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张派传人之一的李昂，其《杀夫》同张爱玲的《金锁记》一样以“恶魔女性”作为书写对象，林市和曹七巧都走向了“杀人”的末路。在精神分析的视域下，经济饥饿和力比多的缺失是人物恶魔化的原动力，人物只得以语言和行为来宣泄消极情绪，封建思想、性别剥削、同性围困作为抑制潜意识的重要力量放大了旧时代的局限性，从而将女性内心中最后一丝温情挤压殆尽。尽管地域与时代各异，但是两对母女、两代人的故事在叙事、命运、心灵方面呈现出惊人相似性，形成了“力比多”与经济交织下女性解放的历史脉络。
Abstract: Li Ang, often regarded as a literary heir to Eileen Zhang, explores images of demonic feminine in works such as “The Butcher’s Wife”, which mirrors the tragic trajectory of characters like Cao Qiqiao in Zhang’s “The Golden Cangue”. Both Lin Shi and Cao Qiqiao are driven toward self-destructive ends—symbolized by metaphorical “murder”—as their lives unravel under societal constraints. Through a psychoanalytic lens, their demonization stems from economic deprivation and repressed “Libido”, forces that compel them to express their anguish through destructive words and actions. The suffocating realities of their eras—magnified by feudal ideologies, gender exploitation, and hostile social environments—manifest as a repressed subconscious, trapping these women in oppressive spaces that strip away their humanity and emotional warmth. Though separated by time and setting, the narratives of these two generations reveal striking parallels in structure, fate and psychological depth. The “demoniza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can be traced to shared experiences of trauma, confinement, and gendered violence, weaving a historical thread through women’s struggles for emancipation—a journey deeply entangled with “Libidoand” economic survival.
1. 引言
19世纪20年代《娜拉走后怎样》和《伤逝》在北京掀起女性解放的热潮，1943年《金锁记》获得傅雷和夏志清的高度赞誉，1983年《杀夫》成功斩获《联合报》所设立的中篇小说奖项。几十年间，作家们不断追问女性的出路究竟通往何方。针对这一问题，鲁迅认为娜拉只有堕落和回来两种结局，且仅存在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药方，“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1]: p. 167)。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但与其设想不同，经济权的缺失与获得竟都将出走的方向指向唯一的终点：女性在反抗中陷入恶魔般的杀人悲剧，其原因值得深思。
2. 基本需求的缺失：“饿”记忆与“恶”行为
日据时期身处农村的林市和清末民初至沦陷时期嫁入封建家庭的曹七巧，代表着乡村与都市、“吃不饱”与“金枷锁”两类典型女性形象。她们面临不同特点的“饥饿”困境，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金锁记》是“力比多压抑”文学，揭示封建女性在无性无爱的婚姻中所酿成的人性悲剧，《杀夫》是“吃不饱”文学，展现“经济饥饿”给农村底层妇女带来的生存危机，两者都在非常态的婚姻关系中走向了个体异化。在最早期的神话中，“恶”都是同自然的力量联系起来的，如荣格的一个信徒认为属于恶的原型性体验包括饥饿、寒冷、火灾等([2]: p. 4)。长期“饥饿”作为一种“恶”的存在，会严重制约个体生理及精神的发展，并导致其在恶劣环境的温床中孕育出变异的凶恶行为。
弗洛伊德的理论能够为此种“饿”记忆和“恶”行为提供有力的阐释。夏志清评价张爱玲在创作理念和文本表达上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3]，李昂称该学说可能对其自身有决定性的影响[4]。因此，力比多、梦境和潜意识将成为沟通的桥梁。
经济“饥饿”是曹七巧和林市生命悲剧的共同起点。弗洛伊德认为个体有着许多需求。“首先是有机体主要的生理需求和本能：需要氧气、渴求食物和水。([5]: p. 130)”曹七巧因为买卖婚姻被送进封建大家庭，为哥哥换取满盒篮的金银财宝，林市丧父后随母以捡垃圾、做零工为生，最后被叔叔用每半月一两猪肉的价格卖给杀猪仔陈做老婆。泛性论观点认为“力比多”是人类活动中核心的基本需求和内驱力。但是曹七巧和林市都在经济“饥饿”的困局中饱受与“力比多”有关的痛苦。看与被看的结构模式建立起男性的绝对掌控与权威，他们用“直觉的羞耻”击碎女性的精神防线。陈江水通过将林市贬低成妓女来获得俯视感；他兴致盎然地逼“皱着眉头吞食猪脚”([6]: p. 125)的她吃更多猪脚，产生“气派”的膨胀感。林市的哭喊、闭眼不看过程的“本能的抵抗”在“闪着兽类般的光”([6]: p. 100)的眼睛看来都是“鼓励”虐待的好戏，男性在必胜的痛感游戏中反观出自我力量的伟大。相反，季泽在冷眼旁观和自私保全的假道德中强化了缺席兄长的所有权，七巧不断陷入“过上残废的气”([7]: p. 16)的自我怀疑和挣扎。
而人体存在一种保持脑内兴奋稳定的趋向，大脑所积攒的强烈情绪必须找到一个宣泄口。“发怒是有其相应原因的适当反应。如果发怒行不通，或抑制发怒，则由其他替代性反应来代替。甚至发怒的言词也是这样一种替代。而其他的，即使非常无目的的行为也可能看做是一种替代的呈现。([5]: p. 132)”七巧婚后，曹大年夫妇的首次到来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关于被卖进姜家配骨痨丈夫的记忆闸门。她“把脸偎在那沙蓝棉套子上，纷纷落下泪来”(: p. 18)，不是沉默着解了又扣箱套子上的纽扣，就是颤声宣泄怒火、蹬着脚赶他们走，全然不似从前。那时她只是性格要强、嘴上碎屑，“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 p. 21)。在发怒之外，流泪是一种更为内敛的反应方式。与七巧相比，年幼的林市则更为沉默，借住在叔叔强占的自家瓦房中虽做尽各种苦差事却难得吃饱，初潮流血时她的大喊与噩梦后的复述都只换来旁人的嘲笑和冷眼，以至于她总是习惯于去压抑、忍耐。但当阿罔官流露出对她的一丝关怀后，林市竟“两行泪水不自禁的流了下来”(: p. 85)，连她自己也“不知为何泪水不断”(: p. 85)，只好“怀带诧异与不解的静坐的流泪”(: p. 85)。
当发怒和言语都无力承担日渐沉重的情绪时，更为极端的报复行为则是治病的良药。“对那种必须默忍的伤害，典型地称之为‘心病’。如果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例如报复，那么受伤害者对创伤的反应倒是起了完全‘宣泄’的作用。([5]: p. 20)”七巧将自己的不幸报复在一双儿女的婚姻上。长白新婚当日她贬低寿芝说：“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7]: p. 36)长安要议婚时她又说家里不趁钱，嫁女儿是娘家的晦气。“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都不如！”([7]: p. 47)漫漫长夜，七巧靠盘问长白的夫妻私生活、整夜占用长白来度过缺少“力比多”的苦闷，用宣扬儿媳的糗事、给长安裹小脚、告密长安抽大烟的事情来倾泻自己对正常婚恋关系的嫉妒。最终她用疯癫语言和偏执行为的暗锁杀死两个儿媳，摧毁了长白和长安的健全人格，两人都不敢再步入婚姻。
而林市的报复则更为原始且野蛮，不像七巧那样将言语作为利器，她在忍无可忍之时从惊恐和愤怒中爆发，用杀猪的方式杀死身为屠夫的丈夫。随着陈江水对林市的剥削和暴力日趋严重，林市已逐渐开始混淆梦境和现实。从猪灶受到惊吓后，林市眼睛发红地在井边喃喃乞讨，想准备席面祭奠尸骨无存的母亲，只因肚子里的舌头说母亲“浑身湿透透，没衣可换，没东西吃，肚腹真饿”([6]: p. 182)。正如白先勇所认为的，《杀夫》写得非常大胆，写没有开放的原始农业社会中人性与兽性的一线之隔。“一刀给你好看”“再带你到猪灶看好看的”“你叫不叫”等威胁的话语和侵犯行为终于成为压死林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已没有力气再抵抗，暗示自己这一切都是梦，用梦来掩饰自己对使用暴力来反抗“恶”的恐惧(: p. 184)。“军服男子的脸”(: p. 184)“嚎叫挣扎的猪仔”(: p. 184)“长长的面线”(: p. 185)和“无数鲜红的舌头”(: p. 185)都是复仇的对象，强奸阿母的男人、暴躁的丈夫、难以忍受的饥饿、恐怖的鬼神、叽喳的谣言是造成一切创伤的源泉，猪仔陈喉口斜插的杀猪刀、为母亲准备的祭品是林市的“圣药”。
3. 被压抑的潜意识：癔症式的人物形象
弗洛伊德主张人的心灵是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组成的，潜意识“指人的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和本能冲动的替代物(如梦、癔症)”([5]: p. 9)。曹七巧和林市压抑潜意识中的欲望的方式并不相同，前者情绪更为外显，后者在逆来顺受的举止中暗藏破碎的心灵，这与她们各自的性格有关。但来自所处社会环境的物理和精神围困，同她们本性中的积极情感做斗争，与个体需求产生观念冲突，最终演变成了间接和直接的杀人悲剧。
曹七巧和林市的本来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这与她们的成长环境有部分关联。《金锁记》中对七巧成婚前的生活着墨不多，但不妨参看由此中篇改写而成的《怨女》。作为麻油西施的银娣虽然无父无母，但是至少还可以依靠自立门户的哥嫂，家中的小本买卖能保证基本的吃穿需求。在鱼龙混杂的市井中，她早已看透没有庇护的美貌容易招来觊觎，故而学会用泼赖的言语和行为来保护自己。半夜遇见上门揩油的木匠时，她敢拿灯烫纠缠的手，骂遍祖宗十八代的声音传荡至几条街。“死人你当我什么人？死人你张开眼睛看看！烂浮尸，路倒尸。”([8]: p. 3)而林市祖上是不识躬耕的教书匠，为了给肺结核的父亲看病家中将最后一点田产也变卖殆尽，林市只能和寡母相依为命，讨生活的重担让她看起来胆小却心细。虽然害怕潜入祠堂的军人，但稍加思虑后她就想出就近到叔叔家求救。丧母后她却愈发谨小慎微，看到初潮都会躺在地上大喊：“我在流血，我要死了。”([6]: p. 73)由此观之，林市比七巧更具有情绪的易感性。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潜意识总是渴望得到自我满足，但其常常与社会环境中的观点不相容，所以个体不得不抑制原欲，如该学说就是产生于犹太家长制和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背景下([5]: pp. 4-5)。“潜意识的主要特征是非理性(原始冲动性)、非语言性、无道德性、反社会性、无时间性、不可知性。这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所不容许的东西，是有强烈心理能量的负荷，总要按照‘快乐原则’去寻找出路，追求满足。([5]: p. 9)”所以当七巧长期处在缺少“力比多”的环境时，她也总是利用主动出击的方式来饮鸩止渴，游走在伦理的暧昧边缘。在尚未分家前，她坐到了小叔子季泽身旁，并做出“将手贴在他腿上”([7]: p. 15)这样极为大胆的举动。曹七巧对异性接触的渴慕折射出“力比多”作为本我原动力的重要意义。而林市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突破口，只得以梦作为欲望的代替品。“梦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被压抑的欲望(或潜意识的情欲)伪装的满足。([5]: p. 12)”她一直被饥饿的噩梦缠绕着，婚后林市在某次午睡时陷入梦境，“梦到自己以盐巴沾蕃薯签饭，没什么东西吃”([6]: p. 102)，该事件直观地反映出物质条件的困窘对其造成了莫大的恐惧，她不断地在潜意识中发出对“饱”的生存本能的渴望。
倘若日子照旧这般过下去，七巧和林市的痛苦都能寻求到潜意识的寄托，生活也还算有一些盼头——无论是禁忌的爱恋还是偷吃的食物。但来自外部社会的多方压迫就像是逐渐收紧的包围圈，封建思想、性别剥削和同性围困等困境交织成一张大网，绞杀了她们内心世界中仅存的温情。七巧和林市的性格在越来越压抑的环境中走向两个极端，七巧变得尖酸刻薄、无理取闹，林市则沉默寡言、精神恍惚，人物的精神世界产生分裂，最后两人在癔症式的生活中走向深渊。人物形象就在她们努力实现自我满足却又失败的过程中逐渐丰满起来。
鲁迅认为铁屋子中暗藏的封建传统思想是“万难破毁”的，着力批判“非文本思想”[9]，即“庸众”在自发维护社会结构时潜意识中的劣根性。这种强大的思想力量给二人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且在其他的辅助性因素的作用下，壮大为混杂的创伤事件。“我们的观察表明那些成为癔症现象的决定因素的记忆，长时期地以惊人的鲜明程度，而且带着其全部的情感色彩保持下来。([5]: p. 21)”“癔症患者主要是遭受记忆恢复(reminiscences)的痛苦。([5]: p. 20)”如七巧摸到自己塞着棉花的小脚，就想起了季泽摸她脚时带来的紧张、愉悦之感，继而想起了这个想她钱的男人，下一秒就被爱而不得的痛苦所席卷。悲剧的根源在于，首先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赋予男性极高的权利。福柯认为起源于文艺复兴后的禁闭所是用行政措施为治安手段进行道德训诫的强制场所[10]，这恰似封建家庭用三纲五常的一言堂来“制裁”女性。林市曾梦到阿母双腿分开出被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一圈一圈紧紧捆住，这象征着封建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捆绑。其次，女性的围观将二人排挤出天然的群属，加速疯魔进程。阿罔官联合看热闹的妇女来嘲笑林市总是要“夫妻生活”以发泄嫉妒，认为这罔顾了“夫与天齐”([6]: p. 153)的祖训，让母女沦为林市心底最怕的“笑话”。七巧深知，屋子中的人都对她怀有轻视之意，“都瞧不起她”，但她仍不惜用“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的自嘲来换取女性看热闹式的亲近([7]: p. 11)。男性和女性的合围使得两者都陷入无可选择的境地：林市刻意压抑喊叫的行为令陈江水不满，换来更凶狠的虐待，她想要逃走却因阿罔官的“冷眼”中有“陈江水逼近身时的眼光”而“跪爬回房”([6]: p. 160)。七巧也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变得癫狂，但她尚未发展到癔症的严重阶段，只是开始出现失忆和精神错乱的前期病症。七巧上一秒将长安骂得狗血淋头，嚷得街坊四邻都听得见：“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找……能够容我多活两年，便是姑娘的恩典了！”([7]: p. 48)下一秒她又开始哭诉：“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把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蹋得一个钱也不值！”([7]: p. 48)
比较新旧时期更迭的都市少奶奶七巧而言，林市是传统乡村迷信女性的代表，其被步步紧逼至患病的线索更加清晰，盖因其遭受的创伤遗留下的情感色彩、封建思想的禁锢程度、本人心理的敏感性都更强。“死亡”和“鬼神”所带来的恐惧让林市在潜意识中不断寻求藏身之地。“梦乃是用幻觉的满足来消除侵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方法。([11]: p. 101)”且梦境有特殊的组织规则。“材料的省略、更动和改组——这些就是梦的检查活动的方式和化装所用的方法。([11]: p. 104)”林市的梦经过压缩、移置后充满象征意味：焦黑柱子中渗出的浓红血水是母亲当天身着的红色嫁衣的颜色，是林市对母亲“不知所终”的悲痛，是在无知状态下对初潮的“死亡”恐惧，更是身体器官成熟后潜意识在发出对自我命运的担忧。如果恐惧没有得到正常的宣泄，这种由于情感而引起的兴奋就会“转化”为躯体症状([5]: p. 134)。林市在看护上吊自尽未果的阿罔官时害怕到肚腹痛，而吃过拜吊死鬼的食物后肚子里会长舌头的恐怖传说更是让林市惊恐万分。在亲手捧过带着温热的新鲜猪肠后她顿时晕倒，醒来后的林市已经进入到弗洛伊德所说的癔症的类催眠阶段，开始被不同的幻觉侵扰，妄语肚子里的舌头在说话，幻视眼前出现的是军服男子和嚎叫猪仔，她在完全丧失了对潜意识的抑制能力时挥刀复仇，满足了一直被压抑的欲望。
七巧和林市作为圆形人物也拥有着二重性格，她们也曾努力地靠近理想的生活。小说中的特殊空间总是和特定人物的心理或行为是相对应的，她们构建出的私密小空间显示出人物对善的期盼。林市用陈江水施舍给她的零钱买了十只小鸭子，等着用蛋或大鸭子换米。这一方围着稻草的鸭舍就是林市心灵的桃花源，她靠着对“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美好幻想支撑精神。姜季泽身上寄托了七巧对爱情的酸痛体悟，当她踉跄着上楼并目送着他走出弄堂时，“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7]: p. 30)。白鸽子象征着七巧对爱情的幻想，自由且纯净。可惜，小鸭子羽毛未丰就被乱刀砍死，而鸽子也终将飞远去。
4. 作家的白日梦：结构回旋与文化心理
一个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幻想家，用文字的游戏代替童年的游戏。“他在幻想中建构空中楼阁，也就是创造所谓的白日梦。([12]: p. 5)”现实的触发事件唤醒有关童年的记忆后，作家利用文字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到一个故事中，满足某一种期望。“一个快乐的人是从来不会去幻想，只有那些未获得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来源，乃是未获得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实现，都是对于令人不能满足的现实的修正。([12]: p. 7)”张爱玲和李昂正是通过《金锁记》和《杀夫》完成自我记忆的蜕变，并表达对旧时代的不满，揭示人性的弱点，展现对女性命运的关怀。
作者利用创作的方式来疗愈人生中曾遇到的阴霾，完成对某种精神“饥饿”和“恶”的超越。1977年李昂在上海白先勇家偶然看到《春申旧闻》上的老上海旧闻，四年后她将发生地改为家乡，扩写出《杀夫》。仲米磊曾结合施叔青有关描述，分析这一恐怖、奇异、破败的鬼魅小镇对李昂诡谲叙事话语的影响[13]。但另一方面，对接受了新知识的李昂而言，小镇成为一种负担。于是她远走求学，奔赴新天地。张爱玲正是出于克服家庭阴影的原因，为了不让自己继续沉溺在被抛弃之感中才向古老的记忆求证，以李鸿章次子的家庭轶事为原始素材来源，精心雕琢出了名篇《金锁记》。张爱玲从小就对由金钱所带来的折磨有具体的认识，小时候站在烟炕前找父亲要钢笔费和学费时，等来的只有长久的沉默，逃出家门跟了母亲，手心向上要钱时，却又只感琐屑的难堪。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后，张爱玲终于领悟到了敢伸手要钱是多么深厚的一种爱。
两位作者的白日梦直接面向过去的社会。在她们的幻想游戏中，母女两代人都被困在相似的命运中却无法逃离。封建思想的力量过于强大，导致母亲和女儿虽然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最终却走向相似的命运结局。生存是林市和阿母优先考虑的事情，但饥饿都只能在第一次遭受与力比多有关的暴力时才能得到抚慰，“嚼过的白颜色米粒混着口水”([6]: p. 70)和“肥油”都顺着下颌流淌。她们也都因奸而死，阿母为了果腹被强奸，死不见尸，林市愤起杀人，以暴制暴，却沦为旁人口中的“无奸不成杀”([6]: p. 187)。整个小镇是封闭且落后的，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错综复杂，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维护男性对其私有物女性的权力，守寡的林氏被整个家族驱逐，找不到工做的林市走得再远也走不出陈厝——没人愿意为她得罪陈江水。空间有时也能成为时间的坐标，公园中的“回廊”就是长安走向七巧命运的暗示，“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7]: p. 45)，下一代也走不出“回来”的诅咒。当长安的男朋友童世舫上门时，七巧谎称还未下楼的长安是在抽鸦片，长安听到后哀莫大于心死——留学少年是不可能娶一个抽大烟的中国闺秀的。“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7]: p. 52)”凝滞的脚步和无光的世界彰显着她寂静的绝望。七巧就是封建力量的有形载体，旧社会所给予父母的权威导致人们相信他们所言的就是“真相”。房子的阴暗处代表着过去，新式少女虽然进过新学堂，却依然顺从地接受封建家长所给予的谎言与苦痛，不敢为自己努力争取幸福，最终又从昏黄的日光中折返，踏入灰暗的过去。“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世界。[14]”
同时，两部作品又将思考指向未来，都用时代的“变”反映出心理的“常”。社会虽然在进步，但是落后思维的惯性依然存在，女性往往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自我规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经常和“恶”捆绑在一起，并被动地成为“恶魔”的化身。而恶魔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破坏的伟大力量，男性因恐惧这伟大的力量而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来“削弱”女性，如巫师大迫害所杀死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都是女性，再如月经很早就成为宗教禁忌，随后拓展至性与生育([2]: pp. 33-46)。因此，一方面男性认为女性天生更易获得的情绪感知能力可以更好地育儿、从事家务劳动，是善；另一方面又觉得这种能力更易受到恶魔的引诱，是恶。故而只有老老实实在家做无私的妻子和母亲的女性才是天使。所以在很长时间内，女性所充当的角色都是辅助性和补充性的。
林市和曹七巧的名字中就已经带有这般色彩，“市”即可买卖，“七巧”可理解为聪慧，也可认为是要精于女子手艺。七巧、林市作为女儿是经济利益，作为妻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人和性资源，金花作为“地母”的象征只能用“水田”的平和去包容“去势”的病态懦弱、畏惧生命的男人，七巧感情被骗后仍想“完全是她的错”([7]: p. 30)。林市杀夫最终也只会被定性为“不守妇戒，毁我千年妇女名训”([6]: p. 68)，游街也是为了重振妇德。而她们早已将受虐者、中间物和施虐者的三重面具内化，不能看透隐藏在纲常伦理背后对于女性规训话语，心底也未全然意识到主体性的存在，但身心却真实地被基本需求和人格的缺失所折磨着，处在矛盾下、力量微弱的她们只能借着“忘却”的劣根性，用向更弱小的下一代施虐的方式发泄痛苦，完成宿命的传递与维持：寡妇阿罔官偷窥的面容在某个瞬间同七巧的“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7]: p. 38)产生了跨时空重叠，又散布林市“骗人不知以为有多爽”([6]: p. 151)的谣言来享受道德制高点的快感；七巧一边在价值观上认同“衣不解带地服侍”([7]: p. 14)二爷并守节的高尚，一边又用给长安裹脚来转移对没有健康婚姻关系的苦闷。七巧和长安的经济基础比林氏母女优渥许多，但她们也未意识到女性的自由自觉性。七巧为了金钱苦守活寡，长安因羞耻心主动放弃求学与爱情，旧妇女虽总结出男人不如金钱的经验，新女性却懦弱保守，都被思想“裹脚”。
5. 结语
萨特认为恶是不能被救赎的，但是作恶的人确实能够得到拯救的，只因污秽的不是力比多，而是通过暴力来满足私欲的行为，耻辱不是罪责，是旁人在公共场合摧毁的自尊心，愤怒是因为遭受不公时的觉醒。叛逆女性李昂在原始农村展现了女性充满兽性的疯狂屠杀，有着苍凉底色的张爱玲在上海都市里描绘出有审慎与机智的疯女子的暗锁杀人。经济权的获得固然能部分地实现鲁迅所说的独立，但未能摆脱铁屋子下的封建思想的反抗只能走向血腥的悲剧。张爱玲和李昂为女性寻找到了一条心灵上的出路：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摆脱同封建思想有关的自我规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部作品和鲁迅对国民性及女性解放问题的讨论，形成跨时空的历史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