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越来越否定作者的权威，使批评成为独立于作者意图的一种创造[1]。这意味着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中的积极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学理论转向了充分肯定读者作用的发展方向。修辞性叙事学兴起于二十世纪60年代，源于对第一代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纳德·克莱恩(Ronald Crane)对情节的修辞效果研究，继而在第二代学者代表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和第三代学者代表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等的努力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现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国内学界对修辞性叙事学的研究主要围绕领军人物费伦的论著展开。相较于前两代学者，以费伦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更清楚地剖析了文本叙事中的读者互动因素，为从叙事学的角度揭示文学作品主题注入了新机。费伦曾举例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达洛维太太》(Mrs. Dalloway)简述其著名的“三维人物”概念，但并未将修辞叙事理论进一步运用于揭示作品主题、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此外，现有叙事学视角的文本阐释惯以从非间接引语等叙事技巧揭示《达》的文本内涵，而费伦的“三维人物”和“进程”两个核心概念却启发了从人物的塑造方式来揭示中年女性成长小说这一隐含主题。《达》的文本阐释本不乏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少数学者也关注到小说中年龄与性别问题的交叉：如凯瑟琳·斯登(Katherine Sedon)在“老去的瞬间：《达洛维太太》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自然之母的重塑”(“Moments of Aging: Revising Mother Nature in Virginia Woolf’s Mrs. Dalloway”)一文指出，小说关于年长女性的自然隐喻表达了她们对生命力的渴望和对衰老、死亡的焦虑。伍尔夫在《达》中对女性衰老的关怀确已获得了学界的关注，而费伦的修辞叙事理论从叙事结构的角度为揭示这一创作意图提供了更详细的路径。
2. 詹姆斯·费伦的叙事交流模式：“三维人物”和“进程”
费伦在1996年出版的《作为修辞的叙事》(Narrative as Rhetoric)中对“修辞叙事”进行了简明概述：作为修辞的叙事意味着叙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是行动，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一个人讲故事[2]。国内学者申丹认为，该定义突出了交流的两个主体，充分考虑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三角互动，较之侧重文本的形式主义、偏向历史语境和作者研究的传统批评以及专注主观阐释的读者反应批评，凸显了全面性和平衡性的特点[3]。如果说芝加哥学派第一代学者开启了对重历史轻文本传统的挑战，那么第二代学者代表布思的代表作《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则为修辞性叙事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主要贡献在于对“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进行了区分，并且强调了作者对读者在共同体验和阐释过程中的引导性，也承认作者无法控制各种各样的实际读者。第三代学者费伦等则在布思的研究基础之上，从“三维人物”、“进程”、“四维读者”、“不可靠叙述”和“叙事判断”这几个方面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修辞性叙事理论。
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以叙事交流模式为核心基础。他以图表将其阐释为真实作者/隐含作者通过叙事资源与作者的读者和真实读者进行交流，其中叙事资源包含叙事技巧(比如，自由间接引语，叙述者)，交流场合，人物等。叙事资源作为变量具有一定主动性，既限制作者作出协调，也引导读者作出反应。叙事交流模式有两个交流主体——作者和读者，它们各有两个维度。隐含作者的概念首先由布思提出，它是真实作者“在写作时发现或创造的自己”[4]。而后费伦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活着是为了讲述》(Living to Tell about It)中重新界定了隐含作者，“[它]是真实作者的精简版本，是真实作者的能力、特质、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以及在具体文本的建构中扮演积极作用的其他特征综合起来的一部分”[5]。申丹进而完善了对隐含作者的定义。她认为，隐含作者需从文本内外两方面去理解，它在文本内是被读者从文本中推测出的形象，在文本外是真实的作者在创作该作品时所进入的一种状态[6]。费伦对作者的读者的阐释是，他是假想的读者，作者为他们构建文本，而他们亦能完美地理解文本，但能意识到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是虚构的。由此，费伦的叙事交流模式强调了一种以隐含作者、文本为交流媒介的作者与读者互动模式，从而避免了脱离历史语境的文本分析。
针对人物这一叙事资源中的重要因素，费伦提出了“三维人物”(Character’s Three Dimensions)这一核心概念。在《阅读人物，阅读情节》(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中他对“三维人物”进行了具体阐释。在费伦看来，人物由三个维度构成：第一是模仿性，指人物具备的特征，使其与真实的人类似；第二是主题性，指人物作为一类群体或思想观念的代表，旨在表达某种主题，与模仿性的区别相当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第三是虚构性，指人物是被作者构建的虚拟存在[7]。在阅读中，人物的三个维度邀请读者作出各种反应和价值判断。申丹认为，费伦的三维人物观克服了经典叙事学和传统批评的片面性。前者仅将人物视为情节中的功能行动者，片面突出虚构性，后者仅关注人物的逼真性，片面突出模仿性，而三维模式全面考虑到了人物要素在引起读者情感反应、表达主题和文本构建的虚构性方面的作用[6]。费伦和申丹对“三维人物”的解读，实际上共同指向了其作为介质充当作者和读者交流的纽带。该概念拓展了从叙事学角度如何利用人物去充分探索作者预期和读者接受的研究方法，对于进一步发掘文本的内涵和社会历史意义开辟了新的途径。
费伦提出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进程(Progression)，并认为“三维人物”和它有着密切关系。人物三个维度的关系由进程决定，而且只有在进程的发展中才有可能转化为功能。费伦对进程的概念作了阐释：它是动态的事件，即在历时维度上叙述和接受的运动；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不稳定性，存在于“故事层”(story)，指故事中人物内部或人物与环境的冲突，其二是张力，存在于“话语层”(discourse)，指作者或叙述者与读者在价值、知识、见解等方面的分歧[7]。而后费伦系统地概括进程为：沿着两个同时间的轴进行，一是叙事文本的内在逻辑(此为不稳定性因素)，以及该逻辑在由始至终阅读的作者的读者中引起的一系列反应(此为张力因素) [2]。由此可见，叙事发展的两股推动力分别来自于文本和读者。人物的三个维度通过参与进这两股动力推动文本，可能实现其功能性，并成为作者和读者交流的场域。比如，当人物的模仿性特征引起读者诸如憎恨、同情等感情时，模仿功能得到实现，而读者在阅读中通过情感投入与作者发生交流；当人物的某些特征与主题表达有关，其主题功能会得以实现，影响着读者对人物行为作出的价值判断；虚构功能总是存在，因为虚构的人物终究是作品建构的组成，只是有时作者会经叙述者、其他人物的言语或行为，使读者意识到人物是虚拟的，而有时其虚构性是隐蔽的。费伦指出，三维人物观和进程旨在揭示人物和进程如何实现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建构规则。
由此，费伦基于叙事交流模式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从“三维人物”和进程两个核心概念出发，集合叙事资源着力于探索叙事文本的写作动机或说是主题目的的实现方式。对于作者和读者的种类划分，使该模式同时将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联系起来，成为文本阐释的新方式，并有利于研究文本中的潜在主题。
3. 《达洛维夫人》的隐含主题——中年女性成长小说
费伦曾将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太太》作为范例阐释“三维人物”在进程中实现功能转化的一种特例——叙述者通过其他人物实现主角人物的模仿功能和主题功能。之后费伦并未对《达》的主题目的作进一步讨论。在此有必要在费伦叙事交流模式的启发下分析该小说如何以人物和叙述技巧等叙事资源引导作者的读者揭示隐含主题。
《达》以二十世纪20年代英国伦敦为背景，分两条叙事线对主要人物的意识进行揭示，将三位主要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个性呈现给读者。第一条叙事线也是主线，描述了中上层阶级妇女——一位政治保守派的妻子52岁的克拉丽莎从早上上街买花到傍晚举办晚会这十几小时的所见所闻所想。第二条叙事线作为副线，描述了一战后27岁的退伍军人塞普蒂莫斯这位饱受弹震症折磨的年轻人异常的内心世界。两条路线看似平行，实则在主体意识的层面走向结合。伍尔夫曾在《作家日记》(A Writer’s Diary)中说过，“我并不想讲故事”[8]。她的小说以人物的心理历程打动读者，《达》对此作了很好的诠释。采用间接内心独白，即第三人称叙述人物的心理活动，小说意在拉近读者与人物内心的距离，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将自我投射到人物中，并据此作出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与此同时，人物的三个维度在进程中根据主题意图的需要而被选择性地实现部分功能的转化，使得叙事趋于复杂，但它所建立起的文本内在逻辑和张力成功吸引作者的读者加入到对“中年女性心灵成长”的阐释中。
中年女性成长小说(female midlife progress novel)是女性主义老年学学者玛格丽特·古力特(Margaret. M. Gullette)提出的概念。古力特认为在英美文学史上，伍尔夫等作家的《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早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就对主流文化的女性年龄偏见发难，并将年龄在女性群体内部引起的差异昭示。虽无法被称为一种文类(genre)，但古力特总结了女性成长小说的共性：比如，老年女性主角重构年龄的意义、颠覆社会文化中固有的老年女性价值体系、塑造回忆的成长价值等[9]。中年女性成长小说承认时间的“赋能”——此举并非是否认老年身体的衰退，而是解构主流文化中关于年龄的消极内涵。如申丹所述，要理解隐含作者的修辞目的和针对的读者人群，就需要理解他在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语境[6]。伍尔夫生活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新科技的诞生和新理论的兴起使物质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变——新旧之争是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庞德(Ezra Pound)的口号“日日新”刻画了社会文化总貌；在政治经济方面，年轻人被视为国家的希望，而在过去支持一战的中年人则成为陈腐旧制的象征。中年女性群体在父权社会中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遭受到来自性别和年龄的双重压迫，迫切地需要一个精神出口。在如此历史语境下，伍尔夫通过《达》晦涩地勾勒出一段中年女性的心灵成长体验，并试图帮助陷入自我认同危机的她们重塑身份。
《达》首先实现了主角人物克拉丽莎的模仿功能，以唤起读者对中年女性衰老体验和精神困境的情感共鸣。叙述者采用间接内心独白，一方面客观呈现克拉丽莎的自我认识，另一方面巧借他人意识里对她的反应补充其特征和认知变化，邀请作者的读者通过零碎的意识刻画拼凑出主角人物形象。在第一条叙事线中，叙述者的汇报使读者近距离感受到中年女性对死亡的恐惧和衰老导致的认同矛盾。克拉丽莎的意识中展现了中年女性的普遍心理特征：恐惧死亡迫近，畏惧衰老造成的容貌变化，频繁地在追忆青春往事中寻求自我安慰。比如，“但是她惧怕时间本身，她从布鲁顿夫人的脸上看到生命在日渐减少，……几乎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吸入人生的颜色、盐分和音调……”[10]。在她即将见到昔日的追求者彼得时，她担心自己的容貌不再具有吸引力：“他会认为她已经老了吗？他回来以后会说她老吗？也许她会看出他在这样想”[10]。此外，女性的衰老意味着生育能力的衰退和丧失，而女性的生育能力和她的性别认同以及社会认同是密切相关的。隐含作者把这种潜在的认同危机也注入到克拉丽莎的意识中：“她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隐身人，不为人所见，不被人所知。现在她不会再结婚生育了”[10]。作者的读者在意识独白中彷佛自己亲身经历着中年女性衰老的困境。读者的这种情感一开始投入便已经参与到了与隐含作者的交流之中。同时，叙述者还从男性角色彼得的内视角汇报了他对克拉丽莎的反应：“她老多了，他想，……我不会对她这样讲的，因为她确实老多了”[10]。彼得自外部的感知强化了克拉丽莎自我认识中的消极因素，但此时貌似一直保持客观态度的叙述者对彼得透露的讽刺语气引导着读者始终保持与克拉丽莎的共情。隐含作者经叙述者一边使读者对中年女性的处境产生怜悯，一边使其从男性视角窥探父权社会对中年女性的敌意。于是主要人物克拉丽莎不仅实现了模仿功能，她与彼得的意识互动也为揭示文本的主题意图作了铺垫。
《达》作为中年女性成长小说这一主题的表达是相对隐蔽的。隐含作者采用非线性时间叙事，切入了主角的瞬间体验和回忆，同时使其意识与多个人物的内视角产生了复杂的联系。借费伦的“三维人物”和进程的相互作用理论，有利于分析隐含作者如何以看似混乱的人物意识关系引导读者探索出“中年女性心灵成长”这一隐含主题。
叙述者以跨越线性时间的方式陈述克拉丽莎的交错记忆，意在使作者的读者了解她的主体变化、理解以她为代表的中年女性与自己和解的过程。伍尔夫曾说，她自己都不够了解这个角色，直到该角色的回忆被自己创作出来[8]。在古力特看来，回忆对于中年女性人物来说除了丰富她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强调时间对于她的进步意义[9]。回忆与亲历的相似之处是都是主体对同一个事件的意识反应，但是处于不同时间阶段和具有不同社会阅历的主体对于相同的事件作出了不一致的主观反应。在中年时期回忆往事能让主体感受到当下阶段其认知的进步，获得满足感和清楚的自我认识。
除了上述叙述技巧对于表达隐含主题的必要，隐含作者还使彼得和塞普蒂莫斯等多个人物的意识与克拉丽莎的回忆和感知连接起来，其目的是利用他们的虚构性实现主角人物的主题功能。也就是说，就体现“中年女性心灵成长”这个主题而言，彼得和塞普蒂莫斯被隐含作者建构起来是为了使克拉丽莎的精神变化历程得到完整呈现。隐含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关系在叙事中制造了费伦称之为不稳定性和张力的两个因素。小说的开篇，中年克拉丽莎自述了特殊的身体体验，“她觉得自己非常年轻，与此同时又不可言状地衰老”[10]。这一年轻与衰老的并存感作为人物的内部冲突属于故事层的不稳定性，有待读者依据文本作出个人的阐释。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隐含作者为了敦促读者揭示隐含主题而刻意留下的空白，所以也是话语层的张力，意欲引导他们自主解开“衰老与年轻共存”的心理矛盾。文本紧接着揭示了第二个人物内部冲突，即克拉丽莎既是惧怕衰老的，尤其是衰老使她的容貌和身体发生的不良改变，却又“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妇人的而不是姑娘的魅力”[10]。这使人物似乎陷入老年身份认知的矛盾，这种故事层的不稳定性所制造的悬念促使读者进一步挖掘冲突背后的原因。
叙述者转而进入次要人物的内心，借他们实现主角的主题功能。彼得的意识协助了读者按隐含作者的预期形成对克拉丽莎的价值判断。他的回忆提及到年轻的克拉丽莎曾对中年女性作出的评价，“她说她们有一种勇气，对此她随着年龄的增长钦佩有加”[10]。他还不止一次地看到中年克拉丽莎拉住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激发并规劝他，使他觉醒和行动。他也因此顿生感悟：“人虽然逐渐变老，但还是得到了报偿；这报偿是：……他却得到了……给生活增添极大美味的能力，……他有能力抓住生活的体验并在光亮中慢慢地审视它……人到了五十三岁，已经不再需要别人了。生活本身，……就足够了”[10]。对比克拉丽莎和彼德的意识独白便会发现：其一，年轻的克拉丽莎对于中年女性的钦佩与中年的她不由自主地屈服于老妇的魅力、模仿老妇的行为形成了呼应，这便解释了她对于衰老虽然惧怕，却又不失敬重的认知冲突；其二，隐含作者借彼得揭示了克拉丽莎感受到自己“既年轻又衰老”的原因——与年龄一起增加的还有感知力，它使中年人对生活的体会比年轻人更丰富，但即使他们的心灵越发充满活力，却被困于衰老的肉体之中。这种精神与肉体的不相称则是中年群体的内心之困。在小说的尾声，隐含作者通过彼得和萨利(52岁的童年伙伴)的对话对克拉丽莎的心灵成长作了总结，并暗示了他对社会予以中年人群偏见的反驳。彼得认为，人在年轻时总是过于急切而无法了解别人，而到其成熟时，人才就能观察和理解，并不失感觉的能力；萨利认为自己在中年时感受得更深、更有激情，这种感受的能力还在增长[10]。以自由间接引语转述萨利的独白时，叙述者使用了“你”一词，透露出作者的读者身份——和人物一样陷入中年困境的人群。于是文本中两个故事层的不稳定性以及话语层的张力在此处得到缓和：作者的读者立刻感受到了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意识的重叠，而这种近距离关系使读者能够更好地认同他们提到的衰老的积极内涵。
另一条叙事线中的人物塞普蒂莫斯从实现隐含主题目的来讲，一是被构建起来制造话语层的张力，二是促进克拉丽莎的主题维度转化。克拉丽莎听闻了塞普蒂莫斯的死讯后独自进入沉思时，是叙述者最后一次从内视角揭示她的意识。她在想象中勾勒塞普蒂莫斯的死亡过程，并顿悟出死亡作为一种反抗行为去保留人之“重要的东西”这一死因。她的意识里先后出现一些碎片化的思绪：比如对施加给灵魂压力的人类暴行的仇恨，对惧怕死亡的羞耻，为塞普蒂莫斯的死亡解脱而高兴，甚至觉得自己像他。读者可以跟随她经历一系列的认知和情感冲击，而后再无法穿透其意识去寻找她内心的新线索了。但是关于她听闻死讯后发生的心理变化以及所谓“重要的东西”，读者可能觉得毫无头绪，这便是文本的话语层张力引起的读者反应——它是隐含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和价值差异体现。可以发现，小说从始至终，隐含作者一直让叙述者作一种半透明式地间接内心独白的转述，通过意识留白来不断制造进程中的不稳定性和张力，敦促读者思考。作者的读者需要厘清小说里其他人物意识中对克拉丽莎的反馈，并与她本人的内心独白和行为相关联，才能理解人物的情感体验和隐含作者揭示的宏大主题。彼得的回忆曾透露了年轻的克拉丽莎由于惧怕死亡得出的超验理论：“由于我们的外表，即我们显露在外的部分，和我们广为存在的其他部分，即我们不可见的部分，相比而言是短暂的，这不可见的部分在我们死后可能依然存在，它会以某种方式附着在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甚至出没于某些地方”[10]。这是隐含作者为读者留下的线索，那么这不可见的部分是什么？它和“重要的东西”是否会有联系？克拉丽莎为何最终从年轻人的死亡中发现了幸福？作者的读者将第一条叙事线中的人物意识和看似不相关的第二条叙事线整合起来，方能理解“不可见”和“重要的东西”的实质。克拉丽莎声称的“不可见”和塞普蒂莫斯以死亡捍卫的“重要的东西”共同指向人之“自我”，一种关乎“存在”的个人感受和状态认识。她曾在自我认识的分裂中陷入认同危机，一度失去“自我”，却最终以感受力的成长重塑了自己对中年身份的认知、克服了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隐含作者运用复杂的叙述手段，使主角人物的特征被其他人物的意识和行为所折射，共同促进了主角的主题维度转化。作为作者的读者需要不断地加入文本阐释，条分缕析出线索才能按隐含作者的预期去理解该修辞意图。
4. 总结
运用费伦的“三维人物”观和进程观解读《达洛维太太》，小说的隐含主题和构建原则得以清晰呈现。克拉丽莎的模仿性使读者深刻感受中年女性在衰老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识冲突，而彼得和塞普蒂莫斯等人物的加入制造了叙事进程中的不稳定性和张力，这些因素在鼓励读者参与文本阐释的同时，也协助其揭示中年女性成长小说的隐含主题。此外，《达》中复杂的人物意识独白关系也昭示了文本巧妙的结构设计：通过一个中心人物意识将多个人物意识连接，并以多个声音共同揭示同一个主题——这亦是一种小说叙述形式的创新。《达》对中年女性衰老体验的共情，所反映出的是二十世纪初社会对中年群体的片面且非理性的批评和压制，而这部小说将中年女性的主体成长作为主题，对陷入身份危机，急于寻找精神自救的中年群体重新建构自我认识是一种启示。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青年项目：伍尔夫作品修辞性叙事研究(sisu202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