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背景设定在AI助手和基因提升技术广泛普及的架空的现代美国社会，因为基因提升带来的副作用的人类女孩乔西与人工智能伙伴克拉拉互相选择成为伙伴，然而母亲带乔西购置人工智能伙伴的背后原因却是想将克拉拉的身体用作女儿记忆复制的载体——一旦女儿因身体状况的恶化而离世。另一方面，拥有敏锐的感知能力的克拉拉也在和乔西一家及其他人的相处中丰富着自己的情感。在故事中，克拉拉甚至从自己所看到的，乞丐在阳光下复苏的景象中，神奇地习得了一种对太阳的、近乎人类宗教信仰般的崇拜，笃定地认为太阳能为众生带来复苏的力量，只要作为信徒的她自身对此真诚信仰并有所奉献。在故事接近尾声的部分，根据克拉拉的第一人称叙述，正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乔西才得以在病危之际“起死回生”，联系先前章节中，克拉拉对太阳持续的敬拜与奉献，小说在表面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爱与希望治愈技术之毒”的童话。
一些研究者正是依循石黑一雄所设计下的这一表层的叙事，在对故事的主旨进行评论时，根据“技术加剧阶级分化、带来健康危机而逆技术而行的太阳与爱却疗愈了乔西”这一“事实”，将小说中乔西的病和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结为技术理性滥觞和科技过快发展的恶果，并加之批驳，同时，他们又往往将批评的主题上升到对于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归的呼吁上来，例如，白丽云指出“科学技术也与消费主义沆瀣一气，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以数字的形式计算和管理人类，使人类日益异化，逐渐远离自我属性”，“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能助人涅槃重生的‘太阳’意象，蕴含着作家透过历史经验的微光，寄予文学文本生存美学的深刻用意”[1]，刘可在其研究中也对克拉拉“贡献溶液而换得太阳的恩惠”的显性叙事线作出肯定，认为其不同于技术理性在人身上施加的“肯定性暴力”，代表了一种“否定性”，借此批判了“技术理性的自负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2]。
然而，这种对技术理性的单方面批判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对《克拉拉与太阳》的分析。固然，石黑一雄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抱有怀疑态度，甚至其本人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献词中坦言过其对于技术的滥觞的担忧：“新的遗传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CRISPR，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将为我们带来令人惊叹的、拯救生命的益处，但也可能造成类似种族隔离制度的野蛮的精英统治社会，以及大规模失业的问题，甚至于当前的行业精英们也将濒临失业”[3]，但在《克拉拉与太阳》这部小说中，其批判又似乎来得过于隐蔽和曲折。这在一方面根源于石黑一雄在克拉拉这一角色上所延续的克制、模糊的个人叙事风格，在她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中，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仅仅作为小说背景细节被碎片化地呈现给读者；另一方面，石黑一雄似乎又时不时地表现出对技术进步和技术理性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并不体现在由克拉拉自述的“太阳拯救乔西”这一表面情节之上，而是散落在由部分文本细节所组织成的一系列与表面情节迥然不同，又“从头到尾的与之并列运行”的叙事暗流，即申丹所谓的“隐性叙事进程”[4]之中。简单来说，小说可能有多个结局走向，而在一些结局走向与文本细节之中，技术与人文并不呈现截然的对立，否则，首先又该如何解释石黑一雄为何要将这些“对抗技术理性”的所谓人文主义精神，集中地表现在一个本身就是技术理性的化身的人工智能之上——而非人类角色之上呢？在下面的章节中，本文就将通过对一些文本细节的论述，揭示显性叙事层中的不协调之处，从而指出可能存在的隐性叙事进程，并且尝试探讨石黑一雄在这种不可靠、不确定的叙事中隐藏的、对技术与人文的深刻思考。
2. 克拉拉的不可靠叙事与可能的隐性叙事进程
石黑一雄小说中叙事者的最大共通点就是他们叙述的不可靠性[5]，从其处子作《远山淡影》中悦子的与佐知子人生轨道的重叠痕迹的描摹，到与《克拉拉与太阳》题材相近的《别让我走》中凯西对其回忆模糊性的反复申明，诸多石黑一雄笔下的叙述者都在其回忆的历程中表现出自我否定乃至自我欺骗的行为，从而使得故事真相的构建更显扑朔迷离。而在《克拉拉与太阳》之中，作为叙述者的人工智能克拉拉也表现出了这种不可靠性，且正是这种不可靠性使得基于小说的显性叙事层中的故事走向所推得的结论都变得值得怀疑。克拉拉的叙事的不可靠性，首先来自于其叙述的形式，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有限视角的选择，相比于全知视角，更天然地塑造了一种叙述者与读者之间“亲近却又疏离的氛围”[6]，但叙述的形式本身并不能直接指向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本文所着重分析的，是小说中的诸多文本证据所构成的叙事不可靠性。这些文本证据包括若干突兀的情节转折、某些前后不协调的文本细节和一些直接暗示了叙述者的不稳定状态的情节、事件等，它们暗示了一系列迥然于显性情节的故事走向，提示着读者去关注、质疑克拉拉的回忆的真实性。并且，对《克拉拉与太阳》中隐性进程的挖掘将提出一个对基本情节的质疑，即，“乔西真的得救了吗”。并且，就如申丹所说，这些隐性的叙事进程相比于表层的情节发展，还将“进一步呈现出与之对照甚或对立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美学价值，邀请读者做出更为复杂的反应”[4]。
2.1. 过于突兀的转折：乔西复苏
小说中最明显的不可靠叙事莫过于乔西在阳光下奇迹复苏的这一桥段，这一情节出现在小说倒数第二个章节的最后一部分，而在复苏之前乔西已然陷入病危而不省人事的境地，并且，正如此前的篇幅所告知读者的那样，乔西此前的身体是处在一个“每况愈下”([7]: p. 337)的境况中的。在此期间，克拉拉观察到的“我们从城里归来的十一天后，乔西开始没有力气了”、“赖安大夫开始每天来访”、“母亲早上出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p. 337)等连续的迹象，都预告着乔西的离去。然而，克拉拉记忆中乔西突然复苏的场景却是这样的，“这时乔西动弹了一下，眼睛眯缝着，一只手举到了半空中”，随即，乔西开始开口说话，“嘿。这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接着，在太阳的照射之下，乔西甚至得以“挪动着身子，直到自己仰面朝上，靠着枕头和床头板的支撑坐了起来”(p. 359)——从每况愈下、最后失去知觉的身体状态，到在阳光下的复苏，乃至在短时间内就恢复如此元气——这与小说此前段落中花费篇幅细致铺陈的事件发展进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如白雪花和方菲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这样的转折太过突然且违背直觉[8]。
同时，考虑到《克拉拉与太阳》本身是一部严肃小说，虽然其文本本身并不阻止读者在阅读的最后，去接纳这种转折并将其解读为“童话”或“奇迹”，但小说的基本氛围仍旧是黑暗的。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描绘了人工智能和基因提升技术普及后的世界中众多尖锐且深刻的社会问题，例如，乔西的父亲曾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但在人工智能浪潮下失去了工作机会，小说在第四章提到他如今已经同其他的失业者已经组成了一个武装起来的、类似勒德分子的社区，准备着一场可能无法避免的“恶战”([7]: p. 293)；乔西的好友里克也因为没有接受基因提升而失去了升学的机会等等。石黑一雄用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地构造了这些背景，可一旦接受显性情节中童话式的结局，此前渲染的黑暗且现实的基调又被推倒、取消了，使得显性情节更显突兀。
因此，综上所述，文本细节、篇幅上的反差与叙事基调的转变上的突兀都在指示着显性叙事层的不可置信，石黑一雄用这种刻意的笔调提示着读者一种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
2.2. 难以解释的情节发展：克拉拉的认知混乱与恢复
小说对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的一个更明显的提示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情节事件以及一些紧随其后的文本细节中。这个关键的情节事件就是“库廷斯机器”的“破坏行动”，当时，乔西的父亲保罗在不确保克拉拉认知能力无虞的情况下(p. 286)，取出了克拉拉“后脑”中一定剂量的“PEG9”溶液，破坏了一台克拉拉所认为的，因其产生的烟雾遮蔽了太阳因此也遮蔽其“恩惠”的机器(克拉拉要用破坏机器的方式来赎得太阳的“恩惠”之事即她与太阳间的“约定”)。在这个事件之前，克拉拉在面对某个对象时会有基本的范畴感知，即使是面对数据库中未录入的事物，比如说克里西手中的通信电子设备，克拉拉至少也能立即识别其形象，将其称为“矩形板”，但在其溶液被提取之后，这种范畴感知就变得模糊了，在一些瞬间，克拉拉只剩下了对某些几何形状的感知，需要“定神”，或者说，“加载”一会儿才能找回范畴概念。在紧随这一事件的章节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的细节描写，比如，在接近、注视剧院附近的人群时，克拉拉发现，“他们的形体却越发简化了，就好像是用光滑的纸板做成的锥体和柱体搭建出来的一样。他们的衣服，譬如说，全然没有平常的那种褶皱，就连他们在街灯下的面孔也似乎是一个个平面组合出来的产物——通过种种复杂的排列布局，这些平面竟然巧妙地营造出了一种轮廓感”(p. 296)；她的视觉图像也常常变为零落的碎片，“有人在用力拉我的胳膊，但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如此之多的碎片，仿佛一堵坚实的墙。同时我开始怀疑，许多碎片其实都不是三维的，而是利用巧妙的明暗技法画在平面上的，给人以一种浑圆饱满、有进深感的假象”(p. 300)；甚至，她已不能即可辨别平日最熟悉、亲近的乔西，“更多的锥体和柱体——或者说更像是它们的碎片——不断地挤入我身边仅存的一点空间。我这时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个碎片——一个切入进来取代里克的形状——其实是乔西”(p. 299)。
以上的这些描写集中出现于小说第四章的前半部分，即发生于“库廷斯机器破坏行动”和乔西的“复苏”事件之间的时间段中。然而，当小说情节发展到临近乔西“复苏”的部分及其后的尾声部分(其中克拉拉讲述了乔西病愈、成长，直到离家上大学的时光)这样的描写却突然消失了，仿佛克拉拉突然恢复了认知机能，但故事中又同时缺乏克拉拉对于这种“恢复”的讲述，使得读者更难以确认克拉拉实际的认知状况。很明显，这样的文本细节提示着读者，至少在其贡献了自己的溶液之后的章节，克拉拉的叙述的真实性是存疑的。
2.3. 不可靠叙事的其他文本佐证
石黑一雄还在一些极微小的细节中提示了克拉拉在这一部分认知状况的不稳定性和其叙述的不可靠性。首先，在乔西在阳光下“复苏”之前，克拉拉呼唤屋里的人去迎接阳光，她对他们惊呼“外面有事情正在发生。太阳要出来了！”(p. 356)，然而，听到克拉拉呼喊的克里西，即，乔西的母亲在这时发出了一句微妙的回应：“当然咯。那又怎样，你这是怎么啦，宝贝？”(p. 356)，在这里，“宝贝”这一称呼揭示了叙事中的不协调性，因为母亲的这一称呼只针对乔西一人，此前克里西从未如此称呼克拉拉，因此显得极为不真实。此外，在小说的最后，通过克拉拉的描述和其与机器人商店的“经理”偶遇后的一段对话，读者得知，克拉拉最后被乔西一家遗弃、进入了垃圾堆场，然而，根据克拉拉自己对于与乔西一家的后续生活的描述，她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即使出现了故障也不至于被彻底遗弃在垃圾堆场，然而她却迎来了这样一种孤独的命运，这样的反转也在动摇着读者对于显性情节的真实性的信心。
2.4. 对可能存在的隐性叙事进程的尝试性解读
进行到这里，本文要对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作出一种尝试性解读：克拉拉在贡献了后脑的溶液之后，认知能力下降，而乔西也在那段时间走向病危并最终去世，而就在临近乔西去世之际，克拉拉的认知机能也已下降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水平，乃至其已不能再判断自己的机能运转情况(因此在小说的后部，克拉拉也不再提及自身认知的下降的影响)，而克拉拉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中也因此夹杂了许多混乱的、编造的部分，而乔西的复苏就是克拉拉此前对乞丐与狗在阳光下“复苏”的巧合事件的生硬投影，而这正是克拉拉在物理层面遭受损坏的结果。然而，由于克拉拉和保罗对提取溶液摧毁库廷斯机器一事的保密，母亲克里西还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带克拉拉去进行了乔西的“复制”(也正因如此，克拉拉的记忆中有了被母亲称为“宝贝”的片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克拉拉机能的受损最终被发现，乔西的复制失败，克拉拉和母亲双方的一切努力都化作泡影，克拉拉也因此被惊惧、惊惧地遗弃在垃圾堆场。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隐性叙事进程。克拉拉被遗弃的原因也可能是其进入报废、回收周期后，乔西一家被生产商或政府要求对其作了这样的处理。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明确的，即在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中，乔西并没有因为克拉拉和太阳之间的“约定”而得救，无论其是否死亡，她的生命走向都不会因克拉拉自身的孩童式信仰而改变。
一旦循着这样一个隐性叙事进程而推理小说的主题，小说就呈现出了与其童话情节所迥然不同的面貌，在这里，石黑一雄似乎承认了爱与希望并不能成为个体最后的救赎，人最终还是要接受技术社会与物质世界的规则的宰割，而所谓的爱与希望，也不过是在物质、技术的基础上被构造出来的假象。接下来的部分将结合小说中其他有关文本细节，探究石黑一雄在构建这种隐性叙事进程背后的深思。
3. 小说隐性叙事进程背后的寓意
那么，石黑一雄究竟想通过构造这种隐性叙事进程来体现他对于技术–人文关系的一种怎样的思考呢？本文的观点是，石黑一雄既对技术理性抱有怀疑，意图在小说中表现技术之恶，又同时认识到并指出了人心的缺陷，技术理性与人心之感性并非截然对立，后者也不必然是前者的解药。
其实，在小说的一些文本细节上，石黑已经对这个问题有所暗示。例如，克拉拉曾跟随里克、保罗一行人去约谈里克母亲的旧情万斯，后者如今在一所尚还接纳“未经提升”的年轻人的大学中担任要职，里克的母亲海伦希望凭旧时情谊为里克争得一次升学的机会。然而，在见到万斯之前，海伦先是自顾自地对他进行了一番揣测式评价：“奇怪的是，他的人生越成功，他的帅气就离他越远。如今他有钱有地位了，模样却丑得吓人。不过呢，我还是会努力透过那层层褶子和赘肉，看到里面那个曾经的帅小伙。真不知道他会不会也这样看我呢。”(p. 292)这段话中，海伦一来以万斯“过去”的帅气来力证自己曾经的美丽，二来她以苦恶的口吻讽刺万斯的“当下”的情景更映衬出，海伦是一个沉湎于过去的人，而过去之所以使她沉湎，是因为在基因提升之前，海伦凭其天然的、未受技术介入的优势，即“美貌”——而享有的权力被基因提升后的社会抹消了。同时，海伦也向克里西表达了对没能让里克接受基因提升的后悔：“我那时心思飘到了别处，就这么让时机白白流逝了。也许这才是我最最后悔的地方。后悔我爱他爱得不够，从来没能够作出一个真正的决定，不管那个决定是怎么样的”(p. 302)。这里海伦一时间都不再在意摆在眼前的基因提升所带来的副作用，只是执着于她此刻的“缺失”，可见她深深承受着符号秩序的宰制，以及技术介入前后，她的权力、境域的区别之大。而等到与万斯碰面后，在对话中万斯随即表达了他对于自己在海伦口中的形象的担忧：“听到你母亲一直在说我的好话，我感到很是欣慰。或许她告诉过你一两件负面的事情？”“是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p. 311)，这又反映出万斯一度被美貌、爱情下的权力关系所牢牢宰制，并且其心理影响持续至今。
双方的谈判在被万斯指明为“走后门”行为后，海伦和万斯陷入争吵，过程中，万斯指出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弊病——“走后门，同其他任何一种形式的腐败一样，只在不被挑明的情况下才有最好的收效”(p. 316)，万斯同时托出海伦过去凭借美貌特权而对他人施行不公的行为不计其数，并称里克之所以被时代抛弃是命运对海伦的惩罚：“那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我有点悲伤，但也有点高兴。看到你并没有逍遥法外。看到这一切最终追上了你，你到底还是要为之付出代价”(p. 319)。最后，这场谈判在此前被压抑的个人情感的爆发中不欢而散，讽刺的是，一开始万斯反复强调自己对于与海伦之间的情感问题，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公允”，双方的对话却终究在毫不公允的指责与报复中结束，里克也最终失去了证明自身资质的机会。
这一段争吵展现了“人心”中同爱与希望等所迥然不同的剖面，海伦的自恋和骄横，万斯的自卑与纠结，这些在人工智能和基因提升技术介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类的心中。同时，从海伦的懊悔中可以看到，使得人类接受技术改造这一大赌注的是他们自身的竞争焦虑，技术理性与这种在符号秩序下个体对完美的焦虑互为因果，“人心”，并不站在技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纠缠在符号秩序之中，技术理性只是符号秩序的一种外壳。更重要的是，以上的文本提醒了读者，没有人工智能和基因提升技术的介入，原本的社会同样有其个体遭遇的不公和群体中的阶级分化，海伦就可能是一个因为美貌被追捧而享受一定“特权”的人。甚至，可以想象，基因提升虽然收窄了个体的上升路径，但也使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标准变得更加单纯。对于一部分人群来说，技术理性带来的是“肯定性暴力”，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非肯定性的”“社会的混乱的评价标准”。当然，这些技术在小说中叙述声音之外的社会影响究竟如何，读者不得而知。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在这一切介入之前，个体就已然面对着符号秩序的阉割，符号暴力并非技术理性的特产。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是亘古宰制着个体的符号秩序的其中一种表现。
此时，再回看隐性叙事进程，读者会发现，其结局也指向了一种同样的悲观论调，个体不会因为爱与希望而得到完全的救赎，乔西不会因为克拉拉的太阳崇拜而得救，对太阳的信仰最终只是克拉拉对自己施加的慰藉行为，克拉拉也终究要走向报废的命运，在物质世界、技术形式的更迭之下，没有什么记忆与牵绊能真正永存。但是，石黑一雄也并非一味地表达“人心”无用之论，在克拉拉的叙述中，她与乔西之间的时光温暖动人，并且，这种叙述行为本身，延长了记忆的持存，而这种温暖的记忆，也使得物质的、技术的世界看起来不那么冰冷。
4. 总结
《克拉拉与太阳》是一部构思精致，叙事结构复杂的小说，石黑一雄在表面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爱与希望带来生命的救赎的奇迹，实际又铺下一个有关死亡与遗弃的暗线。小说的文本本身并不排斥读者去采取其中的任何一种解读方式，但与显性情节并行的隐性叙事进程的存在，反映了石黑一雄对人文-技术关系的更加深刻、复杂的思考。在这里，石黑一雄展现出的对技术的态度并非是非黑即白的，本文的论述也并非旨在对小说的显性情节进行全方位的批判，而仅仅是要说明——小说的主题难以用“对技术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一言以蔽之，正是故事中明暗两条叙事路径的互相交织编织出了一个更具深度的思想内核。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暗示，技术的出现以及人对技术的接受、使用、传播的过程本身是带有目的性的，在技术与人彼此作用的境域之中，人的欲望、矛盾、纷争等各种方面呈现与技术“相互构成”[9]的状态。简而言之，一项技术的出现、作用，是与其所处的人类文化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通过对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的重建，我们得以看到，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并非一味地批判技术之恶，甚至对于技术理性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也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在石黑一雄所构造的世界中，技术的理性与人文的感性并非是针锋相对、不可共立的两极。即使说技术理性代表了“肯定性的暴力”，人文精神、情感关怀也并不一定就代表了“否定性的斥力”。应该说，一方面，石黑一雄并不否定技术的无限制扩张以及技术理性的滥觞所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并主张以人文关怀将技术理性的压迫消解之；而另一方面，石黑一雄也并不否定技术的可能性与实践力或对人文精神的力量作虚妄的承诺。相比单向地思考技术的利弊，石黑一雄更是在促使人们反思，“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该如何看待自身”[10]。克拉拉的爱与希望是珍贵的，但其力量也是有限的，相比于将其描绘成济世救人的良药，石黑一雄也许更想强调它们对于一个主体自身的“缓冲力”，它们也许不足以完全对抗诸如技术理性等一切“肯定性暴力”，但也足以消解其带来的焦虑乃至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