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荣获三次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犹太作家莫迪凯·里奇勒(1931~2001)是加拿大最受瞩目的重要作家之一，其创作高峰期跨越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短篇小说集《街》正是里奇勒出版于1969年的作品，其中便收录了短篇小说《姥姥死去的夏天》。在这篇小说中，里奇勒借孩童之口讲述了一个犹太家庭中围绕姥姥赡养问题产生的矛盾的故事。笔者意图利用叙事学理论和文本细读方法，探讨叙事技巧对犹太传统价值观的呈现和审视的作用，期望为里奇勒及其短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参考信息。
2. 莫迪凯·里奇勒
国外有关他的研究和讨论主要聚焦于道德主张和文化冲突。首先，对里奇勒小说最早且最持久的指责之一就是反犹主义。里奇勒的第二部小说《小英雄之子》(Son of a Smaller Hero，1955年)就犹太文化问题引起了争议。小说主人公诺厄·阿德勒一心要从犹太传统栓桔中挣脱出来，不顾母亲以死相威胁毅然离家去了英国，去寻找自己理想的新天地。这与根植于犹太人心中的回乡观背道而驰，更不利于保持与传承犹太民族文化，被视为对犹太人社会的不敬。与他的写作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系列批评，有学者指出其作品涉及种族、性别及政治立场等方面的争议。1957年，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内森·科恩(Nathan Cohen)评论了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她们是意志薄弱的动物，是真理追求者通往自由桥梁的垫脚石”。实际上，与那些明确提醒读者其道德目的的小说家相比，里奇勒以一种掩盖道德目的的方式来组织他的小说。加拿大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在1972年进行的一次采访阐明了这一点[2]。
犹太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颗珠翠，在文本细读与跨学科视角方面研究成果丰富，强调文化身份、同化与道德困境。许多美国犹太作家采用相似的叙事类型来突出犹太性。辛格、多克托罗等作家通过复杂的叙述结构(如反讽、跳角)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和社会背景[3]。关于里奇勒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学者本杰明·哈尔沙夫(Benjamin Harshav)在1984年提出分析内部参照系和外部参照系，研究叙述细节的内在联系[1]，但针对里奇勒具体文本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国内有关里奇勒的学术性研究起步较晚，自90年代起至今，除了一些零星的文章，国内文学界对里奇勒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本文仍然聚焦里奇勒小说的价值主张，从叙事技巧角度切入，试图回应针对里奇勒的争议性评价，探讨叙述者如何利用叙事呈现犹太传统价值观的多维度和动态性，以及借助母亲这个角色所传达的“隐含”的道德呼声。
3. 双重叙述声音
任何叙述都离不开叙述者。所谓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的’或‘第一人称’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4]。对于第一人称叙述者来说，叙事动机是切身的，是植根于他个人的情感和经验，因此是十分强烈的[5]。显然，在小说《姥姥死去的夏天》里，我们可以听到清晰的叙述声音，它显示着叙述者的存在——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并且以“我”的口吻来讲述发生在这个犹太家庭的故事。叙述者作为一个心智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在评价眼前的事件时，难以考虑更深层次的血缘亲情、道德价值等因素，仅仅凭外部效果、物质结果来判断是非[6]。因此，在叙述者的认知里，死亡这个字眼无疑是陌生的、遥远的，不过意味着纽约的舅舅来参加葬礼时“我又会拿到一张5美元的钞票”。此外，通过讲述与死亡无关、或者说和死亡相比更琐碎的生活细节，叙述的真正重心被悄然转移：从对个体生命的哀悼，转向对犹太家庭内部关系动态的考察，尤其是围绕传统价值观(如家族荣誉、代际责任)在现代语境下的延续、协商与冲突。
随着叙述的推进，第一人称“我”不断穿插姥姥瘫痪初期与多年后的境况对比，虽不自觉，却恰恰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下母亲日益憔悴的付出与其他子女日渐冷漠的疏离。这种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既源于儿童记忆的碎片化特征，又在无形中强化了家庭内部情感变迁的轨迹。“我”虽尚不能理解血缘与道德的深层重量，却以其纯真而真实的方式，映照出传统犹太价值观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断裂。尤其在葬礼上，教士舅舅将姥姥长达七年的病痛归因于她不愿在天上与姥爷前妻共处的迷信之说1，不仅回避了对母亲辛劳的承认，更以冠冕堂皇的话语掩饰情感的缺席。这一情节在孩童“我”的冷静陈述中显得尤为反讽，因为“我”作为亲历者，已然见证了母亲对家庭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无批判的转述反而放大了舅舅话语的荒诞性。叙述者“不知其谬”，但让读者更清晰地“知其谬”，凸显了传统解释体系在现实苦难面前的自欺与局限性。
苏珊·兰瑟指出：“作者型叙述者存在于叙述时间以外。”[4]被赋予作者型叙述声音后，叙述者承担了为这个家庭撰写“回忆录”的叙述功能，并借助这类叙述声音的天然优势，利用反讽技巧对家族史进行叙述干预。犹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处于“异乡人”的境地，但流散生活却激发出犹太人的文化创造潜力，凝聚了犹太人的认同和共识[7]。因此，犹太人对家园社区生活和共同体精神有着强烈的执着，同胞之间的互助也成了犹太价值的一部分，救助穷人不仅仅是一种施舍，更是社会的义务[8]。小说中姥爷作为犹太精神的布道者，承担起了传播犹太文化和犹太信仰的角色。这对凝聚犹太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叙述者在回忆这部分内容时客观公正，例如“姥爷是位犹太圣人，正人君子”(, p. 37)。然而，当叙述者与人物态度不同时，叙述者的声音往往体现出对人物的反讽[10]。例如，“因为教堂并没有付给姥爷固定的薪水，姥爷又习惯把东拼西凑得来的钱施舍给他的学生们、贫穷的移民和寡妇。这简直就是一种‘恶习’。因为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家庭来说，若指望姥爷养家糊口就像指望一个酒鬼一样靠不住”(, p. 38)。这里的“恶习”(vice)呈现出明显的语义反转效果——一个通常用于描述道德缺陷的词语，在文本中却被用于形容一种在传统价值语境下的慈善行为。这种语义倒置，使读者意识到叙述者对“施舍”这一行为的复杂态度：表面上是赞美，实则质疑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姥爷的行为虽然履行了传统价值观中救助穷人的义务，但却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和生活上的压力。酒鬼的“不可靠”源于自我放纵，而姥爷的“不可靠”却源于义务的过度履行——两者性质不同，却在叙述中被置于相同的比喻框架之下。这种道德与生存之间的错位对比，正是反讽的核心机制：它揭示了不同传统价值之间的张力，并为读者提供了在“神圣”与“世俗”、“社会奉献”与“家庭责任”等维度进行思考的空间。姥爷的形象既令人敬重，又令人唏嘘；他的“施舍”既是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
4. 混杂的叙述视角
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的相对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1]。视角在叙述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略的。视角研究谁在观察故事，无声的视角必须依靠声音来实现，读者只有通过叙述者的话语才能得知叙述者或人物的观察和感受。小说中故事的观察者主要是叙述者“我”，透过“我”的感知，真实地反映了故事中各色人物的特点和感受，呈现出传统价值追求在现实语境下的扭曲变形。同时，小说中有几处描述却突破了这一界限，体现出有限全知视角的痕迹，即赵毅衡老师所说的“跳角”现象。在这些时刻，叙述者似乎短暂地脱离了“我”的认知局限，介入到超越自身经验的层面，从而为文本中“隐含作者”的道德立场创造了表达空间。
儿童视角的直观性、细节性特点，带来叙述的真实感[6]。这意味着，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无论“我”观察到的是谁在发表言论，“我”都仅仅是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去转述他们的想法，就如同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般，几乎不会主动地进行任何价值判断，更不会出于某种立场而为谁去进行辩解。例如，妈妈反复强调姥爷生前的社会声望，并以此作为家庭荣耀的象征：“在葬礼上，他们不得不派6个骑摩托车的警察来维持秩序”；“当时还有一位法裔加拿大神父参加了姥爷的葬礼”(, p. 37)。这些细节不仅是对姥爷地位的客观陈述，更被妈妈赋予了深层的价值意义：它们成为衡量个人德行与社会贡献的标尺，体现了对共同体秩序与集体尊重的认同。紧接着，“我”又听到表哥杰瑞评价姥爷的“另一面”：“当一些犹太人面包厂的工人们上街罢工时，爷爷不仅在大街上发表演说，而且还在教堂里慷慨陈词反对工人罢工。那些工人的工资远远低于他们应得的报酬，可那似乎就不关他的痛痒！”(, p. 38)
通过不同声音的并置，叙述者突出了家庭内部在价值认同上的分歧。姥爷、妈妈及教士舅舅等人物倾向于维护共同体精神，并强调这一精神与由此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家庭声誉之间的联系。工人们的困境真实而迫切，但在姥爷看来，维护秩序与稳定远比回应公平诉求更为重要。他所信奉的传统价值——责任、权威、对弱者的庇护——本应促进共同体的福祉，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但在现实运作中，却演变为对变革的压制和对现状的默许。他一边在街头呼吁社会良知，一边在集会上谴责罢工者。这种言行分裂并非虚伪，而正是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功能异化”的体现：原本用于凝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如今被用来维持既有结构。而“不会再有人当教士”的孙辈恰恰发现其光鲜外表之下的内在矛盾。孩童天真的叙述打破了成人世界对传统的美化和对不合理的回避，暴露出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局限与悖论。因为童年体验作为人类个体本真的无伪的生命感悟，排除一切清规戒律的干扰最接近人的自然本性，最为真实可信[6]。正是在这种目光之下，传统价值不再是不容置疑的“荣光”，而成为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历史遗产。
跳角是人物叙述视角中出现的不规则变异，是对人物视角整齐性的违反。普林斯《叙述学词典》称之为“对控制叙述之聚焦编码的短暂背离”。小说坚持人物视角，通过“我”去观察故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叙述权力自限，把叙述集中于“我”的意识之中。当关键情节在叙述展开中出现但一个人物的经验视角无法说清楚时，不得不跳角。小说中两处跳角均出现于关键情节处，也就是在姥姥中风后关于她的赡养问题而展开的家庭会议：“一家人聚在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由我妈妈照料姥姥。其他所有当丈夫的都慷慨陈词——抱怨说他们的妻子太忙根本无法照顾姥姥——唯独爸爸讨厌吵架，一声不吭”([9], p. 38)。一个“秘密”的家庭会议，仅仅涉及了家族里的成年长辈，“我”作为孩子是无法得知的，更不可能知道秘密会议上舅舅们如何推脱责任并让母亲照顾姥姥的说辞。第二处：
卡兹曼医生把爸爸叫到厨房，对他说：“你妻子得了胆石症。”
趁着妈妈睡着的时候，一辆救护车把姥姥接走了……不过爸爸当时在后面房间，亲眼目睹了姥姥拼命抓住床栓不愿被两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抬走的情景([9], p. 41)。
由于医生的刻意回避，叙述者不得不再次跳角，利用“旁观者”视角还原了俩人在厨房的“秘密谈话”。这个谈话显然是严肃的，因为医生急需父亲做出行动来改善母亲的病情。同时，这个疾病对于一个孩子是陌生的。跳角一方面填补了第一人称视角的信息空白，使读者得以窥见家庭危机的真实程度；另一方面，叙述重心也转向了家庭责任的分配问题，凸显母亲长期以来在照料姥姥过程中所承受的身体与情感耗损。通过“旁观式”的叙述，叙述者还补充了姥姥被养老院的人强行带走时挣扎的场景，意图唤起读者对姥姥的同情和对道德观的思考。正如毛尔所言：“值得注意的是，在里奇勒的小说中，叙事权威和人物塑造很重要，它们往往是价值建构的工具”([1], p. 102)。孝顺的义务则是他道德愿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叙述者虽然不提及这种特征，而是以各种方式展示和例证它，“让读者去推断他们所暗示的品质”[13]。
跳角这一叙事技巧的运用，更是充分发挥了其独特的叙事优势，通过展现不同子女在面对姥姥生病以及母亲病倒等一系列家庭状况时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了现代语境下的犹太家庭面临的普遍问题，即年轻一代对犹太传统价值的疏离和犹太文化传承所面临的危机。母亲这一角色以其在家庭重负下的持久坚守，有力地回应了针对里奇勒“贬低女性”的指责——她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仅是男性成长叙事中的“垫脚石”，而是撑起家族伦理结构的隐性支柱，更是犹太传统文化的践行者。赡养姥姥的责任在形式上是由其他子女推诿后落在母亲肩上，但她的承担并非出于被动接受，而是源于对母亲(姥姥)深切的感恩与情感依恋。例如，面对“我”不愿继续对姥姥行亲吻礼的抱怨，母亲立马拿出作为家长的权威，告诫孩子“休得无礼！她是你姥姥”(, p. 39)；再譬如，当父亲提议将姥姥送往养老院以减轻家庭负担时，尽管母亲独自承担了绝大部分照料工作，她仍坚决反对：“只要我还活着，就休想(, p. 40)！”这一表态彰显了她对家庭责任的自觉承担以及对孝道伦理的深刻认同。这些日常场景的刻画，共同构建出一个在传统与现代张力中恪守伦理的母亲形象，凸显其在家庭结构与文化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5. 结论
在《姥姥死去的夏天》中，里奇勒并未简单地全盘否定传统价值主张，而是通过细腻的叙事呈现了不同传统价值观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家庭责任、社会奉献与个体牺牲之间的道德困境，展现了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复杂性。姥爷作为社会奉献的象征，其精神追求虽被部分人物尊崇，却也暴露出对家庭责任的疏离；而母亲多年如一日的照料，则体现了沉默却坚韧的家庭伦理。这两种价值都植根于犹太传统价值观，是犹太精神与犹太文化的重要方面。小说通过叙述形式与内容主题的融合，探索了犹太文化传承中的矛盾与断裂。它呈现了一个家庭在面对衰老、死亡与责任时所经历的价值挣扎，同时展现了在时代变迁中，仍然坚守家庭伦理的群体及其面临的处境。正如里奇勒的其他作品一样，这篇小说表面上对犹太传统表现出批判甚至疏离，实则揭示了个体在传统重负与现代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过程。
NOTES
1原文为：……教士说：“书上说，一个男人如果结过两次婚，他在世时和第一位妻子生活了多少年，在天上也要和她生活多少年。我爸爸，愿他安息，和第一个妻子结婚7年。于是，我妈妈，愿她安息，就千方百计要再活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