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和三年已酉[1]，白居易写下《中隐》一诗。诗中白居易提出了介于大隐和小隐间的另一条道路，标志着他中隐思想的最终形成。然而，在他的园林散文中，除中隐外，还可见其他仕隐思想，如何理解他的这些仕隐思想，与他的“中隐”又有何关系呢？
2. 园林与仕隐思想的关系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何为园林，为什么园林中能看出仕隐思想？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是周维权先生的定义，他认为“园林乃人们弥补与自然环境的隔离而人工建造的‘第二自然’。是在一定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面貌，或者人为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辅以禽鸟养蓄，从而构成一个以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舒怀的游憩、居住环境”[2]。我国园林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诗经·大雅·灵台》中有“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3]。此处的“囿”是园林的早期形态，以贵族狩猎为主要活动。《周礼·地官·囿人》中记载“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4]。到了秦汉时期，园林则以宫苑为主，崇尚恢宏壮丽。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有“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5]。张衡的《西京赋》中亦有“后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笃”[5]。则奢靡气象尽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以山水为特色，皇家园林之外，出现了私家园林。如《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中陶渊明写道“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6]。园林成为了与世俗对立的存在。同时标志着“园林”作为一个词语开始出现广泛在文学作品中。而到了唐代，园林更是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后论曾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7]可见数量之多。周维权先生评价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时期”[2]，并对园林进行了分类，认为主要可以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三大类。李浩先生又进一步将私家园林分为贵族园林、士大夫园林和庶民园林。关于园林的称谓也较多，据李浩在《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一书中的统计，唐代约有四十多种园林称谓，别墅、别业、草堂、亭、台等都是这一时期园林的别称[8]。文人建造园林、书写园林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常态。
从园林的发展和分类中可以看出，园林长期扮演着富贵权力的象征。权贵布置园林，并在其中设宴，对读书人来说，这往往是他们步入仕途的第一步，对于臣子而言，则标志着他们在仕途上的顺利。于是，园林成为他们崇拜着的权力的化身，对前途的渴望寄托在了对园林的憧憬中。如玄宗时期的兴庆宫，《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记载“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尊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本纪》中有“秋八月，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9]。因此，园林可以与入仕相关联。而园林发展到魏晋之后，出现了追求还原山水自然的倾向，许多文人以园林作为陶冶性情的场所，于是园林又成为了文人修身养性、远离世俗纷争的隐居之地。由此来看，园林同时兼有世俗和超脱的双重意味。在这一基础上，往前一步是“居庙堂之高”，往后一步是“处江湖之远”。所以园林和以园林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往往能够反映文人对于仕隐的态度和在仕隐之中的挣扎。
白居易亦非例外，园林在他的仕隐观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他的《中隐》一诗开头便是“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10]。园林，是这种“中隐”最好的实践场所，既可以在其中设宾筵，邀请洛中君子“恣欢言”，不至于太过冷落；又能“深掩关”，避免“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不至于太过嚣喧。同时他又说“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此中的“秋山”、“春园”当属公共的寺观园林。在白居易眼中，私人园林可以作为住所，实践他的“中隐”思想，而寺观园林则作为游玩之所，进一步调节情绪。白居易对园林的态度可见一斑了，也因如此，他的园林作品中往往自然流露出他对仕和隐的思考。在此，本文仅从白居易的园林散文入手分析，一来，白居易的园林散文写作时间和地点明确，便于考察；二来，散文篇幅较之诗歌更长，更全面地记载了白居易园林的建造初衷、景观构成和园林生活。
3. 白居易中隐观的形成
白居易的园林散文约有5篇，除了中隐外，其他仕隐思想也出现在其中，如何理解他的这些思想呢？与“中隐”又有何关系呢？本文认为，白居易晚年的“中隐”思想并非一蹴而就，他的散文中流露出的对仕和隐的思考一步步累积，最终形成了他的“中隐”。这一思想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3.1. 隐晦期
贞元十九年癸未[1]，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写下《养竹记》，这是他早期创作的园林散文。此时的白居易，“以拔萃选及第”[11]，被授官秘书省校书郎。这一官职只属正九品上，接触不到朝政大事，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10]。然而，对于初入官场之人来说，确实不可多得的美职。杜佑在《通典》中称校书郎“为文士起家之良选”，“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12]。白居易被授予此官，可见当时朝廷对他的重视，白居易此时正是仕途得意。而《养竹记》创作的地点，文中有“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其中的“常乐里”便是白居易园林所在地。据清人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的考察，常乐里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五街常乐坊，是由兴庆宫往南的第二坊，东面靠近春明门很近，距离皇家宫殿不远[13]。且这处宅子曾经的主人是已故关相国关播。《旧唐书·关播传》载：“关播字务元，卫州汲人也。天宝末，举进士。……建中三年十月，拜银青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三年正月卒，时年七十九。”[9]关播曾官至相国，位于权力的中枢，园林见证了相国的荣光，见证了官宦往来应酬，成为仕宦生活的象征。这一种象征与仕途正得意的白居易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的《养竹记》也就更偏向于仕的一方了。
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养竹记》中透露出了白居易对仕宦生活的期待。全文以大量的笔墨写竹：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11]。
白居易认为，竹子具有“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贵的品德，是君子的象征。这种象征意义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卫风·淇奥》，反映了儒家对君子的期许。白居易借用此喻，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儒士在初入官场时对自己的期许，具有浓厚的儒家入仕进取色彩。
竹所处的环境是“筐篚者斩焉，彗帚者刈焉，刑余之材，长无寻焉，数无百焉。又有凡草木杂生其中，菶茸荟郁，有无竹之心焉”。由竹及人，对贤人的处境表示了忧虑，也是对执政者不能用贤的隐忧。白居易此时虽为小官，但已经在有意识地参与到对国家要事的思考中。基于这种社会现实，白居易提出要“养”，“竹不能自异，唯人异之。贤不能自异，唯用贤者异之”，“欲以闻于今之用贤者云”[11]。养竹即用贤，白居易期待执政者能够善待贤才，是基于隐忧提出的良策，也是希冀自己能够被重用。
从史书记载来看，白居易这一时期也是立志仕途有为的。《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9]仕成为了白居易这一时期的主题。
白居易也流露出了对园林风景的单纯的喜爱。《养竹记》中白居易详细写他养竹造景的过程：“乃芟蘙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不终日而毕。于是日出有清阴，风来有清声。”[11]同时期的诗文创作中也频繁见“窗竹”意象，如《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10]通过向外观赏的动作，他的内心也仿佛跳出了狭小的房间外，超脱了日常的琐屑，得以在广阔无垠的自然中修养身心。白居易的这种对闲适园林生活的探索虽然在仕的主题下显得隐晦，但却对他后来的园林生活和“中隐”思想有着一定影响。
3.2. 准备期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蹇长春认为这次的贬谪是“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分界线”，“从前期的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转向后期的消极取容、‘独善其身’”[14]。对他“中隐”思想的形成而言，江州之贬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白居易的园林散文创作主要是《草堂记》。《草堂记》作于元和十二年丁酉[1]。关于草堂的位置，文中记载“因面峰腋寺，作为草堂”[11]。据宋代学者陈舜俞考证，应位于“(东林)寺之东北隅”。和“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不同，草堂远离了朝堂，退至了山林之中。文中又记载“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草堂占地广阔，其中多数为自然景观，居处占地并不大，白居易说是“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在草堂之前，白居易在江州有一处司马宅，在庐山下营建草堂只是因为此处的风景，因而居室建造较为简单。同时，这一建造也符合当时白居易的品级。《琵琶行》中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其中的“青衫”，《唐会要》卷三十一中记载“八品九品以青”[15]，可见当时白居易的官职只有八九品。而《唐会要》中又记载“六品七品已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15]。白居易的草堂虽建在山寺中，但也自觉遵守了制度的要求。
在《草堂记》一文中，白居易明确了“隐”的志向。他说“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白居易提及“隐”的原因有二，一是有感自然山水之妙，白居易认为草堂“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草堂带来了三个层次的审美体验，由身体的舒适到内心世界的恬静，最终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二是白居易在这一时期切实感受到了官场的“冗”和“累”。如他自己所说，是“一旦蹇剥，来佐江郡”。然而白居易并没有放弃仕，他的隐是有条件的，“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首先要等到“弟妹婚嫁毕”，白居易希望在自己归隐前安排好弟妹的婚嫁事宜。金滢坤认为“中晚唐时期，世人选婿时逐渐注重科名，科名与门第日趋并重，乃至出现在选婿时，科名往往比门第更为重要的现象”[16]。官位高低、科第出身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为了让弟妹尽可能有一个好婚嫁，除了他们自身因素外，白居易的官位高低也有影响。白居易首先从世俗的角度考虑到了官职的重要性。同时，这句话也意味着白居易归隐后就不再过问世俗之事，可见，他所说的“隐”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其次，要等“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官职任期已满，能自己选择去留的时候。然而，他与元稹的书信中却写道：“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9]似乎又想要有一番作为，这也恰恰证明白居易在《草堂记》中所说的隐的志向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并不想现在就选择隐，园林对这一时期的白居易而言起调适作用，园林是他调节情绪，留待时机，以图“兼济天下”的去处。
3.3. 形成期
《冷泉亭记》创作于长庆三年癸卯[1]，白居易五十二岁任杭州刺史之时。他的这次杭州之行，新旧唐书均记载白居易是自求外任职，而李商隐的《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却说是“又贬杭州”[17]。在杭州之前，白居易再次回到了朝堂，并在政坛上有所成就。《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十六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9]。其中的“知制诰”，“在本质上是对草诏权的掌握”，且“在翰林学士院中，学士基本以员外郎知制诰–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侍郎知制诰的迁转作为升迁规律”[18]，是升迁的兆头。于是长庆元年“十月，转中书舍人”。这一官职属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始终是文人的华选”[19]。同时他又“加朝散大夫，始著绯”，他在《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中说“柱国勋成私自问，有何功德急生人”[10]，也可见这段时期仕途得意。所以，他的杭州之行是有些突兀的。且在他的《初罢中书舍人》一诗中，自嘲道“命薄元知济事难”[10]，可见杭州之行白居易的心情并非完全是“获得解脱的愉悦与轻松”[14]。
到了杭州之后，白居易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迷恋上了杭州风光，他说“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11]。冷泉亭位于“(灵隐)寺西南隅”，据《咸淳临安志》，“景德灵隐寺在武林山东”，又“冷泉亭在飞来峰下，唐刺史河南元藇建，刺史白居易记，刻石亭上，政和中，僧惠云又于前作小亭，郡守毛友命去之”。冷泉亭位于山林佛寺之中，同时具有佛寺的宁静和自然的风光，所以白居易会说“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咳胜言哉？”冷泉亭又深受政权的影响，从《咸淳临安志》的记载来看，当地官员对于冷泉亭的营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止冷泉亭，“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后作比亭”。官员营造寺观园林成为当时的风气，白居易亦继承这一传统，“故吾继之，述而不作”，修缮并为之作记。可以说，这些园林是仕隐融合的产物，一方面，它的营造是出仕之人的功劳，是“政通人和”的表现；另一方面，它的清幽寂静又成为放松心灵，成为接近隐的场所。
仕隐融合的园林同样反映出这一时期白居易仕隐并重的心态，杜学霞将之定性成“兼吏隐”，是“将吏的职责与隐的自由看得同等重要， 力求从心理上对名利采取超逸的态度，保持一种诗意的生活情调”[20]。从江州时期的为仕而隐到现在的仕隐并重，仕在白居易心目中的地位再一次被削弱了。
3.4. 确立期
《中隐》一诗代表了白居易中隐观的最终确立。之后的两篇散文《池上篇序》和《白蘋洲五亭记》也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
《池上篇序》与《中隐》同样创作于大和三年。在大和二年之时，白居易“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9]。据孙国栋先生考证，侍郎属正四品下，“乃实际负责省务，地位日尊，礼仪日崇”[19]。瞿蜕园认为这是“居易属望最殷之时”[21]，是他最有可能入相之时。然而，白居易自己放弃了机会，他“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于是“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9]。到了大和三年，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将唐代分司官的任职原因分成三种类型，即安置罢黜者、远黜量移者及性乐恬退者”[22]，是远离政治中心的闲散官职。《池上篇序》便是创作于这一时期。
白居易的这处园林位于洛阳东南地区履道里西北隅，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23]，发达的经济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远离党争的政治背景使之成为了中唐文人理想的居住城市。许多文人于此置办园林，牛僧孺归仁坊宅、裴度的集贤坊宅和元稹的履信坊馆等都位于洛阳。园林“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10]。占地不算大，《池上篇》中说“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然而，白居易却并没有表现出对此的不满，如他的《履道居三首其一》中说“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厌贫家活计微。大有高门锁宽宅，主人到老不曾归”[10]。虽然自己的园林占地面积狭窄，生活不够富裕，远不能和高门大户的奢华相比，但权贵常年空置房屋，反而是自己能够尽情享受园林生活的乐趣。在另一首《小宅》中，他也说：“何劳问宽窄，宽窄在心中。”[10]
因离水源近，园林中有大面积池水，甚至达到了“十亩闲居半是池”[10]的地步，可见池塘在园林中的地位。白居易对池塘颇费功夫，文中写道“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11]。足可见园中装饰之多，且多鹤、石、莲等高洁之物，赏心之余也有陶冶情操的作用。同时，在写园中装饰时，白居易特意写明这些装饰都是通过做官获得的，刑部侍郎罢官时更是获得了“粟千斛”的俸薪。至此，做官的意义进一步被消减，成为了获得俸禄，进而养护园林的途径。身处园林中，白居易每日赏景饮酒、弹琴听曲“颓然自适，不知其他”。这同样是一种快乐，然而和白居易《草堂记》与《冷泉亭记》中的净化心灵、物我合一的纯粹的享受相较，此时的快乐却更勉强，他在《池上篇》诗中说“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作坎，不知海宽”[11]。以鸟择木、龟作坎自比，暗含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只能退守偏安一隅的无奈和自嘲。这种勉强在同一时期的《酒功赞》表现得更为直接：“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10]中唐的世道之下，白居易已无力改变现实，为了能暂且忘却烦扰，他只能寄希望于酒，希望大醉一场来麻痹自己，从痛苦无能的尴尬处境中摆脱出来。所以，他的“中隐”中既有一种超脱的审美、肆意的欢快，又兼具深层的悲哀，“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哲学”[24]。
《白蘋洲五亭记》作于开成四年已未，此时白居易任太子少傅分司，与太子宾客分司同是闲职。据李浩先生考察，白蘋亭位于浙江湖州[8]，而“时予守宫在洛，杨君缄书赍图，请予为记”[11]。白居易并没有亲眼所见亭中之景，因此散文对于白蘋亭风光只是简单描绘，重点写造亭经过。其中，白居易写道：“利兴，故府有羡财；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余力济高情，成胜概，三者旋相为用，岂偶然哉？”此句再次说明了仕隐关系，为官至利兴、政成，才有钱财修建园林，才有时间悠闲度日。仕是为了园林服务的。但和《池上篇序》相似，此时的白居易并非全然愉悦的，他说“昔谢、柳为郡，乐山水，多高情，不闻善政；龚、黄为那，忧黎庶，有善政，不闻胜概。兼而有者，其吾友杨君乎？”蹇长春认为，白居易晚年“关心生民疾苦，‘兼济天下’的理性精神，并未完全泯灭”[14]。一方面，他在努力说明自己肯定中隐的归宿，另一方面，在看到友人“善政”时，他的内心又会陷入挣扎。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是白居易“中隐”思想的确立期。下定雅宏认为“此理论兼有鱼和熊掌之妙，一方面包含了朝臣的身份和意识，另一方面支持着对闲游的深切爱好”[25]。白居易的“中隐”是用朝臣的身份和获得的俸禄来支持园林生活，可以说是仕为隐服务。然而，他虽然以“中隐”作为自己的处世之道，积极从中获得安慰，但他内心深处的朝臣意识始终与之斗争，因此，他的“中隐”本质上是带有“悲剧意义”的[14]。
4. 中隐观提出的原因
4.1. 政治打击的产物
蹇长春认为，“结合白居易走过的生活道路来看，他从‘志在兼济’，退而‘独善其身’，终于以‘中隐’为归宿，可见他是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到幻灭的痛苦的探索过程的”[14]。白居易中隐观形成实际是他逐渐对政治失去信心的过程。他的中隐思想的每一个节点都对应着政治上的因素。江州之贬是他中隐思想由隐晦到准备的节点。《与元九书》写道：“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11]这一时期的白居易直言上谏，在朝中树敌颇多，于是被联手攻击，赶到了江州。第二个节点是他的杭州之行，在杭州前白居易已经是正五品上的中书舍人，然而此时的政治局势依旧不是他上一时期所期待的能一展鸿图的时机，“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9]。经此打击，白居易逐渐看清自己所期待的时机可能并不存在，开始逐渐向“隐”倾斜。第三个节点是他的自请任东宫属官，“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9]。激烈的党争之下，白居易失去了兼济的能力和抱负，转而谋求自保。
政治的打击“促使了士人对自己的仕途的希望和对国家的信心不断下降”[26]，也催生出了“放弃社会责任而仍居其位的尸位素餐”[20]的“中隐”思想。
4.2. 三教合流的启发
从儒释道三家发展来看，三教最早都是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攻讦。而到了唐朝，统治者试图融合三教。据《册府元龟》记载，唐高祖曾下诏，称“三教虽异，善归一揆”[27]。在这一背景下，唐朝士人也普遍“周流三教”，兼学三教内容，并化为己用。而在接触三教的过程中，中唐士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免受之影响，仕隐思想就是其中较为直观的一点。
对于三教对仕隐思想的影响，洪修平曾指出，“儒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并协调各种关系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道家道教则以退为进，采取避世和法自然的态度以求实现长生成仙或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若避世不成，则有佛教的万法虚幻，惟心静土，即心即佛，及天堂地狱的轮回报应说等给人以赏善罚恶和摆脱生老病死等现实苦难的精神安慰”[28]。概括而言，儒家更偏向于仕，要求尽可能参与政治，“兼济天下”；道家和佛教更偏向隐，是一种避世和超脱的法门。对于三教思想的处理，多是以儒为本，释道是失意时调节的工具。如韩愈，向来被认为是反对佛教的代表，然而在被贬潮州后，也开始与僧大颠等人交往，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受释道思想影响的关键节点也都是在政治失意之时。
白居易对于释道两家的学习和接受与同期文人相比更为深入。有学者认为：“在宋前文人中，能够兼摄儒、佛、道三家人生哲学，并圆融无碍地贯通于实际生活中，当推白居易为第一人。”[29]如果说政治的打压让白居易逐渐偏离仕的道路，那释道思想的出现以及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就扮演了推动白居易一步步靠近隐的角色。早期白居易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信守“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条。然而，当屡遭贬谪和儒家的思想无法宽慰他后，他继而从释道中汲取养分。《旧唐书》中记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9]《新唐书》中亦有“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30]。释道的加入缓解了白居易政治失意的痛苦，也逐步促成了白居易的“隐”。他在为自己所写的《醉吟先生墓志铭》中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11]这实际就是他中隐的思想源泉。园林实践中也处处可见他对三教的融合，《草堂记》中写道“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两三卷。”[11]是白居易以释道休养生息的开始。而到了“中隐”的确立期，白居易对于佛教的信仰更甚，诗文中常出现斋戒行为，如《斋居》中的“香火多相对，荤腥久不尝”，《春日闲居》中的“今日非十斋，庖童馈鱼肉”[10]。
然而，“所谓‘三教圆融’、‘三教合一’往往是佛道两家平等诉求的曲折表现，实际生活中儒佛道三家从未得到真正合一”[31]。儒家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也为白居易“中隐”的悲剧埋下了根源。一方面，白居易积极用释道思想修心养生，坚定自己所选择的中隐之路；另一方面，儒家强烈的“济世的政治情结”[32]也让他不断挣扎。“在他的心灵深处，为独善计的中隐观念同兼济的社会责任感之间，仍不免时时有所斗争”[14]。这种挣扎和斗争也就导致他中隐背后的苦涩。
4.3. 文化下移的必然
于是，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促使下，白居易选择了隐。但他的隐又是中隐，仰仗着官场俸禄，保持着和世俗红尘的联系，如他自己所说是“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10]。散文中也提到“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11]。后人对此多有微词，叶梦得对白居易的“志在于退”表示出了赞赏，同时又指出“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17]。朱熹更是严词批评：“乐天，人多说其清高， 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 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17]但在当时文化下移的背景之下，白居易留恋红尘、追求享乐也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文化下移，是指原本属于上层的文化下移的现象。先秦时期，由于礼崩乐坏的冲击，文化上也迎来了第一次的下移，文化重心从原先的王室、诸侯转移到士大夫阶层。而到了唐代，文化下移的趋势进一步扩大，“中晚唐以后的社会，文学已不是士大夫茶余饭后的娱兴之物，其应用价值随着科举取士的全面推进日益彰显。在一个崇尚诗赋的朝代，文学的应用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科举取士方面，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商业文化”[33]。文学与世俗的关系越发紧密，世俗的眼光成为评价文学的重要指标，于是文人的世俗体验就显得尤其重要，文人与大千世界愈发不可分离。浸润在这样的文化之中，白居易无法轻易割舍俗世，无法放弃追求享受的风气，于是也就无法舍弃丰厚的官场俸禄，无法适应清贫的小隐生活。所以他会说“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才，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颍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11]。
文化的下移在白居易中隐的形成过程中实际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促使白居易在“大隐”和“小隐”中选择了折中之路。
4.4. 自身的敏感气质
然而，以上三点不独白居易，许多中唐文人都具备相似的经历，最终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园林作为修养之所，如与白居易同时期的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还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人。在此，仅以裴度为例，《旧唐书·裴度传》记载“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寄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四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署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郦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9]。裴度与白居易相似，也是由“仕”转向“隐在园林”。可见，在中唐，一种类似“中隐”的思想收获了许多信众。可以说，白居易不是“中隐”的创造者，但他对于“中隐”却有着相当独特的体验，具体表现在他的情感体验更为细腻，杜学霞认为这一点与白居易“敏感的气质”[24]相关。与政治上起起落落的官员相比，白居易虽也遭遇仕途不幸，但称得上是相对平稳。然而，白居易的敏感足以让他从相对平稳的仕途中察觉出自己处境的些许变化，并由此产生思考，一步步走向“中隐”。同时，白居易的敏感和思考也让他的中隐观更具深度，更集中反映了他的挣扎。他的园林散文，大多属于闲适风格，日本学者埋田重夫认为，“他对于‘闲’和‘适’近乎异常地执着，从相反的意义来说，证明了他真切地体验到‘忙’与‘不快’。对于远离名利与权势的闲适空间——安、稳、慵、懒、幽的境界，白居易近乎执拗地反复吟咏并加以肯定。这又使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他内心深处有着对他人无法明言的激烈的精神斗争”[34]。所以，他的“中隐”中既有一种超脱的审美、肆意的欢快，又兼具深层的悲哀。白居易的敏感促使他走向“中隐”，同时，又进一步深化了“中隐”的内涵。
5. “中隐”思想的意义
5.1. 对隐逸文化的发展
中国的隐逸文化起步很早，早在尧舜时期就已出现有文字记载的隐士，如许由、巢父等。而“隐士”一词则最早见于《荀子·正论》：“(天子)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天下无隐士，无遗善，同焉者是也，异焉者非也。”[35]此处“隐士”的含义当与“遗善”相近，指有德而不得重用，远离官场之人。
隐逸之风的兴起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据《后汉书·逸民传》记载：“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36]由于乱世争斗，因世道黑暗而隐居之人越来越多。魏晋时期是“中国隐逸的黄金期”，从数量上来看，远超其他朝代，仅正史中记载的就有不下于一百位[37]。从隐与仕的关系来看，两者并不像上一阶段一样是完全对立的了，“大隐”或称“朝隐”思想的提出首次将“隐”与“仕”相融。然而，这种大隐“实质上是一种权变之术，是仕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38]，隐更多是仕途不顺时调节的手段。从隐的地点来看，寄身于广阔的自然天地依旧是文人的首选，即使是新形成的“大隐”也基本延续了这一方式，如周续之曾说“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桎梏，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39]，可见文人对于江湖岩穴的隐居地的认可。
唐朝，隐逸文化取得了重要进展，白居易的“中隐”完成了隐逸空间的转变。无论是早期“小隐”的身处终南山，还是魏晋时期“朝隐”的心在江湖，实现隐的空间都是自然，隐士借助自然之景来宁静内心，通过不断扩展延伸的外部环境来实现内心的从容平静。而白居易的“中隐”却更关注对于私人空间的构建，在壶中这一方小小的地域内完成宏伟的天地的构想，并通过文学创作不断赋予狭小空间意义。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认为白居易的中隐理论“标志了一种转变，从中古的‘隐逸’主题——对于私人性，他纯粹从拒斥公共性的负面加以界定——转向‘私人天地’的创造”[40]。“中隐”推动隐逸文化从对外部广阔天地的搜寻转向对私人空间的构建，促使隐逸文化由外转向内。
5.2. 对文人的启示
后代文人对于白居易的“中隐”都持有相当高的评价，如皮日休在《七爱诗·白太傅》一诗中盛赞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和他的“中隐”理论为“天下皆汲汲，乐天独怡然。天下皆闷闷，乐天独舍旃。高吟辞两掖，清啸罢三川。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可为龟镜焉”[17]。
宋人对于白居易和他的“中隐”的生活模式更是表现出了高度的推崇，从他们的诗歌中可见对于“中隐”的接受，如范成大，在《减字木兰花》说“中隐堂前人意好”[41]。再如张孝祥，他曾仿白居易写下了《中隐》一诗：“小隐即居山，大隐即居廛。夫君处其中，政尔当留连。早晚有诏书，唤君远朝天。欲为中隐游，更着三十年。”[42]而在“中隐”中承担着重要地位的园林生活更是受到了文人的追捧，如陆游的《乐郊记》中“独吾乐郊日加葺，文竹奇石、蒲萄来禽、芍药兰茞、菱芡菡萏之富，为一州冠。其尤异者，往往累千里致之”[43]。效仿白居易在园林中开凿池塘也成为了风尚，如韩琦，曾“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44]。
在关于隐逸问题的讨论上，陶渊明始终是标杆一样的存在，他坚决地告别了腐朽的现实，在享受自然的同时保持了人格的修养，受到了无数人的敬仰和向往。然而，真正效仿他的却并不多，反而是被朱熹批判为“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17]的白居易的生活状态实际吸引了更多的受众。这也与封建社会发展的进程有关。自中唐之后，整个封建体制都在逐渐走向腐朽，文人和体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一方面士人不得不越发依附于这个岌岌可危的体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萎缩的体制罅隙下伸展士人的独立意志”[45]。白居易的仕隐思想则很好地调节了两者的矛盾，在官宦体系和自我修养中找寻到融合点，为后世迷茫的士大夫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5.3. 苏轼对于白居易仕隐思想的接受发展
白居易对于仕隐思想的发展可以说是“上承陶渊明，下启苏东坡”，推动了苏轼仕隐思想的形成。
苏轼对于白居易相当推崇，其“东坡”之号就是源自白居易的《东坡》《步东坡》。两人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但际遇却极为相似。苏轼曾自叙：“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46]两人的仕途轨迹有着相似之处。性格上，两人的阔达乐观、随遇而安也有相通之处。因此苏轼对于白居易的仕隐思想有着更深的体会，也更能将他的仕隐思想发挥到极致。苏轼曾不止一次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生活模式的向往，如《定风波》中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46]，化用自白居易的“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10]等句，而“心安即家”实质是他“中隐”的另一种表达。他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言其五》中更有“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46]之句，明确表示要相仿白居易的“中隐”。
受白居易影响，苏轼也曾有过退居园林的念头，《菩萨蛮》中写道：“买田阳羡吾将老。”[46]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46]。后在离开黄州到汝州的途中又上《乞常州居住表》，希望能长留于此，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苏轼的梦想最终没能实现。林语堂曾评价苏轼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47]，即使屡遭贬谪，也能高吟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不以贬谪为意的乐观心态与白居易“中隐”中的随遇而安和闲适生活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与白居易不同的是，苏轼的隐是“心隐”，阔达的底色更为浓烈，稀释了白居易“中隐”背后的无限痛苦，这也正是苏轼对于白居易思想的延伸。在儒家思想占主导的封建社会，士大夫内心中“兼济天下”的理想始终存在，当理想与现实发生龃龉时，痛苦也便产生了。白居易的做法是退居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中，隔绝外界侵扰，同时借助醉生梦死和歌咏闲适来麻痹自己。然而，由于内心还保留着对传统功名富贵观念的幻想，白居易的“中隐”会呈现出痛苦的底色。苏轼则更进一步，他认识到“科举之外另有人生、功名之外别有天地”，彻底挣脱了这一束缚，并通过诗文书画的文艺手段和对人生的持续思考完成了心灵的发展，“以广袤无垠、深邃丰厚的心灵世界抵兑消解世俗人生的纷纷扰扰，努力于这洪荒宇宙中重新界定生命的价值，于俗世之中构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48]。也因此，他的“心隐”才是一份不同于白居易的真正的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