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自发表以来，便以其非线性叙事、意识流手法，和意蕴深厚的主题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福克纳在文章中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了艺术创新，以环形叙事打破线性时间，用老宅从“庄严门庭”到“衰落之地”的时空蜕变重构南方衰亡史；将玫瑰、灰尘等日常物象转化为悖论符号，如缺席的玫瑰通过窗帘、灯罩等次要意象隐现，形成“缺席的在场”；更以镇民对艾米丽悲剧的集体狂欢解构南方神话的表演性。这种什克洛夫斯基式的“使形式困难”策略，不仅延长了审美感知，更通过物象异质转化揭示了南方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精神裂变。福克纳通过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将作品的核心主题予以具象化呈现，个人与社会、新旧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矛盾，以及个体生命所承受的孤独、精神扭曲与人性异化等深刻命题，均在高度象征化的艺术表达中得以彰显。以下将从叙事、人物、场景、物品等多个维度对《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展开深度的象征性剖析。
2. 记忆碎片的拼图游戏：非线性叙事与历史记忆的解构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福克纳通过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结构赋予文本多重象征性，其中非线性叙事对故事张力的构建尤为关键，倒叙、插叙和时空跳跃的叙事手法拼凑出了完整的故事。作者将艾米丽的一生解构为记忆碎片般的场景单元——以开篇的葬礼为叙事原点，通过“三十年前”“十年前”等时间标记的倒叙穿插，将纳税争议、父亲之死、购买砒霜等关键事件编织成时空交错的拼图。不同寻常的“情节阻止读者以熟悉和典型的角度看待故事”[1]。这一观点恰好揭示了作者通过这种叙事结构想要达到的独特艺术效果，即打破读者的常规认知，引导他们从新的视角去理解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以不按常规出牌的情节安排延缓读者的阅读体验，这种环形叙事结构在结尾处形成精妙的闭合：当读者随葬礼队伍再次进入宅邸时，前文埋设的伏笔(艾米丽小姐椒盐一般的铁灰色发丝、经年不散的气味、封闭的二楼)在最后一段悄然汇聚成惊悚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刻意延迟关键信息的披露——砒霜的用途直至结尾才揭晓，尸体气味的源头始终若隐若现——这种悬念的延宕不仅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感知过程，更通过强迫性拼贴手法，迫使读者重新审视所有细节，使文本成为读者参与重构的认知现场。当所有碎片在环形叙事的向心力作用下归位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这种碎片化的讲述方式本身，正隐喻着艾米丽破碎的人生与南方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支离破碎的瓦解之态——正如宅邸中那些被时间凝固的家具，每个叙事碎片都保持着死亡瞬间的姿态，在永恒的静止中诉说着被遗忘的真相。这种“记忆碎片”式的叙事模仿人类回忆模式，使读者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拼凑，不断强化读者对艾米丽悲剧的沉浸式体验。
从时空维度来看，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错置营造出时空的陌生化效果，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福克纳通过时空处理的陌生化手法，将物理时间的线性流动与心理时间的凝滞扭曲编织成一张张力拉满的叙事之网，以此凸显南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僵化与撕裂。小说以“现在–过去–现在”的时空循环结构展开叙事，将艾米丽的葬礼与镇民的回忆碎片交织，在物理时间的错位中制造出一种残酷的对比——当现实中的艾米丽已化为尘土，她与北方工人荷马的恋爱、父亲的控制、购买砒霜等往事却如潮水般涌来，时间的断裂感迫使读者反复回溯文章的细节，以获得对故事的掌握感。与此同时，艾米丽的宅院成为物理时间停滞的具象化符号：19世纪哥特式风格的陈设、停摆在父亲死亡时刻的钟表，无不象征着她对时间流动的偏执拒绝。而镇民对她的记忆则凝固在“南方淑女”的符号化认知中，集体记忆的失真进一步陌生化了时间的真实性，使艾米丽的存在沦为被观赏的“历史标本”。在被符号化的过程中，艾米丽逐渐终止了与外界的对话，在若干次的挣扎之后(父亲死后剪短头发，与荷马高调上街、拒绝纳税)，她彻底放弃寻找自我的符号意义，使自我被南方社会(镇上居民的流言蜚语、期盼)所消解。而如赵毅衡所说，“一个自觉的自我，只有通过符号意义，才能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2]终止与外界对话后的艾米丽，逐渐异化、扭曲，象征其存在的符号性日渐消散，直到死亡之时，彻底消失。
3. “神龛·铁链·入侵者”：南方空间规训中的三重死亡象征
福克纳作为美国文坛的著名大家，其笔下的人物个个生动鲜活，性格往往复杂多样。福克纳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说过：写作的真正价值在于探索人类内心的自我斗争，只有这个题材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因此，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心理图式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悖论性张力，其精神世界深陷于家族血缘规训与时代历史暴力交织的符号化场域之中，承受着多重权力话语的挤压与异化。这类人物普遍具有悲剧性原型特质，他们的个体命运实质上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结构性矛盾的微观叙事，承载着对南方社会转型期精神困境的深层隐喻。具体到《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荷马、艾米丽及其父亲这三位核心人物，与作为“他者”集合体的镇上居民，共同构成了南方文明崩解过程的象征性寓言。
艾米丽作为旧南方最后的“贵族淑女”，已然成为南方古老传统与僵化思想的纪念碑。她拒绝承认新旧时代的断裂，以纪念碑般的姿态伫立在正街中央，成为南方人缅怀辉煌过去的集体记忆载体。在很大程度上，“艾米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而是行使着一种制度和文化的象征功能”[3]。这位格里尔森家族的末代守望者，兼具南方贵族特有的倔强、孤傲与偏执，独自在传统荣光与现代价值的撕扯中，如灯塔看守人般自愿或被迫地将光明与希望给予公众，留下自己在时光的黑暗中与永恒抗衡。而当格里尔森家族的黄金时代沦为历史残影时，镇民便将艾米丽推上神龛，用她的存在证明“南方精神未死”。在集体记忆中，她“始终是传统的化身，是人们履行责任、予以关爱的对象”[4]，而关爱与否完全取决于她能否满足集体对“神圣化偶像”的期待。最终，她的死亡仿若一件“丰碑倒塌”的仪式化事件，暴露出这种看似崇高的定位实则是残酷的道德绑架。“从‘淑女’到杀人‘恶魔’，从‘优雅’到‘癫狂’，可以说，艾米丽的悲惨命运是男权社会和清教主义妇道观对女性摧残和蹂躏的结果，是女性在极度压抑和无助抗争的社会条件下发出的一声哀鸣。”[5]她被集体推上神龛，既非出于自愿亦非偶然，在工业化浪潮冲垮种植园经济的时刻，艾米丽被迫成为“活着的纪念碑”，承载着整个南方对旧秩序的痴迷与挽留。这种象征功能赋予她特权，却更残酷地剥夺了自我。艾米丽用砒霜将爱情凝固成死亡仪式，与荷马尸体共眠的癫狂，实则是被压抑主体性的终极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艾米丽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暗含合理性：一方面，她不顾镇民反对与北方工人荷马相恋，甚至剪短头发、抛弃南方淑女的传统形象，引得牧师与格里尔森家族远亲纷纷前来劝阻；另一方面，她又开设画室教孩童画瓷绘，为延续南方传统文化而努力，在政府征税时冷硬宣称“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缴”[4]。以贵族身份抗争世俗规则。这种矛盾恰恰暴露了艾米丽作为时代夹缝中个体的真实处境——对镇民而言，她是南方贵族文化的活体象征，承载着维护旧秩序的集体期待；对她自身而言，却是一个渴望挣脱父权枷锁、追求精神自由的鲜活生命。她既要用贵族体面维系家族尊严，又试图以叛逆行为确认自我存在，在集体符号与个体意志的撕扯中艰难求生。这种撕裂最终导向了不可言说的结局，也令她成为南方社会转型期最残酷的寓言。
工头荷马恰是北方工业文明的拟像投射——荷马黝黑的皮肤与洪亮的声音，构成对南方“纯种论”的身体政治解构；浅色瞳孔里倒映的，是蒸汽机轰鸣中崛起的资本暴力。这个行走的工业符号与艾米丽代表的南方旧秩序形成残酷悖论：前者是哥特式宅邸外不断逼近的现代性幽灵，后者则是用尸体锁住时光的绝望守墓人。两人的情感纠葛实质是两种时空体验的暴力碰撞——荷马带来的机器轰鸣声，正试图解构艾米丽记忆中由棉花田与黑奴歌谣构成的循环时间。镇民对这段关系的恐慌具有深刻的文化症候意义。当他们发现艾米丽与荷马同出同入时，集体无意识中爆发的是对历史连续性断裂的生存恐惧。这种恐惧在小说中具象化为对荷马消失的集体沉默：当北方工业文明的肉身载体无故消失时，镇民们选择用“视而不见”的仪式完成对文化入侵的抵抗。艾米丽最终将荷马毒杀并与之共眠的极端行为，实则是南方贵族精神对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次献祭——她将北方工业文明封存在南方哥特式的时空胶囊里，完成对历史进步叙事的暴力暂停。值得注意的是，荷马的“消失”在叙事层面构成对线性历史观的戏仿。镇民们刻意忽略的不仅是某个北方人的行踪，更是整个工业文明对南方的渗透轨迹。当进步的风暴裹挟着废墟袭来，南方社会选择背对未来，将荷马的尸体作为挡在历史车流前的最后一块路障。艾米丽宅邸中逐渐腐烂的北方肉身，最终成为美国南方文化身份焦虑的实体化墓碑，见证着工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残余在约克纳帕塔法县展开的静默战争。
而艾米丽的父亲象征着南方愚昧固执的贵族阶级和旧南方的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更象征着束缚艾米丽一生的精神枷锁。他蔑视平民，不允许艾米丽与其他人接触，甚至觉得自己的家族太过神圣，没有人能配得上他的女儿。他将艾米丽禁锢在“高贵”这个无形的牢笼之中，剥夺了她全部的青春年华、爱与幸福。他所代表的旧南方传统道德标准将艾米丽紧紧钳住，使其近乎窒息，最后走向极端。文中有两处描述，把艾米丽父亲对女儿似枷锁般的管控刻画得十分鲜活。第一处是“长久以来，这一家子给我们的印象，无外乎人像画里的人物，形体苗条的艾米丽小姐身着白衣处于景深中，她父亲背对女儿、手攥马鞭、叉腿兀立的剪影在前，一扇敞开的大门将二人框于同一画面中”[4]。在世时，父亲对艾米丽起着实质意义上的物理束缚，将她所有的追求者拒之门外。而当他逝去时，对艾米丽的精神束缚达到最高点，当人们上门吊慰时，艾米丽告诉人们“自己的父亲并未离世”[4]。这看似是艾米丽对父亲的眷恋与不舍，实则是父亲的精神枷锁在此时勒至最紧，长期依赖父权的艾米丽在失去唯一依靠后，只能死死攥住这副无形的锁链，用麻木对抗崩溃的痛苦。父亲的精神控制从未消散，反而在她最脆弱的时刻达到顶峰。另一处更为深刻的描写是在艾米丽的葬礼上，“全镇的⼈都来瞻仰艾⽶丽⼩姐。鲜花覆盖着她的遗体，棺材架上⽅悬挂着她⽗亲的炭笔画像，一副覃思冥想的深沉表情”[4]。直至死亡她也无法挣脱命运的束缚，只是在凄凉的缄默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小说通过三个人物的象征体系构建了多重意义空间，其叙事轨迹镌刻着南方社会的历史结构。艾米丽父亲代表的父权权威、荷马象征的工业性、艾米丽象征的“南方偶像”，三者构成一个互文性的符号三角，既呈现出结构主义所谓的“深层语法”(如南方贵族的等级秩序)，又通过人物命运的悖论性展开，暴露出该结构内在的裂隙与矛盾。小说通过人物命运的“非结构化”走向，完全实现了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defamiliarization)。贵族小姐与工人尸体的共眠这一人物塑造的陌生化策略也因此彻底完成了对南方贵族“神圣性”的解构性否定。最终，小说通过人物命运与时代结构的张力，揭示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性：南方贵族神话的虚伪性不在于其表象的堕落，而在于结构本身对人性异化的遮蔽。艾米丽用砒霜毒杀荷马的行为，既是对父权结构的反抗，也是被结构异化的结果。伴随着镇上居民的集体伪善被揭露，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将南方社会非人性的权力结构暴露在历史的解构性阳光之下。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贵族传统，在解构的利刃下不过是“延异”过程中不断飘移的意义碎片。
4. “老宅、灵柩与画笔”：南方淑女规训的三重空间牢笼
福克纳在文章中，以空间陌生化与时间错位为核心手法，将老宅、葬礼、瓷绘教学等日常场景转化为象征符号，他灵活应用现代主义技巧，通过空间诗学构建压抑环境、象征系统编织隐喻网络，最终将艾米丽的个人悲剧升华为对南方旧秩序的批判，当控制欲以空间与意识的名义渗透时，个体的毁灭便成为必然的结局。
房子本是为人提供保护与归属感的地方，应当让人感到安全，但是对于艾米丽而言，这座房子是“一个避难所，一个监狱，一个地狱”[6]。格里尔森家族的这座19世纪的老宅在面对镇上居民的流言蜚语时给了她些许的庇护，在她剪短头发，想要从旧传统文化中挣脱出去时却将她禁锢其中，在她杀害荷马并与其尸体同床共枕之时，这座房子已如炼狱一般将她吞噬其中。在这地狱之中，“人要么失去了生命，要么失去了赋予生命的意义”[6]。这栋大房子曾经辉煌气派，坐落在小镇上最考究的地段，象征着艾米丽家族的荣耀与光辉，也代表着旧南方的辉煌，但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这座房子变得尘土飞扬、灰暗不堪。“在棉花车和汽油泵的簇拥下，日趋朽败，却仍桀骜不驯。”[4]这象征着旧有的南方、曾经荣耀无比的格里尔森家族的逝去，破败的木屋与周边现代化设施形成鲜明对照，映射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象征着这一贵族的最后一抹高傲气质与执着，不舍放弃昔日的荣华富贵。艾米丽家的老宅在叙事中呈现出双重时空叠合的特质，这座哥特式建筑既是物理层面的叙事支点，更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记忆载体。福克纳通过老宅的衰变轨迹(从镇民仰望的地标到封闭的罪恶密室)，隐喻南方文明从“田园牧歌”到“精神废墟”的衰落过程。具体情节中，艾米丽家传出臭味、代表团上门征税、艾米丽拒绝在其房屋上安放邮箱以及艾米丽与父亲的葬礼等事件均在老宅的空间范围中进行——当镇民的窥视欲与艾米丽的封闭欲在门廊下激烈碰撞时，这座建筑本身已成为南方新旧文明交锋的战场。
老宅这一场景渲染了全文哥特式阴暗的氛围，撑起了全文的主框架，更以其衰败隐喻着旧南方的逝去。艾米丽与这座19世纪的老宅院有着十足的互文性，宅院作为“南方文明的尸体”，其封闭性(如大门常年紧闭)象征着传统对个体的窒息，八九年未出过门的艾米丽已经与这座即将逝去的老宅融为一体，紧密相连。两者在黑暗中对话，在岁月的沉淀中相互依偎，它既是她，她亦是它。艾米丽并不同意在老宅的墙上安装邮箱，似乎隐喻着她自身作为小镇上最后一位格里尔森家族成员对所有新兴文化的排斥。在荷马消失后，艾米丽小姐家的前门再未开启过，艾米丽小姐也几乎不再现身，同这座房子一起，在岁月中静静地等待消解。福克纳致力于通过多重场景的象征性并置深化主题，艾米丽的老宅作为空间原点，其哥特式的灰暗腐朽隐喻着南方文明的衰败。除此之外，插叙里艾米丽父亲的葬礼映射着父权制权威在精神层面“权魅不散”的控制。而倒叙中贯穿全文的艾米丽葬礼则隐含着更深层次的象征意蕴，两场葬礼与老宅空间形成三角象征结构，共同映射出衰败南方的多重复杂性。
其中，艾米丽父亲的葬礼象征着传统的南方价值观念的物理性逝去，而葬礼上，艾米丽对其父亲逝去的不相信意味着其父亲所代表的传统南方思想在精神层面仍然存在。父亲曾经拒绝了所有艾米丽的追求者，以其严苛的清教主义传统思想牢牢控制着艾米丽。现在，虽然他已逝去，但是他对艾米丽所实施的精神控制已经紧紧地勾连住了两者的精神，这股传统价值观念的精神将一直影响着艾米丽，是其努力挣脱最后仍无法逃脱的锁链，也使其最后成为跟父亲一样的“控制狂”，将所爱又无法得到之人杀死，与其尸体相伴几十年的根源。当艾米丽一无所有的时候，“她会像大多数⼈那样，死死拖住那个夺走她一切的⼈”[4]。
作为南方旧文明的活体纪念碑，艾米丽的葬礼成了传统秩序的终极葬礼。这位格里尔森家族最后的守墓人，生前被强行推上“南方淑女”的圣坛——镇民们需要她做缄默的灯塔守望人，做供在神龛里的瓷娃娃，做集体怀旧幻想的完美化身。当她试图挣脱枷锁与荷马相恋时，整个镇子陷入了“耻辱”的恐慌之中，“窃窃私语随之而起，⼈们交头接耳”[4]，妇女们开始讲起闲话，“说此事令全镇蒙羞”[4]，浸礼会的牧师也被迫出山，虽然最终一无所获，艾米丽⼩姐在亚拉巴马的亲戚也被请来“镇压”艾米丽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镇上居民的集体伪善在这场集体的“道德狂欢”中暴露无遗。当艾米丽去往药店购买砒霜时，镇民们纷纷猜测她要吞药自尽了，而他们认为这一行为“再好不过了”[4]，仿佛艾米丽的生命只是场维持体面的戏剧。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指出的，他们真正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艾米丽作为“文明标本”的破损会揭穿整个南方社会的表演性——这个靠虚伪礼仪维持的共同体，容不得任何真实的人性突破[7]。她的死撕开了镇民们用淑女神话掩盖的虚伪面具。死亡是她人生的终极表演，将自我生命转化为“淑女传奇”，为南方旧文明带来了一场“完美谢幕”，她以个体的沉默死亡为集体的信仰献祭。
书中还有一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是艾米丽教小孩画瓷绘。在艾米丽四十岁左右那几年，她在家教小孩画瓷绘课，“她将一楼的某个房间布置成画室，萨特里斯上校那一代⼈纷纷把家里的女⼉、孙女儿送去学习，那份守时有序、认真挚切的态度，与礼拜天送她们去教堂、往奉献盘里捐上二十五分钱时的虔诚劲⼉一模一样”[4]。而后来年轻一代不再如萨特里斯上校一样让他们的孩子去向艾米丽学画画，在最后一个孩子离去后，她的前门永久地关闭上了。在既有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对这一情节的关注度并不高，些微的关注也只是认为艾米丽的这一行为是在试图与外界保持联系，但作为一位旧有南方传统最后的守护人来说，艾米丽的这一行为更象征着对于旧南方传统的传承，她在尽自己的力量延续旧有文化。最后一个孩子的离去也一定程度象征着“旧文明”的完结。这些场景的设置，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故事世界，哥特式的老宅首先锚定下整个故事孤寂绝望、阴森幽暗，近乎扭曲怪诞的基调，艾米丽父亲的葬礼则映射着苟延残喘之时南方社会最后的挣扎，艾米丽教小孩画瓷绘的行为代表着她作为“南方淑女”对旧南方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护，而其最后的葬礼则宣示着南方旧传统的永远逝去，全文层层叠叠的象征性让读者在感受情节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作品所要传达的深刻主题。
5. “玫瑰·滞尘·发丝”：南方衰亡的物质诗学
文中的玫瑰、滞尘、发丝三组意象构成了南方衰亡的“物质诗学”——它们以具象之物承载着抽象的历史，通过时间、空间与身体的交织，揭示旧南方秩序崩塌的必然性。申丹提出的“打破阐释框架”理论[8]在此得到印证：当打破各种阐释框架的束缚时，便可进一步挖掘作品的深层意义，转而聚焦物质细节的叙事功能时，这些寻常物品便成为解码南方衰亡的关键符号。
其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玫瑰这一物品，玫瑰在全文的出现比例并不多，却贯穿了全文，在标题中玫瑰一词与主人公的名字并列，似乎玫瑰就是艾米丽，艾米丽就是玫瑰，玫瑰由盛开到最后枯萎凋零也象征着艾米丽将由青春懵懂的贵族少女变为一位古怪苍老的老妇人。玫瑰在文章中实际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艾米丽的遗体上洒满鲜花”，一次是人们进入那间尘封四十年的“洞房”后，看到了玫瑰色的帷幔，玫瑰瓣状的灯饰，玫瑰在文中出现的场景都与死亡有关，这无疑象征着艾米丽的爱情终将凋亡，似玫瑰一般的艾米丽也将逝去，那褪去光彩的玫瑰色则暗示着这场爱情骗局的糖衣包装。标题中的“玫瑰”从未在叙事中直接出现，而是通过镇民的集体记忆(如送玫瑰的仪式)和艾米丽对荷马的“占有”行为被反复召唤。从呈现方式来看，玫瑰处于“缺席”与“在场”的微妙状态，它虽未直接现身，却通过镇民的议论，如“她值得一朵玫瑰”，以及艾米丽的行动，像用砒霜“保护”爱情等情节间接存在着。进一步剖析其象征意义，玫瑰既是爱情幻灭的祭品，艾米丽试图用死亡来凝固爱情，恰似将玫瑰以一种极端且扭曲的方式“保存”；同时，它也是南方传统衰落的隐喻，宛如一曲贵族精神的挽歌。而玫瑰的缺席，更象征着南方文明的虚伪，它看似承诺了美好，如纯洁与爱情，然而最终却以死亡为代价，正如艾米丽以爱之名将活人变为标本，恰如南方以“优雅”之名暴力绞杀了艾米丽的命运。这种对主题进行陌生化处理的方式，让读者深刻意识到，南方文明的衰落并非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人性扭曲所导致的恶果，从而有力地支撑了“《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的玫瑰十分具有象征性”这一论点。
另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物品是头发，在文中艾米丽的头发被多次提及，在艾米丽父亲去世后，她试图将头发剪短，这象征着艾米丽要与旧有的传统剥离，尝试活出自我，象征着艾米丽试图挣脱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社会标准与精神束缚。而这也无法改变这位格里尔森家族最后一位成员难以挣脱家族命运的残酷事实。而艾米丽最后那变为铁灰色的头发，象征着艾米丽的精神存在，一方面，她那铁灰色的发丝直到去世时候都是那样，保持着生机勃勃的铁灰色，像活人一样。这象征着艾米丽的坚强，沉重的家族使命、旧南方传统束缚着她，北方价值观念、新兴的现代工业化挑战着她，虽然她无法真正与北方融合，也无法挣脱南方价值观念的束缚，但她直到去世都保持着坚强的内心，一直昂首挺胸，高傲地迎接着一切，从未被真正打倒。另一方面，那代表着她的精神存在，在荷马尸体枕头旁的那一缕铁灰色的头发，隐喻着她对荷马永久的精神控制，那把被父亲强加在她身上的精神枷锁被她牢牢地拷在了荷马身上，哪怕代价是一条生命。
灰尘是文章的另一个重要意象，在日益发展，逐渐向现代化转变的南方，艾米丽家的老宅灰尘越积越多，整个屋子“尘土遍布、黑影重叠”[4]。在艾米丽死后，人们撬开楼上紧闭房间的举动，“震的屋里尘土飞扬”[4]。当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时，或将这一处房屋按下了暂停键，或早已将这一处房屋无情抛下，在时间的褶皱里永恒静默。只有当人们强行进入的时候，才会再有一丝的涟漪波动。陌生化的手法，使得灰尘、玫瑰、发丝这样熟悉的事物变得异乎寻常，变得难以捉摸，变得抽象幻化，赋予这些意象超越能指的象征意义。使读者从惯性思维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熟悉事物的深层含义。在反复拼凑索引叙事碎片的过程中，深化对故事主题的理解。
6. 结论
综上所述，福克纳通过非线性叙事打破了时间线性，将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交织呈现，碎片化场景与人物异常行为构成叙事拼图，玫瑰、滞尘、发丝等寻常物品拥有了超越能指的象征意义，抽象的概念与难以捉摸的情感被生动具象化。他笔下的象征手法如同镜子一般，从不同层次与角度讲述着故事，映射爱与恨、冲突与矛盾及旧南方逝去的主题。与此同时，陌生化效果促使读者不断拼凑叙事片段，在此过程中不仅深化了对故事主题的理解与感悟，更能挖掘出作者隐藏在故事深处的复杂情感与思想，既有对旧南方衰落的惋惜，也有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无力感的悲悯，亦通过艾米丽的人生故事述说着历史文化等超越个体的宏大话题，以其看似疯狂、偏执的行为映射出人类对自由与控制的永恒挣扎，让故事突破时空限制成为人性寓言，深刻体现了福克纳作品中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这种从象征与陌生化视角展开的解读，既揭露了陌生化叙事中的多重象征意义，也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全新视角，充分彰显了这部经典短篇小说的丰富意蕴与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