心位置，则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图景或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3]: p. 10)。
此外，“漫游者”概念直至19世纪末才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得到详细阐述。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表示，对于漫游者来说，生活在变动的万物之中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并进一步将现代性界定为“过渡、短暂、偶然”，而这些特质恰恰构成了漫游者精神内核的关键要素([4]: p. 19)。进入20世纪上半叶，本雅明继承发展了波德莱尔关于“漫游者”的思考，并在《拱廊街计划》中扩展了“漫游者”一词的文化内涵，认为该形象是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产生的人物。然而，本雅明的“漫游者”概念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所塑造的男性漫游者居伊的形象，反映了当时女性在公共空间中所遭遇的诸多限制与束缚。艺术社会学家珍妮特·伍尔芙也在其著作《看不见的漫游女子：女性与现代性文学》中提出，基于19世纪的性别角色划分，女性漫游者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难以形成的([5]: p. 41)。这一论述进一步印证了漫游者概念的性别偏向性，即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漫游行为仍被视为日常之下。但法国作家劳伦·埃尔金在《漫游女子》一书中对伍尔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漫游女子是“坚定又机敏的独立个体，敏锐地应和着城市的创造潜力，以及一次美妙漫游示范出来的可能性”([6]: p. 25)。埃尔金的论述拒绝了男性漫游者作家主导的具象的准则规范，从而肯定了女性在城市空间中的独特体验和表达方式。
总之，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象征，女性漫游者不仅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女性的都市体验与城市发展的复杂关系，也在探讨现代性、现代城市及现代知识分子等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旨在运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结合漫游者的相关概念，深入探讨《纯真年代》中女性漫游者梅与艾伦所展现的身份认同焦虑，从而进一步为现代性背景下性别角色的变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2. 梅：前现代空间的守护者
小说叙事背景设定于美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流社会尤为重视自身社会地位的维护，因而对诸如从商从政、新纽约人文化等不高雅事物和行为持规避态度。这群被称为老纽约人的群体，对现代生活的诸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排斥心理，尤其反感现代生活中那些过渡性、短暂性及频繁变化的元素。换言之，他们是现代性的坚决批判者与深刻反思者，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向映照与有力挑战。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女主人公梅作为老纽约社会的成员，其角色可以被视为前现代空间的守护者，而前现代空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互动的空间属性均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7]: p. 16)。换句话说，老纽约人的社会关系和互动主要植根于熟人间的高度信任，这就导致上流社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孤立且封闭的小型社群。他们积极捍卫一个由老纽约内部人构成的纽约形象，即使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他们主观构建的产物。他们唯恐与他者的联系会削弱其独特性与自主性，进而导致自身沦为被淹没的群体。这种排他性的立场强化了老纽约人自我群体的边界和内部凝聚力，从而应对潜在的社会变迁和身份危机。在这种抽象社会体系中，所谓的专业知识便是老纽约人所共同信奉的纯真价值观。然而，他们对这套价值观讳莫如深，以至于以波福特为代表的外部人员因无法洞悉这些专门术语而被阻隔于上流社会之外。
例如，老纽约人对杰克逊先生在处理家族事务上权威地位的认可，可以与莱弗茨在得体行为规范方面的专业见解相媲美。具体而言，纽约人将前往歌剧院迟到早退视为一种社交规范。同时在社交场所，女士按照礼节需“静候愿与她交谈的男士依次来到她身边”([8]: p. 86)。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中表示，专家系统是“由技术成就或专业的专家知识所组成的体系”，而回归到小说文本，杰克逊、莱弗茨等人便是老纽约上层社会内部存在的一套由特定领域的权威人物组成的专家系统的一部分，这些人物因其在特定领域内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而被公认为权威([7]: p. 24)。通过这些权威人物的指导和示范，老纽约社会得以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坚守其纯真价值观，这样不仅有助于纽约上层社会保持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还确保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然而，正如涂尔干于1898年所断言，在现代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任何单一的传统都无法独揽大局，亦无特定的习俗性行为模式能独自构成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行动的基础。同时，吉登斯也表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正是“不为传统、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9]: p. 15)。根据文本叙述，纽约的城市人口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群体：一是以梅为代表的老纽约人，他们被统称为“Old-New Yorkers”，这一称谓强调了其在城市历史与文化中的常住民身份；二是以艾伦为代表的前纽约人，他们则可以称为“Ex-New Yorkers”，这反映出其曾在纽约居住但在某个时间点离开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转变；三是以博福特为代表的新纽约人，他们则可被冠以“New-New Yorkers”的称号，这则体现出他们是相对较新的移民或居民，还暗示了他们在多元城市文化中的独特位置。这种命名方式揭示了文化背景对不同群体身份构建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连字符之后的词汇，老纽约人自主地将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赋予于连字符前面的词汇。这三类名称不仅是对个人和群体身份的一种表达，也是对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一种反映，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理解城市居民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和维护自身的社会身份的窗口，以及这种身份构建如何影响他们对城市的感知和互动，进而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动态。
此外，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对纽约传统的社会层级和文化规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的纽约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态，其中上层由传统的精英阶层占据，而中下层则汇聚了包括画家、音乐家及自由撰稿人在内的新兴群体。这些新纽约人以其独特的文化和艺术追求，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也对既有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产生了冲击。正如霍顿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所处的焦虑之世实际上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潜藏于乐观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层恐惧[10]。以波福特为例，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他选择在第五大道定居，而该区域不仅是纽约市的商业和购物核心，而且更是社会层级与文化资本的关键符号。波福特的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新兴力量对传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也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动态变化。因此，波福特的入住不仅对老纽约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加剧了当时社会转型期的紧张局势。
作为都市空间的占领者，老纽约人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其在特定空间内的话语权威，进而把那些通过言行挑战所谓正义体系的个体边缘化。这些措施涵盖了婚姻规范、社交活动准则以及居住地选择等方面。老纽约人尤其通过联姻的方式将新兴资产阶级和其他可能威胁其地位的群体排除在外，从而修筑起一道坚实的阶级壁垒。与此同时，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社会，特别是在纽约的上层阶级中，女性面临着极其严格的社交与行为准则。彼时，女性往往被视为家庭的装饰品，她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以及在婚后作为理想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扮演上。社会期待她们举止优雅、言辞得体，从而避免任何可能引发争议或负面评价的行为。婚姻在此背景下不仅仅是个体的选择，更被视为家族地位和社会网络的拓展。因此，梅与纽兰的结合不仅是个人婚姻的选择，更是老纽约人在都市空间中维护自身地位和文化传统的策略。梅的婚姻象征着老纽约人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上的双重联合：纽兰凭借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巩固了自己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还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源与机遇；梅则通过联姻，进一步确认并强化了其作为老纽约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
就连阿切尔夫人也表示梅可以称之为“纽约最好的结婚对象”，而这段婚姻才是纽兰应该进入的“无可指摘的家庭生活的港湾”([8]: p. 39)。这种外在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梅构建独立且完整的自我认知能力的发展。然而，梅的内心深处或许怀揣着更为复杂的情感和愿望，这与外界对她单一维度的期望构成了深刻的矛盾。尽管她最终同意与纽兰结婚，但在宣布婚讯之时，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恍惚而凝重”，不仅揭示了她对婚姻这一理想化幻象的怀疑，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自己未来角色的深切焦虑([8]: p. 25)。
作为典型的前现代空间守护者，梅代表了老纽约上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即强调稳定、秩序和家庭。梅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期望高度一致，她严格遵守传统礼教，对任何可能威胁到既有社会秩序的新思想或新行为持保守态度。她的形象体现了19世纪末美国上层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理想化构想：纯洁、顺从、温婉，且对社会地位有着极高的敏感度。梅的性格特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固有认知，也揭示了老纽约人对于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即使这意味着拒绝接受现代性的某些积极方面。起初，纽兰就表示要培养梅的“社交手腕和才智”，从而使其在做到“练达圆通、殷勤周到”的同时，还不会“表现出任何软弱”([8]: p. 7)。
但是艾伦的出现冲破了纽约一成不变的旧习俗，纽兰开始意识到梅其实是“社会制度的可怕产物”，而他的婚姻完全是“以一方的无知与另一方的虚伪为纽带、基于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无聊联盟”([8]: p. 47)。纽兰对梅的评价也进一步揭示了梅性格的两面性：“如果她的简单意味着琐碎狭隘，他也许会恼火、会反抗；但她的性情虽然单调，却同她的面貌一般美好，于是她便成了他那些旧传统的守护神。”([8]: p. 212)这一评价不仅反映了纽兰对梅的复杂情感，也揭示了梅在维护社会传统方面的双重角色。她的“简单”和“单调”性情虽然可能显得乏味，但这些特质使她在老纽约上流社会中成为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象征。
学者史菊鸿也表示以梅为代表的老纽约人“严格抵制任何塔外的入侵者，不允许任何有悖于‘时尚’的行为存在”([11]: p. 70)。因此，梅的纯真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也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使她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部的挑战和变化。换句话说，梅符合上流社会对“好女人”的定义，即无论遭受何种不公，都不会主动追求个人自由。然而，这种角色的局限性也使得梅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方面受到了极大限制。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以及商人、冒险家长距离的奔波是较为平常的事，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7]: p. 90)梅在小说文本中的形象恰好体现了这种前现代的相对隔绝状态，她的漫游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集中于社交场合的表面互动和家庭生活的日常管理，而不是内心的探索和自我发现。这位女性漫游者将自己严格限制于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内，如纽波特等传统避暑胜地。当阿切尔提议前往一个偏远小岛度假时，梅对此建议置若罔闻，这映射出她对旧有生活方式的执着以及对变化的恐惧。甚至在梅观念中的蜜月旅行，也不过是“有更多时间散步、骑马、游泳以及尝试有趣的新运动”([8]: p. 212)。对这位纽约传统习俗的维护者来说，旅行的意义在于享受熟悉的活动和环境，而非探索未知或体验新的文化。这种对旅行的狭隘认知，进一步揭示了梅在父权制和传统价值观影响下的生活轨迹。与此同时，与结婚生子相关的语汇往往象征着漫游状态的对立状态。婚后，梅的流动性更是囿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内，并以一名贤妻角色融入并顺应既定的社会期待与家庭责任框架，以至于最后“想不出有其他理由要离开三十九街的家，或纽波特舒适的韦兰别墅”([8]: p. 376)。
在老纽约上流社会风尚的深刻影响之下，梅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转而选择遵循传统规范。正如埃尔金所深刻揭示的，“中产阶级的女人外出总得冒着危机她们操守与名声的各种风险，独自外出去公共场所就等于是冒着丢脸的危险”([6]: p. 13)。在19世纪晚期，女性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制约，这一情形与当时社会的性别权力架构和社会控制模式紧密相连。和出身俄国贵族阶层的女性巴什克采夫一般，梅至多只能被视为“半个自由的人”，缘于她们都秉持着“一个爱漫步的女人是愚蠢的”这一理念，进而使得自己在城市空间中的漫游行动受限于其固有的性别角色([6]: p. 14)。因此，基于父权制意识形态，她逐渐被塑造成一个“不动港湾”，抑或是“男性为治愈被现代性异化的心灵而回归的前现代空间”([2]: p. 98)。文本中对梅的不动描写，实际也潜藏着“流动性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梅的行为和选择始终限制于家庭传统和社会期望，从而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2]: p. 98)。
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移动上，还深刻地反映在心理和情感层面的被动性。在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自我表达被边缘化，因此其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往往需要以符合社会期待的形式进行。尽管梅深谙丈夫纽兰与表姐艾伦的私情，但她却数次选择保持缄默，并在一次对话中袒露道：“她能耳闻，也能观察——她有感情，也有主张。”([8]: p. 161)当纽兰假借公务之名前往华盛顿看望艾伦时，梅直言“一定要去看看艾伦”，然而，在这寥寥数语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一段无声暗示：“我要你明白，我知道你到华盛顿之后是打算去见艾伦的，也许你去那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既然你肯定会去见她，那么我希望你是得到了我充分而明确的同意的——也希望你借此机会让她知道，你怂恿她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8]: pp. 287-288)。最终，梅通过宣布怀孕，巧妙劝说艾伦以外国人身份远走他乡，以此来维护家庭的表面和谐与社会地位。
梅的行为不仅展示了她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生存智慧，还揭示了她在维护传统价值观和家庭秩序方面的坚定决心。这一点在儿子达拉斯的评论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地体现：“你们只是坐着观察对方，猜测对方的心思。”([8]: p. 382)达拉斯的这一评论不仅揭示了家庭内部沟通的缺失，还反映了梅和纽兰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心理博弈。梅在公共场合一贯保持其优雅与克制的形象，尽管她曾试图通过与纽兰的对话来探索自身的情感与思想。然而，这些探索性的尝试常常因为担忧会损害其在社会中的形象而受到抑制，进而加剧了她的身份认同危机。
总之，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这位保持低频率漫游的女性始终未能对其自我认同的连贯性保持清晰的认知。换句话说，梅顺从于被铺排好的中产阶级生活，从而放弃了进入城市内核的权利，致使她始终遭受着“个人的无意义感”的困扰，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1]: p. 9)。梅和纽兰的结合虽使其巩固了社会地位，从而避免了因社会变革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她的婚姻生活缺乏深层次情感交流和精神支持，使她在心理上感到无意义和失落。这种“个人的无意义感”不仅源于美国上层社会中女性主体性与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她在面对现代社会变革时自我认同的无力感和焦虑。
3. 艾伦：现代性自我认同的探索者
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仍有部分女性依然致力于超越传统的束缚，探索更加多元的生活路径。以梅为例，她的生活模式相对固定，较少跨越既定的社会界限；相比之下，另一位女性漫游者艾伦则展现出了一种更为自由且深刻的漫游精神。艾伦的漫游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探索移动，更是对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的深刻反思。根据吉登斯的理论框架，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下“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 p. 58)。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往往在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产生尖锐的内在冲突。社会监控、时空分离、抽象化以及反思性机制的发展，导致个体心理状态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而危机不仅表现为瞬时的断裂，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能够“侵入到自我认同和个人情感的核心中”([1]: p. 13)。
首先，作为前纽约人，艾伦幼年时期便跟随父母在欧洲大陆漂泊，而其父母在其幼年时期便早早离开人世。这一系列成长背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其个性的形成。在全球化社会框架下，艾伦频繁与多元异质文化进行接触与交流，此类跨文化互动在拓宽其认知边界的同时，也触发了其关于自我认同抉择的困境。吉登斯指出，信任作为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广泛存在的决定性现象，它与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统表现出显著而特定的联系。信任和个体在生命早期所获得的本体性安全感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但该安全感通常源于童年时期与抚养者(尤其是母亲)建立的情感联系。此外，随着个体逐渐融入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基于早期经验形成的基本信任机制开始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产生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不仅重塑了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还深刻地提高了其在全球化社会体系中建立新信任关系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婴儿和看护人之间建立的信任的重要性。他表示信任如同一种情感疫苗，能够帮助个体抵御现实生活中的本体性焦虑。但与母亲的过早分离无疑在小艾伦心中播下了“焦虑的种子”，这对其后续的社会交往模式和心理健康状态产生了持久影响([1]: p. 50)。
然而，艾伦父母可以称之为现代流动性的早期见证者和受益者，而艾伦恰好在跟随父母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同时，继承了其国际视野。母亲的缺席虽对婴幼儿来说往往指代着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但是这并不等同于母爱的失去。相反，艾伦将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他人的经验感受。吉登斯指出，焦虑可能源于“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然而，焦虑本身同样能够“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1]: p. 14)。此外，艾伦在早期与父母的相处过程中便在温尼科特所说的“潜在空间”中锤炼出了基本信任，借助该潜在空间，艾伦在完成对父母缺场的情感接受的同时，也建立起“惯例、协调性的习俗与本体安全感之间的核心联结”，而该类习惯的保持正是“反抗焦虑威胁的关键堡垒”([1]: p. 43)。
其次，姑母梅朵拉屡次婚姻的变迁不仅导致了艾伦家庭结构的频繁变化，还导致其始终处于本体性不安全状态之中。由于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缺乏连续性，艾伦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稳定的情感支持系统。在早年漂泊经历中，艾伦的身份始终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这导致她长期处于失根的焦虑之中。她很难找到一个称之为“家”的固定场所，也难以明确自己究竟归属于哪个特定的文化群体。然而，这种失根之痛驱使艾伦不断探索自己的根源和文化背景，试图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艾伦的自我认同便转化为“在时空分离中拓展出具有新的可能性和更大潜力的认同”([12]: p. 141)。与此同时，梅朵拉无视纽约的社会规范，采取了一系列非传统的个人选择，包括恢复使用前夫的姓氏，甚至在为胞兄服丧时所佩戴的“黑纱竟比为嫂嫂戴的短了七英寸”([8]: p. 64)。在梅朵拉的影响之下，艾伦也开始对传统社会规训持强烈的反抗态度，这一点在她初次踏入社交场合时选择身着黑色缎子礼服的行为中得到了体现。
再者，艾伦所遭遇的婚姻危机亦是其身份认同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离婚作为个体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危机，不仅可能威胁到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还会引发长期的焦虑和心理困扰。参照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框架，早期形成的依恋模式会影响个体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如何寻求和支持安全感。离婚可能会导致这种依恋模式的破坏，从而引发情感上的不稳定和身份认同的混乱。对于艾伦而言，离婚不仅使其在纽约社交圈饱受争议，同时奥兰斯基伯爵的残忍、不忠更动摇了她对婚姻和家庭的信任。因此，社会压力与信任的破裂使艾伦在情感上感到极度的不安和迷茫，从而导致了身份认同的混乱。与此同时，在现代性的情境中，每个个体都面临着“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等一系列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还会通过语言表达和日常的社会实践得以体现([1]: p. 80-81)。
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离婚也为个人的自我发展及未来的幸福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一阶段中，个体将学会“发展情感”，并以“超越先前的能力以加强亲密的关系”([1]: p. 11)。基于沃勒斯坦和布莱克斯利的理论视角，成功跨越哀痛阶段是离婚后个体重塑自我认知的重要环节。在长期婚姻的历程中，个体的自我认同感通常与其伴侣紧密关联，这在事实上也与婚姻状态本身密切相关。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中也提到，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依赖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构，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经历一次破裂的婚姻之后，艾伦必须“重返其早期经验，为能独自生活以及把握因离婚而获得的第二次机会而找寻独立性的其他意象和根基”，从而建立起“新的自我感”和“新的认同感”([1]: p. 12)。
得益于19世纪交通技术的显著改善，尤其是铁路的发明极大地加速了人员流动的速度并扩展了其范围。铁路的出现与发展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是现代性进程中时空分离这一重要概念的具体实践。时空分离不仅促使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和共享经验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认知框架，还有助于帮助个体阻断种种存在性焦虑。同时，正如《女性的现代性体验》一书中所提及的，汽车和火车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经验，使她们在公共空间中逐渐从被动的凝视对象转变为积极的观察者。交通工具的革新不仅为女性提供了更广泛的地域自由，还促使女性在现代性背景下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面对一系列认同危机，艾伦主动选择在漫游中用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选择，从而突破空间束缚以实现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尽管现代性已经扩散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其影响力渗透至世界的各个层面和地区，但仍然存在现代性断裂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社会群体或文化之间在接纳和体验现代性过程中所展示出的显著差异。艾伦早期一直在欧洲生活，而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派等多种艺术和文化运动，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化，尤其是如巴黎、伦敦等大城市。然而，在经历离婚危机之后，艾伦重返纽约并选择了郊区的住所，这一选择为她带来了社群归属感的滋养。美国女权主义者丽贝卡·索尔尼曾深刻指出，“郊区的历史是一部破碎的历史。([6]: p. 29)”这也是一部关于驱逐的历史，艾伦选择偏僻地区作为住宿地，亦可视为对这种历史情境的回应。此外，她试图通过从多元化的集体中逃离，与相似背景的人共同聚居，从而脱离公众眼中的既定形象，成为无名漫游者群体的一部分。
对艾伦而言，位于西二十三街南端的房子并不局限于地理学范畴的街区概念，它更是一个抽象领域的存在实体，一个集中体现创造力与波西米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结晶，一个深刻寓意着自由的隐喻。这位中产阶级女性并不关注其邻居所从事的具体职业，无论是裁缝、鸟类标本制作师、作家、记者等何种职业，均不在其考虑范畴之内。在其地处偏远的宅邸之中，艾伦成功地挣脱了维多利亚时期完美妻子形象的束缚。她的居所绝非那种“千篇一律的棕色砂岩”外观所代表的传统模式，并且，她的房屋在布局与设计上公然挑战了传统上流社会的既定规范([8]: p. 76)。这种空间安排不仅反映了她对个人自由和独立性的追求，也彰显了她对当时社会主流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叛逆态度。艾伦的住宅因此成为了一个象征，代表了她对个人身份的重新定义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
社会学家迪恩·麦克内尔曾指出，现代欧美社会属性之一便是面向“远离现代性中心的边缘去寻找救赎都市现代性痼疾的药方”([2]: p. 201)。这一观点强调了个体在现代性背景下对边缘地区的向往和探索。对于艾伦而言，欧洲的现代性中心已经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束缚和不自由，因此这位前纽约人在遭遇离婚危机后选择返回纽约，试图在一个相对边缘化的环境中重新寻找身份认同。此外，小说中艾伦从欧洲前来投奔纽约亲戚，其实也暗含着一定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意味，同时也表明“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7]: p. 56)。
由于现代性的非地域化特性，艾伦凭借一系列交通工具开始不断游荡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各个角落，这种跨文化体验不仅使她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也促使其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进行反思。而漫游却能给予艾伦一种地方性的感知，使其感知、体验、理解纽约、巴黎等不同城市的空间意义。然而，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产阶级女性的外出行为往往伴随着损害个人品德与声誉的多重风险。譬如，艾伦在重返纽约社交场第二天，便因与波福特在第五大道散步而饱受杰克逊先生以及阿切尔夫人等人的非议。此外，身着“约瑟芬皇后装束”的艾伦在初入纽约社交场时便受到了纽约绅士的一致凝视，并受到了明显的冷遇([8]: p. 12)。换言之，纽约上流社会虽受到欧洲现代性的影响，但仍保留了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和严格的社交规范。艾伦的离婚经历和自由思想不仅挑战了老纽约上流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严格定义，还暴露了老纽约社会在处理个人自由和婚姻问题上的僵化和保守。因此，艾伦被视为必须被驱逐的对象，以维护老纽约社会的空间正义和文化纯洁性。
漫游者艾伦的形象，不仅是对个人在社会转型期中所经历的心理状态的具象化表达，同时也映射出当时社会背景下，个体面对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时所产生的普遍性焦虑、不安乃至恐惧感。艾伦在文本叙述中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流动的状态，从她在纽约社交圈中的短暂驻足，到毅然决定迁居华盛顿，再到频繁进行的跨城市旅行，如前往波士顿及筹划返回欧洲等举动，这些行为不仅彰显了艾伦对个性化生存空间的积极探索，更映射出她对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的勇敢挑战。其在社交场合的频繁现身和突兀缺席，譬如陪同范·德尔·吕顿夫人参与午后礼拜后立即离开，以及接到电报后迅速做出的外出旅行决定，无不展示了艾伦生活状态的变幻莫测和对自由流动状态的深切向往。这些行动举止不仅是个人意志自由选择的外在表现，更是对当时社会规范的一种含蓄而有力的抵抗。
但在这种表象自由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深层次的身份认同焦虑。正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言，焦虑在一定意义上与自由相随。通过持续的物理位移，艾伦试图在不断变迁的城市景观中寻找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锚点，以此来缓解由现代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精神压力。此外，纽兰在文本叙述中对艾伦始终处于一种寻觅状态，而这种深切的疏离感表达了现代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焦虑、厌恶和恐惧。为了疏解此类负面情绪，艾伦在文本的叙述中始终处于漫游状态，换句话说，她将城市中的迷路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艾伦在现代性都市漫游体验中质疑并挑战了传统社会为女性设置的种种性属边界，在重新定义了自我身份的同时，还将过往经验与新的生活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个人视角。正是通过漫游，艾伦得以进入城市的内核，并获得自主的权利。此外，艾伦的漫游行为不仅使街道逐渐演变为一个“去政治化空间”，也促成了其自身从“被观察的客体”向“去观察的主体”的身份转变([6]: pp. 219-243)。艾伦在最后主动断绝了不愉快的婚姻和恋情，拒绝了传统叙事中的“痴恋–被抛弃–下海–宏大话术–精神救赎”模式，决然选择与纽兰断绝关系，只身前往欧洲以享受其新式文化([13]: p. 127)。通过这种方式，艾伦不仅在物理上实现了自由，还在心理上实现了自我解放，从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艾伦是在与风险的实践博弈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性身份认同。
4. 结语
在前现代空间，个人的社会特征和身份认同总是“受到传统、亲情以及地点的制约”；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身份“脱离了曾经充满着自己是谁和自己怎样生活的知识的旧的环境、社区与期望”，因此在小说结尾，艾伦的身份认同在不断的漫游之中已全然转化为“一个穿越全球化文化系统的，随种种复杂社会与制度外形不断移动的投影”([9]: p. 19)。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由于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显得重要。”([1]: p. 6)《纯真年代》中的梅和艾伦分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面向。梅的漫游特性反映了她对传统秩序的坚守和对社会地位的担忧，而艾伦的漫游特性则体现了她对现代性的探索和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两人的不同漫游观不仅揭示了个人内心的矛盾，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艾伦通过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和对自我身份的不断重塑，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立、自由且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现代女性。通过两位女性漫游者的漫游行为对比，《纯真年代》深刻揭示了都市空间正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