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童明的《现代性赋格》中，现代性被定义为“现代哲学思想，也就是那些与现代化和现代世界相关的价值观”[1]。现代性自诞生起，便延伸出两条发展路径——体系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现代性的发展早期，更多地偏向体系现代性，主张机械论认知方式，顺应了工业革命大背景下的时代要求。体系现代性将自然世界甚至宇宙认知为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个人在其中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并各司其职。如此，社会才能正常运转，才能不断进步。这促生了自然科学中进步性的概念。而后，这一认知方式被迁移至社会科学的认知与组织中。具体的人被贴上标签，抽象为社会运转的工具。具体人性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被不断压抑。作为其反拨，美学现代性强调人本身的复杂性，认为人不仅由理性组成，还有想象、直觉、欲念等一系列要素。相对于人的片面工具理性认知，美学现代性强调具体的人性，提倡对情感、欲念等被视为非理性要素的表达。
自17世纪英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的个体便处在体系现代性的工具人与美学现代性具体人性的对冲夹缝之中。个体渴望得到人性的尊重，却一次又一次被工具理性所践踏，个体在这两者的拉扯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与虚无感。
写作于1927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末期的《奥兰多》，展现了固定身份和自由选择间的冲突。《奥兰多》中的主人公奥兰多不断奔向理想中的文学家身份，却又一次又一次被无法摆脱的贵族和性别身份拉回。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奥兰多却愈加感受到社会观念对自己的禁锢和束缚，疏离和孤独同时与日俱增，并由此滋生了奥兰多的身份危机。但最终，奥兰多意识到不论是贵族还是文学家，都只是千万自我中的一个，而她也将继续踏上找寻自我的旅途。《奥兰多》揭示了现代社会通过贵族身份与性别角色对个体的双重规训，而奥兰多最终在意识流中完成自我召唤与整合，展现了多重身份共存的现代主体形态。
2. 奥兰多的自由魔咒：贵族身份
在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中，主人公奥兰多的身份认同始终处于被社会规训与自我挣扎之间的张力场中。奥兰多从贵族出身的男性，经历转性，最终成为一位雌雄同体的作家，其跨越数百年的生命经历不仅呈现了历史流变下的性别认同变革，也揭示了现代性权力如何通过身份角色的标准化实现对个体的全面规训。奥兰多的贵族身份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特权，更是社会将其标准化的重要形式，并通过继承制度、宫廷礼仪与阶层伦理，构建出个体行为、情感乃至欲望的内控机制。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被物化成一个工厂体系，追求标准化与效率化生产。“效率优先论驱动的合理化进程，具有两个鲜明的工具主义取向……其二是对人自身的限定，即把技术体系中的人限定为职能角色，并按照标准化模式对其予以组织、管理和规训，而不管他的属人特征。”[2]在这个被理性和科学赋予了生命的机器面前，人逐渐变成了这个机器的附属零件。人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感受都被当做机器的运转，且必须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人格特征被逐渐消解，并被还原成标准化的机械动作。“所谓‘标准化’，就其完备程度而言……要根据工艺流程的具体要求对工人进行职能上更为细密的分工或分级。”[2]也就是说，社会工厂将工作被划分给不同的角色并对不同角色参照特定的要求确立不同的标准。具体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限定在社会工厂所赋予的职能角色中，被要求遵守自身职能角色的规章制度，便于社会工厂对其进行定量评估与合理控制。而人的个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压抑，一旦人想要发展角色规范外的个性，就会被视为破坏工厂稳定的机械零件，有害的零件则会被工厂所淘汰，即被排除在社会工厂所建造的社会秩序之外。“情感、灵性、直觉和想象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地位，它们作为阻碍合理化进程的‘魔咒’，同传统的神话巫术一起被解除了。”[2]可以说，现代进程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人的情感和欲念为牺牲条件的。当个体的渴望与社会的要求相碰撞时，渺小的个体很难与力量悬殊的社会相抗衡。“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源于个体在面对压倒一切的社会力量、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时，渴望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2]当个体为免于情感与欲念的耗尽和湮灭，而与强大的社会做抗争时，只能采取疏离现代物质文明的叛逆形式。
在社会将其标准化为贵族的过程中，贵族职责首先对奥兰多的文学追求起到了压抑作用。奥兰多从出生起便承袭了贵族身份。他高贵而有诗意的面孔和永不老去的血统象征着一种特权，也代表着一套被动执行的社会角色。在15~16世纪的英国社会中，“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一种追随的目标”[3]，其存在方式本身即是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服务。“贵族需要对本阶级统治的社会尽责……他们参与、干涉国家大事，处理社会和民众的日常事务。”[3]奥兰多的家族延续了这种传统。他的祖先们曾在“盛开着水仙花、布满荒石”的异地战场上砍下“肤色各异的头颅”[4]，悬挂于屋檐之下，显示出贵族职责在帝国扩张与战争暴力中的体现。这种血统传承不仅意味着荣耀，也构成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这种贵族职责对奥兰多的创作构成了干扰。他原本在乡间田园中沉浸于诗歌创作，仅在“他写了不到二十部悲剧、十多个历史故事和二十来首十四行诗后，命他去白厅服侍女王的旨令就到了”[4]。这个命令不仅打断了奥兰多的文学探索，也象征着贵族职责对个体生活轨迹的要求。不论情感是否愿意，职责必须被履行。
当奥兰多出使君士坦丁堡，贵族职责的压迫达到高潮。他需全身心投入于一整套形式化、繁冗的外交仪式：早晨起身穿戴整齐，洒香水、卷发、抹膏，随即接见各级土耳其官员，开启一场以盖印敲章、系丝带为主的日常文件工作。午餐后，他又被礼仪安排驱使，拜访政要，从谈天气、聊城市、夸家具，到吸水烟、喝咖啡——“只是烟筒里并没有烟草，杯子里也没有咖啡……因为结束了这一处的拜访，他紧接着还要去另一处”[4]。这些程序虽华丽却毫无内容，象征性的动作取代了真实交流，奥兰多逐渐沦为一种代表国家形象的符号，失去了作为个体的真实感受与主动性。
贵族身份还通过财产继承制度将性别角色制度化，从而进一步规训个体。在小说中，奥兰多在男性身份时自动被判定为合法的庄园继承人，然而一旦性别发生转变，这一身份即告失效。她不仅要面对性别身份的否定，更被控告“已经死亡，因此名下不再拥有任何财产；她是女人，因此，与前面一条的情形一致”[4]。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中，女性与死亡等同，均失去了作为继承人存在的法律效力。这暴露出贵族体制下财产权的性别前提：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合法的所有者，女性则被排除在法权序列之外。
奥兰多的法律困境揭示了现代性制度如何通过法律文本制造性别–身份–权力的闭环。一切都悬而未决之时，“在她是死是活，是男是女，是公爵还是平头百姓都不确定的情形下”，奥兰多只能以匿名者身份回到庄园，并等待法院“判定她究竟是男是女”[4]。这是对权力话语是否允许其拥有身份的裁定。由此可见，社会身份依赖法律制度授权的合法性编码所支撑。在这一结构中，性别不再是自我认同的结果，而成为国家法权对个体合法性确认的条件。奥兰多的记忆未断、意识未改，但她的身份却必须重新获得法律的认可。贵族身份所依附的财产权是现代性政体维系性别秩序的工具。这一制度使个体欲望在面临身份争议时被彻底压制，而情感与人格也不得不让位于法律机制的冷漠运作之中。
也就是说，通过法律、阶层划分等手段实现对个体功能性塑造的现代体系理性，构成了奥兰多贵族身份牢笼的真正逻辑。现代社会虽然实现了权力的去人格化和标准化，但同时也对个体施加了更深层的控制。奥兰多身为贵族，不再是强权的代理者，而是体系标准化生产出的功能人。他必须言行得体、维护礼仪、继承家产，而不能选择诗歌、自然、感官自由作为人生主线。
3. 奥兰多的自由幻象：女性诗人
奥兰多的性别转变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然而，成为女性并没有让奥兰多摆脱社会规训的束缚，反而使她进入了一种更加隐秘而深刻的规训体系之中。性别转变后的奥兰多不仅要继续表现为一个标准规范的贵族，还必须适应维多利亚时期对于理想女性的种种期待。她一方面是贵族夫人，需表现出端庄、温顺、顺从的风貌，另一方面又是志在文学的独立个体，渴望抒发自我。这种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她此后漫长时期内身份焦虑与精神挣扎的核心。
维多利亚时代要求女性表现出柔弱、羞怯、克制，杜绝任何出格、不雅的举动。在一次内心独白中，她试图说出一个对女性来说不堪入耳的词，却立刻自我审查：“我们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这种女人。啊！我想起来了……”但这个词“出自女人之口更不堪入耳，我们在此略去不提了。”紧接着，她惊呼：“上帝啊！……那么，从今往后我必须尊重另一性别的观点了，哪怕我认为那种观点有多么怪诞离奇？如果我非得穿着裙子，不会游泳，被一位水手从水里救起，那么上帝啊！我只能如此！”[4]这段叙述揭示出奥兰多在新的性别角色中感受到的荒谬与压抑：她无法大声表达所想、无法反驳他人观点，甚至必须演绎一种文学化的柔弱与依赖。
不仅如此，这种女性化规训还逐步内化为她的情感机制：“她正变得更像是一个女人，像女人那样有点儿羞于流露自己的情思，像女人那样对自己的形象有点儿虚荣。某些脆弱的情感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另一些情感则正在消失”[4]。她开始羞于表达、羞于渴望、羞于不顺从。这种羞耻心理源于社会将脆弱与羞怯界定为女性美德后，她被迫在内心中上演的一场持续服从。
此外，婚姻与生育的社会义务进一步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认同合法性的凭证。在维多利亚式婚姻话语中，女性不但要像女人那样说话，更要像女人那样活着，戴婚戒、穿婚纱、生子育人。奥兰多在转变为女性后，逐渐觉察到这一规范所带来的心理困扰。有一刻，她望向自己的左手中指，那上面戴着伊丽莎白女王赠予的翡翠戒指，光泽透亮，至少值一万英镑，她问自己：“这还不够吗？”但“那震颤不息的抖动似乎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告诉她，不够，这还不够”[4]。随后，当女仆巴托洛莫太太进屋提醒她选择晚餐礼服时，她敏感地瞥见对方无名指上的婚戒，而自己无名指却空空如也，一股难以言说的羞愧涌上心头。这一刻，伍尔夫用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表现了未婚状态在当时女性社会身份中所象征的缺失感与耻辱感。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身体本身所承载的压抑记忆。奥兰多身着维多利亚时期流行的裙撑，“拖曳起沉重的裙撑”，“再也不能大步流星地走在花园里”，“她的肌肉失去了弹性，她变得有点神经质，总觉得护墙板后面躲着贼”[4]。身体行动的受限，对自然活动的疏远，以及神经质的心理状态，正是这一时代女性在社会期待下的常态书写。而这些则是她顺应时代潮流后不得不穿戴的沉重的外壳。
奥兰多既没有完全摆脱男性视角，又不能彻底融入女性角色中，这种悬置的状态，使她的性别身份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但这种未完成并非失败，而是开启多重自我认知的契机。奥兰多并未彻底否定女性身份，也未试图重新回到男性角色，而是逐渐意识到性别可以是流动的、自主选择的。“她身上同时混合着男女两性，时而为男，时而为女”[4]。她开始认同多重自我这一身份模式，不是非男即女，而是既男又女，既是过去的男性贵族也是未来的女性诗人。奥兰多的性别转变揭示出多元认同之间的张力与共存可能。
奥兰多试图在文学中实现这种多重自我的整合。她的诗作《橡树》是这段内在探索的结晶。诗中既有青年时期的浪漫抒怀，也有女性身份的温柔体验，还有对历史、时间、自然的哲思。这首诗既是她个人经验的凝结，也是她多重身份的象征。文学不再是贵族身份下的装饰品，也不是社会期望中的女性兴趣，而成为她摆脱规训、寻回自我的路径。
奥兰多虽然在文学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她的自由始终受限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规则之中。她所拥有的表达权利、艺术修养，仍然源于其贵族背景和教育资源，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自由是体系现代性所赋予的特权形式，是受规训而非完全独立的。因此，她的自我建构仍是未完成的：一方面想摆脱体系现代性的身份规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依赖它提供的教育资源与话语平台。
这种自由幻象反映出美学现代性与体系现代性的复杂纠缠。现代自由是一个伪命题，它常常意味着从一种确定性的束缚进入另一种不确定的规训。伍尔夫作为二十世纪英国上层文化的一员，其创作在挑战父权制、性别压迫的同时，也深深植根于精英文化体系之中。她以意识流打破传统叙事规则，以女权思想颠覆男性中心文学，但她赖以书写的语言、出版制度、教育权力，依旧是传统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奥兰多》中对自由的追求也呈现出自我否定与反讽的复杂面貌。她在获得女性身体、文学身份之后，表面上获得了更真实的自我表达空间，但事实上也进入了新的社会规训网络。奥兰多所经历的，正是从贵族权力结构进入到文学象牙塔的过渡，而这两者都无法为她提供一个稳定而完整的身份。
4. 奥兰多的身份自洽：多重自我
在面对男性、女性与贵族、诗人之间的矛盾时，奥兰多并未选择其中之一，而是通过多重自我的建构将身份从对立转向调和。这种身份建构的转变，根源于她对时间体验的改变。从直线的历史时间到非线性的心理时间，她逐渐构建起一种自洽的生存节奏，使得不同身份之间不再是排他性的，而是共存、流动、交错的。
“现代主义艺术所倡导的美学现代性与以理性为唯一特征的体系现代性不同，它提倡将理性、想象、直观、欲念融为一体，形成更为成熟的判断。”[1]美学现代性主张的是对于人与社会的非工具理性认识，强调人本身的复杂性。在文学中突出表现为作家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活动，将创作重点放在了人的精神世界上，描绘人内在的真实。伍尔夫在《奥兰多》中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窥探主人公奥兰多的内心情感，强调心理时间的重要性。在心理时间内，奥兰多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不受限制地穿梭于自己的回忆、现在的经历和未来的想象之间，从而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思考。
心理时间一词由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柏格森认为心理时间打破了传统的物理时间的时间序列，它不同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可逆的线性时间顺序。心理时间的主要特征是连续性、多重性和不可测量性。这与伍尔夫在《奥兰多》中的时间观不谋而合。伍尔夫在小说中写到：“但不幸的是，时光虽然能使动植物的生长和衰亡准确得不可思议，但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就不那么简单了。而且，人类的心灵对时光的影响也同样奇妙。一小时的时间，一旦以人的心灵来衡量，就可能被拉长至时钟长度的五十倍或一百倍。在另一种情况下，人的心灵又可能把一小时精确地表达为一秒钟。人们极少察觉钟表时间与心灵时间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值得探究”[4]。并以奥兰多为例，进一步解释心理时间的运行机制：“当一个人到了三十岁，比如奥兰多，他在思考的时候，时间就显得特别长，他在做事的时候，时间就显得特别短。所以，当他发号施令处理自己庄园的事情时，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而当他独自一人在山丘上的橡树下时，每一秒便如同一滴膨胀起来的小水珠，充盈着仿佛永远都不会滴落下来。每一秒都被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充盈得满满的，他发现自己不仅要面对那些连聪慧绝顶的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譬如何为爱情？何为友谊？何为真理？而且只要他一思考这些问题，逝去的岁月似乎就变得漫长而纷繁，充斥进盈盈欲滴的每一秒水珠，使这一滴小水珠膨胀得超过正常时间的数倍，五彩斑斓，宇宙间的千头万绪尽在其中”[4]。在心理时间中，一个小时的物理时间可以被拉长至原来的五十倍或一百倍，也能被缩短到一秒钟。心理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个体是否在思考。个体可以在心理时间中随意地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思考爱情、友谊和真理。当个体沉浸于思考中时，过去的岁月就会变得充盈，膨胀成物理时间的数倍。这给个体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而奥兰多正是在其心理时间内不断思考自己的身份。
在意识流中，奥兰多不断穿梭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自我之间，展开对“我是谁”的深层追问。意识是奥兰多自我整合的心理场域。当奥兰多驾车独行、心绪纷乱，她轻声自语地唤出自己的名字：“奥兰多？”这一声呼唤并非出于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反而是对它的怀疑。叙述者进一步延展这种心理状态：“如果七十六个(随便说一个数字)不同的计时器在一个人的脑海里同时运转，那得有多少不同的自我——天哪，幸好不是所有的——同时寓居在这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人说是两千零五十二个……这不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吗？”[4]这里，七十六个计时器与两千零五十二个自我的设想，构成了一种象征化的心理图景，表现出现代主体在意识内部的多重性与不确定性。这些自我彼此之间互为异己，无法互通。这种设定本质上否定了统一而持续的主体，代之以一个漂浮不定的、由经验、环境与时间共同生成的复杂身份结构。
在这层层递进的心理对话中，奥兰多尝试召唤过多个曾经的自我——贵族少年的英勇、青年大使的荣光、女子生活的忧柔、隐士贵妇的孤寂……“她可以呼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但这些身份却无法满足她的当下经验[4]。她的意识在过往身份的残片中反复流连，但她终究在寻找一个不是过去某种身份的复刻，而是所有自我的融合体。正如叙述者所揭示：“她最想要的那个自我，总是疏离于她……这个自我就是所谓的真我……是所有自我的混合体，又是所有自我的统治者”[4]。这一真我不属于任何社会定义的角色，而是在心理时间中生成、整合并指引内在秩序的核心存在。
这一真我的显现不是通过语言表述，而是在沉默中达成。当奥兰多最终与那个自我重逢，她“忧郁沉默，静如止水”，“变得沉默不语了。因为当人们大声说话时，那些自我可能会意识到它们彼此之间的隔膜……而一旦彼此相通了，它们就会陷入沉默”[4]。沉默是心理统一的结果，是多重自我之间达成共识后的宁静。因此沉默成为认同完成的标志，标志着多重自我之间的张力已然平衡，自我终于整合为一个复杂却稳固的整体。
伍尔夫通过这一心理时间的结构安排，突破了传统传记式人物塑造对统一主体的诉求，也挑战了二元性别与社会角色的固定认知。在意识流的波动之中，奥兰多既是男性贵族，也是女性诗人。她不再执着于确定的“我是谁”，而是在流动与召唤之中认知到，“我是所有的我”。这种认知是现代性身份困境中的一条出路：它容纳差异，与矛盾共生。
因此，奥兰多的最终认同并不源自社会的承认或法律的归属，而是来源于对心理时间的接纳与对多重自我的整合。她的身份不是一元的标签，而是一种可以在意识中来回穿梭的存在谱系，一个包容了时间经验、性别转换与情感矛盾的流动性主体。这不仅是对现代性人格断裂的文学回应，也是一种极具前瞻性的身份哲学演绎。
5. 结语
奥兰多是不幸的。深受现代主义艺术影响的他渴望追求文学，保护自己的情感和欲念。但这和社会工厂给他的分工产生了冲突，身份职责是奥兰多无法摆脱的沉重枷锁。在世俗化和理性化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中，奥兰多拖着沉重的镣铐在历史的洪流中被裹挟，被拖向了无处落脚的角落，丢失了生命的意义。伍尔夫对奥兰多身份危机的书写实际上投射出的是每一个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困境。
奥兰多又是幸运的。因为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奥兰多才能在意识中穿梭，跳出藩篱，脱离身份标签，真正思考自我的意义。小说最后奥兰多将自己一生的心血《大橡树》诗集献给了大橡树而后离开展开新生。这意味着奥兰多也认识到文学家于她而言也是一种标签。正如伍尔夫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一个人可能拥有上千个自我，文学家只是奥兰多千万自我中的一个。奥兰多前后生活了将近四百年并且处于盛年的她还能去找寻更多自我，其实是伍尔夫在向我们表达，勇于撕掉标签，真我才能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