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津子围以“平民作家”的姿态，对笔下的小人物予以温情观照。《大辽河》以作者对于辽河的走访为主线，讲述了辽河流域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塑造了众多底层小人物，表达了津子围对复杂人性的思考及民间立场的坚守。本文在解读津子围小说《大辽河》情感动因的基础上，重点解读津子围小说《大辽河》中的小人物形象，揭示小人物书写对民间文化、社会时代以及文学史的重大意义。
Abstract: Jin Ziwei, as a “civilian writer”, gives warm consideration to the little characters in his works. “The Great Liaohe River” takes the author’s visit to the Liaohe River as the main line, tells the life storie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Liaohe River Basin, portrays many small people at the bottom, and expresses Jin Ziwei’s thinking about complex human nature and adherence to the folk posi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motional motives of Jin Ziwei’s novel “The Great Liaohe Riv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s of small character in Jin Ziwei’s novel “The Great Liaohe River”, revealing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small character to folk culture, social times and literary history.
1. 引言
由于其自身的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津子围对公务员、警察、老师等小人物较为熟悉，并将这些平凡人物的人生碎片纳入到他对人生及世界的注解，诠释其对东北人生的多维思考。他的新作《大辽河》同样是小人物的世界，他们是烧炭工、流人、车店伙计、开办火柴厂的实业家、一生相爱相杀的夫妻、玉工等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小人物复杂人性的描写，津子围将抽象的民族情感和乡情乡愁融入平凡人物的日常行为举止中。同时站在民间立场上，充分展现出小人物的人生意义，借以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予以当代人精神和情感上的启迪。一直以来，小人物社会地位低下，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小人物的“小”往往让人产生无足轻重、位卑言轻的错觉。但实际上，小人物身上留有时代车辙碾过的深深烙印，他们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并不小，因而我们有必要对《大辽河》中的小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研究。
2. 情感动因：作家主体的民族情感与乡情乡愁
个人童年记忆和工作经历为津子围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人物原型。津子围曾在机关单位的体制内工作，丰富的工作经历使他深入了解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际遇和性格特征。津子围曾说：“我的小说世界里有一群‘小人物’：小公务员、小警察、医生、教师、学生、夜班司机、看门人等普通劳动者，他们既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也‘活’在我虚构的精神空间里。”[1]津子围始终关注“人”，反映小人物在个人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以知识分子平民化的写作姿态，在塑造人物形象、安排故事情节时充满人文关怀。一些小说虽然有所触及人性的内在本质，但对人性中的劣根性并没有深入批判。津子围出生在黑龙江，有一些小说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故乡，书写农村百姓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平凡生活，挖掘在时代浪潮裹挟下普通小人物蕴含的复杂人性。
《大辽河》所叙述描写的时代跨越了上古红山文化到21世纪的漫长历史，小说并没有通常意义上贯彻全篇的主人公和完整的情节主线，各章的主人公都是平凡小人物，他们是烧炭工、流人、车店伙计、开办火柴厂的实业家、一生相爱相杀的夫妻、玉工等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这些人没有姓名，都以亲戚称谓出现，二哥、三哥、四叔、堂弟、老舅、堂妹、二姨二姨夫、三姐三姐夫、四表弟……实际上他们没有家族血缘关系，但毋庸置疑地同属中华民族的血脉，正如津子围所强调的，“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我们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2]。由此可见，津子围的辽河之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更是一场文明探幽历程，走辽河实质是对中华文明的追求，《大辽河》最终呈现出的主题色调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国情怀，蕴含着津子围对民族情感的深刻思索。
《大辽河》是一部以辽河为题材的小说，所承载的是津子围对故乡母亲河的感恩和回馈。作为中华文明源头之一，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辽河地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渔猎文明的交锋、对抗和融合地带，它滋润着辽河平原的万事万物，孕育了博大精深、包容并蓄的辽河文明。辽宁作为辽河文明的载体，其文明发展始终与辽河文明演变的进程紧密相连，辽河流域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也得以融入辽宁文脉之中。因此，津子围在写作和构思过程中对辽河不断地进行深入理解，他书写辽河本质上是在书写辽宁，是对家乡情感的一种诠释，其文化情结最终也应归因于对辽宁文化的依恋。
津子围最初的写作动机或许就来自乡情和乡愁，秉持着“为辽河写点什么，算是对母亲河的感恩和回馈”[2]的初衷，将抽象的民族情感和乡情乡愁融入平凡人物的日常行为举止中。同时站在民间立场上，使得小人物的生存意义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继而引起读者的共鸣与深思。
3. 形象特征：平凡人物的“凡”与“不凡”
(1) 平凡人物的世俗性
人，始终是津子围重点关注的点，其焦点在于普通百姓。借助普通人的平凡人生，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万千底层人民的生存际遇。津子围始终关注现实生活中普通小人物面临的荒诞困境和人性选择，关注普遍的复杂人性欲望，透过人们随波逐流的嬗变，观察人性中不变的本质[3]。
辽河赞美善良淳朴，也容纳奸诈邪恶，承载忠诚与爱恋，也袒露欺骗与仇恨，它洗涤罪愆，同时也启示宽恕[4]。“过了子时，二哥就得起来掌灯，穿戴严实，开始准备往城里送木炭。”[2]身为烧炭工的二哥起早贪黑，只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肩负百余斤的木炭抹黑进城，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仅为生存一辈子勤劳艰苦劳作的同时，二哥也经常赌钱，“总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财星降临，咣叽一下发了大财”[2]。凸显其贪婪欲望；尽管四叔一生坚守光明磊落的做人底线，但在判官软硬兼施的审讯下，他的本能反应仍是找理由趋利避害，为自己开脱，在得知案件真相后却只能慨叹于命运使然；看到为人处世都不如自己的堂哥发财后，老舅不甘示弱，不顾妻子一再劝阻，决心和堂哥闯关东。一句“堂哥那样的都发财了，俺差啥呢？”[2]可见其内心愤懑不平。……贪婪、嫉妒、仇恨、欺骗等等，这些都是人性的劣根性，但津子围并没有深入批判，更多是以“平民作家”的姿态，以温情的笔调有所触及人性的内在本质，对于人性善与恶的思考只留给读者想象。
在《大辽河》中，作者没有用过多笔墨对小人物间爱恨情仇、勾心斗角等事件进行描写，而是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生活化、风俗化的画面。看起来是写日常生活和民间习俗，实则是写人。如写老舅学民间艺术扎纸人的详细工序，融扎制、贴糊、剪纸、泥塑、彩绘等技艺为一体；老舅和老舅妈编柳、编蒲团匠心独具，他们将产品精良的诀窍归因于精益求精；二丫心灵手巧，制作的非遗艺术满绣栩栩如生；东北地区渔猎民族秋季狩猎活动——打秋围……这些都是小人物平凡生活的缩影，他们按照民间的方式过着简单又艰辛的生活。尽管生活不乏辛酸无奈，但他们对民间手艺的热爱和顽强的生命信念让人感受到简单平淡的日常生活同样富含诗意情趣。
(2) 平凡人物的超越性
平凡的小人物可能由于艰难窘迫的生存境遇，平淡无奇的职业和外貌被人们忽略。但每一个小人物，无论贫穷富有，无论低贱高贵，无论丑陋俊俏，均具有不凡的一面，彰显出人性的光辉。
在《大辽河》中，随处可见小人物的善。即便他们身份低下，身处社会底层，可是读者在字里行间依旧可以透过这些小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细节感受到他们身上人性本真的善意坚守，难以不为之动容。四叔得知学生私自代签自己姓名进而使自己入狱后，并没有予以指责，后来还力阻学生逃狱被追捕的血案发生。监狱爆发瘟疫，四叔用拔毒刺血的方法医救结党营私的判官肖蕴章和曾经为难自己的刀疤脸、老瘪等人，以仁善之举感化了他们；车东家对老舅有救命之恩，忠厚的老舅在车东家死后，不忘恩情，和尖酸刻薄的车家小嫂不计前嫌，并教诲其子走上正途。故事最后老舅没有贪图车东家留给自己的金银，任其随河水在记忆中遗忘。四叔和老舅孝悌忠信、义薄云天的品格彰显着儒家文化的至高理念，体现了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
如果说人与人之关系标示出的是儒家思想核心，那么人物自身超凡脱俗、物我两忘的心态则是道家文化超脱自然、清静无为的凸显。四叔身陷囹圄后，暗无天日、潮湿发霉的监房让人看不到生的丝缕希望，四叔却能寄托于古琴，以袅袅琴音涤荡着无涯的苦痛，在琴瑟和鸣的声音世界里，四叔能够短暂地忘却世事险恶，达到超脱尘世、修身正己的境界；在清贫岁月里，三姐将理想的精神世界寄托于诗词，成为纳兰性德的拥趸，“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2]。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诗词意境里三姐和诗人达到了灵魂的共鸣，甚至难以将自己和纳兰性德分清；当三姐夫看到因自己挖沙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他意识到此举是被金钱和欲望所驱使后内心充斥愤恨，下定决心即使倾家荡产也要开展生态封育工程，亦是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实践。
4. 价值阐释：民间文化、社会时代与文学史意义
(1) 民间文化的值守与辽河文化的认同
津子围在东北文化的滋养下成长，在创作中也会自觉吸收利用东北民间文化的审美元素和表现手法，《大辽河》同样具有明显的东北地域特征。他把扎纸人、满绣、蒲编柳编等艺术融入创作中，在叙述故事的同时讴歌了民间艺术的原始生命力。此外，作者还展示了祭拜、供奉、婚俗等仪式，这些场景的描写，充满了庄严的气氛和浓厚的民间传统气息。这归根到底还是出于作家对民间审美旨趣的执着追求。除了民间艺术和风俗，同样具有东北文化显著标识的是东北方言。方言本身就是一种习俗，一种地域文化，它具有映现和揭示由东北历史、自然、生产生活方式等构成的东北地域文化的功能，它本身就是最直观的地域文化信息，是语态化的地域文化存在[5]。“东北方言中，很多词都带‘打’字，比如吵架是打嘴仗，觅食叫打食儿，拍后脖颈叫打脖溜儿，大人把小孩提起来叫打提溜儿。”[2]单刀直入、一语中的的方言透露出的是东北人粗犷率直的性格。津子围曾坦言：“辽河是故乡的河流，我要写辽河。”[6]正是出于对故乡博大精深、包容并蓄的辽河文化的认同，千百年来生活在辽河流域的小人物才会被津子围关注，以温情的笔触在虚构又真实的故事中尽情地展现了人性的善与真。
(2) 历史演变的见证与社会时代的意义
文学与社会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某种程度上文学甚至可以作为社会历史的记录。“作家在一种人物与社会彼此互动的情形下，既写出了人物的命运变迁，更传达出了社会与时代的发展演变状况。”[7]千百年来，底层人民身若浮萍，被时代浪潮裹挟，小人物本身就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大辽河》所叙述描写的时代跨越了上古红山文化到21世纪的漫长历史，其中的小人物形象更是浩浩历史长河的见证。第一章的空间由二哥居住的炭窑到韩州城，在写到社会上赌博风气正盛时扩大到宫廷，上至大户人家、辽代皇室，下至平头百姓。同时也记录了辽金改朝换代之际的辽河水患、沉重赋税，徽钦二帝羁押在韩州等史实。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人物生存愈加艰难，人性的复杂得到淋漓尽致地显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小人物形象的审视，我们可以了解到小人物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生存境遇，借以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提高当今社会中小人物的生活水平、增强自我认同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也正是小人物形象书写和研究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3) 人物形象的多面与复杂性
小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上数不胜数，其中不乏典型的人物，孔乙己、祥林嫂、祥子等都具有鲜明的性格。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以及怀有深切人文关怀的作家对小人物的关注，小人物群像系列趋向成熟。诚然，在塑造小人物形象过程中亦存在人物形象类型化、扁平化等弊病。“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8]《大辽河》里的小人物尽管地位低下、身处困境，仍始终坚持重情重义、乐善好施，不得不令人动容。同时，津子围也道出了小人物身上黑暗、卑劣的一面。津子围想要借此表达的，是普通人为了生存和生活，在爱与恨、善与恶的博弈与和解中，在难以捉摸的历史变动和命运无常中，所袒露出的人类的复杂性和道德性，描绘生命的诗意与张力才是小说的内在支撑力[9]。作者既感慨生命的渺小与卑微，也讴歌了人性的崇高。
5. 结语
“历史当中的大与小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只有看到历史当中的‘小’，回过头才能感受到历史中‘大’的时代变迁所代表的时代意义。”[10]津子围在《大辽河》创作中，胸怀民族情感与乡情乡愁，坚守民间立场和对辽河文化的情感涟漪，以平凡的小人物为主人公，他们通过一言一行折射出复杂深邃的人性，不仅有着重大的社会时代意义，对于文学史价值体系的建构亦有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