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古尔纳的《来世》主要讲述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在东非的殖民史，展现了东非所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动荡和冲突，刻画了非洲人民在殖民统治下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来世》更像是一部群像小说，没有绝对的主角，而在众多人物中，古尔纳对于哈姆扎的描写篇幅最多。哈姆扎的经历清晰勾勒出20世纪初期到六七十年代东非的政治景象与社会现实，生动诠释了德国的殖民给非洲本土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故本文选取哈姆扎为分析重点。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对于《来世》的研究多数聚焦在后殖民主义、殖民身份认同困境和新历史主义等方面，以上这些角度毫无疑问可以从不同方面揭示《来世》这一小说的意义潜势，然而还未有学者从物叙事的角度来分析该文本。随着思辨实在论和物导向本体论的纵深发展，当今西方文学界在经历了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后，出现了明显的“物转向”，而比尔·布朗(Bill Brown)几乎成为“物论”代名词，“文学批评领域的‘物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转向‘比尔·布朗’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理论”[1]。1996年，布朗在《物质无意识：美国娱乐、斯蒂芬·克兰以及休闲经济》中首次提出“物质无意识”概念，明确指出此概念中“涉及的物质意向并非作家有意要表现的主旨意象，而是特定历史时期日常物质生活在文本中留下的物质痕迹”[2]。2001年，布朗又在《物论》(Thing Theory, 2001)中说明客体和物(object/thing)之间的区别，认为物具有主体性，即“物导向本体论”，关注物性(thingness)，并且进一步探讨了“物性”究竟怎样施展“物的力量”(thing power)。布朗在《物的意义：美国文学中的物》(A Sense of Things, 2003)中，从文学层面对“物论”开展批评实践：布朗认为“物性”可以用来建构新的物人关系，并且“阐释了‘物性’如何影响自我身份的形成和参与主体身份建构”[3]。2015年，布朗又在《他物》(Other Things, 2015)中提出“物质力”及“辩证之物”的概念，强调人类和非人类的自然界之间内在互动的过程。因而，文学作品中意义世界的形成和对物的相关叙述息息相关，“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4]。
细读《来世》，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古尔纳对博马军营的环境、阿斯卡利军队服饰以及博马军营内部物件进行了细节描写。笔者发现小说中这些与人物有着紧密联系的“物”，例如军官的手杖、皮鞭、杜松子酒、咖啡、席勒的书等，能够将哈姆扎受到的战时创伤、陷入的身份困境以及德国的殖民主义清晰显现出来，这样古尔纳笔下的“物”就不再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是具有了布朗定义的“物质无意识”“物性”及“物质力”。因此，本文尝试运用比尔·布朗提出的“物论”为基础，结合物叙事理论，以小说中各类“物”为聚焦对象，从战时创伤、身份困境以及殖民压迫三方面，探讨《来世》中的“物”如何施展“物的力量”，去构成哈姆扎的战时创伤、在哈姆扎陷入身份困境时产生意义以及揭示殖民主义对于非洲人民的无情压迫，以此打破传统的人类聚焦，构成小说的物叙事话语系统。
2. 战时创伤——手杖与皮鞭
布朗在《物论》中揭示当客体不再为我们工作时，当钻头破裂，当汽车抛锚，当窗户脏了，当它们在生产和分配、消费和展览的环节中停止流动，不管多么短暂，我们已经开始面对客体的物性(thingness)了。换言之，当客体失去为人类所使用的功能之后，物性才能显现出来。“现代派文学常常强调物的外在，借助象征、隐喻、借代等来表达意义，没有真正去关注物的内在性”[3]，忽略了物的内在意义。《来世》中手杖和皮鞭常常用来象征德国殖民主义的残酷以及德国军队的至高权利，然而笔者发现，当不再关注手杖和刑鞭的使用功能和外部形状，拉开与各种社会建构的距离，手杖和皮鞭才开始被赋予一种“内在性”(interiority)，开始对哈姆扎进行占有，成为哈姆扎战时创伤的一部分，和哈姆扎形成新的物人关系，而不仅仅局限于和物品所属者德国军队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返回哈姆扎在博马军营发生的故事，来辨析手杖与皮鞭如何发挥“物性”去构成哈姆扎的战时创伤。
《来世》中这样写道，哈姆扎初入博马军营时，就看到“这位长官也穿着卡其色军服，戴着头盔，但他没有立刻走上前去，而是抬了抬手里的轻便手杖，算是跟翁巴沙打了个招呼。[5]”接着，“他用手杖在队伍中轻轻点了四个人”，后来哈姆扎发现“长官走过队列时用手杖轻轻点过的那四个新兵被派到运输队，充当担架手或搬运工去了。“也许，这四个人是岁数太大了，或者看上去动作迟缓，或者干脆就没入长官的法眼”[5]，但是手杖可以决定这些阿斯卡利的命运。德国殖民者也将惨绝人寰的暴力施压在阿斯卡利军队，“每隔几天，整个队伍，不管是新兵还是阿斯卡利老兵，都会被带到博马军营，现场观看‘鞭苔’二十五”[5]，由此可见，鞭刑在博马军营是常事，甚至也可以成为军官的“娱乐项目”，比如士官长“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抄起身边的东西——手杖、皮鞭或木柴——殴打阿斯卡利和搬运工。[5]”
哈姆扎在看到长官用手杖打招呼，用手杖筛选军队成员，军官用皮鞭虐待阿斯卡利的过程中，手杖和皮鞭也获得介入主体身份的地位，并让哈姆扎在手杖和皮鞭的指挥下因为被物提醒的卑微身份而认清现实。比尔·布朗也在《物的意义》中提到“物制造意义，塑造或重塑主体，影响主体的焦虑和喜好，使主体感到恐惧或充满想象”[6]，手杖和皮鞭毫无疑问影响了哈姆扎，让哈姆扎对博马军营感到恐惧，通过手杖和皮鞭，哈姆扎知道什么时候军官是心情愉悦的，但也会有因为被支配命运带来的无措。这种命运带来的无措最深刻的体现便是战争的最后几周，为了躲避敌军的追击，德国驻防军只能逃跑躲藏，有些阿斯卡利无法承受战争的残酷，选择在夜里悄悄逃跑。小说中写道：“哈姆扎半夜感受到想要逃跑的阿斯卡利在自己身下挪动的动静”[5]，但他也选择了沉默，而士官长则认为是哈姆扎撺掇阿斯卡利逃跑，直接刺向哈姆扎。哈姆扎身负重伤，在布道院修养，但是自己的命运终究是被这些军官掌握，士官长内心只要认定哈姆扎是始作俑者，那么哈姆扎就要承受相应的惩罚，甚至付出生命。手杖和皮鞭不但成为权力和殖民的标志，也让哈姆扎衡量自己在军营中的地位，他的命运由军官而决定，非裔在军营中占据最低的地位。
关于创伤，朱迪思·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给创伤进行了定义：“受害者在压倒性的力量下陷于无助，从而形成一种强烈恐惧、失控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这种压倒性的力量可以是天灾(如地震、台风)或人祸(如战争、性侵害等暴行)。”[7]无疑，亲历了殖民战争的残酷和德国军队的渐趋衰弱，他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不仅身体落下了残疾，心灵也未得到安宁。哈姆扎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后回到故乡，绝口不提自己来自哪里，黄晖在《古尔纳〈来世〉中的身份建构与情感共同体追寻》一文中认为“哈姆扎的沉默与自我封闭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对自己过往的逃避，而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8]。我们也不难发现哈姆扎回到故乡之后，在商人纳瑟尔·比亚沙拉的木材厂找到工作，对于比亚沙拉的压榨和自己工薪的不合理，哈姆扎也毫不反抗，默默接受一切安排，笔者认为哈姆扎战后这样的表现确实是一种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哈姆扎通过沉默的方式在进行自我保护。哈姆扎即使后来生活幸福美满，也时常做噩梦“现在我再做噩梦，就觉得非常害怕。就好像朝我来的东西会用巨大的痛苦把我碾碎，让我饱受折磨，我淹死在自己的血泊里。我总觉得喉咙里全是血。我害怕的是这种感觉，而不是具体哪个人。[5]”由此可见，手杖和皮鞭在战时带给他对于命运的恐惧持续到了战后，通过对主体施加力量，占有主体思想情感，发挥物性，构成了哈姆扎战时创伤的一部分，并让哈姆扎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伤害对人的影响并不是即时的、同步的，其往往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和持续性，以回忆的形式停留在受害者的心中，对受害者产生巨大的伤害。
3. 身份困境——席勒的书
新物质主义的核心是“物质力”，其具体表现形态为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其力量不断作用且不断生成，也可以看作是“物性”的延续。布朗在《他物》中对于无生命物本身“力量”的强调，以及对无生命物中可以反作用人类的论述说明布朗式“物论”已经和新物质主义的核心假设“物质力”概念内在互通。布朗也用“辩证之物”(dialectic object)来描述客体的二重性，即“‘辩证之物’在消弭主客体界限的同时强调了主客体关系从以往的‘相互作用’转变为‘内在互动’，主体‘感受’(affect)产生于‘间性’(in-between-ness)之中，产生于作用和被作用关系之中。[3]即关注物人之间很大程度上被隐藏的内在互动。笔者发现，《来世》中席勒的书也具有这样的物质力，它的力量可以反作用于主人公哈姆扎身上，加剧哈姆扎的身份困境，让哈姆扎与这个物之间形成一种内在互动，让“物不单纯是人类主观意念的呈现，而是为欲望与动力所左右的视域”[4]，从而发挥“物”的力量。那么《来世》中席勒的书是怎样在哈姆扎陷入身份困境时产生意义，发挥力量的呢？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哈姆扎产生身份困境的具体原因。陈曙光和李娟仙在《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化殖民掌控他国》一文中指出“文化殖民，是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霸权地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文化符号系统的强势传播，向‘他者’输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9]”毫无疑问，《来世》中德国殖民者在东非建立自己的学校、布道院、军队等都是文化殖民的表现，这就导致东非本地的文化边缘化，“非洲人流散到异邦，在异质文化龃龉、冲突与融合中，生发出流散者的自我身份认同、边缘化处境、种族歧视和家园找寻等问题。[10]”在《来世》中，哈姆扎也经历了因文化殖民而带来的身份困境问题。哈姆扎在童年时对自己的身份的构建是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哈姆扎的童年，是一段被命运无情摆布的岁月。他年幼无知时，便被父亲以偿还债务为由，送至遥远的沿海小城，成为了一名商人的奴隶。对于这笔债务，他全然不知。在商人眼中，哈姆扎不过是件可供驱使的“财产”，他被无情地利用，却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未曾习得。每当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以“他们住得很远”这样委婉而含糊的话语作答。这并非是他刻意隐瞒，而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父母的下落，哈姆扎对于自己原生家庭是一无所知。哈姆扎十几岁时，尽管哈姆扎很清楚阿斯卡利军队的暴行，但他一心只想逃离当时的困境而不计后果地加入了军队，长相英俊的他深受德国长官喜爱，成为长官的勤务兵，长官教哈姆扎学德语，读书写字，在这过程中，哈姆扎逐渐被灌输德国殖民文化熏陶影响，无形中对哈姆扎进行文化渗透，并控制了他的意识形态，由此哈姆扎陷入身份的摇摆之中，形成哈姆扎的身份困境。那么，在小说中作为物品的席勒的书又和身份困境有何关联？
《来世》中，哈姆扎在被长官选为勤务兵后，长官教哈姆扎读书写字，而笔者也发现，长官总是会提到想让哈姆扎在积累一定阅读能力后，能够读懂席勒，小说中这样写道：“我很快就会让你读席勒的书，他眼睛里透着恶作剧的光芒说道。”[5]长官对哈姆扎说“你学得不错，不过现在还读不了席勒的东西。”[5]“我教你说德语、读德语，就是为了让你能读懂席勒，”[5]席勒作为德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著作代表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笔者认为，长官希望通过让哈姆扎阅读席勒等德国文豪的作品，来对他进行文化上的熏陶和教化。同时，让哈姆扎接触并理解德国的文化和文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更加忠诚地服务于德军和自己的命令。此外，战争背景下，德军需要一支既勇猛善战又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军队，让哈姆扎能够识字阅读席勒等德国作家的作品，可以视为一种培养“文明”战争机器的手段，旨在让他们在残酷的战争中保持一定的道德底线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殖民。
然而，长官让哈姆扎阅读席勒的书不仅仅是为了文化殖民，在德军落荒而逃，哈姆扎受伤住进布道院时，小说中这样提到：“你学德语很聪明……学得快，学得很好。他特别喜欢席勒，我弟弟赫尔曼。”[5]我们可以发现长官的弟弟很喜欢席勒，而长官的弟弟下落不明，长官觉得哈姆扎的身上有自己弟弟的影子，因此他虽然看不起哈姆扎的出身以及身份，但是对哈姆扎还是保有一份柔情，在哈姆扎受伤之后选择放过他，吩咐布道院的牧师让他在布道院疗养。长官为数不多的柔情又让哈姆扎心存感激，因此在布道院疗养时，他坚持不懈的地问牧师长官有没有留给他一本席勒的书，“你问过我太太，没错，中尉是给你留了一本书。他告诉我，你会阅读，但我当时没有告诉她。中尉说，你不该待在驻防军。他递给他一本黑色烫金封面的小书：席勒的《1798年缪斯年鉴》。[5]”哈姆扎渗入了德国殖民地的文化，他离开了军队就会变成非洲土著民身份，而哈姆扎从小被父母抛弃，在东非的土地上无依无靠，离开了德国军队他没有归属。在军队中哈姆扎成为长官弟弟的替身，为了让哈姆扎能够阅读席勒的书，教会哈姆扎阅读，这份温情会让哈姆扎在自己非洲土著的身份与德国阿斯卡利军队的身份之间来回摇摆。果不其然，哈姆扎在回到故乡后，他不断在内心深处探索，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一个既能接纳他非洲根源又能融入德国社会的新身份，但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与痛苦，加剧了他的身份困境。由此可见，席勒的书在小说中被赋予了长官对于自己亲弟弟的感情，也被赋予了传播殖民地文化的责任，作为一个中间物，产生支配力量，发挥间性，与主体哈姆扎进行内在互动，让“主体感受间性”，感受到席勒的书所传达的德国文化与长官的情感价值，从而进一步加深哈姆扎这个主体的身份困境问题。
4. 殖民压迫——杜松子酒与咖啡
布朗的“物质无意识”概念认为物质细节描写的出现“并不是要表现主题或情节”，因此这些物质单独陈列，常常无法建立起相关的联系，但如果一旦被“回顾”，却能揭示出“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和物质变化”[11]。因此，“将这些文本中过度涉及、但缺乏明确象征意义的物质痕迹汇聚起来，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结构和政治逻辑”的结论[3]。笔者发现，由于作家处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来世》中的一些物质细节也局限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和经济的产物，赋予了这些物质细节“日常性”的特征，其中杜松子酒和咖啡被提及的次数最多，杜松子酒被提及6次，咖啡被提及7次。杜松子酒和咖啡的物质细节都与德国军官的殖民压迫有关，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古尔纳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辨析杜松子酒和咖啡作为“物”本体是如何与当时的殖民主义压迫产生关系联结，进而揭示当时的文化结构和政治逻辑。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是非裔英国流散作家，他出生于非洲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1963年坦桑尼亚独立后，“阿比德·卡鲁米(Abeid Karume)政权发动对阿拉伯裔公民的迫害，大肆屠杀”[10]。古尔纳完成学业后被迫离开家庭，逃离当时刚刚成立的坦桑尼亚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难民来到英国并在此定居。桑尾巴尔岛作为古尔纳的出生地，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岛屿，历史上曾遭受葡萄牙、印度、阿拉伯、德国和英国等殖民列强的统治，由此可见，古尔纳所处的历史时期就是充满殖民主义色彩。
布朗建议在分析某一文学作品时，要在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联系”[11]，也就是说“在解读作品时要抑制探寻象征意义的冲动，从物入手拓展至物物关联、物人关联，挖掘作家编织在这些琐碎物质细节中的意义网络和文化结构。[3]”，因此，我们再回到《来世》的文本中，将杜松子酒和咖啡进行物物关联与物人关联的研究。对于杜松子酒的描述首先是哈姆扎在进入博马军营后来到仓库，他就发现“仓库里存放着给军官食堂备的各种食品：一罐罐欧洲美味佳肴，一瓶瓶啤酒、葡萄酒、杜松子酒和白兰地”[5]可见，军官和阿斯卡利的餐食是天壤之别，殖民战争带来的种族歧视、阶级差异清晰显现。哈姆扎被长官选为他的勤务兵后，不断遭受其他阿斯卡利和德国军官的羞辱，“在食堂里，尤其是晚饭间和晚饭后军官们喝着啤酒和杜松子酒的时候，长官向其他军官炫耀哈姆扎取得的进步”[5]，哈姆扎也沦为德国军官在享用杜松子酒时的谈资和笑柄，军医调侃哈姆扎是中尉的心头肉，士官长管哈姆扎叫躲在指挥官背后的玩具兵，军官们在练习德语的过程中拿他当猴耍……哈姆扎默默忍受着军医、士官长和长官的猥亵。“长官现在距离他只有几寸之遥，哈姆扎再一次闻到他在第一天早上中尉检阅新兵时闻到过的那股浓烈的药味，只是到现在他才知道那种味道原来是杜松子酒的酒味。[5]”此处的杜松子酒虽然表面上是德国军官放松休闲时的饮品，但也可以看出殖民者的肆意妄为，检阅新兵应该是严肃的场景，而他们也会不管场合喝杜松子酒，这种随心所欲正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待殖民地人民的肆虐的暴行。最后两处杜松子酒出现在德军躲避英国军队追击的情节中，德军落荒而逃，进入一家布道院，可以发现即使是在非常狼狈的情况下，布道院也会提供杜松子酒给军官“小分队带着布道院送给其他军官们的香肠和一瓶杜松子酒，还有一些烟草(就是梯田里种着、哈姆扎不认识的那种作物)，离开了基伦巴。[5]”“跑了一趟布道院，喝了杜松子酒，长官心情大好。[5]”由此可见，杜松子酒是德国军官娱乐消遣的物品，也代表了殖民者在殖民地上推广自己的宗教文化，设置布道院，进行文化殖民，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
再来看同样作为饮品的咖啡古尔纳在《来世》中是如何进行描写的。哈姆扎在成为长官的勤务兵后，每日给长官送取咖啡已经成为他的日常工作之一，长官对于咖啡的要求也很高，以此来显示自己尊贵的地位。小说中这样写道“每天早上，哈姆扎会照例给长官的脸盆倒上温水，然后去取咖啡。每天冲咖啡用的咖啡豆必须是头一天晚上炒好，早上第一时间捣碎的才行。[5]”“等哈姆扎取咖啡回来时，长官已经走出内室，穿着衬衫和裤子，等着咖啡送来。[5]”即使哈姆扎每天精心为长官送取咖啡，从来没有失职，但也没有获得长官对他的尊重，在长官眼里，哈姆扎只是个地位卑贱的被殖民者，长官的任何不满的情绪都可以发泄在哈姆扎身上并冷笑嘲笑哈姆扎以显示自己的尊贵“他进来取咖啡杯时，发现长官正往后斜躺在椅背上，目光茫然，陷入沉思。[5]”“第二天早上，哈姆扎给长官送咖啡时，长官像往常一样朝他冷笑一声。[5]”由此可见，杜松子酒和咖啡虽然都是饮品，但是在小说中体现了很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产物。杜松子酒和咖啡也体现了在殖民统治下，殖民地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殖民者和当地精英阶层掌握了大部分权力和资源，而普通民众则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殖民者也试图通过文化同化的手段来削弱当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推广自己的语言、宗教和价值观，从而达到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压迫的目的。此时，杜松子酒和咖啡发挥了物的主体性，作为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生动诠释了当时古尔纳所处时期在文本中留下的物质痕迹，体现了德国殖民者对东非的殖民压迫。
5. 结语
《来世》作为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一部力作，通过对战时及战后东非社会的深刻描绘，展现了非洲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多重困境。本文运用比尔·布朗的“物论”，从战时创伤、身份困境及殖民压迫三个维度，利用“物质无意识”、“物性”及“物质力”的理论，深入剖析了小说中关键物品的叙事功能。手杖与皮鞭除了作为德国军官权力与暴力的象征，还通过“物性”，创造了“物内在意义的意义”，不仅塑造了哈姆扎的战时创伤，更在战后成为他难以摆脱的心理阴影。席勒的书则通过文化渗透下的文化殖民，通过发挥“物质力”和哈姆扎这个主体形成内在互动，加深了哈姆扎的身份认同危机，使他在非洲根源与德国文化间徘徊不定。而杜松子酒与咖啡，作为殖民者日常生活的物质细节，通过“物质无意识”理论，生动诠释了殖民统治下的阶级分化与文化同化策略，揭示了殖民主义对非洲人民的深重压迫。
通过对这些物品的细致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古尔纳高超的叙事技巧，更深刻理解了殖民历史对非洲人民造成的深远影响。哈姆扎的故事，是无数被殖民者心路历程的缩影，提醒我们反思历史，关注那些在历史洪流中被遗忘的声音。同时，本文也拓宽了《来世》的研究视角，为后殖民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期待更多学者能够运用物叙事理论，深入挖掘文学作品中物的多重意义，揭示更为复杂的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