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和《我与地坛》三篇散文，以深邃的情感与哲思凝视生命、母爱与苦难。在文本互涉理论的透镜下，这些作品编织了一张细密的意义之网，显性与隐性的联系交织，构筑起一个彼此呼应、深化、拓展的散文艺术世界。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三篇散文如何在人物、事件、物象、主题、时空结构及叙事视角和情感层面进行深层的对话与共鸣。
Abstract: Shi Tiesheng’s three prose works, “Autumn Reminiscence”, “The Tree of Reconciliation”, and “I and the Temple of Earth”, with profound emotions and philosophical insights, reflect on themes such as contemplating life, maternal love, and suffering.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textuality theory, these works weave a dense web of meanings, wi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nections interwoven, ultimately shaping a cohesive literary realm where each piece resonates with, complements, and enriches the others. This paper will delve into how these three prose works engage in dialogue and resonance in terms of characters, events, objects, themes, spatiotemporal structur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s.
1. 引言
罗兰·巴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得研究者能够从更广阔的文本网络中去理解单一作品的意义。在众多当代作家中，史铁生的作品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文本互涉研究的理想对象。史铁生的作品以其对生命、命运和人性的洞察而备受赞誉。他的散文《秋天的怀念》《合欢树》和《我与地坛》是文学创作的典范，更是对生命意义和存在困境的哲学探索。这些作品通过反复书写和改写自身经历，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自我指涉系统。有研究者表明，“生命是本源的，关键是通过怎样的道路，追求怎样的真理，实现怎样的人生。史铁生这样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路总结出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价值。”[1]史铁生正是通过文本互涉，重构了个人记忆，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本文将史铁生的散文作品置于“文本互涉”的视野下加以个性审视，分析其中具有互文指涉意义的主题以及物象等内容，从整体上对其作品进行相对较新的解读。
2. 文本互涉理论的学理阐释
史铁生把自己写的散文穿插运用到新的作品中，这种对另一文本引用的现象在文学理论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互文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互涉，互文性理论是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发展出来的，1967年法国理论学家克里斯蒂瓦发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明确指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对互文性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潘彩琳学者在其研究中引用，“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2]这解释了互文性就是指文本的互文特性，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其他文本编织而成的。文本的意义通过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和互动而生成。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之间的引用、模仿、对话、对抗等关系，认为文本是开放的、动态的，其意义在于与其它文本的互动中不断生成和变化。基于此，互文性理论有三个核心特点：其一，文本的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与其它文本的对话而不断生成的。其二，文本的对话性。文本之间通过引用、模仿、对话等方式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文本网络。其三，文本的生成性。文本的意义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与其它文本的互动中不断生成的。
自从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的概念后，理论家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互文性进行了调整和修改。罗兰·巴特借用并发展了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概念，他在《文本理论》中提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并且提出了“文本的编织”概念，文本互涉理论由此延伸出来，其与互文性理论在概念上非常相似，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但是文本互涉理论更侧重于文本之间的显性联系和隐性联系。基于此，文本互涉理论有三个核心特点：其一，文本的显性互涉。通过引用、模仿、改编等显性方式体现文本之间的联系。其二，文本的隐性互涉。通过主题、物象、修辞手法等隐性方式体现文本之间的联系。其三，文本的关联性。文本之间通过各种显性或者隐形方式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文本网络。
3. 史铁生散文文本互涉的学理依据
史铁生散文文本互文性的内在驱动力在于生命哲思与个体经验的互动。徐家贵等研究者认为，“史铁生的记忆之外是他对苦难、生命、死亡和欲望等哲学命题的思索。”[3]这种哲思并非片段式的闪现，而是伴随史铁生整个写作生涯不断深化、修正与体系化的过程。史铁生通过自我引用、反复书写核心物象、人物和事件，在不同散文中建立指涉、对话的关系，构建起个性且内在统一的散文场域。同时，史铁生的个体生命经验具有强大的复现性，促使他如同开掘矿藏般，从多角度、多层次在不同时期反复书写同一主题或者物象，每一次新的书写都是对过往书写的回应、深化或拓展，形成了历时性的、自我指涉的互文联系。这种源于生命深处、追求思想系统性的内在需求，是史铁生散文文本互涉的根本动力。
史铁生散文文本互文性的外在机制解读关键在于文学传统与创作语境的融合。史铁生广泛汲取中外文学与哲学资源，通过引用、化用、借鉴等方式，将外部“前文本”融入自身叙事与哲思，形成文本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丰富个人文学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其散文互文性植根于具体的时代背景与史铁生个人创作语境。史铁生的知青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经历塑造了他自身的写作问题意识与创作表达方式。因此，史铁生散文作品风格与创作背景及作者特定阶段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互涉。解读史铁生散文作品文本间的互涉关系，无论是内部成分的互涉还是背景理念的互涉，必然要求“知人论世”，理解作者的人生轨迹、时代烙印及思想脉络。
4. 《秋天的怀念》《合欢树》与《我与地坛》的文本互涉解读
4.1. 文本的显性互涉：人物、事件与物象的复现与深化
4.1.1. 核心人物：母亲
三篇散文共同聚焦于“母亲”的形象，母亲的形象随着史铁生生命体验的进程，不断丰满完善直至升华蜕变。《秋天的怀念》中描绘了一个“暴怒无常”的儿子与一位隐瞒自身绝症、竭力用北海菊花和“好好儿活”的信念安抚儿子却猝然离世的母亲。母亲的形象在极度压抑中迸发出惊人的爱与坚韧，“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和“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的离去场景，成为史铁生往后怀念母亲的深刻记忆点。而《合欢树》则是对母亲去世后漫长岁月里的追忆与忏悔。胡菊在其文章中分析道，“母亲用她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的儿子，她知道，儿子心头有一点热火，只要这点热火不熄灭，就会点亮生命之光。”[4]时间拉开距离，史铁生得以更冷静地审视母亲为治疗他残疾的双腿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承受的绝望(“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以及对他写作梦想的默默支持(“到处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母亲种下的合欢树成为其精神存在的延续象征。文中“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和“她心里太苦了”的自问自答直接回应了《秋天的怀念》中母亲承受的双重苦难(儿子的绝望与自身的病痛)，是对其“苦”的终极诠释。《我与地坛》则实现了对母亲形象最深刻、最富哲理性的升华。史铁生以惊人的坦诚与洞察力，揭示了当年沉浸于自身痛苦中的儿子所“看不见”的母亲。他剖析了母亲面对残疾儿子时内心的感受——从“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的忐忑，到“心神不定坐卧难宁”的煎熬，再到“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的担当。文中“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的顿悟，是认识到母亲一直都陪伴在身边的迟来觉醒，也是《合欢树》中在小院寻找合欢树却“不愿意去”“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的复杂心理的最终解答。有研究者感叹道，“作者借合欢树敞开心门，那株我终究未见的合欢树，正体现、寄托、象征、见证着人与人之间的种种温情。”[5]母亲的形象也就此完成了从具体行动者(《秋天的怀念》)到精神象征(《合欢树》)再到命运承载者(《我与地坛》)的蜕变。
4.1.2. 关键事件与物象：写作、菊花、合欢树、地坛
“写作”贯穿史铁生救赎之路，其中“菊花”“合欢树”与“地坛”的物象得到了延续与深化。关于写作这件事，学者刘嘉浩认为，“史铁生将文学与写作进行了交叉思考，他在写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心灵的解剖与心路历程的表达。”[6]《合欢树》清晰记载了母亲对儿子写作的鼓励(“那就好好写吧”)，以及“我”在母亲去世后发表小说、获奖的经历，并将写作动机部分归因于母亲，得奖后对母亲不在的遗憾。《我与地坛》则用了整整一章详尽袒露了写作与生存之间痛苦而本质的关联：“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这一认识源于《合欢树》中写作带来的成名的恐慌：“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并在《我与地坛》中升华为对“欲望”本质的哲学认知(“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那个在《合欢树》中让“我”心烦的“获奖”事件，在《我与地坛》中成为引发对“母亲期盼之路”深度思考的契机。此外，《秋天的怀念》中母亲去世前未完成的“去北海看菊花”成为永恒的遗憾和顿悟的契机，最后文中表明“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同时，《合欢树》中提到母亲为鼓励“我”写作，“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这种拓展在《我与地坛》中找到了核心载体——地坛。地坛取代了北海菊花，成为“我”逃避、思考、与母亲(精神上)相遇的主要场所。母亲“悄悄”到地坛寻找儿子的背影，与《合欢树》中母亲推“我”去看电影一样，都是爱的无声行动。此外，“合欢树”与“老柏树”作为生命物象的象征。《合欢树》中的核心物象是母亲误挖、亲手栽种、顽强存活并最终枝繁叶茂的合欢树，它象征着母爱、生命的韧性、错过的遗憾与绵长的思念。在《我与地坛》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合欢树”，但“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那些苍黑的古柏”成为地坛精神的象征，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有研究者提到，“苍幽的老柏树……显然对应着想明白后‘在沉静光芒中’‘更容易看到时间’与‘看见自己身影’的史铁生自己。”[7]这说明古柏恒久、镇静、承载沧桑的特质，与合欢树中承载的史铁生个人情感记忆形成互文，共同指向时间、生命、记忆的永恒与厚重。《我与地坛》文末“背后是一棵老柏树”的照片与发现老柏树已死、“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的场景，更是对《合欢树》中“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以及最终未能亲见合欢树开花的遗憾的回响与深化，时间流逝，物非人亦非。
4.2. 文本的隐性互涉：主题、时空结构与哲学思考的深层共鸣
4.2.1. 核心主题：残疾与救赎
三篇散文共同缠绕的核心主题是“残疾”及其引发的生存危机与可能的“救赎”之路。《秋天的怀念》开篇即描绘双腿瘫痪后“我”的“暴怒无常”和对生命的绝望(“我活着有什么劲！”)。而《合欢树》简述了“两条腿残废了”的事实以及“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的念头。《我与地坛》则以最磅礴的笔触描绘了残疾带来的精神绝境：“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在园中长时间思考“死”与“生”的终极问题。这种对残疾带来的个体存在危机的描绘，在三篇文章中层层递进，从情绪爆发，到相对平静的叙述，再到深刻的哲学叩问。此外，三篇文章共同探索了超越苦难、实现救赎的可能路径：母爱、写作、哲思。母爱是最初的、最直接的温暖与牵绊(《秋天的怀念》的“好好儿活”、《合欢树》的寻医问药与支持写作、《我与地坛》的默默守望与精神承担)。写作在《合欢树》中被明确作为“想干点别的事”的选择，并在《我与地坛》中被提升到生存本质的高度(“写作是为了活着”)，成为对抗虚无、确证存在、回应母爱(“想使母亲骄傲”)的核心方式。同时，《我与地坛》贡献了最系统、最深刻的哲学救赎，包括：其一，对“死”的领悟。“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的豁达，源于在园中数年的沉思，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为“生”提供了空间。其二，对“生”(怎样活)的持续追问。认识到这是伴随终生的问题，地坛成为思考此问题的永恒道场。其三，对“苦难”必然性与价值的认知。通过心智不全的小姑娘的遭遇引发对“差别”与“苦难”的终极思考：“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这种从个体苦难上升到对普遍人类困境的深刻洞察和悲悯接纳，是《秋天的怀念》中“要好好儿活”、《合欢树》中“悲伤也成享受”的最终哲学阐释和升华。《我与地坛》超越了前两篇相对集中于个人情感与记忆的层面，达到了形而上的哲思高度。
4.2.2. 时空结构：循环往复与仪式化
三篇文章都体现出独特的时空结构，具有循环往复、沉思冥想的“仪式化”特征。三篇文章时间都是非线性与心理化的，没有严格遵循线性叙事。《秋天的怀念》集中在母亲去世前的片段和去世后的顿悟；《合欢树》在10岁、20岁、30岁几个时间点上跳跃，重点在于围绕合欢树展开的回忆与情感流动；《我与地坛》的时间跨度最大，结构也最复杂，以空间(地坛)而非时间为绝对核心，时间在园中仿佛凝固或循环(“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文中对四季、晨昏、不同天气下园景和感受的反复描绘，以及那对风雨无阻、暮色中逆时针行走的老夫妻，都强化了时间的循环感和存在的仪式感。这种时空结构服务于沉思与悟道的需要。此外，“园”空间是庇护、见证与启示的场所。地坛在《我与地坛》中被赋予了核心的象征意义——“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上帝的苦心安排”。它是“我”的庇护所、沉思地、精神家园和顿悟道场。反观《合欢树》中母亲种树的“小院”和《秋天的怀念》中欲往未往的“北海”，它们作为具体的、充满情感记忆的空间，可以视为地坛这一最终的精神承载空间的前期缩影。地坛容纳了前两篇中的情感(对母亲的思念、愧疚)与思考(生存的意义)，并将其提升到宏大的、抽象的哲学层面。
4.2.3. 叙述视角与情感基调的演变：从“子”到“我”的超越
三篇文章的情感基调和叙述视角存在清晰的演进轨迹。《秋天的怀念》的情感最激烈、最外显(“暴怒无常”“狠命地捶打”)，充满了当下的痛苦、绝望和后来的无尽悔恨(“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叙述聚焦于“子”对“母”的有限视角，母亲是隐忍的付出者，其内心的巨大痛苦是“我”当时看不见的(“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而《合欢树》的情感相对内敛、深沉，以追忆和怀念为主调，充满了时间流逝带来的沧桑感和“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心里一阵抖”)。叙述中“我”开始反思自己(“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对母亲的理解加深(“她心里太苦了”)，视角开始从单纯的“子”向更复杂的“我”(一个经历丧母之痛的成年写作者)过渡。《我与地坛》的情感则最为复杂、沉静、深邃，兼具巨大的悲悯与超然的智慧。叙述主体是高度自觉的“我”——一个历经沧桑、持续进行哲学思考的残疾作家。“我”不仅审视自身，更以近乎上帝的视角审视母亲(“她才是一个活得最苦的母亲”)、审视园中众生(老夫老妻、长跑家、心智不全的小姑娘等)、审视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苦难、差别、欲望、生死)。这种视角的超越性，使得《我与地坛》能够容纳并升华前两篇的情感与主题，成为一部个人的精神史诗和普遍的生命沉思录。文中“我同时是他们三个”(孩子、情人、老人)的表述，正是这种超越性视角的最佳诠释。
5. 结语
史铁生的《合欢树》《秋天的怀念》和《我与地坛》三篇散文，绝非孤立之作。它们在显性层面通过共同的人物(母亲)、事件(写作)、物象(菊花、合欢树、地坛)紧密相连，形成清晰可辨的叙事链条和情感脉络。在更深层的隐性层面，它们共同缠绕于“残疾”与“救赎”的核心主题，展现出从情感宣泄到深沉追忆再到哲学超越的思想演进轨迹；其循环往复、沉思冥想的时空结构与“仪式化”存在方式，以及叙述视角从受限的“子”到超越性的“我”的演变，共同服务于对生命、母爱、苦难与存在意义的持续叩问。在这个精妙的文本互涉网络中，《我与地坛》以其自身的博大精深成为史铁生散文艺术的巅峰，更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思辨力，吸纳、照亮并升华了《合欢树》与《秋天的怀念》中的情感内核与生命体验。它揭示了母亲苦难的终极深度，阐明了写作与生存的本质关联，并将个体的残疾痛苦升华为对普遍人类困境的深刻洞察与悲悯接纳。三篇文章彼此映照、相互诠释、层层递进，共同编织了一张关于记忆、苦难、爱与救赎的意义之网。它们证明了，真正深刻的文本，总是在与其它文本的对话与共鸣中，获得更丰富、更永恒的生命力。
基金项目
本文系成都大学文明互鉴与“一带一路”研究中心2025年度一般项目“基于本土文化资源的新世纪四川儿童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MHJ2025C07；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度一般课题“支架式教学视域下高中论说类文言文教学策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TCCXJY-2025-B16；四川省教育学会2025年度教育科研一般课题“人机协同视域下DeepSeek辅助写作教学模式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B202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