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代表作《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首次出版于1919年，该书以俄亥俄州的瓦恩堡镇(Winesburg)为故事背景，通过21个相互关联的故事刻画了一群普通而又孤独的“畸人”(grotesques)。《小城畸人》的核心人物是乔治·威拉德(George Willard)，他是《瓦恩堡之鹰》(Winesburg Eagle)报社的记者，一个天真、好奇、敏感且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他不仅是小说中的旁观者，也是一个与瓦恩堡居民保持紧密联系的见证者，人们把他当作可以吐露秘密的朋友，而他在见证了小镇中不同居民的经历后，自己也逐渐从青涩走向成熟，所以有人认为《小城畸人》既是“一个关于孤独人的短篇小说集”又是“一部关于乔治·威拉德的成长小说”[1]。作者安德森巧妙地将这些散乱的故事通过乔治的成长轨迹串联起来，使得《小城畸人》具有了明显的成长小说特征。
在众多畸人形象中，伊丽莎白·威拉德(Elizabeth Willard)作为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不仅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情感的女性，更以其独特的母性特质成为荣格心理学中“母亲原型”(mother archetype)的文学具象。荣格认为，人类的心理不仅仅是由个人经验构成的，还有一种跨越个体界限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包含了人类共有的、源自祖先的潜在心理内容，这些内容就是原型(archetype) [2]。换句话说，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外在显化方式，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范型，是人类对普遍存在模式或典型情境反复体验后形成的领悟模式[3]。
荣格指出：“在某个地方，在‘天边之外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母亲的原型或者原始意象，它先在于及超越所有现象，最为广义的‘母亲’彰显于其间。”[4]母亲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核心元素，“显现在几乎无限多样的面向之下”。首先最为重要的是生身母亲、祖母、继母及岳母；其次是与之相关的任何女人——比如一位护士或者保姆，或者一位远房女长辈：然后是可以在象征意义上被称为母亲的东西[4]。作为乔治·威拉德的生身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是一个典型的母亲原型，学界对于她的研究早已形成多元视角，如部分学者聚焦其在乔治成长中的功能性作用，认为她是推动乔治走向成熟的关键配角；另有研究侧重其婚姻悲剧，将其视为父权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还有学者从空间批评角度出发，指出威拉德旅馆作为其生存场域，象征着她被禁锢的命运。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人物的社会属性或叙事功能，却较少将其心理特质与原型理论深度结合，因此本文将通过运用荣格的原型分析来解读伊丽莎白·威拉德这一人物，她不仅是启蒙乔治·威拉德成长的人物之一，更隐喻着工业化时代美国集体心理的畸变和异化，进而为理解《小城畸人》提供深层次的心理视角。
2. 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
母亲原型既有关爱、智慧、丰饶、同情等积极的一面，同时又承载着死亡、恐惧、深渊等消极面向，荣格将这种矛盾性总结为“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4]。伊丽莎白的“可爱”首先体现在她对儿子乔治深沉、无私且近乎神圣的奉献精神上，例如在《母亲》(Mother)一章中，当乔治在外工作时，她就多次进入乔治的房间，跪在他那由餐桌改造的小书桌前，进行一场半是祈祷半是请求的仪式。“她渴望在他仍带孩子气的身上看见一种东西再现——几乎已被忘记但曾经是她的一部分的东西”，她将自己未实现的生命渴望转化为对儿子的期待，伊丽莎白的决心如此之深，以至于“浑身颤抖”，她甚至宣称：“我愿意付出代价。上帝不妨用拳头打我，只要允许我的这个孩子代表我们两个人去实现，我宁愿承受落在我头上的任何打击。”([5]: p. 19)这种超越生死的守护意志，正是荣格所指的“母亲的关心与同情”、“亲切、抚育与支撑”的极致体现——伊丽莎白渴望成为儿子精神成长的守护神，用自己消逝的生命能量为他抵挡命运的虚无。
伊丽莎白对乔治未来的期许与牺牲则是她“可爱”本质的核心。《死》(Death)一章提到伊丽莎白珍藏父亲留下的八百美元遗产，将其视为为儿子开启新生的“一扇门”。这笔钱被她藏在床脚下墙皮里的铁盒中，象征着她为儿子保留的逃离瓦恩堡、追寻自我和梦想的唯一希望。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她挣扎着想要告诉乔治这笔钱的存在，向死神哀求：“等一等，亲爱的！那孩子！我那孩子！我那孩子呀！”([5]: p. 208)。这临终的呼唤，凝聚了她全部的生命渴望，她知道自己被困于婚姻、被困于瓦恩堡小镇之中已是无望，便希望“乔治将逃离温斯堡的生存桎梏”[6]，而那笔连她丈夫都不知道的钱正是留给乔治在新城市安家立业用的，这种牺牲与托举，是荣格母亲原型中“任何有帮助的本能或者冲动”最悲壮的体现。
然而，伊丽莎白同样是“可怕”的，她的生命被巨大的虚无、压抑的愤怒和对死亡的病态迷恋所缠绕。最直接的“可怕”体现在当她无意中听到丈夫汤姆贬低乔治、嘲笑他们的儿子“像个笨拙的女孩子”时，被压抑多年的仇恨瞬间爆发并被具象化，她回到自己房间，从布袋子里拿出“一把长长的裁衣用的剪刀，像握匕首似的握在手里”。她在黑暗中爆发：“我要捅死他”，“他已经选择做邪恶的代言人，我要杀了他，杀了他之后，我就会肝肠寸断，也就死了。我们就都解脱了”([5]: p. 24)。这个场景令人毛骨悚然，剪刀作为尖锐的家常工具，在此刻成为死亡与毁灭的象征，伊丽莎白的谋杀冲动不仅针对丈夫，也指向自身，符合荣格所指母亲原型可以有深渊般的破坏力。汤姆在此刻已不单单是伊丽莎白的丈夫，更是她一生失败、压抑和绝望的“具象化”体现。
更深层的“可怕”源于伊丽莎白对死亡的病态迷恋与拟人化。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濒死的伊丽莎白“沿着死亡之路走着，追逐着，渴望着”。她将死亡拟人化，时而想象成“穿山越岭的强壮的黑发小伙子”，时而又是一个“严肃而文静的男子，脸上带着生活的烙印和创伤”([5]: p. 207)。在黑暗中，她伸出手，仿佛“死亡如同活的生命一样会把手伸给她”。她甚至对死神低语：“要耐心，我的情人”，“保持你的青春，保持你的美丽，要耐心呀”([5]: p. 208)。这种与死亡的亲密对话，将死亡视为最终的情人，体现出伊丽莎白对死亡的渴望，事实上，“伊丽莎白·威拉德，也许比其他任何角色都更渴望从她永恒的孤独中解脱出来”[7]。死亡对她而言，既是终结，也是一种转化与轮回，是逃离失败人生的终极“释放”。伊丽莎白这种对死亡的拥抱，超越了恐惧，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诱惑性，也是母亲原型“可怕”的一面的体现。
3. 衰败的大地女神
“大地女神”(Earth Mother)是母亲原型的一个变体，象征着保护、滋养和宽容，就伊丽莎白对儿子的保护和奉献来看，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地女神，但她虽是生命的滋养者，却同时又有身体与精神衰退和毁灭的迹象，故本文认为她是一位“衰败的大地女神”。
伊丽莎白是威拉德旅馆名义上的女主人。小说开篇即描写她“无精打采”地在“凌乱的旧旅馆”里走来走去，看着“退色的墙纸”和“破旧的地毯”，亲自做着清洁女工的工作，清理“肥胖的旅游者们睡得脏乎乎的床铺”([5]: p. 18)，这样的描写展现给读者一个被耗尽的、被玷污的、生命力枯竭的“大地”。旅馆的衰败景象——褪色的墙纸、破旧的地毯、被弄脏的床铺——正是伊丽莎白内心世界的外化，是“大地”失去滋养能力、沦为精神废墟的具象。她在这片腐朽之地上“无精打采”地活动，如同大地女神被困在贫瘠的土壤中，无法再孕育生机。
伊丽莎白年轻时渴望一种从婚姻和家庭中获得生命意义的存在，她想要在婚姻中找到某种深刻的情感联系和生活的意义。然而，她的婚姻选择并没有给她带来期望中的幸福，反而使她逐渐陷入了精神的深渊。她嫁给了汤姆·威拉德(Tom Willard)，父亲旅馆里的伙计，但是她并不是真正地爱他，而是更多地基于外部的压力和对婚姻生活的盲目期待。结果婚姻的改变并未带来想象中的新生活，反而让她感受到更深的空虚和困惑，这种空虚的情感逐步加剧，最终使她的精神和身体都逐渐衰退。
伊丽莎白对儿子乔治的爱，是她残存生命力的唯一出口，也是她试图履行大地女神滋养功能的体现。但是最终生活中内外的压力使得伊丽莎白难以承受，于是她开始向往死亡。她的谋杀冲动，是她对现实压迫和精神窒息的本能、原始的反抗，是她作为衰败大地所能进行的最后、最绝望的“创造”——创造死亡。虽然伊丽莎白最终未能实施谋杀，但她的精神早已与死亡共生。她透过窗户看到的景象——面包师艾布纳·格罗夫疯狂地追打药剂师西尔维斯特·韦斯特的灰猫，被她视为“她自己生活的演练”，这种无休止、无结果的追逐与暴力，象征着她内心毁灭冲动与生存本能之间永无宁日的撕扯，最终她“再不朝小巷那边看”([5]: p. 20)，试图遗忘，这正是对内心黑暗力量的压抑，而压抑只会让毁灭的阴影更深，她长期患病，生命力微弱，也有被内在的黑暗力量不断吞噬的原因。
伊丽莎白的“衰败”不仅是原型意义上的生命力枯竭，更是20世纪初美国小镇女性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当时的美国小镇正处于手工业文明向机械文明过渡的转型期，男性被迫成为工厂雇佣者，而女性则被限定在“家庭服务者”的角色中。她们在经济上依附男性，婚姻成为她们生存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自我实现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失语”状态——男性垄断语言的创造与解释权，女性的情感体验要么被忽略，要么被扭曲。当她们试图表达愤怒或诉求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们使用的语言”[8]，这种“表达困境”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的精神压抑。
伊丽莎白的身体衰败象征自然母体的失能，而她的精神溃散则揭示女性在现代性进程中被剥夺主体性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她的“母亲原型”形象兼具原始与现实双重维度——既来自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投射，也根植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
4. 乔治·威拉德成长中的母性影响
母亲不仅是孩子生命中的首位女性形象，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孩子的性别认同、情感依赖及对世界的认知。伊丽莎白是一个“又高又瘦，脸上还有麻子”([5]: p. 18)的女性，尽管年仅四十五岁，却因某种不明疾病而消瘦。她的形象几乎没有母性所常见的温暖与包容，反而充满了病态、冷漠和失望，直观地展现出一种衰败的气质。在乔治面前，伊丽莎白“显得胆怯、寡言”，但是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很深但并未表达出来的相互同情的纽带”([5]: p. 19)，不过这种母亲与她儿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使他们既感到心理上的统一，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他们在彼此的情感、愿望和需求中找到共鸣，同时保持情感上的独立[9]。这也就是为什么母子二人经常相顾无言，有时甚至感到尴尬。
伊丽莎白的丈夫汤姆·威拉德将她看做是“败落和不可救药的东西”，“他总是设法把老婆从他的脑子里打发掉”([5]: p. 18)，在他的眼中，伊丽莎白的存在是一种失败的象征，而伊丽莎白同样厌恶着她的丈夫，厌恶他们之间的婚姻。乔治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缺乏生气与温情的家庭环境中，母亲的无力和苍白象征着一种情感和身体上的衰退，她无法脱离困境的状态似乎成了乔治人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阴影。
儿子的母亲情结在乔治身上就有所体现，荣格认为，“儿子的一切异性性事都以一种无意识形式与母亲有关”[4]。例如就在乔治守着他母亲的遗体时，他却开始幻想银行家女儿海伦·怀特(Helen White)。“他闭上眼睛，想象海伦·怀特年轻的红唇触到自己的嘴唇上”。然后，这充满青春悸动的性幻想，却紧接着被巨大的羞耻感淹没：“小伙子一蹿站起来，僵直地站着。他看了看被单覆盖下的女尸的身体，他因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感到惭愧，于是他哭了。”([5]: p. 210)性冲动(对海伦的幻想)与对母亲的联想(遗体就在隔壁)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前者直接触发了对后者的强烈罪恶感和自我谴责。这生动地体现了荣格所说的“简单的认同关系或者抵制与区隔关系不断受到色情诱惑或者拒斥的穿插”[4]。乔治的性冲动甫一萌发，就被笼罩在母亲巨大而可怖的阴影之下，被与死亡、禁忌和羞耻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和压抑感。
但是伊丽莎白之死亦成为了乔治“成年礼”的催化剂。当乔治直面母亲遗体时，突然被“悲剧性的美震慑”，脱口而出“可爱的人，可爱的人，唉，可亲可爱的人啊！”([5]: p. 210)。在失去母亲的悲痛中，他终于领悟到了母亲身上女性的、母性的美[10]。在这之前，他与母亲之间总是隔膜的，母亲的沉默、疏离和压抑的情感让乔治无法真正与她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联系，直到母亲死去，他才终于理解并感受到母亲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意义，伊丽莎白的死促使乔治从无知到觉醒，她以肉身的消逝，换得乔治新生活的开始。
5. 结论
伊丽莎白·威拉德的悲剧绝非孤立，她是瓦恩堡这座精神荒原上众多“畸人”之一：比德尔鲍姆因“手”的象征(爱抚与教导的本能)被误解和迫害，终生恐惧；里菲医生将思想揉成纸球丢弃，象征着沟通的无效与真理的不可言传；柯蒂斯·哈特曼牧师在扭曲的宗教狂热与性压抑中挣扎……这些人孤独、怪癖、无法言说的渴望，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无法建立真实的、滋养性的连接。正如安德森本人所说：“世界上人人都是畸人，每一个人都需要爱。”[11]伊丽莎白作为象征性的“大地母亲”，她的衰败(无法提供真正的精神滋养)和黑暗(内在的毁灭冲动与隔绝)正是整个瓦恩堡镇精神状态的母体原型，她是这片精神荒原的化身，她的旅馆是畸人们若即若离的聚集地，她的命运预示了所有人的困境：渴望连接却无法穿透彼此筑起的“误解之墙”。
总的来说，伊丽莎白·威拉德是荣格集体无意识中“母亲原型”的生动体现，她集中展现了该原型“既可爱又可怕”的矛盾本质，并可具体化为一位“衰败的大地女神”，她既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毁灭和衰退的象征，她不仅是乔治·威拉德成长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启蒙者与牺牲者，更是工业化时代美国小镇精神荒原中个体异化与畸变的悲剧缩影。伊丽莎白的衰败，不仅是个体的悲剧，更象征着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母体的衰竭，她的形象既承载着人类共通的原型特质，又烙印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双重身份的交织，使其成为工业化时代美国小镇女性悲剧的典型代表。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