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身为杰出的史学家兼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与裁断，不仅深植于宏阔的思想体系，更被一种独特的“爱奇”情感所牵引。这一取向在叙事中留下了难以忽视的印记。《君子篇》云：“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p. 37)扬雄的评断被后世学者反复援引。司马贞称其“好奇而词省”([2]: p. 9)，刘勰则指摘“爱奇反经之尤”([3]: p. 181)，诸说相沿，皆本此旨。
《史记》里那些带着神异色彩的人物传说，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奇”的偏爱，自古便引来毁誉参半的评议。学界反复追问“奇”究竟指什么？这种审美取向是否可取？它与实录精神是否冲突？是否背离儒家立场？不管怎样，无可否认的是太史公确实“爱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里径直把“好奇”与“旁搜异闻”画上等号；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4]则断言，司马迁真正动心的是“奇人”；赵素蓉《太史公“爱奇”试说》[5]提出，其行文之“奇”与叙事之“奇”本是一体两面；曹晋《司马迁爱奇别解》[6]更进一步，把“爱奇”解读为对英才的倾慕。这些研究共同提示，太史公的“奇”既在事，也在人。本文即循此思路，分“奇闻”与“奇人”两端，重新检视司马迁的“爱奇”倾向。
2. “旁搜异闻，予以著录”——《史记》中记录奇闻传说
《史记》中“奇”的色彩是无疑的，它首先体现在神话传说、奇闻的记载之上。
《史记》保存了大量神异故事，其中尤以民族起源神话最为突出。关于帝王与始祖的超凡事迹，集中出现在《五帝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例如，《五帝本纪》描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2]: p. 1)；《殷本纪》中写契的出生“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2]: p. 91)。《周本纪》称，周人始祖后稷的出生，是因其母姜原践巨人足迹感孕；《秦本纪》亦述伯夷驯服鸟兽的异能，以及女修吞燕卵而孕的传说。
帝王受命于天的异闻与灾兆，是《史记》奇异笔法的又一重心。《高祖本纪》最为典型，先写刘媪感赤龙而诞刘邦，再记其醉中挥剑斩白蛇的传说。“刘媪与神遇，犹薄姬梦黄龙据腹之类，理或有之；若太公往视，则怪甚矣。太公何名，刘媪何姓，迁皆不知，而独知人之所以不能知者，甚矣迁之好怪也。”1杨慎此评直指司马迁对非常之事的偏爱。类似记述在《史记》中屡见：赵高弑君时的殿毁之兆、《魏其武安侯列传》田蚡为冤魂所摄、《赵世家》山川作祟、《淮阴侯列传》《留侯列传》写萧何追韩信、背水一战、张良邳下遇黄石公等传奇。这些片段共同为《史记》增添了瑰丽而神秘的维度。
《史记》收录神异传说，实质是把口耳间的奇闻改写为可纳入史系的书写，其操作前提是太史公对“六经异传”与“百家杂语”先作比对，再作条理化的整合。促使他保留这些怪力乱神的，正是本人鲜明的“爱奇”取向，凡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皆被优先凝视并写进简册。
3. “传畸人于千秋”——《史记》中书写奇人异士
司马迁的“爱奇”倾向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搜集奇异传闻，即“旁搜异闻”，如前文所述；二是对“奇人异士”的刻画，这也成为其史著的显著标识。刘振东把后者概括为“对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4]鲁迅所谓“传畸人于千秋”，正点出这一特点。被写入列传的“畸人”，或品格高标，或功业隐忍，或才高命蹇，或出身低微而难入正史[7]。由此，《史记》中的奇人形象大致可划为以下几类。
3.1. 扬名后世的德高义重之人
司马迁《与挚伯陵书》中“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8]之论，显露出他对传统价值序列中以道德为首要原则的认同。此种道德观尤重“义”的准则，《礼记·中庸》将“义”释为“宜也，尊贤为大”[9]；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蔡泽之言“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以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2]，更直接地呈示司马迁对“义”的理解，它成为衡量士君子生死荣辱的最终尺度。以此为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了不少德高义重的“奇人”。如《廉颇蔺相如列传》所写蔺相如，其“完璧归赵”与“渑池会”之果敢，以及在廉颇寻衅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忍让，皆将国家大义置于首位的臣节演绎得淋漓尽致。梁启超曾指出，此言令人“怦怦然刻于余心”。又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虽事迹简略，其重义之风亦足以使他侧身品德高尚之列。这些人物的德行在司马迁眼中较功业更为珍贵，他们的特异之处，正在于行止生动映现了著述者所推崇的道德理想。
3.2. 隐忍成就功名的烈丈夫
司马迁以“博学好奇”的学术品格被欧阳修等后世学者称颂，而《史记》作为其精神世界的投影，尤显对“伟烈奇士”的偏爱，书中由此勾勒出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群像，他们虽曾身陷极端屈辱，却能在隐忍中蓄势，终以不朽功业自证。这种“忍辱以建功”的生命轨迹，在司马迁笔下凝成一道独特的精神景观。
韩信甘受胯下之辱，范睢历经溺厕之难，季布一度沦为奴仆，皆展现出超越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司马迁不仅记录事迹，更通过精当的论赞揭示其精神内核。在《伍子胥列传》中，他以“烈丈夫”推崇伍子胥“隐忍就功名”的人生选择，认为倘若其当初随父赴死，则“何异蝼蚁”，而能“弃小义，雪大耻”，方显英雄本色。对季布“受辱而不羞”的行为，司马迁亦洞察到其背后“欲有所用其未足也”的深层心理动机，进而提出“贤者诚重其死”的独特生死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则被赞为“有禹之遗烈”的贤者之行。这些评价共同构建了一套肯定“忍辱奋进”的价值体系。这种书写倾向的形成，离不开司马迁个人遭遇。他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这本是士大夫难以承受之辱，然其选择“隐忍苟活”以完成《史记》。这种生命经历与笔下人物的高度共鸣，使相关传记浸透着深切的同理心。书中描绘的勾践、伍子胥、韩信等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著书人精神世界的投影。他们的隐忍已超越简单的生存策略，升华为一种实现更高人生价值的积极姿态。
因此，《史记》中这些“倜傥非常之人”的叙事，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更蕴含着一套由司马迁生命体验凝练而成的人生哲学。通过书写这些在屈辱中奋起的奇士，他既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价值重估，也实现了自我精神的升华与超越。
3.3. 有才能却不得志的悲士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一类极具感染力的悲剧英雄形象，他们往往天赋异禀、才能卓绝，却因命运捉弄而壮志难酬，最终走向悲壮的结局。这类人物的刻画不仅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更折射出司马迁对命运与个人努力之间深刻矛盾的思考。
在这一人物序列中，李广的遭遇最具代表性。司马迁一句“李广才气，天下无双”([2]: p. 2868)先声夺人，确立了他卓然不群的军事禀赋；继而用“射石没镞”“射猎雕者”等传奇片段，把一位箭无虚发、骁勇绝伦的“飞将军”写得呼之欲出。然而，这位深得士卒拥戴的名将却始终得不到统治者应有的肯定，景帝时因接受梁王印信而功过相抵；武帝朝，其堂弟李蔡乃至旧部皆得封侯，唯独李广屡战却未获尺寸之功。元朔六年随卫青出征无功而返，元狩二年血战左贤王仍被“功过相抵”，至元狩四年竟被拒于先锋之外，最终因迷路失期引刀自刎。这一连串挫折，凝成“李广难封”的悲情母题。王勃“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叹息，正是对这种命运不公的深切回应。
项羽的悲剧形象同样令人扼腕“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2]: p. 296)。司马迁以这一笔勾勒出他卓然不群的气概，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杰最终却在乌江自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一生，将个人才具与历史洪流间的巨大张力展露无遗。《史记》里这类怀才不遇的悲剧人物远不止一例：贾谊年少高才却郁郁而终，晁错力主削藩反被斩于东市，周亚夫军纪整肃竟至饿死，屈原尽忠报国终投江殉志。其“奇”，既指卓然不群的才具，也指异于常人的遭际。司马迁写他们的命运，不只履行史官记录之责，更借此追问生命价值。正因聚焦这些悲剧英雄，《史记》才突破单纯叙事，成为探询人类处境的精神史诗。
3.4. 不被重视的下层人物
司马迁的“爱奇”还体现在他抛开血统与门第，把个人在历史中的实际分量与独特光彩当作立传的首要尺度，于是《史记》首次为刺客、游侠、滑稽、货殖、日者、医者等长期被正史遗忘的群体各写篇章。这些人出身寒微，却各具撼人之处，游侠一诺千金，言行相顾，刺客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成败虽异，却都“立意较然，不欺其志”([2]: p. 2538)。正因司马迁以“爱奇”之眼凝视底层，才肯为昔日“以武犯禁”的游侠、被轻贱的商人留下笔墨。其“爱奇”不仅是搜奇猎异，更是对超越世俗功名的英雄气概的深情礼赞。
司马迁的“爱奇”并非毫无取舍的赞美。他在热烈颂扬正面奇士之际，也以冷峻笔锋勾勒了另一类“奇人”的负面轮廓，吕后虐杀戚夫人，炮制“人彘”之刑；酷吏张汤、杜周肆意舞文，刑罚苛烈；石奋一门“恭谨”过当，反显矫饰；赵高暗施权谋，篡夺中枢。这些人因其行径极端，同样带有“奇”的光晕，却成为司马迁笔下尖锐批判与讽刺的对象。
《史记》横跨三千年，人物众多，却只有一百四十余人得入列传，入选者皆称“倜傥非常”。或建赫赫功业，或能屈能伸，或历经坎坷，下至游侠、刺客、商贾，乃至张仪、苏秦这类才高而德亏的复杂形象，亦在笔下生辉。显然，司马迁的尺度并非爵位与事功，而是精神层面的“奇”——品格卓然、命运诡谲、行为出常。正是这群异彩独标的人物，织就《史记》斑斓的历史长卷，使这部信史兼具生命的温度与思想的张力，充分映现太史公“爱奇”的史观与价值取向。
4. “子长多爱，爱奇也”——《史记》中蕴藏的“爱奇”思想
关于司马迁“爱奇”倾向的源头，扬雄《法言·君子篇》的评语最具代表性：“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1]: p. 37)后世常把这句话简单看成对司马迁猎奇的指责，其实并未读懂扬雄的深意。他把司马迁与孔子并列，指出两人皆“多爱”，只是孔子所爱在于“义”，司马迁则寄情于“奇”。这一比拟本身已隐含对司马迁史学地位的肯定。
细读可见，“爱奇”并非浮泛的猎奇冲动，而是司马迁史学框架里的关键一环。正如“义”之于孔子，“奇”在太史公的笔下同样被赋予方法论的重量。借由记录奇人异事，他打破传统史学的边界，把历史书写的幅度向外推开。在《史记》中，这种“爱奇”不仅表现为题材的取舍，更沉淀为司马迁个人思想的底色。
4.1. 司马迁的“爱奇”寄托着他建功立业的理想
《史记》里那股“爱奇”的笔调，与司马迁本人建功立业的夙愿紧紧相扣，只有把这一偏好放回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里，才能看得真切。汉武帝朝“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昂扬气息，把他推上了渴慕功名的浪尖，李陵案带来的宫刑却将政治前途瞬间掐灭，未竟的抱负只得转注到对历史人物的描摹之中。
在“传畸人于千秋”的书写中，司马迁与笔下人物达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共振。韩信、范雎等“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以屈辱负重之姿成就功业，恰是他在蚕室之辱里自我撑持的镜像；项羽、李广这类才高命蹇的悲剧英雄，则把命运偏袒的残酷折射得格外清晰。借由这些奇人异士，司马迁不仅留存了事件的轮廓，更把对价值与理想的追问悄悄注入史篇。
司马迁对特异人物的拣选与描摹，已不止于留存史实，更化作一种隐秘的精神寄托。他把在现实中无从实现的功业理想，倾注于对往昔英杰的深情书写。个人命运与历史叙事由此交织，使《史记》在保持史家谨严的同时，也成为映照司马迁内心的一面镜子。
4.2. 司马迁的“爱奇”体现着他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司马迁挣脱了等级秩序与正统观念的束缚，改用一套独立的尺度重新衡量历史人物。游侠、刺客、商人向来被传统轻视，他却以饱含温度的笔触描摹其行迹，肯定他们的品格与才能。儒家提倡杀身成仁，而司马迁自有生死荣辱之辨，因而同样褒扬那些忍辱负重而终立功业者，他本人也属于此类。
传统观念中，大臣不得冒犯君主，而司马迁笔下的奇人却屡屡触犯这一禁忌。屈原以死抗争社会，周亚夫治军时敢挫天子威势，刺客们不仅冒犯皇权，更以武力直指帝王。传统观念要求百姓唯命是从，司马迁却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写入史册，让原本卑微的农夫拿起武器，挺身反抗。
司马迁把目光投向那些特立独行的奇人，并记录他们的异行，这本身就是对陈腐观念的一次突围，一场静默的革命。正因挣脱了传统枷锁，他遭到后世正统史家的连番责难，被斥为“反经”“丧道”。然而，正是这种超越时代的胆识，让《史记》得以跳脱旧史学的固有框架。在选择人物时，他既不看门第，也不论成败，只问其是否具备独特的历史分量与人格光辉。如此开阔的取舍，使《史记》不仅留下真实的进程，更展开一幅斑斓多姿的人物长卷。
4.3. 司马迁的“爱奇”彰显着他褒贬善恶的情感
论赞最能透露司马迁的褒贬尺度。他称鲁仲连“好持高节”，又评价伍子胥：“若子胥随父俱死，与蝼蚁何异？弃小义而雪大耻，故能名垂后世。”([2]: p. 2183)一句反诘，把舍生取节的评价推向极致。“互见法”与对比手法同样暗含立场。写刘邦，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太史公自序》及《高祖本纪》里突出其善纳谏、能用人的一面，肯定这位开国之君的政治器量；但对其市井无赖的根性，也毫不回护，并借他篇补笔。《项羽本纪》记载彭城败后，刘邦为轻车速逃，三次把亲生子女推下马车。项羽扬言烹太公，他竟答：“我父即你父，若定要烹，幸分我一杯羹。”([2]: p. 328)《张丞相列传》更写他骑在周昌脖子上。互见之笔使高祖的崇高与卑琐并存，褒贬俱出，分寸自现。
司马迁撰写《史记》意在承继孔子修《春秋》的褒贬传统，其臧否不仅渗透于行文、论赞与互见笔法，更直接左右了传主的选择。凡奇才，或建不世功，或历非常难，或起自寒微，只要对历史进程有所推动且品行可称，即可立传，反观那些庸庸碌碌的丞相公侯，纵尊荣加身，亦被排除在外。
《史记》的“爱奇”色彩不仅体现在司马迁对异人异事的聚焦与偏爱，更透过这些具体形象与事件，映现出他独特的历史理解、审美取向与情感立场，正是这层深藏的“奇”，使全书的价值愈发凸显。
5. 结语
司马迁的“爱奇”并非猎奇，而是一种对历史真实多重面向的自觉包容，更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凝视。他借奇人奇事推开史述的边界，把正统史观悬置一旁，另立尺度，道德高下、生命韧度、精神独立成为衡量人物的核心。于是，忍辱负重的壮烈丈夫、才高命蹇的悲剧英雄，乃至被主流叙事遗忘的底层小民，都在他的笔下找回位置，赢得尊严。
进一步看，“爱奇”与“实录”并非彼此排斥，而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司马迁所钟情的“奇”，并非荒诞不经的想象，而是史实中本就存在的特异与复杂。他以“奇”为切入点，反而更锐利地逼近了历史的内核和人性的真实。这种撰史方式，既显露出史家应有的理性克制，也透出了思想家特有的深邃目光。
《史记》因“爱奇”而生动，因“奇”而深刻。它启示我们，真正伟大的史学，不仅在于忠实记录过去，更在于以开放和共情的心态，理解人类处境的多元与复杂。司马迁通过他的笔，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不仅关乎历史，更关乎生命、命运与尊严的不朽之作。在这个意义上，“爱奇”已不仅是司马迁的个人偏好，更成为一种照亮历史书写与人类认知的重要精神资源。
NOTES
1凌稚隆：《史记评林》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