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试图从三个层面探讨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去吧，摩西》和《掠夺者》的文本互涉的策略。首先，从文本间指涉来看，作为“物”的大森林的变迁实际上反映出南方文明秩序的嬗变，福克纳明在写物的变化，却直指南方人物命运和文明的堕落；再者，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隐喻福克纳的书写跨越时间，达成两部作品的“复调”，同时，对于女性身份的建构颠覆了之前福克纳作品的女性形象，凸显互文改写的效果；最后，通过两部作品探讨对于福克纳时间哲学的把握，寄托了福克纳对于南方的怀旧之感。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textual strategies between Go Down, Moses and The Reivers by William Faulkner, a prominent Southern American writer,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extual refer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ilderness as an “object”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Southern social order. While Faulkner ostensibly depicts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landscape, he ultimately critiques the decline of Southern characters and civilization. Second, recurring character archetypes signify Faulkner’s narrative transcendence of time, creating a “polyphonic”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works. Addition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identity subverts traditional portrayals in Faulkner’s earlier works, highlighting the effects of intertextual rewriting. Finally, through these two novels, the paper examines Faulkner’s philosophy of time, which embodies his nostalgic longing for the American South.
1. 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的是文学之间的相互映射，产生于解构主义和文本创作研究背景，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概念。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法国文学批评家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正式创造和引入的。克里斯蒂娃基于巴赫金(Mikhaïl Bakhtine)的“对话性”和“复调”理论[1]，在1966年的文章《词、对话、小说》(Word, dialogue and novel)中宣称：“‘文学语词’不是一个‘点’(一种固定的意义)，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书写者包括作者、读者(或角色)以及当下或过去的文化背景”([2]: p. 85)。在谈到“互文”时，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也写到：“言不孤立，托境方生”([3]: p. 266)。言与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而它体现出作品并非一种静态的符号。文本、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对话跨越时空，形成了对于文本理解的异质性和颠覆传统文学中作者功能的主体性。而读者的能动反映使文本之间相互联系，试图将断裂的文明关联，挖掘“隐含作者”背后的制度体系和文明。互文性理论深刻指出，每一个文本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坐落于一个由其他文本及文化元素所编织的广阔网络之中心。这些文本与文化元素彼此参照、相互关联，共同构建出一个开放且充满对话性的系统。通过互文性，我们得以洞悉文学的一个核心特质——即文学所编织的、永恒的、与其自身不断对话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表面现象，而是文学发展的核心主题，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深层逻辑与丰富内涵。
威廉姆·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是杰出的现代美国南方文艺复兴作家，其与美国南方腹地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学者格雷塞特曾评论福克纳是“最大胆的互文性实践者之一”([4]: p. 6)。他的作品以其复杂的叙事结构、多重视角和深刻的历史意识著称，而互文性作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使他的小说不仅成为个人想象力的产物，更成为与文学传统、历史文本和文化记忆持续对话的场域。福克纳的虚构世界“约克纳帕塔法县”(Yoknapatawpha County)是一个高度互文的体系，不同小说之间的人物、事件和地点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文本宇宙”。《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和《掠夺者》(The Reivers)都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去吧，摩西》是七个相互独立而又联系的故事，讲述了麦卡斯林家族的历史，呈现出美国南方种族关系的画面。主人公艾萨克·麦卡斯林在山姆·法泽斯的教导下学会逐渐成长为一个正直的人，摒弃了罪恶的祖产。在《掠夺者》中，福克纳以多重叙述视角写就美国南方文明，以祖父的视角讲述卢修斯自己在十一岁时所发生的事情，传达给后代的孙子对于南方文明的坚守。南方历史变迁的洪流是落在南方作家肩上的一座大山，带着不可磨灭的痕迹流淌在文本之中。《去吧，摩西》与《掠夺者》都携有南方文化特质，后者在南方自然、人物和社会环境的变迁指涉前者，呈现出深层的内在联系，从而加深了对于两部小说在动态历史的传承性和横向关联性。这种自我指涉的互文性使福克纳的作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读者必须通过跨文本阅读才能完全理解其叙事逻辑，正如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隐迹稿本》(Palimpsests)中所讨论的“超文性”(transtextuality)现象([5]: p. 39)。同时，在互文性的编织交汇中，福克纳也完成了对于南方文明的延续。本文旨在探讨两篇小说的文本互文性，以窥见南方社会的发展嬗变和南方人在时移世易中的沉落俯仰，展现美国南方社会的沧桑变迁。
2. 文本间互涉——森林的变迁
蒂费纳·萨莫瓦约谈到“互文性让我们懂得并分析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学织就的、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文学发展的主题”([6]: p. 18)。福克纳在创作中《掠夺者》时映射《去吧，摩西》中的森林，与《去吧，摩西》形成文本间指涉，赋予了文本跨时空的历史厚重感，而这种指涉仿佛只是冰山一角，引人洞究深埋其下的主题——对人性的探讨和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从《去吧，摩西》到《掠夺者》，大森林是一个两个文本之间交汇的通道，虽然在两个文本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恰恰体现了背后文明秩序的流动。
《去吧，摩西》中的“大森林三部曲”《古老的部落》《熊》和《三角洲之秋》是以大森林为背景，讲述了艾萨克打猎经历的种种事情，在山姆·法泽斯的指导下和在追逐大熊老班的过程中，经历了森林的考验，艾萨克不仅深刻认识到了荒野的内在价值，更在精神上获得了全新的蜕变与重生。在《去吧，摩西》中，大森林是南方上层社会的白人都会来大森林打猎消遣的圣地。随着北方工业文明的铁蹄踏至，这片古老的森林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与侵占。“大车就在高大的胶树、柏树和橡树之间迂回前行，那里只有猎人的斧子曾响起伐木声，大车在芦苇与荆棘组成的两堵无法穿越的墙之间前进”([7]: p. 147)。威廉·福克纳在《去吧，摩西》中构建的大森林意象，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承载着南方历史记忆与文明冲突的象征性场域。这部跨越1877年至1941年的史诗性作品，通过艾萨克·麦卡斯林的成长轨迹，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嬗变。
森林在小说中呈现出多重象征维度。对十岁的艾萨克而言，这片原始森林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启蒙空间。福克纳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年眼中的森林：“那些参天古木仿佛亘古存在，树冠间漏下的阳光如同神谕，泥土的气息中混合着生命与死亡的味道”[7]。这种原始体验塑造了艾萨克对自然的本真认知，也奠定了他日后拒绝继承家族种植园的精神基础。在《熊》这一关键章节中，森林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深化。老班的死亡场景被福克纳赋予了深刻的寓言意义：当这头传奇巨熊倒在猎枪之下时，“它的眼神中仍保持着森林之王的尊严，而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则像一曲野蛮的凯歌”。这一场景中，蛇意象的出现尤为耐人寻味——它不仅呼应了伊甸园叙事，更暗示了工业文明对南方传统的腐蚀性渗透。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笔下的蛇并非简单的邪恶象征，而是体现了现代性入侵的复杂性：它既带来知识的觉醒，也导致纯真的丧失。
《掠夺者》中的森林意象则发生了显著变异。从“德·斯班营地”到“麦卡斯林营地”的称谓变迁([8]: p. 23)，暗示着传统记忆的改写与重构。福克纳在此展现了惊人的历史洞察力：当祖父卢修斯讲述往事时，那些关于狩猎的记忆已经褪色，就像老照片般泛黄模糊，而崭新的汽车马达声则不断闯入回忆的疆界。这种记忆与现实的交织，体现了福克纳对南方身份认同危机的深刻把握。在种族关系的书写上，福克纳展现了大森林作为“异托邦”的特殊性。1877年的狩猎场景中，黑人猎手山姆·法泽斯与白人猎人的互动打破了种族藩篱。福克纳通过艾萨克的视角观察到：“在篝火旁，肤色失去了意义，每个人都被火光映照成同样的古铜色”[7]。这种临时性的平等状态，与森林外根深蒂固的种族制度形成尖锐对比，暗示了福克纳对种族问题的理想化思考。
《掠夺者》中地狱溪沼泽的穷白人形象，则预示了传统秩序崩溃后的道德真空。这个“将泥坑变成生财之道”的角色，其行为模式令人联想到新南方的商业伦理：他定价的标准不是劳动的公正回报，而是对方钱包的厚度。福克纳借此批判了资本主义对南方传统道德的侵蚀，同时也暗示了旧贵族价值观的局限性。
通过这两部作品的互文阅读，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创作思想的演变：从《去吧，摩西》中对逝去传统的哀婉凭吊，到《掠夺者》中对现代性的复杂认知。大森林从实体空间到记忆符号的转变，折射出福克纳对南方命运的深刻思考——他既清醒认识到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又执着地守护着那些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这种矛盾而深刻的南方书写，使福克纳的作品超越了地域限制，成为探讨人类文明转型的永恒寓言。
3. 人物形象的互文与性别身份的颠覆
文学隐喻作为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表达方式，不仅能够让人摆脱逻辑与规范的束缚，更能充分释放人的直觉、灵感与想象力。通过这种手法，无形且抽象的概念得以具体化，内心的感受和思想得以图像化，从而在诗性的语言中展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布恩·霍根贝克的形象，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独特的隐喻式表达。这不仅揭露了现代工业化社会机械文明的阴郁、邪恶与冷酷无情，更通过隐喻的方式，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负面特质所带来的冲击与警示。在此之外，他对南方白人女性也有着比较特殊的看法和见解，通过在两部作品中对于女性身份的颠覆写作，达到互文解构。
在威廉·福克纳的文学世界中，《去吧，摩西》与《掠夺者》通过布恩这一人物形象，深刻展现了工业文明与传统南方价值观的复杂对话。本文将从机械文明的隐喻和女性形象的嬗变两个维度，探讨福克纳对南方社会转型期的深刻思考。
在《熊》的叙事中，布恩——机械文明的矛盾载体——被塑造成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福克纳通过精妙的对比手法，将布恩与名为“狮子”的杂种狗并置，创造出富有深意的意象组合。文中特别描写道：“好像这‘狮子’是个女人似的——或者不如说，布恩本人是个女人似的……一边是那个魁梧的、庄严的、半睡半醒的大狗……另一边是这个性情暴烈、感觉迟钝、面色严峻的人”([7]: p. 202)。这种性别模糊的描写暗示了文明转型期的身份困惑。布恩的形象特质——“脸上青黑的胡子喳则像新枪管上的锉屑”——与庄严的猎熊仪式形成强烈反差([7]: p. 213)。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枪法拙劣的人物却最终终结了具有神秘力量的老熊的生命，这一情节成为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绝妙隐喻。山姆的随之离世，更强化了这一转变的悲剧色彩。
在《掠夺者》中，布恩形象的演变呈现出更深层的文明内涵。作为最早掌握汽车驾驶技术的人物，他的行为象征着新文明的入侵：“车子缓缓地开过场地，然后正对着大门停了下来，那大门通往小巷，通往外面的世界”([8]: p. 35)。福克纳通过这一形象，展现了对待文明变迁的复杂态度：从《去吧，摩西》中的尖锐对立，到《掠夺者》中汽车与赛马的共存，暗示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辩证关系。
福克纳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赋予超越理性的直觉能力。如评论家Leslie A. Fiedler指出的：“女性既不拥有道德也不拥有荣誉……她们能不带任何对负罪感的颤抖和疑虑背叛男性，同样也拥有着令人费解的忠诚度”([9]: p. 320)。在《去吧，摩西》中，莫莉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福克纳对黑人女性的独特塑造。面对丈夫路喀斯的疯狂寻金行为，她以离婚相威胁；当养子洛斯驱逐她的外孙时，她毅然断绝关系。这些情节展现了一个既坚韧又充满母性光辉的形象。《掠夺者》中的埃弗碧延续了这一特质。福克纳写道：“男人不会妥善处理死亡……而女人们只是绕过死亡，用温柔及时的不抵抗联盟来包围死亡”([8]: p. 40)。这种“温柔的对抗”方式，既不同于《喧哗与骚动》中的负面女性形象，也体现了福克纳女性观的演变。
通过布恩和女性形象的双重书写，福克纳完成了对南方文明转型的深刻反思。机械文明与传统价值的冲突、女性特有的生存智慧，共同构成了福克纳文学世界的重要维度。这些创作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更展现了作家对人性和文明的持续思考。
4. 福克纳的南方性与时间哲学
时间以其复杂、变幻与无常的特质，始终是人类难以捉摸却又无法回避的命题。它作为一种深邃的文化母题，历经沉淀，逐渐成为诸多思想探索的核心。福克纳的时间哲学，既包含对时间与历史本质的思考，也体现在他如何将这种独特的时间—历史意识渗透于文本肌理之中。萨特在其经典论文《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中曾断言：“福克纳的哲学是一种时间哲学”，并深刻指出，在福克纳的笔下，“现在”并非过去与未来之间温顺的过渡，而是“灾难性的”——它如窃贼般悄然逼近，诡谲莫测地降临，又转瞬即逝([10]: p. 24)。这一观点与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形成对话，后者在《创造进化论》中强调时间的流动性本质([11]: p. 4)，而福克纳则通过文学叙事将这种哲学思考具象化。
这种时间意识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去吧，摩西》的首篇《话说当年》即以回溯的叙事姿态展开，呈现南方土地与人物无可挽回的衰颓。例如，路喀斯对爱德蒙兹家族的评价——“扎克·爱德蒙兹为人比他儿子好，而老卡斯·爱德蒙兹又比这爷儿俩加在一起都好”——暗示了一种代际的退化([6]: p. 40)。这种时间观呼应了T. 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历史意识”概念([12]: p. 15)，即过去与现在始终处于动态对话中。而在《熊》中，艾萨克的年龄被反复强调，成为小说结构的重要支点，同时，不同人生阶段的事件交错并置，营造出一种时间永恒、万物共时的幻觉。这种叙事策略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观形成有趣的互文关系([13]: p. 32)，展现了文学与科学在时间认知上的共鸣。
《掠夺者》则进一步压缩时间的跨度，将漫长的历史凝聚于一个叙事焦点：年迈的卢修斯回溯自己11岁时的经历，在时间的纵轴上往复穿梭。这种叙事方式体现了保罗·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讨论的“时间塑形”理论([14]: p. 56)。然而，在心理时间的维度上，他始终固守着对南方传统文明的执念。时间的物质象征——时钟——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反复浮现，既标记时间的流逝，又承载过去的重量。这一意象的若隐若现，成为福克纳时间哲学的一种隐秘表达。正如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所言，特定物体可以成为“时间容器”([15]: p. 78)，而福克纳笔下的时钟正是这种物质性时间的最佳例证。
5. 总结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的多元建构性，正因为每个人的认知经验不同，所以对于文本的解读角度也不尽相同。互文性分析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他打破了一种南方维多利亚文化的二元对立，强调一种多元对话思维和认知方式。《去吧，摩西》和《掠夺者》之间的互文性具有双重聚焦的特点，既回溯过去，又着眼于现在，为新南方价值体系进行积极的文本实践。福克纳巧妙地并置了同时存在的多种矛盾和斗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多元而丰富的小说世界。作家和读者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与世界的探究，更多地聚焦于同一空间的并存状态，而非单一的事件发展顺序。这种在同一个时间框架内描绘人物各自独立的世界与故事的手法，仿佛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万花筒般的横切面画卷。这种叙事方式构建了一种小说结构和人物关系上的“大型对话”，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共时性特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现实世界万象纵生的感官体验，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世界之中。通过互文性，福克纳编织独特的南方语义场，于渺远的时间维度回溯历史，探寻生命体验的幽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