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围绕朱利安·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中的空间叙事展开深入探讨，以主人公托尼·韦伯斯特与维罗妮卡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为切入点，分析空间在情感演变中的象征意义。基于韦斯利·科特提出的宇宙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人空间的理论框架，详细剖析了托尼与维罗妮卡之间的情感纽带如何在不同空间的作用下逐步建立、疏离，直至重新连接。通过这些空间的多层次分析，本文揭示了空间在小说中的多重功能，它不仅是人物情感发展的外在背景，更是情感经历的隐喻和象征。托尼的情感旅程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中得到深刻展现，最终呈现出一幅复杂且富有哲理的情感图景。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spatial narrative in Julian Barnes’ The Sense of an Ending, using the complex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Tony Webster and Veronica as the focal point to explore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space in their emotional evolution. Drawing upon Wesley Kor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smic, social, and personal space, the analysis provide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how the emotional bond between Tony and Veronica is gradually formed, estranged, and ultimately reconnecte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se different spaces. By conducting a multi-layered analysis of spac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space in the novel serves multiple functions: it is not only the external backdrop against which the characters’ emotions develop, but also a metaphor and symbol for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s. Tony’s emotional journey is intricately portray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time and space, ultimately presenting a complex and philosophically profound emotional landscape.
1. 引言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英国著名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崭露头角。198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都会》(Metroland)出版，并获得索莫塞特·毛姆奖。巴恩斯以智慧、幽默和对人类心理的深刻洞察力著称，代表作品包括《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0½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½ Chapters)和《爱，以及其他》(Love, etc.)。2011年，巴恩斯凭借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获得布克奖，评委们称赞其为“一部完美无瑕的杰作”，高度评价其在有限篇幅内对复杂人性和哲学问题的精炼刻画。
目前，国内学界对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记忆与伦理维度，学者多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切入，探讨记忆与道德责任的纠葛。例如，陈博指出，“在对多个片段记忆的异质性重复叙事中，托尼的记忆叙事一方面揭露不可靠叙事中的种种认知谬误，将过去已然成型的整体性印象之‘所说’还原为开放式‘言说’，另一方面使他得以作为个体通过完成对我执的突破，转而面向对生命中多个他者的伦理责任”([1]: p. 102)。第二，在不可靠叙述与叙事策略方面，研究集中于不可靠叙述与元叙事机制，揭示托尼叙述的自我遮蔽与真相的生成性，文本以反讽与断裂对抗确定性。例如，王一平认为，《终结的感觉》“提供了一种‘结尾’(或历史‘真相’)，这个‘结尾’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历史书写的意义并未完全被瓦解而成为自我指涉的话语游戏”([2]: p. 96)。第三，在身份与主体建构方面，多为强调托尼身份在叙事推进中呈现动态建构与持续纠偏，主体性体现为“不断被质询”。例如，葛佳美指出，“托尼‘终结的感觉’的生成既是累积，是记忆、自我与社会在前后两部分文本之间形成的多重强冲突相互叠加产生的感觉；也是责任，是托尼无力改变过去的悔恨与无法承担后果的责任”([3]: p. 159)。第四，在空间与意象研究方面，常从“家/校园”等意象入手，说明空间与心理转折的联动。例如，王桃花与张道书认为，学校、家、书信和日记等等空间表征“在托尼从自我欺骗到自我意识觉醒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 p. 11)。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为理解《终结的感觉》提供了多角度的启发，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部分成果已注意到空间描写的重要性，缺乏一个系统性的空间理论框架来统摄不同层次空间与人物情感演变的关系。因此，本文拟引入韦斯利·科特(Wesley A. Kort)的“宇宙空间–社会空间–个人空间”三分法，以此为分析框架，对小说中的关键场景进行分阶段细读。通过这种方法，本文不仅能展示空间在叙事中的多重功能(外在背景、情感隐喻、身份建构)，更能揭示空间如何推动托尼与维罗妮卡之间情感的生成、疏离与再连接。
2. 宇宙空间或总体空间：亲密与流逝
科特认为，“自然地点或自然环境常常被用来暗示或代表宇宙空间或综合空间，但这些空间并不能毫无限定地被认定为自然空间”([5]: p. 20)。这一概念在本文本中之所以具有方法论上的适用性，正在于“宇宙空间”能够同时统摄“自然–时间–情感”的复合表意：潮汐与河流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叙事中组织亲密经验与时间意识(等待、递延、回望)的符号性场所。在小说中，托尼与维罗妮卡一起在塞文河观看潮汐的场景充满了象征意义。托尼描述这一场景时写道：“然后某天晚上，在敏斯特沃斯，我们一干⼈在河岸上一直等到午夜之后，终于，等待获得了回报”([6]: p. 34)。这个等待的过程不仅是对自然奇观的期待，也暗示了托尼和维罗妮卡之间情感的期待和变化。与此同时，潮汐“涌来又退去”的循环具有双重意味：表层上它象征激情与平静的交替，但其“单向奔流入海”的特性或许也暗示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无法逆转的走向。换言之，亲密的生成之中已经暗含着逐渐消散的趋势。在回忆中，托尼和维罗妮卡一起坐在河边，谈论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共同分享的时刻，仿佛潮水般不断涌来又退去，既有激情的高潮，也有平静的低谷。托尼继续回忆道：“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中，我们目睹河水悠悠流向大海，一切美好的河流莫不如此”([6]: p. 34)。“大海”作为不可见的终点，不仅收纳了河流的奔涌，也暗示着情感无法回返的单向性。河流由近处的河岸流向远方的大海，这一运动使托尼与维罗妮卡的亲密记忆始终带有时间不可逆转的痕迹：它们的共享时刻注定会被卷入更大的流向之中。因此，河流的象征既呈现了他们关系建立时的美好，也预示了亲密在时间推进中的逐渐消散。托尼后来的叙述并不是当下的直接记录，而是被重新加工过的记忆书写，这种再叙述为自然景观赋予了结构性的意义，使宇宙空间既是外在环境，也是记忆与情感的组织框架。在这种框架下，塞文河、潮汐和大海不只是风景，更是托尼对自己与维罗妮卡关系的再解释：既有对自然景观的敬畏，也包含对个人情感与失落的反思。
在小说的下半部分，托尼回忆起他和维罗妮卡在月光下观看潮汐的场景，充满了诗意和神秘性。与此同时，这段回忆将他们初建的亲密关系和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刻画得栩栩如生。托尼描述道：“真是纯真年代啊。月色溶溶泻下，照在滚滚涌来的潮汐上”([6]: p. 113)。月光下的浪潮不仅增强了这段记忆的视觉冲击力，更象征了他们关系的纯洁和美好。托尼和维罗妮卡两人坐在河边的一块湿漉漉的毯子上，手握着手，感受着潮汐的起伏。在此，感官细节尤为关键：月光的清冷、夜潮的湿意、毯面的冰凉，一方面放大了两人身体的亲近，另一方面却为浪漫氛围添加了轻微的不适感。这样的张力提醒我们，这段回忆并非绝对稳定的“幸福瞬间”，而是早已埋下了关系内部潜在的裂隙。对维罗妮卡而言，手握的温度或许是一种情感的确认，但潮水的喧响与夜色的空旷也可能让她感到一丝孤立。换句话说，宇宙空间既提供了亲密的舞台，也在暗中考验着两人对未来的不同理解。另外，在这静谧而浪漫的氛围中，托尼感叹道：只有我与她谈论着世间的事情有时是多么不可思议，除非你亲眼目睹，否则有些事情你压根就不会相信([6]: p. 113)。“除非你亲眼目睹”表面上是对现场真实性的强调，但其深层含义却是承认记忆与叙述之间存在的差距：亲历–转述–再叙述的多重折射，使得自然空间不仅是背景，更是托尼重新组织叙事与意义的支点。在这一意义上，潮汐和月光既承载了亲密的共享，也暗示了随时间必然流逝的分离。而维罗妮卡在这一空间中的沉默姿态，也许意味着她对托尼言语的“不可思议”并未全然认同；在潮汐与月色的掩映下，她的心理活动可能更趋于审慎、保留甚至摇摆。这种差异性的体验，使得宇宙空间在文本中呈现出“共在”却非“同感”的复杂结构。这些描写，通过月光、潮汐和两人的互动，将托尼对维罗妮卡的情感刻画得更加深刻和动人，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建立的亲密关系。月光下的浪潮象征着他们关系中的起伏，而他们在这一刻的亲密无间和对未来的憧憬，构成了托尼记忆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由此，宇宙空间在文本中呈现为一种“亲密–时间”的编织机制：它既为共享时刻赋形，也以不可逆的流向在叙事深处安放“分离的预演”。无论是塞文河岸、河流、大海、月光还是潮汐，这些自然景观不仅构成了托尼和维罗妮卡情感关系的背景，更象征了他们情感的建立。正如段义孚(Yi-Fu Tuan)提到，“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7]: p. 136)。在他们的关系中，这些自然意象都承载了他们的情感事件，成为了他们关系建立的重要符号。但若从维罗妮卡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自然意象并非单一的“亲密符号”，它们同样可能承载犹疑、不适甚至潜在的分离感。正因此，宇宙空间在本小说中并非单向度的“亲密代名词”，而是以复义结构将“生成的热度”与“流散的趋势”、托尼的浪漫投射与维罗妮卡的沉默保留并置。
3. 社会空间或政治空间：隔离与连接
“社会空间或政治空间是由人们之间各种关系、产生这些关系的社会结构以及规范这些关系的法律及惯例所构成”([5]: p. 20)。在小说中，托尼前往维罗妮卡的家中，充分体现了他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托尼在维罗妮卡家中的经历，揭示了两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和互动中的权力结构。维罗妮卡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托尼的自卑情结，形成了一个社会空间的微观模型，展现了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和身份认同。然而，正因这种差异，社会空间并不只是单向度的压迫，它也在无意间制造了互动与碰撞的契机。托尼在不适与退缩中，仍在不断试探维罗妮卡家庭的界限，这种张力使社会空间既显得疏离，又潜藏交流的可能。罗伯特·索默(Robert Sommer)指出，“个人距离并非绝对的数字，而是随着个体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8]: p. 29)。托尼搭乘女友维罗妮卡父亲的车时的座位安排，精准地反映了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心理状态。托尼描述道：“他驾着亨伯超级猎鹂车，一路上连连叹息，对别人的傻气大发牢骚。我一个人坐在后座”([6]: p. 24)。这种描写不仅展示了托尼在前往维罗妮卡家时的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也揭示了他与维罗妮卡父亲关系的象征性隔离。托尼离开维罗妮卡家时的座位安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的隔阂：“维罗妮卡和她父亲坐进了车子前座，我继续独自坐在后排”([6]: p. 28)。这种物理上的隔离不仅仅是座位安排的巧合，更是托尼在维罗妮卡家庭中感受到的距离感与疏离感的象征。正如索默所言，“社交分离的安排为个人提供了从社交互动中退出的机会”([8]: p. 94)。托尼在与维罗妮卡家庭的互动中深刻体验到了这种社交分离带来的孤独感。但与此同时，这种隔离也带有一层“体谅”：父亲没有强行让托尼坐在前排直面交流，反而以距离维持了一种尴尬的礼貌；维罗妮卡保持沉默不作干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让托尼陷入更大的难堪。更值得注意的是，托尼写道“我朝着维罗妮卡的侧脸看，试图得到些暗示，但却一无所获”([6]: p. 25)。维罗妮卡在家庭空间中的沉默和模糊姿态，暗示她并未积极为托尼提供支持。她既没有明确地将他纳入家庭氛围，也没有完全排斥他，而是保持某种“空间性中立”。这种暧昧，使托尼的孤立感更强烈，也说明社会空间的张力同样作用于维罗妮卡：她需要在家庭权威和亲密关系之间不断调节。
托尼初到维罗妮卡家中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夸张且令人不安的好客之情，这既表现为维罗妮卡父亲用一种戏剧化的姿态将他的行李箱拎上阁楼。文中如是写道：“仿佛为了体现久远的好客礼节，维罗妮卡的父亲一把抓起我的行李箱，然后以夸张搞笑的费力姿态，把箱子拎上阁楼，扔到了床上”([6]: p. 25)。阁楼在家中的位置往往是较为边缘的，远离家庭主要活动区域，这暗示了托尼在这个家庭中的边缘化地位。他被安置在阁楼，仿佛被刻意隔离在家庭的中心之外，处于一种“被欢迎但不被接受”的状态。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写道：“最后，我们经常登上的是更陡峭、更粗糙的阁楼的楼梯。它预示着通向最安静的孤独的上升”([9]: p. 30)。这一段话深刻揭示了阁楼在心理空间中的象征意义。在托尼的经历中，阁楼不仅是一个实际的空间，更是一个象征性的心理空间。但托尼同时记得，“第一晚，维罗妮卡甚至都没有给我晚安之吻，也没有以毛巾什么的为借口来看我是否还需要些什么东西”([6]: p. 26)。这种空间上的回避加深了阁楼的孤立感，也显示出维罗妮卡在家庭与恋人之间的谨慎平衡。阁楼的“边缘化”并非只有排斥的一面：它远离客厅的审视，也给了托尼和维罗妮卡片刻的私密与喘息。父亲拎箱子的笨拙举动，虽让人觉得荒诞，却依然透露出试图展示礼貌与热情的意愿。这种错位的好客，恰恰揭示了社会空间在隔离与接纳之间的摇摆。
在维罗妮卡家庭的首次晚餐中，托尼感觉权利被剥夺：“周五吃晚饭时，他们问了我许多问题，考察我在社交和智识方面的水准；我感到自己活像个在法庭接受审讯的罪犯”([6]: p. 26)。这种审问式的对话模式，直接反映出维罗妮卡家庭和托尼之间的权力关系，将他置于被动且无力的位置，加剧了他的不适和自卑。这种不适感不仅来源于对维罗妮卡家庭的社交礼仪的不了解，更深层次的是源于他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敏感认知。维罗妮卡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无疑对托尼产生了巨大压力。维罗妮卡的家是独栋房子，位于较殷实的肯特郡，她父亲是公务员，那在英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而托尼压根儿没有提及他自己的父亲([6]: p. 28)。正如科特所言，“人类的地方关系被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力量和普遍性所淹没”([8]: p. 20)。在这样的背景下，托尼的自卑情绪被进一步放大，他感受到自己与维罗妮卡家庭间的巨大鸿沟。但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维罗妮卡并非完全缺席。在更松弛的茶叙空间里，她“把手放在托尼的胳膊上，手指把玩着他的头发”，并半开玩笑地问哥哥：“他还算可以吧，是不是？”([6]: p. 27)。这种触碰和语言介入，短暂地打破了餐桌的审讯氛围。茶具与灯光构成的温和空间，允许她借由身体动作为托尼制造一个小范围的亲密气泡。更重要的是，临睡前“维罗妮卡领着托尼上楼，终于正儿八经地给了他一个晚安吻”([6]: p. 28)。维罗妮卡选择在边缘空间表达亲密，显示她在家庭权威与私人关系之间谨慎游走的姿态。由此可见，维罗妮卡的空间策略并非单一的顺从或抗拒，而是通过沉默、触碰、迟疑与有限亲昵不断调节，使关系在隔离与连接之间维持微妙平衡。
另外，托尼在维罗妮卡家时的生理反应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局促不安。“我应该相当局促不安，整个周末都处于便秘的状态”([6]: p. 26)。这种局促不安的情绪，甚至导致了他生理上的反应——便秘。这种身体僵硬与排泄受阻正是社会空间压迫感的体现：陌生的座位安排、阁楼的边缘化安置、餐桌上的审问式氛围共同营造出一种无处可逃的空间紧张，使托尼的身体在物理层面也感受到被“卡住”的局促。然而，当托尼离开维罗妮卡家后，这种压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我的火车晚点了，原因是周日例行的铁路工程工作。傍晚时分我到了家。我记得自己终于痛痛快快地拉出了积存一个周末的大便”([6]: p. 28)。这种身体的释然，象征着他终于摆脱了维罗妮卡家庭带来的压迫感，回到了一个相对安全和熟悉的环境中。这种对比不仅突出了承受压力时的身体和心理反应，也揭示了托尼内心深处对维罗妮卡家庭的疏离和抗拒。从家庭层面看，这种紧张源于他作为“外来者”进入维罗妮卡家时所遭遇的空间排斥与社会差异；但从亲密关系层面看，这种紧张同样来自情感关系内部的考验：托尼的生理不适折射出亲密关系在社会空间中被“检验”的不稳定性。
4. 个人空间或亲密空间：再燃与未决
科特认为，“个人空间或亲密空间是个体在物理和心理层面上拥有的专属空间，这些空间不仅提供隐私和安全感，还具有人际互动和情感连接的功能”([8]: p. 20)。小说的后半部分描绘了托尼与维罗妮卡因日记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邮件争论。最终，维罗妮卡说道：“我明天进城，三点，摇摆桥正中间，不见不散”([6]: p. 86)。他们在摇摆桥的相遇，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再次建构亲密空间。这一相遇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重逢，更是情感和心理空间的重新连接，展示了个人空间在关系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品解释了摇摆桥：“这座新建的人行桥横跨泰晤士河，连接北岸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南岸的泰特现代艺术馆”([6]: p. 86)。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写道：“伦敦是一座教堂之城，拥有比欧洲其他任何城市更多的教堂。老城内有一百多座教堂，单是奉圣马利亚之名的就有十六座，可以推断很多教堂原为撒克逊时期的木质结构”([10]: p. 75)。伦敦作为教堂之城的历史背景，特别是撒克逊时期的建筑传统，彰显了圣保罗大教堂的深厚历史渊源。书中还提到，“南岸一直与消遣娱乐相关联，最近包括新近兴盛的环球剧院以及由皇家节日大厅、国家剧院和泰特现代艺术馆主导的整个区域”([10]: p. 584)。因此，泰特现代艺术馆是伦敦现代社交与互动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摇摆桥不仅在物理上连接了古老的圣保罗大教堂与现代的泰特现代艺术馆，也象征着托尼和维罗妮卡之间的感情纠葛。桥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了对话与交融，暗示着两位主人公之间曲折而深刻的情感历程。更关键的是，维罗妮卡在桥上的身体姿态为这种“未决”提供了来自对方一侧的空间证词：托尼远远看见她“提前到了”，却同时感到她“浑身上下散发出的焦灼感表明她不愿在此久留”([6]: p. 86)。这种“焦躁地站着”的姿势把摇摆桥从“重建亲密”的舞台转写为“快速交接、尽快离开”的过渡空间：它服务于信息交换，而非情感驻留，从而在空间层面抵消了桥的“连接”寓意。维罗妮卡的“站姿文本”更像是一种反向注脚：她以身体语言将这座公共空间的摇“摆”转译为“迟疑–暂停–撤离”的情绪序列。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写道：“在一个如此设想的肌理之中，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离的：空间隐含着时间，反之亦然”([11]: p. 172)。正如桥梁连接着不同的空间，它也连接着托尼与维罗妮卡之间的情感与记忆，承载着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联系。托尼通过追寻遗失的日记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试图理解维罗妮卡的行为。这个过程犹如他在心灵上跨越了一座桥，从过去的误解和痛苦走向现在的理解和和解。然而，这种“跨越”未必意味着真正的圆满。摇摆桥本身的晃动与不稳，暗示了他们关系的再燃依然悬而未决。托尼的叙述中充满了对“和解”的渴望，但作为不可靠叙述者，他的讲述也可能是一次自我安慰的修辞加工。结局留下的暧昧正是小说的关键张力：它既不是彻底破裂，也不是最终和解，而是一种尚未决断的对峙状态。
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提出：“空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是社会生活的媒质又是它的产物，是活跃的当下环境又是创造性的先决条件，是经验的又是理论化的，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又是本质性的”([12]: p. 57)。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从实际的物理存在和象征意义上来理解空间。托尼对“私密会面空间”的想象与现实场景的错位，恰是这种“主客观交织”的典型体现。在会面之前，托尼曾臆想与维罗妮卡的重逢应发生在“一个被人遗忘的酒吧，一家安静的餐厅，甚或查命十字酒店的酒吧”，试图借由这类自带“松弛感”的空间，为关系重建铺垫温和氛围([6]: p. 108)。但现实中的室内会面，却与他的期待截然相反：餐桌并未转化为亲密升温的场所，维罗妮卡低头读书、边吃边看，笑容缩减成礼节性的“半笑”；玻璃立面外是自动扶梯与人流的持续噪声，室内光线均匀而冷静，座距保持在“对话而非贴近”的尺度。厨具与纸本共同形成一道“阅读屏障”，她以克制的姿态维护个人边界，令这一半私密空间更接近“可随时退出的协商场”而非“复合情感的避风港”。这种空间体验的落差，既源于物理环境的客观设定(光线、噪音、座距)，也源于两人对“亲密”的主观认知差异。而在此次会面的前后，邮件或信件更构成了“媒介化个人空间”，进一步凸显空间的工具性与策略性：托尼以高频率、变换口吻反复“叩门”对方的收件箱，试图通过持续的信息传递，制造一种“随时在场”的亲密幻觉；而维罗妮卡以沉默、转由律师回应、简短约定等方式收缩此空间的孔隙，拒绝托尼的过度侵入。数字界面因此并非无空间性，恰恰是可被占据或拒斥的“特殊交流场域”。对托尼而言，他不断发送邮件，就像在这个场域里反复敲门、试图挤进去，盼着能借此让和维罗妮卡的感情“死灰复燃”；可在维罗妮卡那边，她用沉默、让律师回复或者只发简短约定这些方式，就像把这个场域的门牢牢关紧，强调这里有一道“不能随意跨越”的边界。事实上，托尼对空间的“情感投射”早有迹可循。在文中，托尼表示，每周五晚上，我就会放纵自己，到酒吧里轻松一宿([6]: p. 39)。当两人选择再次见面之时，托尼如此臆想道：要不然呢，或者在某个舒适而比较私密的地方：一个被人遗忘的酒吧，一家安静的餐厅，甚或查命十字酒店的酒吧([6]: p. 108)。托尼选择在酒吧等地方放松，这些地方不仅是实际存在的物理空间，也是他逃避现实、寻求内心平静的象征性空间，更是他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寻求一种自我释放和重新连接的方式。托尼意在与维罗妮卡的重新联系来弥补过去的错误，重新找到内心平静的地方。在即将见到维罗妮卡的路途上，托尼开始了回忆：“记起你跳舞的情景。在我房间里。在布里斯托尔”([6]: p. 110)。显而易见，房间是他们两人过往的亲密空间，布里斯托尔是他们关系建立的萌发之地，容纳着托尼对维罗妮卡藕断丝连的情感记忆。这些空间不仅是他们过去情感的载体，更是托尼重新审视和反思自己行为的起点。望着眼前的维罗妮卡，托尼说道：不知怎的，在我的眼中，她看上去既像二十来岁又像六十来岁([6]: p. 110)。这句话表露出托尼脑海中仍存储着维罗妮卡风华正茂时的记忆，尽管她年事已高。这一刻空间使情感关系与记忆碎片更加具象化。
5. 结语
托尼通过这些空间的旅程与他对过去的了结和理解的寻求相平行，展示了我们对结局的解释与记忆和身份的交相呼应。小说中的地理空间不仅仅是静态的位置，而是具有唤起、挑战和重塑托尼对他的生活叙事弧的理解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尼的空间转向促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记忆，试图理解和弥补过去的错误和罪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并不等同于完全的救赎。由于叙述始终依赖托尼的选择性回忆，我们很难判定空间转向是否真的带来了关系的重建。结局中“桥”的象征，与其说是和解的完成，不如说是一次暂时的并肩——一种可能继续，也可能随时崩塌的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