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是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过渡作家。他对乡村生活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赞扬哈代是“大自然的一位细致入微、炉火纯青的观察者”([1]: p. 455)。哈代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反对人类由上帝创造的假设，并强烈同意所有生物，包括人类，拥有相同的祖先。因此，他将他对人类的关怀扩展到了所有生物。
勃兰兑斯说：“英国诗人全部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2]: p. 6)。在《还乡》中，自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小说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变得极其密切。书中几位主人公的命运相互交织，被荒原神秘且压倒性的存在所塑造。几位主人公的命运相互交织，被荒原神秘且压倒性的存在所塑造。哈代的笔下，爱敦荒原绝非仅仅是一处风景或背景，而是一个拥有自我个性与主体意识的鲜活存在，对生活在它怀抱中的人们的抉择与命运产生着深远影响。这片荒原被赋予了类似人类的感知与情感，仿佛一个有生命的主体，与人类一样拥有意图与行动力，无声地参与着故事的进程，塑造着人物的命运，叙述着这里千百年来的故事。
目前对于《还乡》的研究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态伦理以及哈代的生态思想出发，而鲜少有学者注意到了荒原之中物质的力量。与以往文学批评中的“语言学转向”不同，第四波生态批评——物质生态批评经历了一次“物质转向”。物质生态批评植根于21世纪兴起的新物质主义与生态后现代主义。新物质主义认为，物质具有“能动性”(agency)，并积极参与世界的建构过程。生态后现代主义则主张“重新赋予自然以魅力”，以揭示非人类物质所具有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能动性力量”([3]: p. 464)。在此基础上，奥伯曼于2013年直接将物质生态批评定义为“具有叙事能力的物质”([4]: p. 57)。换言之，物质生态批评认为，所有物质都具有能动性、生成意义的能力以及叙事能力。
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在于承认非人类物质的能动性。简·贝内特在《充满活力的物质》中提出“物力”(Thing-Power)概念，强调物质并非被动对象，而是能通过相互作用形成“集结体”(assemblage)的积极行动者[5]。这一集结体超越了个体能动性的界限，呈现出一种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力量结构，为理解爱敦荒原的复杂生态网络提供了关键视角——荒原上的岩石、植物、气候等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动态互动共同塑造着生命故事。
从施事的角度来看，巴拉德曾指出，物质“并非一成不变或被动存在”([6]: p. 151)，相反，物质正以自身的方式不断塑造着世界，整个宇宙是一个“动态的、内在互动的变化过程”([7]: p. 135)；从物质生成意义的角度来看，物质不仅通过与人类的互动生成意义，其自身也是一种文本。这种互动过程或物质化过程是“通过与人类的互动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8]: p. 2)；从物质叙事能力的角度来看，人类与非人类物质通过持续的互动，共同构建身份、文化和历史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生态批评的视角消除了语言与物质现实之间的对立。西方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提出了“超越人类的叙事学”这一概念[9]。他认为，叙事学长期以来过度关注人类在叙事中的作用，忽视了非人类物质的叙事作用，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人类与物质可以互动并共同创造叙事。因此，有必要将植物、动物等有机生命形式以及无机物质置于叙事的中心。通过非人类物质叙事学，我们可以审视人类对“与非人类行动者和社群关系的解释，并表达对后者的关怀”([9]: p. 22)。物质生态批评摆脱了概念束缚，超越了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此外，它肯定了生态后现代理论中自然的复魅，即自然具有重新赋予人类魅力的能力，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自生态批评兴起以来，学者们开始从生态视角研究《还乡》，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中的自然观方面，透过女性人物和动植物进行具体分析。胡敏学者指出，“《还乡》对自然人托马辛、克林以及叛逆女性游苔沙的成功刻画，批判了西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与人、男人与女人、人与人之间普遍和谐感的追求和向往”([10]: p. 131)。通过对书中人与自然互动的分析，阿克特与塔巴苏姆(Akhter and Tabassum)指出：“自然具有双重性格。当自然的和谐平衡被打破时，它时而仁慈，时而邪恶”([11]: p. 119)。多数学者都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正如陈琳学者所提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可以重新建立的”([12]: p. 63)。对爱敦荒原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或对立关系这一方面。张雨学者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基督教出发，提出哈代将爱敦荒原“构建成为人类栖息大地之所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寄托，恢复上帝造人时人、自然、上帝和谐相处的局面”([13]: p. 37)。劳伦斯(Lawrence)认为，《还乡》中最基本的要素并非人的行为，而是荒原本身，“这(荒原)是本能的生命得以出现的原生的、最初的土地……这儿是所有这些渺小的生命形式得以引发的深沉的黑色的源泉”([14]: p. 133)。“荒原上人或回归或逃离都会受到它的掌控，呈现出悲剧色彩的命运结局，体现了回归之路的艰难以及逃离自然终会受到惩罚的内涵”([15]: p. 237)。
诚然，上述的研究都很有意义和价值，但鲜有学者从物质生态批评角度对荒原的意象进行阐发。本文从物质生态批评角度出发，第一章将分析爱敦荒原的施事能力。通过物质的作用，爱敦荒原塑造着这个大的生态系统、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物质不再是被动的或无生命的，而是具有自己的主观性，变得活跃和富有生产力。第二章考察荒原上植物、动物所承载的意义，物质不再像非人类一样在社会上孤立，而是与人类和非人类共同创造的网络上交织在一起。第三章将重点关注荒原中的物质叙事。物质，作为一个有故事的世界本身，是一个叙述者，它在文学中具有自己的叙事功能。通过大量文本细读对《还乡》中的荒原进行重读，揭示这些物质元素如何通过“物力”形成动态集结体，共同塑造生态系统、影响人类生活，并构建独特的物质叙事。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出哈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以此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2. 爱敦荒原的施事能力
2.1. 生态系统的构建者
与以往将“能动性”仅仅与人类及其意图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能动性实际上是物质普遍具有的一种力量([8]: p. 3)。非人类物质不断地产生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也塑造着人类的情感体验。
爱敦荒原具有原始性和人性化的特征，拥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伟力。在《还乡》的开篇，哈代对爱敦荒原的描写就体现出一种恒久的生命力：“它就这样等待着，历经无数世纪，见证无数变迁，却始终未曾动摇”([16]: p. 4)。亘古不变的荒原在暮色中展现出庄严与力量，这样的描写唤起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正是荒原这种恒久的生命力，为人类和动植物提供了生存的环境。爱敦荒原以其宽厚的胸膛包容着栖息于此的所有生命。在哈代的笔下，爱敦荒原如同一个庞然大物，其存在使人类的雄心显得渺小，其地貌是时间无情流逝的生动见证。荒原被描绘为“一片广阔无垠的荒野”，在那里，“一片灰白色的云层遮蔽了天空，宛如一顶帐篷，将整个荒原作为它的地板”([16]: p. 3)。这个天然的圆形剧场，以其“阴暗起伏的圆形山丘和洼地”([16]: p. 4)，仿佛正在缓缓吸入千百年的时光，它的土壤“自史前时代以来就穿着同样的古老褐色外衣”，而人类的生命却如同短暂的影子，掠过它的表面([16]: p. 6)。哈代的文字呼应了达尔文主义的主题，自然按照着自己的法则运行。它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独立于人类的意志，影响着荒原上所有的生物与活动。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荒原“宛如一顶帐篷”，不禁让人联想到“生物圈”的概念。爱敦荒原就如同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圈，紧紧笼罩着大地与天空中的所有生物与非生物。在这个半圆形的罩子内，生命不断循环。从外部看，生态圈似乎没有什么显著变化，但实际上，“这并非真正的停滞，而是一种极其缓慢的、看似静止的运动”([16]: p. 12)。
爱敦荒原的生态系统——岩石、泥炭、荆豆、风与人类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物力”动态交织。荒原中的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其自身的运动与演替方向。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体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因此，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做出对整个生态圈不利的行为，都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在物质集结体中，气候是连接无机与有机世界的关键纽带。“八月三十一日，是一连串闷热日子中的一天，连舒适的小屋也变得令人窒息”，爱敦荒原正经历一系列高温炎热的天气。这种极端气候条件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导致生态系统的不适与紊乱。高温与干旱导致土壤干裂、水资源短缺，直接影响了植物与动物的生存，也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16]: p. 327)。“到了十一点，大黄菜的叶子低垂下来；到了中午，连结实的卷心菜也变得软塌塌的”([16]: p. 328)，这展现了植物在高温与干旱下的生理反应。植物通过下垂与变软来减少蒸腾作用，以保存水分。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昆虫等动物变得更加活跃并具有攻击性，它们通过增加活动量来寻找有限的资源。与静态的背景设定不同，荒原气候是动态的叙事参与者，其变化节奏与人物心理变化形成互文。
自然还会影响人类的情绪与行为。在怀尔德夫与尤斯塔西娅私奔的那个夜晚，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松动的碎石与小石块在风中翻滚，相互碰撞发出咔哒声”([16]: p. 440)，暗示了人物内心的混乱与无助。这不仅是对自然声音的描绘，也象征着自然力量的不可忽视与不可抗拒。当荒原平静秀美时，它带给人以舒适与安宁；而当它展现出雄浑的力量时，又给人以深深的震撼，提醒着人物他们在这片荒原上的渺小与脆弱。
2.2. 居民生活的影响者
爱敦荒原的内在生命价值，不仅体现在其恒久生命力孕育万物的力量，更在于它以自身独特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生物的生存方式。“在荒原上生活，几乎不可能庸俗。就像荒原上的小马、蝙蝠和蛇不会庸俗一样”([16]: p. 80)。
从日常生活来看，荒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这里的土壤贫瘠、资源匮乏，限制了作物的生长。“一棵小小的苹果树，勉强生长在花园门口，是园中唯一长势尚可的树，这得益于土壤的疏松”([16]: p. 332)。不仅苹果树长不高，连人们日常使用的燃料也十分稀缺。“我最珍贵的山楂树根，是最稀有的燃料”([16]: p. 67)，山楂根是荒原上极为稀缺且珍贵的燃料资源，尤斯塔西娅的祖父特意将其储存起来，用于圣诞节。每年的11月5日，居民们会点燃篝火，庆祝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Day)，荒原的植被就是篝火的燃料来源。尽管如此，人们非常善于利用有限的资源丰富自己的生活，提升幸福感。“他们坐在厨房里，喝着蜂蜜酒和接骨木酒”，他们“用沙子擦拭地板以保持清洁”([16]: p. 138)，并且用油脂擦拭靴子，而不是用黑油，用树枝掸去外套上的灰尘，而不是用刷子。
荒原对人类居住的限制，体现在建筑形式和数量上。由于荒原风大且荒凉，传统的篱笆无法生长，而墙体材料也难以获取，“在风大和荒野的地方，篱笆无法生长，墙体材料也难以获得，因此形成了不小的防御工事”([16]: p. 68)，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迫使人们采用特殊的建筑方式来保护家园。堤岸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保护家园免受外界的侵扰，也是对荒原恶劣环境的一种适应。这里的房屋“古老、不规则、茅草屋顶”([16]: p. 130)，有时也使用泥土建造房屋。荒原上人烟稀少，人们的居住环境静僻孤寂，“男孩的家距离不到八分之三英里，是他父亲的小屋，再往前几码是另一户人家”([16]: p. 84)，房屋之间的距离较远，且数量有限，人们无法像在平原地区那样建设密集的居民点，只能零星地分布居住。
爱敦荒原贫瘠荒凉的环境决定了居民谋生的选择。“由于爱敦荒原上生活着的是荒原小马和割荆棘者，而不是羊群和牧羊人”([16]: p. 176)，荒原的环境特点对人们的职业选择有所限制和塑造。荒原的植被类型主要是荒原草和荆棘，因此居民们的职业选择自然集中在这些资源的利用上。村庄里的老老少少，“每个人登上山丘时，都肩扛着沉重的荆棘捆，这些荆棘捆通过一根两端削尖的长杆固定在肩上——前面两捆，后面两捆”([16]: p. 15)。汉弗莱为维伊船长割荆棘并制作荆棘捆。后来，克林因眼部疾病也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荒原深厚的泥炭层是另一种重要能源。挖泥炭者需在潮湿的洼地开采，泥炭的重量与荒原的泥泞地形增加了运输难度，他们使用“那种在这种劳动中使用的、形状独特的大型心形铁锹”([16]: p. 26)。但是，开采量受限于荒原的生态承载力，过度挖掘会导致地表裸露，加剧风蚀。红土贩子的工作是“向农民提供用于标记羊群的红色颜料”([16]: p. 9)。红土是一种天然赭石颜料，在缺乏现代标记技术的年代，农民通过给羊染色区分归属，是畜牧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文中描述红土贩子“他身上的衣服、头上的帽子、脚上的靴子、脸上和手上都染满了红色。他并非暂时被颜料覆盖，而是被红色彻底渗透了”([16]: p. 9)，这种职业特征使其成为荒原上移动的“红色符号”，与荒原的暗褐色形成强烈视觉冲突。
古老的荒原以坚韧的力量保持着其亘古不变的样貌，并且时时刻刻在不同方面对住民产生影响，住民也在与荒原的互动中学会了如何与自然相处、敬畏自然。
2.3. 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者
“荒原的面容，仅凭其色调，就能让夜晚提前半小时降临；同样，它也能延缓黎明的到来，使正午变得忧郁，预示尚未形成的风暴，并将无月之夜的黑暗加深，令人心生战栗。([16]: p. 3)”强大的爱敦荒原拥有创造与毁灭的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扮演着主动的角色，而非被动的背景。在荒原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类热爱荒原、亲近荒原，将荒原视为“母亲”；另一类则厌恶荒原的原始与荒凉，向往城市的繁华。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回归荒原，还是试图逃离荒原，都无法逃脱“荒原巨人”的影响与操控。
第一类人的典型代表是托马辛和克林兄妹。对于热爱荒原的人来说，荒原有着长辈般“温蔼”的一面。它不同寻常的美，令热爱它的人们深深眷恋。托马辛性格自然、质朴，与荒野中的其他生物和谐共处。她热爱荒原上的生物。她说：“我喜欢我出生时所靠近的一切；我欣赏它那张古老而严峻的面孔”([16]: p. 416)。她并不害怕自然界的生物，也不惧怕狂风暴雨。“打在她脸上的雨滴不是蝎子，而是普通的雨水”，“爱敦荒原整体而言并非怪物，而是平静的土地”([16]: p. 435)。在她眼中，爱敦荒原是仁慈的，每一丛灌木和树枝都友好而不怀恶意。与其说是喜爱自然，不如说是敬畏自然。正因为怀有敬畏之心，托马辛从不轻视草木、动物，甚至雨水。在怀尔德夫去世后，荒原安慰并治愈了她。“春天来了，使她平静；夏天来了，抚慰了她；秋天来了，她开始感到安慰”([16]: p. 456)。春天里每个生物的生存让她平静，并赋予她重新开始生活的力量。夏日明媚的阳光驱散了她生活中的黑暗。荒原的四季鼓励她活下去，与逆境抗争。
克林出生于荒原，并在荒原上长大。小说题目中的“还乡”指的就是回归故土的克林。“克林自幼与荒原紧密相连，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在看到荒原时不想到他”([16]: p. 200)。克林的身份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荒原塑造的。荒原不仅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成长的土壤，赋予了他独特的性格特质和价值观。对克林来说，“这里最令人振奋、最有力量、最令人安宁。我宁愿生活在这片山丘上，也不愿去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16]: p. 222)”他刚回到荒原时，脸上还带着从巴黎带来的苍白与疲惫。但不久，生活在充满活力的动植物环境中，他恢复了阳光、朝气的面容。荒原使克林放弃了在巴黎的旧身份，也为他提供了塑造新身份的机会。当克林的眼睛受损时，他成为了一名割荆棘和挖泥炭的工人。克林在荒原上的生活虽然简朴，但这种生活方式为他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荒原的广阔与宁静使他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心灵得以平静与放松。母亲去世后，克林“把时间花在家务上，清扫花园小径上的落叶，剪掉花床上的枯枝，固定被秋风吹乱的藤蔓。([16]: p. 410)”通过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克林获得了心理上的安抚与治愈。荒原强大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工业力量，教会了克林如何在困境中生存，治愈了他的眼疾，也抚平了他内心的创伤。在“回归”与“逃离”之间，克林并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端，而是在生态抚慰与生命困境中挣扎，这恰恰展现了他与自然之间非二元的复杂联结。
另一类人的代表人物是尤斯塔西娅。在她身上体现出：荒原也具有强大的毁灭力量，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主人公的选择与命运。来自工业化城市的人们传播着压迫本土文化的工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荒原居民在工业化的影响下，倾向于与本土文化疏远。尤斯塔西娅出生于布德茅斯，一个时尚的海滨度假胜地。她的父亲是一位来自海外的军乐手，祖父则是一名船长。布德茅斯的生活与荒原截然不同，因此她无法忍受荒原的生活。她说：“这里太孤独了。”([16]: p. 175)“这里对我来说就是一座监狱。”([16]: p. 108)尤斯塔西娅认为荒原是落后的，她甚至不在荒原居民取水的池塘里喝水，也从不与荒原上的居民来往。她盲目憎恨荒原的原因，是她无法在那里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她将改变命运的机会寄托在男人身上，而非自身的努力。“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耻辱，也将是我的死亡！([16]: p. 100)”与胡敏学者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不同，尤斯塔西娅的悲剧并非仅因她背离“自然女性”的形象，而是因她未能融入由植物、地貌与气候构成的“物质集结体”。当尤斯塔西娅溺水身亡时，荒原上的“风依旧吹着，雨依旧下着，一切都未曾改变。([16]: p. 438)”提醒着读者，人类的努力不过是短暂地划过这片土地的划痕。事实上，正是她拒绝与自然和谐共处，盲目追求工业化社会的浮华，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这是极大的讽刺。另一方面，尽管她表面上对荒原极度厌恶，但她也对自然美有着高度的敏感。她所渴望的“巴黎生活”不仅是城市的繁华，更象征着自由与审美愉悦。她曾在石楠盛开的七月赞叹荒原之美，可见其内心并未彻底排斥自然。她的悲剧并不只是工业或自然的对立产物，更是自我认知错位与生态网络产生冲突的结果。
爱敦荒原不仅是一种物理环境，更是自然的象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神秘感。荒原中的森林、河流、植物与动物都有其自身的作用力，影响着人物的行为选择与情感变化。这一观点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3. 爱敦荒原的意义生成能力
3.1. 荒野植物：承载荒原伟力的密码
在《还乡》中，紫色的风铃草、黄色的荆豆、蕨类植物和荆棘丛遍布爱敦荒原。它们如此耀眼、充满生命力，以至于当克林观察它们时感到无比快乐，“在凝视它们时沉溺于一种原始的满足感”([16]: p. 207)。自然是极富生命力、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因此，当人类踏入这片土地时，内心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盈。
荆豆是荒原上最具代表性的植物，其“多刺且易燃”的特性贯穿整部小说。村民们“使用两端削尖的长杆刺穿荆豆捆”。这种劳作方式体现了人类对荒原资源的依赖与被塑造。荆豆的物理特性直接决定了人类的劳动方式，它需要特殊的工具和集体合作才能完成采集。除此之外，还有石楠、灌木丛等植物。这些植物是荒原普通却独特的风景，但在自然力量的作用下，它们也能发生转变。石楠在一年四季中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与形态；当风吹过，它会发出层次丰富、高低错落的声音，仿佛在歌唱。石楠在四季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七月是尤斯塔西娅最爱的季节，因为这时它是紫红色的，“七月的阳光照耀着爱敦，点燃了其深红的石楠，使其呈现出猩红的色彩。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这个季节中最美的天气，荒原在这时最为壮丽”([16]: p. 285)。
荒原上植物的生长与繁衍甚至能够抵御人类的开垦。在荒原中有一片未被开垦的围场，里面长满了石楠和蕨类植物。“虽然这里曾经耕作过，但石楠和蕨类已悄然侵入，重新确立了它们古老的统治地位”([16]: p. 66)。因此，这片围场最终未被开垦，是爱敦荒原的树木和灌木丛保护了它，使其免受工业化的侵扰，避免了人为破坏。这种植物与人类的拉锯战，正是物质集结体中分布式能动性的生动体现。
此外，荒野中植物的状态常常象征着人类的内心感受，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交融关系。尤斯塔西娅孤独地站在荒原上，“她周围延展着浩瀚的夜空”([16]: p. 60)，原野一片惨淡阴森。这时风起了，“它是由无数微小的植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不是茎、叶、果实、叶片、刺、地衣，也不是苔藓”。尤斯塔西娅发出一声长叹，与“荒原的峭壁、灌木丛和石楠花”发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是对现状、对生活的哀叹([16]: p. 62)。后来，当尤斯塔西娅决定与怀尔德夫私奔时，“夜色如葬礼般阴沉”，“整个自然界仿佛披上了丧服”。尤斯塔西娅将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投射到周围的自然环境中，“房屋后方冷杉树的尖顶刺破天空，宛如修道院的塔楼与尖塔”([16]: p. 422)。这些尖顶如同锋利的刀子悬在空中，暗示着尤斯塔西娅所处环境的压迫性与不可逃脱性。冷杉在风中摇曳，增添了一丝神秘与庄严，营造出压抑而沉重的氛围。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与大自然遥相呼应。
哈代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有机、充满生机的自然世界。植物在荒野中拥有广阔的生长空间，每一种植物都拥有自己的精神与情感，有时会与人类产生共鸣。这意味着人类可以与自然界进行精神交流，应将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视为亲密的朋友。
3.2. 荒野动物：非人类生物的生命史诗
林恩·怀特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问题的根本根源[17]。他认为，这种世界观为工业化对自然的剥削提供了合法性，使人类可以为了经济利益而肆意开发自然资源。怀特指出，在古代传统中，人们相信树木、河流、山川等自然实体都具有灵魂。因此，在砍伐树木、修建水坝之前，人们往往会通过仪式来安抚这些自然神灵。然而，基督教却将这种做法视为异教的“万物有灵论”，并极力压制。这种转变导致人们对自然的感知力逐渐麻木，取而代之的是对自然的冷漠与无视([17]: p. 1026)。
“哈代一生都未曾脱离基督教的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作家”([13]: p. 23)。达尔文主义认为，所有生物都源自共同的祖先，并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每一个存活在地球上的物种都经历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彼此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通过作品中主人公与动物之间的互动，哈代表现出对动物的尊重与平等，保护动物的权利，尊重动物的情感。著名学者吴笛先生不完全统计，仅“鸟儿”这一意象在《还乡》中就出现了14次，它们可以自由地在天空中飞翔，观察人们在荒原上的活动。此外，兔子、野马等意象在文中也频繁出现。
荒原上的动物是活力与生机的象征。当春天来临时，动物世界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焕发出勃勃生机。“荒原开始从冬日的沉睡中苏醒，显露出最初的微弱迹象。”“小蝌蚪和蝾螈开始从水中冒出，在水下快速游动；蟾蜍发出像小鸭子一样的叫声，成双成对地游向岸边。([16]: p. 227)”“荒原小马”在文中出现了十几次，这些野马在荒原上自由游荡，它们是“体型小、生命力顽强的动物”，因此在荒原上颇有名气([16]: p. 10)。它们在荒原上觅食、游荡，不仅是荒原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还通过自身行为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塑造作用。在这片荒原上还栖息着一些鸟类，包括大鸨、沼泽鹞和奶油色走鸻等。它们随着季节迁徙，寒来暑往，体现了荒原作为一个自洽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完整性。每年，绿头鸭都会从北方飞抵爱敦荒原。“这些生物体内承载着丰富的北方记忆：冰川灾难、暴风雪、极光闪烁、天顶处的北极星、脚下的富兰克林探险遗迹——它们的日常见闻令人惊叹。([16]: p. 102)”
同样地，动物的出现与变化也暗示着人物的心境与命运走向。不同的鸟类象征着托马辛在不同情绪和情境下的状态：“红隼”象征她沉思时的静止与专注，“苍鹭”象征她在强风中的无助与被动，“翠鸟”象征她受惊时的迅速与安静，“燕子”则象征她宁静时的轻盈与自由([16]: p. 252)。人类与自然生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与共鸣，人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当怀尔德夫与维恩在月光下掷骰子赌钱时，两人输赢参半，难分胜负。此时，“烛光的吸引使荒原上的飞蛾、蛾类和其他夜行昆虫围绕着灯笼飞舞，扑向火焰，或在两位玩家的脸旁拍打。([16]: p. 274)”昆虫被烛光吸引，隐喻着人物被某种目标或欲望所吸引，如同飞蛾扑火般盲目冲动。两人之间的赌博掺杂着许多非理性的冲动与欲望。“一只巨大的骷髅天蛾从昏暗的外部空气中飞来，绕着灯笼盘旋两圈，径直扑向蜡烛，以撞击的力量熄灭了火焰。([16]: p. 276)”这只巨大的死亡头蛾的出现，增加了场景的紧张感与戏剧性。它不仅营造出神秘而紧张的氛围，还直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蜡烛的熄灭迫使人物做出反应，从而影响故事的走向。
当叶伯莱特夫人穿越爱敦荒原去看望儿子克林时，她在路上遇到了一群负重前行的蚂蚁，以及许多蜉蝣。“无数蜉蝣的独立世界正在疯狂地狂欢。([16]: p. 328)”蜉蝣是一种寿命极短的昆虫，但它们短暂的生命却充满了活力与欢愉。它们在空中、陆地与水中尽情享受着生命。此时，叶伯莱特夫人身心俱疲，坐下来休息时，看到“一只苍鹭从天空的一侧飞起，面朝太阳飞去。([16]: p. 344)”这似乎表明苍鹭正飞向一个没有痛苦与失望的天堂。看着这一幕，叶伯莱特夫人希望自己也能像蜉蝣与苍鹭一样勇敢，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她羡慕它们的自由，渴望从悲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最终，她像那只苍鹭一样，走向了天堂。
在上帝创世之时，自然与人类本是生而平等的。哈代在作品中处处体现了恢复万物和谐统一的美好寄托。他赋予动物以人类所具有的特性：拥有细腻的情感、与人类是亲密的朋友、具备表达喜怒哀乐的能力。总之，哈代将动物与人类在地位、情感与权利上等同视之。动物与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界中各司其职，共同维系生态系统的平衡。
4. 爱敦荒原的叙事能力
4.1. 荒原的自我叙事
“世界上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一张巨大能动性网络中的节点，这些节点可以被诠释为叙事、故事”([8]: p. 1)；物质生态批评认为，“物质被视为物质生态批评中的叙事场所，一个世界展现其创造性生成、其动态性及其再魅化的地方”([18]: p. 31)。
爱敦荒原正是一位叙事者，它讲述着荒原的历史沿袭、民风民俗，也讲述着工业时代下荒原的故事。
物质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非语言性。荒原的地质形态本身就是一部镌刻在地表的“自然史书”。它通过地质沉积缓慢形成，其巨大的体量如同一层沙土，将人类历史包裹其中。在《末日审判书》中，“它的状态被记录为一片长满石楠、荆豆、荆棘的荒野——‘布鲁亚里亚’(Bruaria)”([16]: p. 5)。小说的前几章将每一代人类都视为一堆灰烬，从时间的熔炉中沉淀下来；而个体生命，则完全被时间所支配，而时间正是死亡的代名词。正如地球在缓慢演化中不断上升，文化也在层层累积中形成，可以被挖掘出早期阶段的痕迹。“仿佛这些人突然潜入过去的时代，从那里带回了一个小时和一个行为，而这个地点曾经对此十分熟悉。他们脚下所踩的，是原始不列颠人火葬堆留下的灰烬，那些火焰曾照亮过低地”([16]: p. 17)。文中提到“环绕着古坟的小沟，是古代不列颠人挖掘后堆起的土丘”([16]: p. 96)。土丘作为地质地形的一部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地质记忆。它保留了古代的地质特征和人类活动的痕迹，成为荒原上一处独特的地标。这个土丘是由古代不列颠人挖掘出来的，现代人物在此地的相遇，体现了文明的叠合与延续。不同时期的人们在这个地点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使得荒原成为一个多层次的文明空间，一个具有历史纵深的空间。同时，这种物质对人类叙事的消解，揭示了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观点——人类故事永远嵌套在更宏大的物质叙事之中。
荒原的地质结构和地貌特征记录了地球历史的变迁，同时也承载了人类文明的痕迹，从物质集结体的角度看，泥炭的存在是地质、植物与气候长期互动的结果：寒冷湿润的气候延缓植物分解，致密的土壤结构阻碍氧气渗透，共同促成了这一特殊地质层的形成。通过这种地质记忆与文明叠合，荒原成为一个能够讲述自身历史的主体。这种非人类主体的历史书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提醒我们：人类只是自然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旧英格兰”和更为原始的部族被一个有组织的现代国家所取代。人类尽力探索和利用自然；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自己成为了自然的敌人，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哈代注意到了生态系统中的不和谐。有机的共同体已经消失。资本主义入侵之后，诗意的田园生活也随之消逝。《还乡》中的黑暗，正是对现实的反映。哈代试图通过爱敦荒原的冷漠与敌意，呈现乡村地区所遭受的破坏。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颠覆了人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曾经有一个从爱敦荒原围起来的种植园，这片园地从克林出生那年起就被围了起来，种植松树和栎树。那里的树叶被砍掉，树枝被砍断用来燃烧。“湿润的年轻山毛榉正经历着截肢、瘀伤、残损与撕裂，流失的树液将在未来许多天里不断渗出，而这些伤痕将一直留存，直到它们被焚烧的那一天”([16]: p. 249)。哈代将树木描绘得如同有生命、有感知的存在，它们的痛苦是可以被感知的。荒原似乎正是为这样的风暴而生，因为它本就是自身命运的主宰。前文已经提到，荒原上每年的11月5日会举行篝火仪式，点燃祝火。然而，他们燃烧的材料正是砍伐自荒原的树木，树木数量的减少导致了二氧化碳水平的上升。
爱敦荒原“如同一位潜伏在幕后、暗中操控的悲剧幽灵，开始主宰他们的命运”([19]: p. 368)。就像叶伯莱特夫人死于毒蛇咬伤。然而，这场悲剧的发生，正是因为她闯入了蛇的自然领地。所有生物都拥有固有的领地权；当人类剥夺了它们这一基本权利时，自然本身可能会进行报复。其实，并非自然的毁灭力量过于强大，而是因为人类的破坏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以负面形式反作用于人类自身。
4.2. 哈代的“人与自然共存诗学”
荷尔德林曾说：“与万有合一，这是神的生命，这是人的天穹。与生命万有合一，在至乐的忘记中回归自然宇宙，这是思想和欢乐的巅峰，它是神圣的峰顶，永恒的安息地。([20]: pp. 8-9)”
随着工业化的入侵，自然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人与自然的疏离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失衡。自然生态的恶化与社会生态的衰败，也必然会对人类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使人们开始追求物质满足，变得贪婪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疏离，最终扭曲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在被扭曲的社会中，人类面临着自我迷失与自我分裂的困境，最终导致精神生态的失衡。正如尤斯塔西娅的两段爱情都带有明确的目的——逃离爱敦荒原，进入她梦寐以求的巴黎。她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爱敦荒原的不满，流露出对繁华巴黎的向往。然而，她的结局却早已注定，不言而喻。
“作者笔下的爱敦荒原正是当时自然的缩影。哈代将爱敦荒原作为自然的大背景，一方面是为了表现爱敦荒原是现代人失去家园之后的精神寄托。([13]: p. 28)”自古以来，人类就像寄生虫一样依赖自然，索取所需，却对这个地球漠不关心。人类中心主义者将自然视为工具和奴隶，征服和剥削自然，忽视自然法则。如今，这些行为的后果已一一反弹到人类自身。如果人类不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将走向自我毁灭。爱敦荒原是世间每一次变化的见证者。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它经历了无数次猛烈的冲击，因此在爱敦荒原面前，工业化显得微不足道。“荒原那不为所动的面容，历经数个世纪的灾难性冲击，依旧以它那布满皱纹、古老的面容，将一个人最狂野的骚动化为微不足道。([16]: p. 387)”爱敦荒原无所不知，却又仿佛一无所知。世间万物在此上演，荒原如同上帝之眼，静静地注视着这些人，接纳着这些事。
哈代认为，人类应当意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自然、亲近自然，而非远离自然。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更是自然界的动物。人类的天赋之一，便是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自然的需求使人类对社交生活感到不满足，因此，人类倾向于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寻求美与快乐。这些美与快乐是强大而不可或缺的，无法被任何人工环境所替代。如果世界上的荒野被人类彻底改造，那么快乐与美也将随之消失，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幸福。
因此，最重要的是，人类应当具备生态自我意识，将自己融入生态圈的所有物种之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实现可持续地发展与生存。
5. 结论
通过物质生态批评的视角，本文深入探讨了托马斯·哈代《还乡》中爱敦荒原的生态景观，揭示了小说中蕴含的物质力量。爱敦荒原不仅是一个物理环境，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与神秘感的生态系统，是与人类平等的意义共创者和历史书写者。荒原以其独特的自然特征，深刻地影响着居住其中的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物质生态批评强调物质的能动性、意义生成能力与叙事能力，而这些在爱敦荒原的描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荒原的生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不仅塑造了其生态系统，也影响着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通过物质生态批评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哈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整体观的倡导。在哈代的笔下，自然重新焕发光彩，每一个存在体，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本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爱敦荒原在《还乡》中的多重角色，也突显了物质生态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哈代作品中的生态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哈代如何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对自然的尊重与对生态平衡的追求。只有承认自然的主体性，摒弃征服自然的工业思维，并通过物质互动重建敬畏之心，我们才有可能解决生态危机。这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