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徐则臣的《北上》是一部通过百年时空双线叙事，以中国大运河为核心意象，书写中国百年历史沧桑、家族命运、文化传承交流的严肃文学作品，然而，在这部气势宏大、庄重的史诗级小说中却存在多处诙谐书写。小说以幽默戏谑的场景、对话与人物描绘，表达对生活苦难的消解、对人性的批判、社会现象的讽刺，并展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妙趣横生，增添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与文本的可读性。《北上》延续了钱钟书的《围城》与老舍小说等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幽默叙事”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Xu Zechen’s The Northbound is a serious literary work that employs a dual narrative spanning a century, with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as its core imagery, to depict the vicissitudes of Chinese history, familial destinie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xchange. However, within this grand and solemn epic, numerous instances of humorous writing can be found. Through witty and playful scenes, dialogues, and character portrayals, the novel expresses an alleviation of life’s sufferings, critiques human nature, satirizes social phenomena, and vividly illustrates the intriguing exchange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reby enriching the novel’s conceptual depth and readability. The Northbound continues the tradition of “humorous narrative” seen in works such as Fortress Besieged by Qian Zhongshu and novels by Lao She, hold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 引言
《北上》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也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小说首发于2018年第10期《收获》杂志，同年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自发表以来关注度颇高，2025年，《北上》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晚间黄金档播出，同年又被改编成话剧在杭州首演并在国家大剧院等多地巡演，获得观众颇多好评。《北上》是一部以京杭大运河为核心意象与叙事脉络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谢、邵、孙、周等运河人家几代人跨越百余年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以意大利人小波罗及其家人寻亲的故事相连结，展现了大运河及其周边的人物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的追寻、挣扎与和解，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称其“以独出心裁的叙事技法为大运河立传，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命运、追寻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
以往研究多关注小说《北上》的叙事新创、历史意识及乡土寻根等，鲜有对小说“诙谐书写”的探究。杨国伟(2025)从乡土、角度出发，认为徐则臣在《北上》中依托大运河意象及人物的流浪史，开拓出了无畏历史变迁与乡愁焦虑的乡土空间，展现了全新的乡土情绪，展现了未来乡土文学书写的新向度[1]。陆欣宇、黄德志(2024)则探究了《北上》的叙事技巧，认为其采取了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两纬度双线叙事”，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常用的线性叙事结构[2]。张景兰、郑梦娴(2024)认为《北上》通过宏大的历史建构与优美的自然风光书写，展示出了“70后”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回溯、反思及热爱、自豪。其他还有关于《北上》的海外传播、文学批评、地方志等方面的研究。《北上》自问世以来，尽管学界对其关注度很高相关研究也颇多，却鲜有学者探究小说中的“诙谐”书写。事实上，“诙谐”书写是《北上》除叙事等方面的重要文本特征，构成了徐则臣“嬉笑怒骂”“庄谐并存”的文风。徐则臣受钱钟书影响颇深，本文从诙谐书写的角度，挖掘《北上》诙谐书写的诸种表现方式及背后的文化内涵。
2. 诙谐书写
“诙谐”在现代汉语中指说话做事等风趣、引人发笑，与“幽默”“戏谑”“滑稽”等相近。从词义的发展演变上看，“诙谐”与“幽默”演变轨迹不同。现代汉语中的“诙谐”古已有之且古今意义具有关联性，而古代汉语中的“幽默”指幽深寂静，现代汉语中的“幽默”音译自英文humour，是一个音译外来词。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中，首次将humour翻译成为“幽默”，随后该词被广泛接受。“诙谐”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意义差别不大。因此，鉴于古今异义的贯通性，我们更倾向于采用“诙谐”这一更具本土色彩且古今差异不大的词汇来展开研究，在现代汉语实际应用中，“诙谐”与“幽默”词义接近。
“诙谐书写”指的是在小说中采用戏谑、风趣、打诨等语言、动作、场景描写，来产生一定喜剧效果或言外之意，从而增强小说思想内涵与文本可读性的表达方式。有些研究尤其是西方文学的研究中，“诙谐书写”又常称之为“幽默叙事”。中国文学的诙谐书写源远流长。早在《庄子》的寓言“庖丁解牛”“鸱得腐鼠”中，就已经出现了用荒诞故事来呈现哲学思辨的、带有一定幽默色彩的短小故事。其后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的奇闻逸事，语言诙谐戏谑，明清小说《西游记》《金瓶梅》中也颇多戏谑表达。现代文学中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以及钱钟书的《围城》等都具有幽默色彩。“诙谐”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还是一种文学审美形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3]王国维认为，诗人进行诗歌创作如同运用赤诚真心地游戏，这样创作的诗歌既有诙谐之趣，又有庄重色彩。可以看出，王国维将“诙谐”视为与严肃文学相对的一种审美形态，并认为二者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并存于诗文之中。可见，“诙谐书写”不仅对文学创作中具有启发性，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角度。
《北上》是一部严肃文学作品，小说中却存在多处诙谐书写。其诙谐书写分为三个层次，三者贯穿全文并由个体推及社会、国家、世界，层层深入叠加，展现了徐则臣对个体生活、社会现象、民族命运的深切关照，具体体现为“苦难的消解”“社会现象的讽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三个方面。
3. 《北上》的“诙谐”书写及其文化表达
3.1. 苦难的消解
《北上》的诙谐书写首先体现为对不幸生活的调侃以及对人生苦难的消解，这在小说第一部分“1901年，北上(一)”及“2014年，大河潭”当中表现得分外明显，又以主人公谢望和的描写最具有代表性。
谢望和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人近中年，可是这个男人生活却有点“倒霉”。他先是无缘无故“被离婚”，其前妻不仅分去了他几乎所有的财产，还经常以各种明目前来额外索要钱财。“被离婚”后，他一个人从北京朝阳搬到了郊区通州，此时《大河潭》的录制状况频出还面临资金断链的问题，唯一的儿子在前妻的影响下对他感情冷漠，认为他这个父亲犯下了滔天大罪。面对这么多生活的糟心事，谢望和没有怨天尤人，却以幽默的方式调侃自己的处境，小说中有一处场景，谢望和的前妻又以给孩子报夏令营的名目来向他索要钱财，且说起话来尖酸冰冷，阴阳怪气，咄咄逼人。面对这样的侮辱和言语刺激，男人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感到恼羞成怒与之唇枪舌战，或者感到郁闷压抑而黯然神伤。而小说中的谢望和却对此幽默一笑，他觉得妻子现在成了“语言大师”，并说“幸亏是她离我，要是我离了她，还不得成就个大作家啊。”不仅如此，搬家后的谢望和又被房产中介坑，中介原先信誓旦旦保证的这房子“在楼上能看见运河”，在买房后却变成了要“爬到楼顶上”才能看见运河，谢望和对此自我调侃道即使“看不见运河它也是河景房”。
弗洛伊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解脱论”(Relief Theory)认为，笑是一种心理能量的释放，是节省下来的“精神消耗”。小说里的谢望和就是靠幽默减少了心灵痛苦与精神内耗，并化解了对各种人事的仇恨。生活的种种苦难在谢望和的心里似乎泛不起丝毫波澜，而是变成了一朵朵快乐的浪花。谢望和的中年境况颇不顺遂。而他却总是能以幽默的形式进行化解，他将言语刻薄的妻子比为“语言大师”，还用插科打诨的方式化解仇恨。谢望和的父亲与堂叔之间存在恩怨纠葛，使得两家多年来亲人形同陌路。谢望和为了完成大运河纪录片的制作，从北京远赴淮安寻亲，却被堂叔冷漠地拒之门外。当父亲在电话中说起堂叔的不满，称这种不满在堂叔心里“该磨成茧子了”，谢望和只是插科打诨式地说了一句：“爸，是结石”。亲人之间因误会导致陌路是最痛的人生体验，这本来应该是沉重的话题，却被谢望和一句话俏皮地调侃消解了大部分。在谢望和的心里，似乎没有过不去的坎。生活再苦再糟糕，他始终是以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除了谢望和对糟糕生活处境的幽默态度，小说中的幽默书写还有船工、底层人物的“油滑”与“自嘲”。如邵常来、周义彦等运河上的小人物，他们在艰难生活中练就了一套特有的生存智慧，表现为言语上的“油滑”、略带夸张的自嘲以及对苦难的调侃。他们的对话往往充满生活气息和市井智慧，用轻松甚至戏谑的方式去化解生活的沉重。比如邵常来对运河规矩的“歪解”，周义彦对世事的调侃等等。
林语堂说：“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4]《北上》通过谢望和对中年生活的调侃，邵常来等对底层生活的调侃，将苦难生活的沉重枷锁，变成指尖弹出的一粒细小微尘。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智慧，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苦难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人在面对苦难时所展现出的坚韧美好品质，而幽默、诙谐、戏谑的方式，正是这种美好品质的体现，它展现了我们抵抗苦难时的另外一种达超然的姿态，正像千年前苏东坡遇雨时的那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2. 社会现象的批判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囑》中写道：“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揭示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揭示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之相对性的自觉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欢悦。”[5]幽默不是低级的情绪狂欢，而是理性思考后的超悟。《北上》还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引人发笑的同时引发人的思考。
《北上》中谢望和的领导“两度追妻”的描绘令人啼笑皆非。领导当年追求妻子李老师时费尽心思，基本上是“以不知自尊为何物的决心和意志”([6]: p. 112)。不仅每天送李老师一束花，还调动谢望和等人帮他打下手。他对李老师百般夸赞，并对周围人称“与李老师比，天下女人只能是女人。”可是，世事难料，人心易变。二十年后，领导又看上了台里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新人小吴，他为此决绝地与原先的妻子李老师离了婚。令人发笑的是，二十年前，那句“天下女人”的表达曾是多么的极致绝对，可是同样的一句话，时过二十年，再次从同一人的口中说出，只不过这次女主角换了人选。小说中写道：“我辞职前，领导语重心长地跟我们说，‘跟小吴相比，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6]: p. 113)“跟某某比，天下的女人只能是女人”仿佛成为了领导的“追妻话术模板”，只要换个称呼，每次都能拿来使用且屡试不爽，这种做法本身就带强烈的的荒诞意味，让人发笑之余不由得怀疑说话人“真情流露”的真实性。徐则臣在小说中又特意用严肃的场景和语言将这种荒诞表达出来，他用了“语重心长”作为状语描绘领导说这话的状态。“语重心长地”说给他人听的本应是道理，这里却是如此荒诞不经的事情，更加重了这种荒诞、讽刺与批判，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产生思考。
徐则臣的讽刺在文学理论里是一种“霍勒斯式讽刺”，指带着微笑指出人类的普遍folly (愚行)，是温和、轻松、戏谑的讽刺。这种讽刺与鲁迅杂文中那种严厉、愤怒的“尤维纳利斯式讽刺”不同。相比于卡夫卡、鲁迅等人面对荒诞现实的冷静、残酷，徐则臣更倾向于以幽默的方式展现社会的荒诞，他在读到外国文学时，曾称卡夫卡“为什么就不会笑一笑呢？”[7]徐则臣更愿意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展示虚伪，让读者在幽默一笑的同时看到荒诞的现实。
“幽默引发的，是睿智的笑声。在幽默的笑声里，世界的本来面目受到质疑，人类得以在理性精神的导引下重新发现被历史浮尘遮盖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幽默的游戏精神，其本质来自理性。”[8]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虚情假意，都是一种不健康的爱情观念，它背离了爱情应该具有的真诚性等美好品质，让人变得虚假浮躁，又可能引发不良的社会现象。《北上》没有直接抨击这种社会不合理现象，而是运用戏谑的方式嘲讽了这一行径。
小说中还有很多的诙谐书写，比如用奇妙的比喻“伟大的时代不是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就能白白胖胖的蹦出来”，来影射戊戌变法之后风云变幻的社会及维新的艰难，寓意深远，堪称精妙绝伦。在北上途中，船夫老夏驾船而逃，失望的小波罗坐在运河边抽起了长烟袋，他又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来批判了底层民众人性的复杂性，“一个古老的中国，就是这醇厚的老烟袋味儿。这尼古丁，这老烟油，香是真香，害也真是有害。”([6]: p. 77)诸如老夏等底层劳动人民，在他们善良、正直的美好品质之外，也存在着自私、胆怯等幽暗的一面，“长烟袋”的精妙比喻，诙谐又含蓄地将这种涵义表达了出来。
3.3. 中西方语言文化的交流碰撞
《北上》中因中外文化的差异而引起的“笑话”更是数不胜数，小说通过中外语言文化的碰撞引发喜剧效果，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及思想性。《北上》的部分历史背景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频繁，很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小说主角之一小波罗就是意大利人，他为了寻找在战争中失联的弟弟，效仿前辈马可波罗而来到中国。来到中国后，他不仅语言不通，对中国文化也是不甚了解，因此闹了许多的笑话。
小说中有几处场景堪称喜剧。船家老夏让意大利人小波罗去找不知国籍的神父“叙叙旧”，因为他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当成小波罗的老乡。看教堂的老人又把“外国”当成一个国家，当小波罗再三追问他，教堂的神父是“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老人的回答都是“外国人啊”。小波罗在船上遭到了的本地漕帮“短汗衫”的“挑衅”，对方嘲笑他的外貌，称要给他介绍个“母猩猩”或者“母猴”当媳妇。身旁的翻译谢平遥出于种种心理，故意将“母猩猩”和“母猴”给他翻译成了对方有“两个妹妹”，“一个长头发，一个短头发”，要介绍给小波罗。小波罗一听非常高兴信以为真，说更喜欢对方的“长头发的大妹妹”。对方听后勃然大怒，立刻就要冲上来打小波罗。小说写道：小波罗感到很委屈，他对谢平遥摊开两只手，‘我是不是该选短头发的妹妹呢？’谢平遥也对他摊摊手。”([6]: p. 30)从小波罗和“短汗衫”各自的角度看来，他们的举动都是合理的，可是碰撞到一起就牛头不对马嘴，产生了喜剧的效果。类似的，一位从荷兰来的研究运河的专家心生邪念，让谢平遥帮他找几个便宜的、漂亮的、小脚中国女人，到驿馆中“伺候他”。在漕运总督府工作的谢平遥非常具有民族自尊心，对此断然拒绝。小说以幽默的笔触描写了这一场景：“谢平遥用汉语送他(荷兰专家)一句国骂。他问啥意思？谢平遥说，问候你母亲呢。红头发先生说，这种时候还问候母亲，让人怪不好意思的。”因为语言不通，荷兰专家对谢平遥的话信以为真，没有听懂对方的唾弃，还认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语言的“隔膜”同样产生了幽默的表达效果。
实际上，在语言文化交流碰撞背后呈现的，不仅仅是令人捧腹大笑的诸多“洋相”，而是徐则臣对彼时中国命运的深切关照。清末民初，大清朝闭关锁国，戊戌变法失败，很多国人思想麻木愚昧，缺乏看世界的广阔眼界，因此才闹出了许多的笑话。而“洋人”居高自大作威作福，遭到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强烈反击也是情理之中。这些都在提示我们，文化的交流应该建立在平等、真诚、包容的基础之上。
徐则臣受钱钟书影响颇深，他曾在访谈中多次提到钱钟书，认为钱钟书的“比喻和说话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自己，又称钱钟书“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体现了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9]徐则臣的《北上》与钱钟书的《围城》有异曲同工之妙。《北上》用“领导追妻”和谢望和的“被离婚”解构了婚姻与爱情，这与《围城》中孙柔嘉逼婚、婚后与方鸿渐争吵相似，都揭示了婚姻的现实与琐碎，展现了婚姻是“围城”的隐喻。《围城》中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原答应聘任方鸿渐为“教授”最后却变成了“副教授”，对此他辩称“我答应你的是教授，可没答应你聘书上是教授。”这种用看似符合逻辑掩盖失信行为，与《北上》中的房产中介欺骗谢望和买房子时的言语如出一辙，都揭露了利己主义者的虚伪。而《北上》中那不断出现的半洋不洋的“英文”，与《围城》中苏文纨丈夫中英夹杂的语言，都暗示了暗示彼时国人精神文化的贫瘠。因此，可以说，徐则臣的《北上》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
4. 结语
《北上》的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厚重、文化底蕴丰富、叙事宏大的严肃小说，还是一部带有幽默戏谑风格的讽刺小说。徐则臣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场景与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彰显了其“嬉笑怒骂”“庄谐并存”的文风。小说在戏谑之中还蕴含着对苦难的消解、社会现象的批判，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失衡”现象与妙趣横生，有效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与思想性。回望中国文学的发展长河，从庄子寓言的超脱，到《儒林外史》的冷眼，再到《围城》的智讽，“诙谐”始终是一条绵长独特的脉络，而徐则臣的《北上》，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以精妙的笔触再度延续、拓展了这一脉络。那个曾经抱着《围城》阅读得入迷，笑得藤椅咯吱咯吱响的少年，终于在多年后写出了一本兼具钱钟书的戏谑与卡夫卡的荒诞、托尔斯泰的深刻的小说，也奉献给了读者一部在诙谐中展现民族精神自由与生存智慧的《北上》。《北上》的幽默书写与冷静、克制、荒诞的英式幽默以及苦涩、厚重“含泪的笑”的俄式幽默不同，它更倾向于一种温和的、超脱的幽默，展现出了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文化特征。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幽默叙事及背后体现的深刻文化内涵，值得未来进行深入挖掘与思考。
基金项目
本课题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诗化小说的话语范式研究”(项目编号：2024SJYB1421)、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校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人文地理学视域下的”诗性淮安“城市新名片打造研究”(项目编号：JSEISYB202404)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