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杰出小说之一，讲述了本德伦一家历经磨难将其主妇艾迪·本德伦的遗体从居住地运到40英里外的杰斐逊市安葬的十日旅程经历。文章立足经典叙述学和后现代理论，对小说中的非线性叙述结构与碎片化时间展开分析，通过多重视角的内心独白、交错回溯的叙述时间与空间位移，展现了“弥留”与“新生”的张力图景。“弥留”不仅体现在艾迪生命的终结，更反映出家庭控制权、伦理秩序与传统价值的瓦解；“新生”则在达尔的疯癫、杜薇·德尔的挣扎、安斯的再婚等具体人物命运中得以显现。小说借助时空交错的结构，揭示出家庭秩序的崩解与重组，凸显个体在现代性危机中对自我身份与存在意义的重构。艾迪真正的死亡标志着她对家庭控制与影响的弥留与结束，同时这段空间变化的“朝圣之旅”促使本德伦一家构建起新的秩序，象征着开始与新生。
Abstract: As I Lay Dying is one of William Faulkner’s most acclaimed novels, narrating the ten-day journey of the Bundren family as they endure hardship to transport the body of their deceased matriarch, Addie Bundren, from their home to Jefferson, forty miles away, for burial. This paper, grounded in 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postmodern theory, analyzes the novel’s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fragmented temporality. Through multiple interior monologues, disjunctive narrative time, and spatial dislocation, the novel constructs a tension-laden landscape between “lingering” and “rebirth.” The notion of “lingering” is not only embodied in Addie’s physical death, but also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familial authority, ethical order, and traditional values. And “rebirth” emerges through the specific fates of characters such as Darl’s descent into madness, Dewey Dell’s desperate struggle, and Anse’s remarriage. By employing a spatiotemporally intertwined narrative form, Faulkner unveils the collapse and reorganization of familial structure, foreground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existential meaning ami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Addie’s death marks the lingering and the end of her control and influence over the family, while this spatially transformative “pilgrimage” also prompts the Bundrens to establish a new system, symbolizing a beginning and rebirth.
1. 引言
美国文学史家曾经断言，在美国社会生活的诸多矛盾冲突中，最基本的就是以杰弗逊主义为代表，并具有传承性的农业型美国同以都市化、工业化为价值取向的现代美国的矛盾冲突[1]。福克纳于1929年10月25日开始创作《我弥留之际》，当时正值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时期。何朝辉指出：“《我弥留之际》之中的‘我’可以暗指刚刚过去的‘繁荣的20年代’，它虽已成过去，但是其影响还深深地留在美国人民的脑海里，20年代还在‘弥留’着”[2]。进入20世纪后，在人类发展欲望的驱使下，美国整体在发展壮大，而商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经济。旧有传统破碎消失，而新的体系并未完全建立，社会处于痛苦、矛盾与疏离中。
《我弥留之际》讲述了本德伦一家历经磨难将其主妇艾迪·本德伦的遗体从居住地运到40英里外的杰斐逊市安葬的十日旅程经历，由15个性格不同的人物用59节内心独白串联，以揭示小说的主题。钱中丽指出，“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对人性和世界的看法更加悲观、绝望和愤怒，面临人性中的恶与堕落，作家表现出无奈和悲哀。这些风格不同、长短不一的意识片段像一个个有意味的图案最终拼出一幅完整而又精彩纷呈的画面[3]。小说采用非线性叙事和多重视角，巧妙通过频繁变化的叙述主体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时间，在这种叙述方式下，时间序列没有任何意义，读者听到不同叙述者发出的不同声音，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景，构成自由的空间组合形式[4]，是对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文学反映，在时空交错中，阐述“弥留”与“新生”。“弥留”不仅指艾迪生命的终结，也象征着南方传统与家庭秩序的衰败。而“新生”则体现于家族成员在旅途中各自的身份转化与价值认知重构。每一个角色的命运转变与叙述视角的流转，正是传统向现代过渡中个体身份探索的文学映射。小说借助人物命运的转折与空间位移，展现在现代性冲击下人类经验的破碎与重组。
2. 错乱破碎：《我弥留之际》中的叙述时间
本文第一部分将以热奈特的理论为基础，分析小说中的叙述时间艺术。作者采取错乱破碎的非线性叙述时间，运用倒叙与预叙的时序、详略交错的叙述持续时间及多视角重复叙述的频率，构建了复杂而破碎的时间线。
热奈特认为，只要故事顺序最终是可辨认的，话语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重新安排故事事件。顺序指的是故事时间(即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话语时间(即叙述的时间顺序)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倒叙的使用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人物叙述的整体闪回，和穿插在故事之中的部分闪回。第40章，是艾迪唯一一段独白，详细地讲述了她的经历。不喜欢学生却成为老师，嫁给安斯后逐渐发现生活的虚无和现实的幻灭：“词语是没用的，想要表达的时候便会词不达意；正如‘爱’这个词一样，不过是填补空缺的影子”。艾迪是孤独的，将自己封在圆圈之内，其余一切都在圆圈之外，似乎一切都只是物品，没有血缘与亲情的联系。对艾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理解本德伦家的家庭关系、兄妹间的疏离铺垫。在故事情节稳步前进的过程中，作者不但选择通过整体倒叙铺垫故事背景，勾勒人物形象，同时也选择在叙述中短暂的倒叙，补充故事的背景与细节。例如杜薇·德尔与拉夫的故事一笔带过，而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强调杜薇·德尔怀孕的后果，以揭示其坚持进城的动机。再如卡什摔断腿的原因、乡亲们对艾迪、安斯的评价等等。同时，通过延迟关键信息，增强叙述的张力。
时距是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它指的是感知(阅读、听和看)叙述所需的时间与故事中描述事件发生所需的时间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它是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比较。整部小说讲述了从艾迪去世至下葬十日内的事情，有限的篇幅无法将全部细节描述出来，因此作者选择了详略得当的叙述持续时间与适宜的叙述节奏。而对于核心情节，福克纳采用场景与停顿的手法。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再现当时的场景，将读者带入故事情节中，一定程度上增强叙述的可靠性。停顿主要体现为叙述者叙述中意识流的呈现，也许是闪回对过去的倒叙，亦或是内心想法与情感的呈现，塑造出更加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例如，本德伦一家渡河的情节从第32章一直延续至38章，其中穿插着达尔的回忆，但更多的是对场景、对话细致地描写，占据本书较长篇幅，是本德伦一家在艾迪去世后经历的第一场磨难，无论是出于承诺，还是私欲，这场磨难将帮助本德伦家族重建新的秩序与意义。借助时距，小说形成了先慢后快的叙述节奏，渡河遇洪水的故事发生在故事时间的第五天，而此时的话语时间已过半，后续的情节进展、叙述节奏加快。未尝不可将其看作是艾迪对本德伦家族控制与影响的象征。成功渡河后，随着到杰斐逊市的距离在缩短，艾迪死亡影响的逐渐消散，各个家庭成员在空间旅程中实现私欲的希望不断增大，对私欲的追逐大于对艾迪的承诺，开始经历自我身份的转化，隐喻一种在传统瓦解中的新生。作者采用详略得当的叙述持续时间和适宜的叙述节奏，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并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频率指叙述文本中出现的事件与在实际故事事件的数量关系，即一个事件在实际发生的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叙述(或提及)的次数之间的关系。在小说中，大部分事件是通过单次叙述呈现的。例如，艾迪的死亡这一关键事件，只在小说中明确描述了一次，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虽然通过多个家庭成员的视角被反复提及，但真正的死亡场景是由外出的达尔采取全知全能式的视角叙述的。达尔的描述充满了细节，如“母亲的眼睛渐渐失去光彩”，“她的呼吸像是风中的叶子般颤抖”。这些细节增加了场景的真实感。单次叙述确保了事件的核心地位，整个故事的起因便是艾迪之死，同时通过其他角色的反应和回忆，增加了其影响力。此外，多个家庭成员、邻居也从各自的视角讲述，从第13章至17章，作者采用部分重复的策略，瓦德曼、杜薇·德尔、塔尔重复部分内容，环环相扣，再由达尔客观地总结概括，勾勒出多线并行空间立体感，线性时间不断被打破拉回，并联起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的视角叙述，从而由时间转入空间，时空交错。这种手法不仅增强了叙述的多样性，还揭示了不同角色的主观体验和心理状态。
3. 散点聚光：《我弥留之际》中的叙述结构
本文第二部分将分析小说的叙述结构。福克纳曾坦言受到在巴黎观摩的塞尚立体主义绘画的影响，将物体多个角度的不同视象，结合在画中同一形象之上。小说由15个人物的59章叙述组成，每个人物的叙述自成一节，杂乱排列，相互补充，以艾迪的独白为聚点，本德伦家庭成员的叙述为内层，其他人物的叙述为外层，呈现出圆锥般的立体叙述模式，“从而将叙述碎片由外到内在由内到外地串联起来，以获得完整的印象”。
小说中，叙述结构的构建是通过叙述时间中重复叙述完成的。他们各自的内心独白都流露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心理反应以及相互之间的猜疑和敌视，“每个人都在观察别人，同时也被别人观察着”。例如，在艾迪临终时，每个家庭成员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安斯表现出一种麻木和无助，杜薇·德尔充满了焦虑和恐惧，而卡什则在一旁忙碌着做棺材。这些反应通过达尔的观察和描述，揭示了每个角色的内心状态和对艾迪之死的不同应对方式。达尔还描述了珠尔的情感波动。虽然平时表现得坚强和冷漠，但在母亲临终时，达尔注意到珠尔眼中的泪光和紧握的拳头，这些细节揭示了珠尔对母亲深沉的爱和失落。
再如本德伦家族渡河的事件，达尔的叙述具有哲学性和反思性。他描述洪水的威力和渡河的危险，思考自然的不可抗力和人类的渺小，展现出其内在的诗人本性与理性思考，充满着对家庭命运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迷茫，也为后来选择放火埋下伏笔。卡什作为棺材的制作者，在本德伦家庭中承担着实际操作者的角色，因此更注重技术细节和实际问题，更关心如何保持马车和棺材的平衡。珠尔的叙述充满激情和行动感，而瓦德曼的叙述带有着孩子的天真和混乱，洪水带给他恐惧与困惑，更让其联想到母亲的死亡，“母亲是一条鱼”，他的视角充满着对现实的陌生与逃避。
处于叙述内层的家庭成员叙述视角帮助读者构建出人物的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然而安斯的形象则借助外层人物的叙述。不论是艾迪去世还是渡河，安斯始终呈现出一副麻木、逃避的姿态。内心希望达尔和珠尔挣取三美元，却始终纠结犹豫，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为逃避农活编造出不能出汗的借口；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渡河的安全，反而更多地依赖于卡什和珠尔的努力，暴露其无能；毫无商量地卖掉瓦德曼的马、抢走杜薇·德尔准备堕胎的钱，映射其自私专制的一面。尽管最终践行了对艾迪的承诺，将其葬在杰斐逊市，更多也是为了满足自己能够装上假牙的私欲。安斯的懒惰无能、自私逃避人尽皆知，医生皮保迪感慨“当安斯终于主动派人来请我去时，我说：‘他折磨她总算到头了。’”科拉评价本德伦家族的人“不爱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事，除了想方设法既要获利又要只花最少的力气。”在情节发展与外层叙述者的补充中，安斯的形象逐渐被勾勒完善。
此外，外层叙述者还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补充人物内心的活动。从科拉察觉到艾迪感到自己有罪以及牧师惠特菲尔德的心灵忏悔，读者了解到艾迪和惠特菲尔德牧师的私情以及艾迪孤独恐惧的原因；塔尔的叙述补充了本德伦一家渡河的情景；药剂师莫斯利和药店伙计麦高恩、瓦达曼的心理叙述补充了杜薇·德尔不幸经历的始末。达尔知晓了杜薇·德尔的秘密后，二人始终处于猜忌、对抗的微妙关系中，杜薇·德尔最终为自保而出卖了达尔放火的消息。在多视角的叙述中，建构出了看似完整实则支离破碎的散点聚光的叙述结构。这种结构的碎裂与重组，正是“弥留”与“新生”的叙事体现：艾迪之死揭开家庭裂痕的同时，也释放了潜藏的个体欲望和秩序张力。在此过程中，碎片化的视角不仅反映了传统家庭伦理与社会规范的衰退，也暗示着多元化主观经验对意义重构的可能性。福克纳借助复调结构，使“新生”不再是统一秩序的恢复，而是众声喧哗中的相对认同重组。
4. 开始与结束：《我弥留之际》中的时空交错
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通过非线性和碎片化的时间结构，模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时间。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同叙述者选择的叙述视角构建了具有空间性的叙述结构，勾勒人物内心世界、相互关系及立场，在时空交错中阐释“弥留”的主题。
小说通过15个不同人物的独白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线，叙述结构呈现出高度碎片化和非线性特征。这些独白不仅展示了每个人对事件的独特视角，还表现了他们各自对时间的不同体验。不同叙述者的交替出现不断中断叙述、插入回忆和内心独白，每段独白如同一个意识片段，在时间维度上彼此脱节，读者无法将时间顺序视为固定不变的线性进程，只能在跳跃和倒错中追索故事真相。詹明信在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时间被“扁平化”了，所有的时间点仿佛都压缩在同一个层面上，形成了一个混乱且无序的时间景象。艾迪的死亡和送葬之旅是整个小说的核心，但是每个叙述者的叙述片段都是独立的时间单位，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模糊，甚至彼此矛盾，读者难以按照传统的时间线来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不断追随叙述者视角的变换勾勒故事大纲、补充故事情节，被迫接受一种共时性的时空体验。艾迪的死亡成为象征传统解体与“弥留”状态的核心事件，在反复回忆与多重视角的折叠中，她的存在延续于每位叙述者的心中，形成一种未竟的时间延宕。这种“弥留”既是临终的生命状态，也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维度的濒临终结。
同时，传统的时间观念往往将时间视为一种可以分割和量化的线性序列，即可以通过时钟和日历来测量的机械时间，强调时间的均质性和客观性，认为时间由一系列相同的、连续的片段构成。但在《我弥留之际》中，整部小说没有具体的时间标志，只有模糊的时间段，读者需要根据叙述者对时间的主观把握自行推断、梳理故事时间。艾迪的死亡是小说的时间节点，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扩展延续，时间一方面被扁平化压缩，另一方面又具有绵延的特点。在柏格森的绵延理论中，时间被视为主观的、不可分割的流动体验，而不是可以量化的外在序列。15个人物各自的叙述视角和主观的意识流般的独白，表现他们各自对时间的不同体验和内在时间感受，这种时间感受是连续的、流动的，无法被分割成具体的“时刻”或“片段”。例如，杜威·德尔在面对母亲死亡的时候，回忆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时间在她的意识中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通过情感和记忆的流动来体验的，体现了时间作为一种主观的、连续的生命体验，而不是外在的、机械的时间。在讲述她和拉夫的故事时，也并非依赖客观的故事时间顺序，而是依赖于她的内在意识，通过情感的流动来组织时间顺序，体现出她内心的焦虑与混乱。
通过时间流动性建立起来的具有空间感的立体化叙述结构，折射出叙述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立场，形成隔空对话。《我弥留之际》中的每个角色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理解和解释周围的世界，他们的声音与视角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交织和对话的，这种对话性使得小说的叙事结构更加复杂和多层次。巴赫金认为，在复调小说中，不同的声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主次关系，每个声音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和立场。“对话”意味着每一个话语都具有独立的主体和自身的价值，它们相互平等独立，每一句对语都蕴含着积极的理解，“每一个词都具有微义，接受评价和再阐释”[5]。不同人物的声音在复调小说中并不被某一个中心意识所统摄，而是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这种独立性在小说中体现在每个角色的叙述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更是他们内心世界的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意识通过独白得以呈现，这些独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优先级或权威性，这种对话性增强了小说的叙述张力，读者必须在不同的声音和视角之间进行互动和解读。
在复调结构中，每个声音不仅有其独立性，更在不断的伦理碰撞中体现出人物意识的变动与成长。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死亡、家庭、责任等重大主题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些分歧构成了小说中的伦理对话，从而在道德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维的主题与意义。例如，面对艾迪的死亡和送葬，达尔作为家中较为敏感的角色，对母亲的遗愿表现出一种哲学性的思考。他质疑这一行动的意义，并认为母亲的遗体不应该因为一时的承诺而被如此折腾，最终在经历曲折后试图放火来结束这荒诞之旅。珠尔则坚定地执行母亲的遗愿，不考虑这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反映了对家庭责任的无条件服从，以及对母亲的强烈忠诚。安斯看似尊重妻子的遗愿，却在执行妻子遗愿的过程中不断做出一些自私的决定，让读者更加质疑其真诚性。杜薇·德尔的堕胎之旅表面是逃避，实则体现她对母亲控制与父权制秩序的拒斥，在混乱中萌发了个体意识的“新生”。这些人物的选择构成了一场伦理对话，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表现出不同的家庭责任观和对死亡的理解。
5. 结语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时空的双重维度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小说中，福克纳巧妙的运用叙述时间的技巧与艺术，构建极具空间感的叙述结构，多层交织。作者也借叙述者表达这种时空交错的构想，“我们继续前进，仿佛在我们与目的地之间正在缩短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仿佛隔开河两岸的空间其实是时间，一种不可复返的时间。”福克纳通过不断转换叙述者，打破线性时间，将原本无法联系的情节空间并置在一起，营造出错乱、碎片化的时空感，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与表现力。
小说的碎片化叙述结构揭示出以艾迪为中心的本德伦家庭所面临的秩序崩解，而这一切正是艾迪生前的控制与精神影响所致。家庭成员为了履行对艾迪的承诺而踏上旅程，却在旅途中逐渐暴露出各自的欲望与挣扎：安斯为了装上假牙不惜牺牲女儿，瓦达曼执念于火车象征的现代世界，杜薇·德尔执意进城堕胎逃离命运的束缚。看似整体统一的目标之下，是破碎松散的私欲。这些具体的人物命运体现了“弥留”与“新生”的复杂交织。
在小说后半段，当本德伦一家成功抵达杰斐逊城，作者也加快叙述节奏，艾迪的下葬变得沉默而边缘，取而代之的是达尔精神崩溃被捕、杜薇·德尔屈辱退场、安斯再婚新生。艾迪的死亡不再是推动故事的核心，而逐步成为家庭内部秩序重组的隐喻。“弥留”在这里不仅象征着艾迪肉体生命的终止，更意味着家庭原有伦理中心的瓦解；而“新生”则体现在人物具体的选择与命运变化中：达尔在疯癫中获得逃避现实的出口，杜薇·德尔在羞辱中完成独立意识的觉醒，安斯在自私中完成对现代消费社会的“适应”。在新的空间内，本德伦一家寻找并迎接属于各自的开始。
福克纳小说复杂的时序表象背后，始终贯穿着两种截然对峙的观念视野，即新与旧、过去与现在，消逝与新生，忘却与回忆，福克纳作品最典型的戏剧效果就来自于对两者的融合[6]。《我弥留之际》中，空间的迁移象征时间的更替，传统价值的“弥留”与现代危机中个体“新生”的力量共存冲突。本德伦一家共同送葬，形式上传承了家庭仪式，但其实质是各自命运的转向与再塑。即使充满悲观与绝望，传统终将逐渐消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期待与新的开始。记忆目的不是为了留住过去，而是希望每个人丢掉过去的沉重包袱，回到现实感中，用行动代替语言，找到真正的生活[6]。本德伦一家经历过水与火象征净化的洗礼，历经磨难却坚持抵抗，完成了自我在苦难中的抵抗与重构。即使福克纳以悲观底色书写这个故事，但小说依然在时空交错之中，为破碎世界中的个体提供了新秩序与新身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