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小说家乔治·桑德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类经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作品，在小说中，身体的描写不管是对于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推动，还是对主题的深化表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身体存在的空间场域、人物的身体变形，附身等有关身体现象是小说的核心。因此，本研究以身体为轴心，从身体叙事的空间设置、视觉听觉呈现和身体的创伤疗愈维度阐释身体叙事的意义。文学回归身体本质，也更能展现桑德斯对个体命运的思考，还原桑德斯对普遍人类身体的关怀。
Abstract: The first full-length novel of American novelist George Saunders, Lincoln in the Bardo, profoundly explores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human experience. In the novel, body description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haracterization, plot development,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matic expressions. The spatial domains of physical existence, characters’ body transformations, possession, and other body phenomena constitute the core of the narrative. Centering on the bod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body narrativ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s of bodily storytelling, its visual and auditory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dimensions of traumatic healing. By returning to the essence of the body, literature not only reveals Saunders’ reflections on individual fate but also restores his concern for the universal human body.
1. 引言
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 1958-)是美国当代知名短篇小说家，199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衰退时期的内战疆土》(Civil War Land in Bad Decline)，入围海明威奖，其后陆续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被媒体称为“天才怪诞作家”“最杰出的英语短篇小说家”，是美国文学评论界最为关注的新锐作家。2017年，他备受期待的首部长篇小说《林肯在中阴》(Lincoln in the Bardo)问世，并借此成为第二位荣获布克奖的美国作家。《林肯在中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类经验多样性与复杂性的作品，是一部融合了历史小说、超自然元素、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喜剧和心理叙事的集大成之作[1]，它以1862年美国内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痛失爱子威利后，夜晚独自来到墓地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小说的核心意象是佛教中的“中阴”概念，在这个灵异的想象空间中，林肯与儿子的鬼魂相遇，同时还有其他徘徊在中阴界的鬼魂围绕着父子两人展开了众声喧哗的述说与讨论。这些鬼魂因为各自的“未竟之事”而无法离开，他们的故事与林肯的丧子之痛相互交织，构建了一个关于生与死、个体与集体、罪恶与美德、同情与平等的多维叙事空间。
“身体”是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词，并被纳入到叙事学的研究范畴。身体叙事学是由身体研究与经典叙事学结合演变而来的，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2]，它不仅发掘了身体在现代叙述中的多种功能，而且阐释了身体元素对文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两个层面的重要作用，身体在欲望驱动下作为现代小说的叙事动力，叙事过程便是身体的符号化过程。这一研究方法将兼具物理性和象征性的身体作为叙事文本的研究对象和主题，研究身体对于文本意义的表述和构建功能，以及对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搭建叙事结构的作用。在《林肯在中阴》中，身体描写在人物形象建构、叙事进程推进及主题意涵深化方面均显示出重要地位。其中，人物的身体变形、身体所处的空间场域及附身等身体现象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核心要素，不仅承载着文本的表层情节功能，更成为连接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媒介。因此，本文将身体作为核心分析框架，从身体的视觉表征考察中阴界鬼魂形态异变与感官错位如何构建“非生非死”的存在状态；再从身体叙事在中阴界和墓地的空间构型，揭示阴魂对“病匣”“病坑”的认知执念如何使身体成为承载历史创伤与未竟情感的物质载体；最后从谈话疗法和附身通感等身体经验的创伤疗愈机制，探讨身体叙事在主题表达中的深层意义。
2. 身体的视觉呈现：苦难的具象化
彼得·布鲁克斯认为，身体不仅是故事的载体，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如疾病、衰老、变异这样的生理状态直接驱动叙事进程，而非单纯作为背景元素存在[3]。桑德斯偏好以荒诞的手法表现笔下人物悲哀痛苦的生活，《林肯在中阴》也延续了他作品一贯的苦难与创伤主题[4]，小说将身体的畸变与创伤转化为叙事动力，并以此折射出社会权力结构、个体欲望与集体苦难的复杂交织。与传统小说不同，这部小说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整部小说大大小小一共出现了一百六十六个人物，但小说里每一个人物都正在或曾经承受苦难，从体面尊贵的商人，到贫穷卑微的奴隶、酒鬼，乃至在中阴界停留最久的牧师，其身体畸变直接映射未满足的欲望或无法释怀的创伤，形成了由心理到生理的双重困境。在小说大大小小的人物中，其中出场最多的是中年印刷工沃尔曼、年轻就早逝的贝文斯三世和牧师托马斯，他们的身体已然不是正常形态，出现了一系列夸张的变形和异化。
汉斯·沃尔曼是贯穿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其人生经历与婚姻关系构成小说最具悲剧性的叙事线索之一。四十六岁沃尔曼迎娶了十八岁的年轻妻子，这段婚姻起初因年龄与阶层差异充满不安。他担忧妻子厌恶自己，遂投入数月时间以温和恭敬的态度培养感情，夫妻关系在日常相处中逐渐改善，进而建立起超越肉体欲望的精神纽带。年轻的妻子治愈他的心灵，改变了他的命运，以细腻的感知力介入他的生活。然而死亡的暴力介入将这种救赎转化为永恒的未完成状态，意外坠落的横梁中断了他们逐渐走向完满的生活。沃尔曼的死亡不仅终结了婚姻的物理延续，更将其执念固化为鬼魂形态困守于中阴界，其畸变身体成为欲望与挫败的共生体，他们圆房的计划要等他身体痊愈，无限期延后下去了。不甘心的他死后的鬼魂长出一个山羊鼻子，且身体肿胀得活像一枚鼓鼓囊囊的饺子，外号“山羊饺子先生”。沃尔曼的畸变源于对婚姻圆满的执念，他在圆房前夕意外死亡，生前对年轻妻子的自卑与渴望转化为死后身体的膨胀与动物化特征，肿胀如饺子的躯体象征未完成的欲望膨胀，山羊鼻则暗示被悬置的性焦虑。
罗杰·贝文斯三世的生命轨迹与其鬼魂形态的畸变，则构成了一部少数群体在社会规训下的精神受难史。贝文斯自幼感知到对同性的天然倾慕，却遭遇家庭、宗教与社会的三重否定——父亲视其为变态，母亲以沉默默许暴力，牧师以教义诅咒其灵魂。这种系统性压迫迫使他陷入存在主义困境。最终，他在恋人的背叛加之世俗的压力催化下走向极端，试图以割腕的鲜血洗刷耻辱，然而在濒死之际又感怀对人间的无限眷恋，他努力自救，但没一个人发现他，无人施救的残酷现实，将其推入既不属于生者亦非死者的中阴界，成为欲望与创伤的永恒囚徒。贝文斯的濒死体验与死后形态构成了一则关于存在困境与感官解放的寓言，中阴界的他“有好几双眼睛”“几只鼻子”和“许多只手”，外号“多眼怪”[5]，这些躯体畸变——多组眼睛、鼻子与快速增殖的手掌——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自身身份与感官体验的诗性重构。他的身体变形并非单纯的社会规训产物，而是其内在世界的外延化表达：生前对美的敏锐感知力与压抑的无限欲望，在死后世界通过器官增生转化为超现实的感官，疯狂增生的器官，实则是未被现世接纳的感知力的幽灵化延续。桑德斯通过这种变形暗示：贝文斯的身体变形本质在于对世界更复杂、更密集的体验模式，而中阴界的“多眼多手”不过是生前被禁锢的感知力的解放。
林肯作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贯穿全小说，其身体描写也具有重要意义。小说里夹杂着许多历史上关于林肯其人其事的史料记载，使其具有桑德斯式的荒诞、讽刺又饱含同情的现实主义特色。桑德斯以总统林肯夜访墓地拥抱爱子尸体的轶闻作为引子并展开想象极具巧思且富有人文关怀，他将历史大事件和荒诞诡异的墓地之旅粘合在一起的，既是林肯作为总统的使命又是林肯作为父亲舐犊之情的深切表达。就职一年以来，林肯承担联邦崩坏，烽火燎原的内战，当林肯下了作战决定，他注定会成为历史漩涡的核心，也因此遭受了两极化批评，“林肯发动的南北战争，是引起政治动乱的不义之战，还是真为黑人谋权力的孤注一掷？他究竟是长相奇特的醉汉，还是一笑就光彩焕发，拥有世上最悲伤、睿智蓝眼睛的人？”他是充满慈悲与仁善，豁达大度且散发智慧的伟人，还是陷国家于危境的战争贩子？林肯在丧子的情绪里撑起这场压力极大的战事，骤逝的威利和崩解的联邦，家事国事的重击，让此时林肯陷入极度的伤痛。当林肯作为父亲为儿子“苍白破碎的躯体”哀伤时，国家层面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生命代价”：“一千多士兵阵亡，三倍人数受伤”[5]。这种“私人丧子”与“国家丧子”的并置，消解了总统与平民的身份界限，林肯的痛苦不再是孤立的“总统之痛”，而是所有失去儿子的父亲、妻子、母亲的痛苦的缩影。小说中威利·林肯的葬礼与唐纳尔森堡战役伤亡名单的公布在时间线上的重叠，绝非偶然的叙事巧合，而是桑德斯刻意设计的“历史共鸣点”，这段由历史文献、士兵信件与平民书信构成的“史实插页”，构成了一场关于“个体苦难”与“集体创伤”的镜像书写。它通过微观的个人死亡场景与宏观的战争数据的交织，将林肯的丧子之痛升华为对国家战争之苦的集体叩问，揭示了内战对人性的双重摧毁——既剥夺个体的生命完整性，又撕裂社会的情感联结，时间的并置显示出私人悲剧与公共创伤的同构性。
总而言之，身体叙事是刻画人物的核心手段，小说中身体形态的描写无不丰满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通过直观的身体畸变实现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具象化呈现。人物的身体形态变异并非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与个体创伤记忆、未竟欲望深度绑定的叙事符号——无论是未完成的情感联结、社会规训的创伤烙印，还是自我认同的挣扎，都可通过可触可感的身体形态得以显现。桑德斯以这种“形神互文”的笔法，让小说中许多缺乏传统主角光环的人物，皆凭借独特的身体符号获得了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最终在由身体到心理的双重书写中，完成了对人物复杂性的深度刻画。
3. 身体的空间设置：死亡的场域
身体叙事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丹尼尔·潘代始终将叙事中的场景作为一个整体的范畴进行理解，他回避结构主义叙事学将场景切割为二的分析方法。在他看来，空间与身体和谐一体、相互交融，由于身体的在场，叙事场景中的空间自然而然具有动态属性[6]。《林肯在中阴》故事发生的环境背景是人们并不熟悉的中阴界，“中阴”是一个藏传佛教词汇，指的是“一个情境结束”，但“另一个情境尚未展开”的过渡时期，通常是指死去的人因生前的执念停留的地方，已死未生称“中有”“中蕴”“中阴身”，此时身形虽崩坏，但仍有辨识和知觉前世的能力。佛家认为众生濒临死亡时，身体衰亡变坏，因而神识不得不离开；但由于人前生眷恋生命、执着世间以继续生存和活动，因此人的心识就摆脱身体变成中阴身。桑德斯所说的“中阴”，即是指这一身形崩坏，但仍有辨识和知觉前世能力的过渡时期，是联通生死、记忆与遗忘的阈限空间。
桑德斯通过这些鬼魂在中阴界的滞留，揭示了中阴界作为“未完成性空间”的本质。死亡的突发性与生命意义的未完成性形成张力，生命的无常与未完成的心愿迫使灵魂在幽冥中重复生前的渴望，这种设定超越了传统“鬼魂复仇”的叙事逻辑，转而聚焦人性最本真的情感执念——不是对死亡的仇恨，而是对“未竟之事”的眷恋。中阴界的滞留，实则是灵魂对自身可能性的最后坚守——他们以幽冥之躯，重复着生前未完成的期待，用执念抵抗死亡对生命意义的消解。沃尔曼与贝文斯在附身林肯后获得的“现世新信息”，却构成了一组关于中阴界时间断裂与记忆错位的尖锐隐喻。这些信息不仅暴露了两人作为亡魂与现世的巨大时间鸿沟，更通过认知混乱的细节，揭示了中阴界滞留者的核心困境——滞留的灵魂不仅被困在空间的“中间地带”，更被困在时间的“中间状态”，他们被困在生前时间的琥珀中，而现世已如奔涌的河流般远去，生死之间的时间错位成为他们无法跨越的精神壁垒。他们的记忆是生前时间的切片，而现世的时间已奔涌向前，这种断裂让他们成为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的时间流浪者。
与此同时，中阴界依托的实际场景是美国国家墓地，停留在中阴界的鬼魂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他们将自己的棺材称为“病匣”(sick-box)，坟墓称为“病坑”(sick-pit) [5]，认为自己只是病重而在其中等待痊愈。这些鬼魂的自欺欺人，本质上是人类面对死亡时最本能的心理防御——他们用“生病”这个熟悉的日常经验，去否认死亡这个完全陌生的终极现实，潜意识里拒绝接受“生命已经结束”的定论。毕竟生病总有痊愈的可能，躺在病床上的人还能期待明天的阳光，但死亡带来的是彻底的终结，沉重的终结感让人宁愿活在“暂时休养”的幻觉里。从生存本能来看，这种自欺是对“自我消失”的恐惧反抗。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有未完成的事和放不下的人。阴魂们拒绝承认死亡，其实是拒绝承认“我”的故事已经结束，每个鬼魂未了结的牵挂像无形的线，把他们的意识牢牢拴在生前的状态里。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只是“生了场重病”[5]，也不愿面对“所有责任、情感、梦想都已失去意义”[5]的残酷真相。更深层次上看，这种自欺其实是对“生命连续性”的执着。人活着的时候，总觉得时间会一直向前，今天没做完的事明天可以继续，而死亡打破了这种连续性，而鬼魂们用病愈的期待，在意识里重建了时间的流动感：“等我好了，就能回到家人身边”“等病好了，还要去完成那件事”[5]。这种对未来的想象，让他们感觉自己依然存在于时间里，而不是被时间彻底抛弃。他们的自欺欺人不是愚蠢，而是人性最柔软的部分在作祟——对生的眷恋、对失去的抗拒、对未竟之事的执念，这些朴素的情感让他们宁愿活在幻觉里，也不愿面对冰冷的死亡真相。墓地恰好成了这种情感的容器，它既埋葬着身体，又承载着未消散的意识，让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那些放不下的牵挂，能在“等待痊愈”的梦里，多延续一会儿。
另一方面，黑人鬼魂在中阴界被称为“黑暗种族”，他们死后的身体依然进行着等级化区分的身体政治化倾向，生前与死后都持续性地被歧视和残暴对待，“可怕的铁栅栏”[5]将这个病坑与其他墓地隔离开来，象征着种族之间的壁垒。每当黑人鬼魂试图越过边界栅栏进入国家墓地时，白人中尉斯通就“粗暴地把这些黑人祈求者”从所谓的“白色石屋”赶走。斯通带领的白人巡逻队用“树杈”驱赶黑人鬼魂，试图将他们推回“铁栅栏另一侧”，可谓是生前种族隔离的死后延续。“铁栅栏”并非自然存在的屏障，而是成为生前种族隔离制度的“镜像投射”，是对生前种族隔离制度的荒诞复刻，其物理区隔与隐性压迫的双重属性，构成了对奴隶制下种族暴力最深刻的隐喻——死亡并未消解种族主义的结构性枷锁，反而让这种压迫以更“永恒”的形式，成为灵魂的终身囚徒。栅栏的“物理区隔”是生前压迫的死后显影，其功能与生前的种植园围栏、黑人居住区的边界线如出一辙。通过物理区隔，将黑人灵魂固定在“他者”的位置。白人巡逻队用“树杈”驱赶黑人鬼魂过栅栏的行为，与生前奴隶主用皮鞭驱赶奴隶回“特定区域”的暴力逻辑也完全一致——即使死亡，黑人仍需被“规训”到“属于他们的地方”。而这种区隔的荒诞性在于，中阴界本应是脱离肉体束缚实现灵魂平等的场域，却依然被生前的身份标签——肤色所定义，仍被白人用暴力维持“种族秩序”，这暗示种族歧视已内化为白人灵魂的“本能”——即使死亡，他们仍无法摆脱“白人至上”的思维定式。生前，黑人被囚禁在种植园的围栏内；死后，他们被囚禁在中阴界的铁栅栏内，这种“永恒囚禁”证明了奴隶制的伤害不仅是肉体的、现世的，更是精神的、跨维度的——它渗透到灵魂的存在方式中，成为无法摆脱的枷锁。
总而言之，小说中构建的死亡场域，本质上是一处承载生命余韵的精神过渡地带。桑德斯以宗教概念为基础，赋予这片领域动态的存在维度——它既非终结之地，也非新生之所，而是意识在存在裂隙中持续涌动的场域。亡灵将中转之所误解为疗愈空间的认知偏差，实则是生命本能对虚无的温柔抵抗。墓地作为物理与意识的交叠场域，既收纳着消逝的躯体，又悬浮着未散的牵挂，让生与死在朦胧边界处形成微妙的平衡。时间在这里呈现出扭曲的形态，那些困守于此的意识碎片，既无法回归过去的完整，也无力触及奔涌的当下，只能在记忆的残片与现实的倒影间徘徊。这种空间设置彻底重塑了死亡的叙事图景，当过渡地带成为执念的显影空间，消逝便不再是存在的终点，而是未竟生命在另一种维度的静默延续。
4. 身体的创伤疗愈：情感的连结
破碎变形的身躯，长年累月的滞留中阴界，他们又应该如何疗愈伤痕累累的身躯与心灵？小说中一百多个人物如上演话剧一般表述着自己，一个个鬼魂的自述和他们之间的对话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生前的伤心事，破碎的残躯，他们对阳间的迷惑、苦楚与难以割舍的记忆，他们在世时如何被误解、错付、忽略、漠视，吐露对他们而言是唯一的救赎。中阴界鬼魂的独白和对话基本是全本书的大部分叙述内容和作者桑德斯本人的一个叙事特色，由此也使小说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式的戏剧效应。
创伤见证正是以讲述的方式使创伤患者回忆并追述个人遭遇，而倾听者的在场使创伤见证形成了一种叙事的交流。因此，见证既涉及个人创伤心理的移情和再现；同时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其讲述过程会造成一种集体体验，并形成集体记忆[7]。创伤叙述是创伤复原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幸存者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因此，这场喧哗的意义，远不止于“倾诉不幸”，更是中阴界作为“灵魂疗愈场域”的具体实践。每个鬼魂通过言说，将生前被压抑、被误解、被遗忘的经历重新“放置”在公共空间，让隐秘的痛苦被见证，让断裂的关系被审视，也让被否定的价值被重估。喧哗的无序性恰恰印证了人性的复杂——没有统一的“正确”或“错误”，只有各自的生存困境；而“发声”本身，即是灵魂对“存在意义”的再建构：我曾活过，我的痛苦真实，我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因此，中阴界的众生喧哗，本质上是一场“灵魂的自我救赎”。通过倾诉，他们完成对生前未完成情感的清算；通过被听见，他们获得了超越死亡的存在确认；而当不同的声音在混乱中碰撞，最终指向的是对人性共通痛苦的理解与和解——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不幸”都不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拼贴成人类共同的精神图谱。
同时，小说中的独白以多重亡灵视角展开，揭示了生命与死亡、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深刻悖论。他们言说着自己生前的遭遇，表达对亲人、爱人的万般不舍，消解自己久久不能治愈身体疾病的苦闷。鬼魂们回溯生前种种——他们是丈夫、妻子、祖母、仆人，每个灵魂都曾以平凡却具体的方式被爱，其存在如涟漪般在他人的生命中留下印记：有人因他们的离世悲痛欲绝，有人因他们的善举获得救赎，有人因他们的倾听得到宽恕。这些细节堆砌出生命的分量，证明他们并非虚无的过客，而是真实地“活过”的个体。当鬼魂们栖居于中阴——这个介于生死之间的过渡地带时，生前所有的爱与被爱都坍缩成永恒的缺席。生者的哀恸止步于记忆的边界，从未真正跨越阴阳的藩篱来触碰这些游荡的灵魂。“无人拥抱”[5]不仅是物理层面的隔绝，更隐喻着人类情感的有限性，生者的爱终究是属于生者的，它无法穿透死亡的迷雾抵达彼岸。那些曾让生者“微笑怀念”的温暖回忆，在亡灵的世界里却成了无法回应的回声。这种双重困境既指向亡灵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孤独——他们成为被悬置在时间之外的幽灵，也暴露出人类面对终极虚无时的无力：我们创造的爱与意义，终究难以抵御死亡的解构。中阴由此成为一面镜子，照见生命在消逝后的荒诞重量——它既重若千钧，又轻如尘埃。
中阴界的鬼魂们不仅可以互相述说心中的痛苦，还拥有浸入对方生活和思想的特殊能力，沃尔曼透过贝文斯的眼睛，注意到了“世间万物那伟大的美”[5]，互相之间的通感与共情抚慰了他们饱受创伤的灵魂。沃尔曼与贝文斯因附身交融产生的通感体验，是一场跨越个体差异的灵魂对话。这种交融不仅打破了鬼魂间的认知壁垒，更通过感官、记忆与情感的共享，揭示了中阴界灵魂的本质——他们并非孤立的“执念碎片”，而是通过联结重获人性温度的“共通体”。感官的扩展与记忆的渗透是通感体验的具体呈现，沃尔曼与贝文斯因附身交融产生的通感体验，本质上是中阴界伤痕灵魂的“创伤疗愈仪式”，最后的“被联结”，则是情感安全空间的建立与对创伤叙事的重构。他们的创伤并未消失，却因被看见、被理解、被联结，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正如交融后“彼此留有痕迹”，这种联结证明：即使在生死裂隙间，爱与理解仍能穿透黑暗，让伤痕累累的灵魂重获完整。
5. 结语
“你已经是碎裂在沙滩上的浪”(You are a wave that has crashed upon the shore)是在小说中似经文一般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推荐序中吴明益先生这样阐释这句话：“碎裂的浪看来是对生命死去的感叹，却也暗藏着生的力量。每一道莫听莫行，自顾自往前的浪构成真正的生命风景，前浪方逝，后浪随至，历史如斯，不舍不弃”[5]。《林肯在中阴》最终超越了历史重构的层面，在生死交界的阈限空间里，桑德斯构建起普世性的哀悼诗学。当亡灵们意识到“存在的理由不必大于存在本身”，当林肯在丧子之痛中淬炼出对众生苦难的悲悯，小说完成了从个人创伤叙事向人类终极关怀的升华。这种将佛教哲思注入后现代叙事的尝试，不仅为美国文学开辟了新的精神维度，更在技术祛魅的时代，重新确立了文学作为生死对话中介的原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