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万事通先生》是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W. S. Maugham)的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曾被收入各种毛姆小说的选集中。故事中的“我”准备乘船从美国旧金山到日本横滨。在船上，“我”对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旅客麦克斯·柯拉达(Max Kelada)先生心生厌恶。在叙述者“我”的眼中，柯拉达是一个过分热情的人，与我交谈时丝毫没有边界感，言谈很不注意分寸，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柯拉达先生十分善于交际，且无所不知，在吃饭时也喋喋不休、情绪热烈，喜欢与人争辩，有很强的胜负欲。故事通过“我”讲述自己与主人公柯拉达先生交往的细节来展开。本文认为，小说的叙述者“我”属于同故事叙述者，“我”的叙述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可靠性。这种叙述的不可靠性是该小说中较为突出的叙事特征，值得重点研究和分析。
“在文学创作上，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重要的技巧和手法；在叙事理论上，不可靠叙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在批评实践上，不可靠叙述是一个有益的分析工具。”([1]: p. 111)申丹认为，不可靠叙述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 p. 142)。尽管已有学者对《万事通先生》中的叙事特色进行了分析，但是鲜有学者从不可靠叙述的角度对小说中蕴含的独特艺术审美进行分析。本文将运用修辞性研究方法对短篇小说《万事通先生》中的不可靠叙述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对塑造人物形象、阐释主题意义和强化修辞效果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
2. 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研究方法
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1961)中首次提出“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布思认为，“只有当叙述者的语言及行为与作品的范式(即隐含作者的范式)保持一致时，叙述者才是可靠的，否则，叙述者就是不可靠的”([3]: pp. 158-159)。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通常来说，在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类型中，故事外的异故事叙述者一般可被视为隐含作者的代理人，其叙述声音相对较为可靠；相比之下，在第一人称叙述的文本中，故事内的同故事叙述者“我”通常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其视角可能受到限制，因此其叙述声音的可信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申丹认为，“布思聚焦于两种类型的不可靠叙述，一种涉及故事事实，另一种涉及价值判断”([2]: p. 134)。作为布思的学生，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发展了布思的修辞性研究方法。“他将不可靠叙述从两大类型或两大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到了三大类型或三大轴(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沿着这三大轴区分了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2]: pp. 134-135)本文试图采用费伦的修辞性研究方法，分析毛姆小说《万事通先生》在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和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的表现。
3. 《万事通先生》中的不可靠叙述分析
在小说《万事通先生》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也即为“同故事叙述者”，参与并叙述了与麦克斯·柯拉达先生的交往过程，并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叙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中，其叙述的准确性往往难以保障。里蒙–凯南认为，“不可靠的主要根源是叙述者的知识有限，他亲身卷入了事件以及他的价值体系有问题”([4]: p. 181)。此外，作者也可能会有意地采用不可靠叙述这一策略来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本文将沿事实/事件轴、知识/感知轴、价值/判断轴对不可靠叙述进行分析，并揭示不可靠叙述这一手法在塑造人物形象、增强修辞效果及彰显主题意义等方面产生的作用。
3.1. 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不充分)报道
叙述者对事实缺乏了解可能会导致其对事实真相的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在小说中，叙述者“我”与麦克斯·柯拉达先生同住一个房间，能够与其直接交往，却依然未能对事实做充分报道，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同故事叙述者的‘视点’是有所限制的”([5]: p. 98)，“我”与主人公柯拉达先生处于同一个世界，因此，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无法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那样对柯拉达先生进行全方位的、准确的报道，也无法进入他的内心去了解他的所思所想。并且，“我”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而非故事的主人公，“我”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旁观者，因此，在叙述的过程中，“我”受到自身视角的限制，所以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信息。
第二，“次要人物的特许范围被严重地限制，这种小说有非常特殊的功能，即主角可以是神秘人物：行为神秘，而叙述只是观察，不描写其内心究竟为何如此神秘。因此可以称为‘第一人称仰视式叙述’”([6]: p. 148)。叙述者“我”是一个普通乘客，从“我”的角度看到的柯拉达先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对他的行为难以理解，他也具有一些神秘色彩，“我”和读者都对他了解有限。这样的设定不仅能够激发读者的探索欲望，为下文的揭秘和情节反转做铺垫，同时也使小说更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
第三，“我”虽然与柯拉达有直接的接触，但是与他相处的时间毕竟不久，才寥寥几天而已。“我”只能讲述短短几天内我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我对柯拉达先生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我所看到的他只是他的一个侧面。并且，我对柯拉达先生的言行举止十分不悦，认为其喋喋不休、争强好胜、口若悬河。小说中多次出现叙述者“我”对柯拉达的贬低言论，如“我不喜欢柯拉达先生”([7]: p. 281)或“我对柯拉达先生实在没有一点好感”([7]: p. 280)。由此可见，“我”并不喜欢与柯拉达先生相处，也总是想避开和他交谈。所以，对他的了解也就更加有限了。因此，叙述者“我”很可能会对相关的事实进行错误的或不充分的报道。
3.2. 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不充分)解读
叙述者对事物的误解或错误的感知很可能会造成其对事实真相的误读或不充分解读。从小说开头，叙述者“我”便不是以一个成熟稳重的人物形象登场，而是习惯主观判断、缺乏理性，喜欢对别人进行先入为主式的评判。例如，在小说的开头，“我”说：“甚至在我认识麦克斯·柯拉达之前，我思想上就已经准备讨厌他了。”([7]: p. 279)我听到他的名字时，便主观地认定他为东方人，并且看到他的行李时，我对他的皮箱、衣橱箱和梳妆用品都处处看不顺眼，说道：“我对柯拉达先生实在没有一点好感。”([7]: p. 280)
叙述者“我”在叙述自己的见闻感受时，仅仅是从自身的主观喜好出发，随意对他人进行揣测和评判，为他人贴上了标签。由此可见，“我”具有种种性格缺陷，感知上比较稚嫩、思想上不够成熟、情感判断上不够理性，喜欢先入为主，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从“我”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我”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而且多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做出尖锐甚至刻薄的评价。客观事实经过“我”的意识过滤后才呈现给读者，因此，便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3.3. 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不充分)判断
叙述者本身错误的价值观念或道德立场往往会导致其在叙述的过程中做出错误的或片面的价值判断或伦理判断。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叙述者在对柯拉达先生及兰赛太太的评价中均出现了错误或不充分的判断。
叙述者“我”选择哪些事来讲述，这一叙述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叙述者“我”的评价和心理倾向。作为同故事叙述者，“我”的视野受到了限制，我能亲眼所见的事件有限，无法像全知叙述者一样对柯拉达先生做全方位报道。然而，叙述者选择讲述这个故事而非那个故事，这种选择本身就反映了叙述者的权衡与取舍，这便是一种隐形的(或潜在的)评价行为。例如，小说中，我初次见到兰赛太太时，对她的描述就过于主观和草率：
兰赛太太十分娇小可爱，风度讨人喜欢，并且颇有幽默感。领事界薪俸不高，她的服装总是很简朴的，但是她挺会打扮，显得素净大方，不落俗套……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不能不对她的谦逊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美德在她身上，就像一朵鲜花在衣襟上一样耀眼。([7]: pp. 283-284)
叙述者“我”对兰赛太太的这些感知和描述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叙述者我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说明兰赛太太的“素净大方，不落俗套”。此外，一个人的谦逊往往需要通过其处事方式和言行举止体现出来，而叙述者“我”却说：“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不能不对她的谦逊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草率的价值判断也为小说末尾故事的逆转埋下了伏笔。
叙述者“我”在描述柯拉达先生的种种言行举止时，也进行了有选择、有侧重的描述。例如，“我”详细地描述了在玩纸牌时，柯拉达先生在旁边为我指手画脚的情景，也详细地陈述了他在吃饭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与人争辩的情景，以此来表达“我”对柯拉达的厌恶之情。然而，对于柯拉达的热情随和、乐于助人、任劳任怨、有责任感等种种美德，我却一笔带过，只是简单写道：“他主办一切。抽彩是他操持的，拍卖是他掌握的，买运动会奖品的钱是他收集的，投圈比赛和高尔夫球赛是他发起的，音乐会是他组织的，化装跳舞会是他安排的。”([7]: pp. 282-283)总之，“我”对自己的见闻感受进行了有选择的讲述，忽略柯拉达的优点，夸大其缺点。显然，小说中的“我”对柯拉达先生有着很深的成见，“我”在思想上也不够成熟，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进而，“我”在价值/判断方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此外，“我”对柯拉达先生有着先入为主的评判，认为他是东方人，对他心生嫌隙和厌恶之情，他的博学多识在“我”眼中变成了口若悬河和夸夸其谈，他的热情随和在“我”看来是社交时不懂得保持分寸。其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有自身的性格缺陷和思想偏见。“我”以作为英国人为荣，自视甚高，内心对“东方人”充满排斥和抵触情绪，“我”在评价柯拉达先生时戴着文化偏见的有色眼镜。“我”所持的错误的道德立场和价值观念导致“我”在价值/判断轴上出现了错误。
4. 不可靠叙述带来的修辞效果——反讽
作为一种叙述策略，不可靠叙述不仅有益于丰富文本的内涵，还能增强文本的张力和引发读者的深思。通过不可靠叙述，故事的表象得以展现，而故事的真相得以暂时隐藏，并且，上文中出现的错误的或偏颇的判断往往会在下文中被揭露、驳斥和嘲讽，从而使文本产生反讽的修辞效果。
在小说中，我对柯拉达先生满怀厌恶，觉得他一无是处。小说一开始就说到“甚至在我认识麦克斯·柯拉达之前，我思想上就已经准备讨厌他了”([7]: p. 279)。这句话奠定了文章的基调，接下来是“我”看到了他“惹人厌恶”的种种表现。相比之下，叙述者“我”倒认为兰赛太太“素净大方，不落俗套”([7]: p. 283)。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情节出现逆转。在一次吃晚餐的时候，在跟一位美国驻日本神户的外交官员兰赛先生就其太太的珍珠项链的真假进行争辩时，兰赛先生说自己妻子的珍珠只是赝品而已，仅值十八美元。而柯拉达先生则认为此珍珠项链为真品无疑，价值可高达三万美金。柯拉达先生声称自己是珍珠商人，自己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错。柯拉达先生为此要与兰赛赌100美元。然而，柯拉达先生在接过珍珠仔细鉴别之后，却迟疑了：
柯拉达先生张口结舌地愣住了，脸涨得通红。你几乎可以看得出，他思想上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我弄错了，”他说，“这个假货造得真好，但是当然啰，我用镜子一看，马上就看出它不是真货了。这倒霉玩意儿，我看也就是值十八块钱左右的货色。”([7]: p. 287)
不难看出，柯拉达先生是为了维护兰赛太太的体面才改口说谎的。兰赛先生把自己的妻子单独放在美国一年，而自己远在日本工作。根据故事情节，不难推断，此珍珠项链为真品无疑，且价值不菲，大概是兰赛太太的情人所赠。因此，柯拉达先生为了照顾兰赛太太的颜面，在大庭广众之下甘愿忍受众人的嘲讽，牺牲自己的名誉。他的这种高风亮节使得故事发生了逆转，“我”对他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由此可见，柯拉达先生并非叙述者最初所认为的那般粗俗不堪、夸夸其谈，而是也心地善良、粗中有细、懂得为他人着想。同时，兰赛夫人也并非“不落俗套”，而是有着种种不光彩的过去。这种情节上的逆转，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避免了平铺直叙。此外，这种不可靠叙述带来的反讽颠覆了叙述者之前建构的柯拉达和兰赛夫人的形象，使得小说更具有戏剧性和张力。
同时，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不可靠的叙述策略也体现出人性的复杂和难以捉摸。小说创作于一战之后，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特征：人精神上的迷惘以及对人性的怀疑。战争不仅留下了一片“荒原”，也使人们认识到人性的深邃复杂与反复无常。叙述的不可靠性暗示了人性的飘忽不定，叙述策略巧妙地服务于主题内容。正如毛姆在其名著《月亮和六便士》中写道：“我那时还不了解人性多么矛盾，我不知道真挚中含有多少做作，高尚中蕴藏着多少卑鄙，或者，即使在邪恶里也找得着美德。”([8]: pp. 56-57)通过采用不可靠叙述这一叙事策略，作者巧妙地实现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有机统一。
这种不可靠叙述带来的反讽还有利于深化小说的主题。读完小说，读者也将会对柯拉达先生有着新的认识。事实上，他并非叙述者“我”所描述的那样令人讨厌。“他热情、随和、健谈、乐于助人、见多识广，对生活和事情都充满了激情，而叙述者的形象却非常讨厌。”([9]: p. 36) 作为一名欧洲白人，叙述者“我”似乎颇有一种民族优越感，性格上也比较自以为是，叙述者习惯以一种歧视性的眼光去看待东方人，对柯拉达先生有着先入为主式的负面评判。起初，读者很可能会对其言论信以为真，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却有意使故事出现一种戏剧性的反转，似乎赋予这篇小说一种“欧·亨利式”的结尾，使得叙述者眼中看到的柯拉达的形象被彻底扭转。上文中被赞美的兰赛太太现在受到了批判，之前一直受到排挤的柯拉达先生现在竟然得到了叙述者的认可。这种反转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反讽效果。通过这样的谋篇布局，作者不仅谴责了“我”这个英国人，同时也婉转地谴责了西方人的白人至上和欧洲中心主义等思想观念。
5. 结语
《万事通先生》是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佳作，虽篇幅短小，但是内容却发人深省。作者采用一种不可靠的叙述策略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叙述者“我”对柯拉达先生的种种不可靠的报道、解读和判断共同构筑了不可靠叙述的有机整体，从而营造了一种反讽的效果，这一方面有利于揭露人性的复杂与不可捉摸，反映了一战之后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批判了白人至上、种族歧视和欧洲中心主义等思想观念，有利于深化小说的主题。总之，通过不可靠叙述这一叙述策略，作者毛姆把自己对人性的哲学思考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展现了独特的叙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