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作品简介
19世纪初，蒸汽机的轰鸣声席卷了整片欧洲地区。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更深刻冲击着人类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德国作家E. T .A.霍夫曼(E. T. A. Hoffmann, 1776~1822)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将技术与人性的冲突凝练于短篇小说《自动机器人》(Die Automate, 1814)中。小说以会说话的机械人偶“土耳其人”为核心，讲述两位青年路德维希与费迪南德在探索其运作原理过程中如何一步步陷入理性与神秘、真实与虚幻的漩涡。
霍夫曼的创作动机深植于时代土壤：一方面，生长于工业革命初期发展阶段，他目睹了机械技术如何从工具演变为一种近乎神性的权威；另一方面，作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对于技术理性异化人性的感知格外敏锐。这种双重性使《自动机器人》超越了单纯的奇幻叙事，成为一部寓言式的社会心理档案。
1.2. 关于《自动机器人》的研究综述
1.2.1. 国内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霍夫曼《自动机器人》的阐释呈现多维度拓展，尤其聚焦于浪漫主义特征、技术伦理等议题。张克芸(2018)从浪漫诗学视角切入，揭示霍夫曼如何利用叙事技巧对技术施以浪漫化文学处理[1]。唐弦韵(2019)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将小说置于以技术批判为主题的德语文学谱系中进行分析[2]。梁锡江(2019)从科技与浪漫主义哲学的互动切入，探讨小说如何以文学形式回应19世纪初的技术文化[3]。周芳(2021)则聚焦伦理维度，揭露了技术崇拜对主体性的消解[4]。
上述研究虽拓展了文本的多重阐释维度，却仍存在理论工具单一化的局限。梁、唐二人的研究侧重历史与哲学分析，未充分结合具体文学理论框架；张克芸虽触及“断片”叙事实验，却未深入论证其与工业社会认知范式转型的内在关联。因此有必要开展基于叙事学理论的小说文本分析。
1.2.2. 国外研究
相对国内研究而言，国外对《自动机器人》研究的时间线更长、阐释转向更明显。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文本中类似“催眠术”的神秘主义现象及其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动。Maria Tatar (1978)利用精神分析框架阐释了霍夫曼对神秘主义元素的戏剧化处理[5]，Jürgen Barkhoff (1995)系统考察了霍夫曼对动物磁力理论的文学转化，认为小说是当下催眠术的实例分析[6]。近年研究则逐渐转向关注技术哲学与后人类理论的对话：Alessandra Mattiazzi (2018)通过分析《磁力催眠师》(Der Magnetiseur, 1814)中的梦境操控、《自动机器人》中的机械人偶预言与《沙人》(Der Sandmann, 1816)中的视觉仪器，揭示出霍夫曼“将科技进步的生物政治阴暗面加以文学化呈现，并使其作为一种潜在的病态性非人化因素变得可被感知”[7]，为霍夫曼研究注入了技术批判哲学的新活力。
当前针对这部小说的国外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转向：从神秘主义阐释到技术政治批判的话语更迭，从人文主义解读到后人类语境下的伦理思辨。霍夫曼的“人造人”叙事持续焕发着现代性启示，这为开展跨时代对话、延伸技术伦理批判乃至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操控”等问题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
1.3. 研究价值和意义
本研究以非线性叙事、元叙事策略与主体性消解为核心维度，系统构建后现代叙事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聚焦霍夫曼文本中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叙事技巧，拓展后现代文本分析范式。这一理论整合不仅为经典文本的跨时代阐释提供新路径，更丰富了后现代叙事学在文学批评中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为突破传统浪漫主义研究与技术哲学的单向度解读，本研究将叙事学与符号学、技术批判理论相结合，探索文本中“土耳其人”作为“元叙事符号”的双重功能(既承载工业革命的技术焦虑，又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这种跨学科视角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理论活力，推动霍夫曼作品在当代理论语境中的再激活。
在现实层面，霍夫曼笔下“土耳其人”所隐喻的技术影响与人性异化，与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操控”“情感自动化”形成深刻呼应。本研究通过剖析小说中技术符号对主体性的侵蚀，为理解现代人机关系(如社交媒体依赖、智能工具对人类决策权的剥夺等)提供历史参照，揭示技术发展对情感真实性与社会联结的持续威胁；通过文学文本与现实的互文性分析，呼吁在技术发展进程中重新锚定“人之为人的价值内核”，为构建人机共生的伦理框架提供人文主义批判；通过对比工业革命与数字革命的社会心理同构性，为缓解技术焦虑、重塑技术与人性的平衡关系提供文化心理层面的启示。
2. 理论框架：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核心维度
2.1. 非线性叙事与多重视角
后现代叙事理论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对传统线性叙事模式的颠覆，通过非线性结构与多重叙述者重构文本的时空逻辑与意义生成方式。在E. T. A.霍夫曼的《自动机器人》中，这种叙事策略被具象化为碎片化结构与嵌套叙事的双重实验，既映射了工业革命时期认知秩序的断裂，也隐喻了技术异化下主体性的瓦解。
后现代叙事的碎片化特征体现为对连贯情节与统一视角的消解，转而通过断裂的时空拼贴与多声部叙事揭示世界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8]。其拒绝“稳定结构”的假定，转而强调叙事的矛盾性与异质性[9]。而浪漫主义的“碎片”美学，虽同样采用碎片化的表达形式，却始终暗含对有机整体的价值追求，试图在零散的片段中构建精神层面的统一性。霍夫曼的“碎片化”叙事则明显超越了浪漫主义的这一核心倾向，呈现出后现代式的不可缝合性断裂特征。在小说文本中，情节推进完全脱离传统线性叙事的因果逻辑链条，不同场景与事件的拼接往往呈现出突兀感与跳跃性——费迪南德的梦境体验与现实场景之间缺乏平滑过渡，梦境中感知的“圣洁声音”与醒后的记忆空白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叙事断裂并非为了构建潜在的意义整体，而是直接呈现人类认知的混乱状态与意义世界的不确定性，集中体现了后现代叙事的核心特质。
嵌套叙事作为后现代文本的常见策略，通过故事内嵌故事或叙述层级的多重叠加，解构了单一权威叙事的可信度。在《自动机器人》中，“土耳其人”既是叙事客体，又是嵌套的元叙事符号，霍夫曼通过路德维希与费迪南德对“土耳其人”真相的追问，构建了“探索者–谜题–真相”的嵌套框架，但最终并未提供明确答案，反而以开放式结局暗示叙事的无限递归。这种结构消解了传统叙事中因果链条的闭合性，“拒绝了固定结局，转而强调文本的自我指涉与未完成性”[8]。相较于浪漫主义叙事中神秘元素最终往往能获得合理解释的叙事逻辑，霍夫曼的嵌套叙事更注重保留谜题的开放性，使读者无法获得确定的意义答案，进一步强化了后现代叙事的不确定性特征。
2.2. 元叙事与符号游戏
后现代叙事理论强调叙事的自我指涉性，即文本通过符号游戏揭示其虚构本质与建构过程。霍夫曼笔下的机械人偶“土耳其人”技术崇拜不仅是情节核心，更是一种“元叙事”符号，其存在本身即是对叙事机制的隐喻。“土耳其人”作为叙事者之一，其“非人”特质挑战了传统叙事中叙述者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呼应后现代理论中“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10]。霍夫曼通过这一符号，将叙事行为本身转化为被审视的对象，揭示工业社会中如何异化人类对意义的认知。
土耳其人的符号化特征也折射出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符号对现实的重构，其存在暗示技术理性如何取代传统权威，成为新的元叙事。霍夫曼借由其批判了工业社会对技术的盲目信仰：当机械被赋予神性，人类主体性反而沦为符号系统的附庸。这种符号与现实的断裂，恰恰预示了后现代社会中技术符号的统治逻辑，即“拟像”对真实的取代[11]。
2.3. 主体性的消解
后现代叙事理论认为“身份是被制造出来的，制造者是叙事的作者和读者”[12]。霍夫曼在《自动机器人》中通过对人物身份流动的展示与开放式结局的叙事策略，深刻揭示了工业革命初期技术发展对人类主体性的复杂影响，呼应了后现代理论对身份流动性与读者参与性的关注。
小说中人物身份的流动性，集中体现在费迪南德与路德维希的精神状态变化过程中。费迪南德对技术的过度投入，使其在探索“土耳其人”奥秘的过程中逐渐丧失自我主体性，主体意识被外部技术符号所裹挟；路德维希虽始终保持一定的理性批判意识，但在与“土耳其人”的接触过程中也陷入认知困惑。这种人物身份的不确定性，与浪漫主义“怪诞”风格形成有机融合，更深刻地展现了技术发展对人类主体性的冲击，既体现了后现代叙事对身份建构的核心思考，又通过“怪诞”元素强化了这种思考的艺术感染力。
此外，“土耳其人”作为非人类叙述者，进一步挑战了传统的主体性边界。霍夫曼通过这一设定，将主体性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剥离，暗示在技术影响下，人与机器的身份界限趋于消融。这种“身份流动”不仅反映了工业社会个体在技术异化中的迷失，更揭示了后现代语境下主体性作为符号与环境的产品的宿命[12]。
小说通过开放式结局的设置，迫使读者主动参与意义建构，从而消解了传统叙事的确定性权威。主人公路德维希与费迪南德的命运结局未被明确交代，机械人偶究竟是神秘力量的载体还是技术骗局亦无定论。这种开放性不仅暗示工业社会认知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更通过其未完成性邀请读者以自身经验填补文本空白，完成“从虚拟到现实的转换的最后环节”[12]。
3. 文本分析：《自动机器人》中的后现代叙事
3.1. 非线性叙事的双重功能
霍夫曼的《自动机器人》通过非线性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虚实交织、多声部并行的文本世界，其叙事结构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实验，更是对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心理的深刻映射。这种非线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时空断裂、超真实体验以及多重视角的对立中，其双重功能在于既解构了传统叙事的权威性，又隐喻了技术异化下人类认知的碎片化。
3.1.1. 虚实交替
霍夫曼通过梦境、预言与现实场景的碎片化拼贴，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的边界，使文本呈现出“超真实”的荒诞性。这种叙事策略在费迪南德的心理描写中尤为显著。例如，文本中对费迪南德梦境的细致刻画绝非单纯的场景铺陈：他形容梦中女歌手拥有“圣洁的声音”，“引领着简单的花腔演唱，一会儿高扬婉转犹如银铃清脆悦耳，一会儿低回深沉好似无望悲鸣”——此处“圣洁”一词的定性，已将机械预言催生的虚幻情感升华为“神性体验”，而花腔演唱“高扬”与“低回”的极端对比，更暗合费迪南德因“土耳其人”预言而产生的情感跌宕；他将梦中场景视作“尘世间最高幸福”，这种幸福认知的特殊性在于，它完全脱离现实经验支撑，是技术符号(“土耳其人”的预言暗示)构建的“情感拟像”。更具深意的是，霍夫曼在紧随其后的现实描写中，刻意设置了“记忆空白”的叙事断层：费迪南德清醒之后，不仅无法复现梦中女歌手的“温柔迷人的形象”，甚至对梦境中情感体验的具体细节也“只剩模糊的悸动”——这种“极致体验”与“彻底遗忘”的割裂，精准隐喻了过度关注技术对心理感知的扭曲：当费迪南德沉迷于“土耳其人”的预言功能时，他的情感体验已不再源于真实的人际互动或自我感知，而是被技术符号强行植入的“虚拟情感”，这种情感因缺乏现实根基，必然伴随“记忆虚无”的困境，最终导致真实经验与虚构想象的边界在认知层面彻底坍塌。
“土耳其人”的预言功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虚实交替的叙事张力。当主人公与“土耳其人”展开对话时，“土耳其人”对费迪南德作出预判：“你再见到她的那一刻，就是你失去她之时！”霍夫曼在此处刻意弱化了预言的“逻辑依据”，既未说明“她”的身份指向，也未解释“失去”的具体形态。这种“语义留白”恰恰为费迪南德的自我投射提供了空间：他因对“土耳其人”的绝对信任，自动将“她”关联为梦中的女歌手，将“失去”解读为情感的彻底崩塌，而这种解读本质上是技术符号对个体心理的“单向规训”。更具文本深意的是，当费迪南德追问“将来我还能经历一个如同过去那般无比幸福的时刻吗”时，“土耳其人”并未直接回应，而是引导他翻转胸前的画像，这一“动作引导”取代“语言回答”的设计，将技术符号的影响从“认知层面”下沉至“行为层面”：画像本是无生命的物质载体，却因“土耳其人”的引导被赋予“命运裁决者”的功能，费迪南德“贴身携带”的行为，其日常的触碰、凝视，都是在反复强化这则预言。这种叙事手法呼应了鲍德里亚对“拟像”的批判：技术符号通过模拟真实经验，逐渐取代并消解了现实本身，人类陷入“超真实”的认知困境，无法分辨何为真实、何为虚构[11]。
3.1.2. 多声部叙事
霍夫曼通过路德维希与费迪南德的对话、信件及内心独白，构建了多重视角的叙事网络，暴露了工业社会中理性与感性、科学与神秘主义的尖锐冲突。例如，路德维希对X教授的自动管弦乐机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它们仿佛侵入了我的四肢百骸……精神原则就越会取得辉煌的胜利！”他认为机械音乐是对人性的拙劣模仿，“再怎么像人的自动机器人都不可能是人”。而费迪南德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在与土耳其人交谈时，完全沉浸在土耳其人的语言中，完全不抱有任何怀疑，将画像藏于胸前，视其为“温柔秘密”，甚至将机械的“神秘联系”视为通向真理的钥匙。
这种对立视角在文本的开放式结局中达到极致。费迪南德在信件中详细描述了他目睹X教授与女歌手举行婚礼的场景，但路德维希收到信件后却通过多方求证得知“X教授从未离开本市”。这一叙事矛盾不仅制造了强烈的悬念，更深刻暗示了认知的主观性与真相的不可确定性，文本在此处戛然而止，未作任何解释说明，为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霍夫曼通过多声部叙事的巧妙设计，立体展现了工业社会中人类对技术与现实认知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3.2. 符号游戏与伦理隐喻
霍夫曼通过符号的多重隐喻意义与伦理指向，深入讨论了技术发展对人性本质的复杂影响，其核心符号“土耳其人”既是叙事的焦点，也是技术影响的象征，通过对“土耳其人”的符号学解读，可进一步厘清人与技术的伦理关系。
3.2.1. 名称的流动性
霍夫曼在小说中提到土耳其人有着近乎神圣的东方睿智面容，为其蒙上了一层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而这部短片小说的名字《自动机器人》(Die Automate)则展现了人偶的非人本质，这一点代表着工业时代的理性权威。这种矛盾性使土耳其人成为技术理性与浪漫幻想的双重载体。文中提到土耳其人“眼睛会转、头会扭动、胳膊会抬起来”，神奇而有材质的人偶可以模仿人类动作却带有机械的僵硬感，暗示了“似人非人”的伦理困境。
文中的两位主人公对土耳其人的称呼经历了阶段性变化这充分体现了名称的流动性。在小说前半部分，土耳其人被视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秘造物，大众对它的称呼带有强烈的神圣化倾向。这一阶段的称呼表明了在当时社会，土耳其人被赋予神性，成为工业革命初期技术崇拜的象征。随着X教授揭露土耳其人的运作原理，路德维希对其称呼逐渐从神秘符号转向“艺术品”暴露出机械本质，而同时，费迪南德却对神秘预言深信不疑，这体现了符号对理性的遮蔽。霍夫曼借此批判了工业社会的符号异化：当机械被赋予神性，人类在符号游戏中逐渐丧失批判能力，沦为技术逻辑的奴隶[4]。
3.2.2. 技术符号的影响
本文中土耳其人的机械构造与预言功能同时存在，构成了深刻的伦理隐喻。费迪南德在追问土耳其人秘密的过程中，逐渐从“探索者”沦为“被操控者”，逐渐在无法掌握的技术逻辑中丧失主体性。例如，费迪南德与之交谈时，土耳其人通过“你再见到她的那一刻，就是你失去她之时”这一预言，将费迪南德推向情感崩溃的边缘。这一情节隐喻了技术符号对情感真实性的侵蚀，暗示技术符号已侵入其最私密的情感领域。
除此之外，两位主人公拜访X教授时所见的机械乐队场景，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对人的影响。霍夫曼在此处的文本设计暗藏多层对比，每一处细节都在拆解“机械模仿情感”的虚伪性。X教授向二人展示机械乐队时，人偶们精准的完成了表演，“到了重复部分时，长笛演奏者将长笛放在嘴边，开始吹奏主旋律，与此同时，男孩中的一个踏着准确的节奏轻声敲起了低音鼓，另一个则几不可闻地轻声敲着三角铁。不久之后，女性假人弹奏起一段大和弦加入进来，她按下琴键，发出来的竟是一种手风琴般的音色……直到教授和他的机器在最后的和弦中猛然结束了演奏”。X教授引以自豪的完美演出，在路德维希眼中却是对精神原则的粗暴冒犯。霍夫曼刻意让路德维希的批判直指“完美”的本质：“完美的节奏，完美的音准，却没有一丝‘偏差’的温度。”他以“最愚钝的人类演奏者”作比，强调“但即使是最愚钝最麻木的演奏者，也比最完美的机器所能表达的更多，因为很难设想一个演奏者从头到尾一分钟都不曾把他的内心激动带入到演奏中，但机器却永远不会有这种内心激动”；而机械演奏的“完美”，本质上是“情感的缺席”——人偶不会因乐曲的悲戚而眼眶湿润，不会因旋律的欢快而指尖轻快，所有动作都是齿轮与杠杆的机械传动，所谓的“音乐”不过是“声波的标准化输出”。更深刻的是，路德维希提及的“自然之声”，风吹动琴弦时会自动发出乐声，时而急促如私语，时而舒缓如叹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音色，并非单纯的自然崇拜，而是对“情感联结真实性”的捍卫：风与琴弦的互动是“偶然的、不可复制的”，正如人与人的情感交流是“即时的、带着体温的”。这种“非标准化”的联结，恰恰是机械符号永远无法模仿的。霍夫曼通过这组层层递进的对比，撕开了技术模仿情感的伪装：机械可以复刻人类的动作、语言、神态，甚至能精准模拟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当它试图触及情感的核心——那种源于生命体验、带着个体温度、充满偶然与不确定的精神共鸣时，其本质仍是冰冷的符号系统，永远无法替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流动的、不可复制的”情感联结。
3.3. 主体性的危机呈现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类人机器引发了人对自我、同类和“它者”的认知困惑，人类在技术崇拜与理性扩张的过程中因恐惧和困惑逐渐陷入主体危机。这一危机在人群中呈现出两种经典的类别：技术异化导致自我迷失和理性批判中寻求自我。
在自动机器人这部小说里，学者弗迪南德和路德维希分别代表着因机器而陷入主体危机的两种不同的类型。弗迪南德如同孩子般充满好奇心，将自身感受置身于自动机器人能看破人心的神秘联系中，以感性去解答奥秘。在机器人的预言进攻下，弗迪南德的内心开始动摇，对机器的预言产生崇拜，最终离正确的答案越来越遥远。以至于他在后来将选择权交给机器，渐渐丧失在机器面前的主体性，不仅没解开谜题，还陷入了精神错乱。
同样，在面对土耳其机器人时，路德维希和他的朋友一样充满好奇和探索精神，但在X博士家里，面对机器组成的乐队演奏，他明显出现了这样的态度：他排斥及厌恶人类的精神世界被技术玷污和拙劣模仿的滑稽场面，并称其为“对精神原则的粗暴冒犯”。显然在路德维希为代表的这一类人眼中，他们理性上接受自动机的出现、但抱有谨慎和批判的心态去探索机器人的神秘之处。对于机器人机械模仿人类是保持默许的举措，但对于尝试超越人类精神方面迹象的机器是带着人文保护的色彩和理智提防，因为再类人的自动机器人都不可能是人，人与机器的不同就在于精神层面。面对神秘机器人的冲击，路德维希的理智与人文交织交融思考。通过理智的分析，尝试认清机器的本质，使自身感性的恐惧转化为丰富新的自我认知的一块砖石。一方面他塑造了像费迪南德这样沉迷于催眠术的浪漫派代表，但另一方面他也创造了路德维希这类冷静客观的理性角色。费迪南德和《沙人》中的男主纳塔内尔最终都迷失在技术产物的虚幻想象里，结局不是精神错乱就是自杀，或许从这样的安排也能看出霍夫曼相对来说还是偏重于理性客观地对待新生技术产物，至少他不是全盘接受技术的发展，而是有自己的质疑与思考[4]。
霍夫曼通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为人类与机器的共生共存敲响了警钟。哪怕弗迪南德精神错乱，也没有找出机器人的秘密；而路德维希则是坚定自我认知，保留了独立的想法。二者的不同命运，恰似悬挂的天平，一端放着技术的镣铐，一端盛着人文之光的砝码。人类只能将技术视为延伸而非替代主体的工具时，才能保持自我认同的平衡，避免沦为机器造物的猎物。
4. 现实回响：人机问题的延续
4.1. 后现代工业社会的符号影响
4.1.1. 劳动过程中的认知变化
小说中，工匠的劳动价值被简化为“机械部件的标准化生产”，传统手工业中“个性化创造”的核心价值，在技术生产的标准化要求下逐渐弱化——工匠无需思考“为何设计”“如何创新”。只需按照固定流程完成“制造土耳其人部件”的单一功能，劳动过程从“精神与技能的双重输出”退化为“功能化操作”。这种劳动认知的转变，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演变为流水线生产的“功能化分工”：以富士康工厂的生产场景为例，工人的劳动被拆解为“拧螺丝”“贴标签”“组装零件”等标准化步骤，每个步骤均有固定操作规范与时间要求，个体的情感表达、创意想法在“效率优先”的生产逻辑中被完全忽视。这种劳动状态与路德维希对机械音乐的评价形成跨时空呼应——“机械生产的产物，缺乏人类劳动的精神温度”，二者本质上都是“劳动过程去个性化”的体现。
从历史维度审视，这种劳动认知的转变既存在共性逻辑，也体现时代差异。共性在于，无论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土耳其人制造”，还是当代流水线生产，都遵循“技术标准化→劳动功能化→认知简化”的逻辑：技术为提升效率设定统一标准，劳动被拆解为适配标准的单一功能，个体对劳动的认知随之局限于“完成功能”，而非“实现自我价值”。差异则体现在技术对劳动的渗透深度：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更多是“替代部分人力劳动”，工匠仍能接触完整的生产流程，对劳动成果保有整体认知；而当代自动化生产中，技术已实现“全流程管控”。工人往往只负责生产链中的某个微小环节，既无法感知产品的整体价值，也难以在劳动中获得成就感，劳动认知的碎片化程度更为显著。
4.1.2. 技术对认知框架的影响
小说中“土耳其人”被赋予的“特殊地位”，暗示技术符号已开始影响人类的认知框架——公众因无法理解机械运作原理，将技术的未知性转化为“神秘性”，进而以“神圣化认知”看待技术，这种认知偏差使技术符号逐渐超越其本质属性，成为影响判断的核心因素。这种现象在当代社会表现为“技术符号对认知框架的重构”：算法推荐系统通过数据筛选左右个体的信息获取范围，使认知陷入“信息茧房”；ChatGPT等生成式AI的语言表达能力，让部分用户将“机器输出等同于权威答案”；Deepfake技术制造的“超真实影像”，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认知边界。这些现象与霍夫曼笔下“技术符号影响认知”的思考形成精准呼应——“当技术符号被赋予超出其功能的意义时，人类的认知逻辑会逐渐向技术逻辑倾斜”[11]。
这种认知影响的历史演变，同样呈现共性与差异。共性在于，不同时代的技术认知偏差，均源于“对技术未知性的意义投射”——工业革命初期，人类因不理解机械原理而赋予其“神秘力量”；当代社会，人类因不掌握算法逻辑而将其“神化为绝对理性”。差异则体现在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工业革命初期，技术的影响范围局限于特定群体(如接触自动机的工匠、学者)，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个体层面的神秘化想象”；而当代技术已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个维度，认知偏差呈现“群体化、系统化”特征——算法茧房导致群体认知分化，AI依赖引发独立思考能力弱化，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个体判断，更深刻重塑着社会的认知生态。
4.2. 霍夫曼的文学启示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机器和人的界限越发模糊。例如，部分现代机器能自主感知环境，发现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自主作出决定，这就让人担忧机器会产生自我意识、摆脱人类的控制。又或是机器借助自身科技的力量，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有意无意的用于横冲直撞、胡搅蛮缠冲击人类社会的原有的秩序，埋藏一个不确定的定时炸弹。霍夫曼作品中出现的自动玩偶或者以预言者来推动情节的发展，或者是角色欲望的反映，或者有着造人与人造身份的转换。自动玩偶的功能多重性反映了它们的伦理困境：似人而非人。霍夫曼以他的方式回应了自动机这个时代主题：对待这些理性的产物，人类也需要理性对待，全力以赴地盲目崇拜或是不假思索地沉迷其中，必然带来自我的分裂，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13]。
在《自动机器人》里机器人的奥秘仍未破解，故事的的结尾并未给出明确的道德判决，而是让读者在费迪南德的疯狂错乱和路德维希的理性批判中反思人与机器的界限。霍夫曼通过对历史上的机器棋手的浪漫化处理，在文学的世界里创造出智能机器人的前身，以警示技术发展失控的风险，警示人类造物主实践会给自己带来无法控制的后果[2]。机械的制造不仅是人类发展世界的过程中的重要存在，更是点燃人类新的自我认知的燃油。
霍夫曼笔下，如土耳其机器人能够勘破人们心中深处隐藏的秘密，迫使被说破秘密的人焦灼而恐惧，这一情形与当代社会对AI的焦虑形成鲜明的对应。无论是德国心理学家延齐(E. Jentsch)在讨论恐惑心理学时对霍夫曼小说的重视、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探讨人对人造人接受问题的“恐惑谷”设想，还是当今智能机器所引发的不安，都证明了人们如何感知仿人智能机器是值得重视的问题[14]。霍夫曼所揭示的“非人之人”恐惧提醒了我们：技术恐慌的根源，实则是人类对自我认同迷茫的表现，对自身主体性消亡的深层焦虑。
4. 结语
自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历程，既是人类追求效率与理性的探索过程，也是人类不断审视自我、坚守主体性的反思过程。技术的进步从未止步于“工具层面”，而是持续深入人类的认知、情感与精神领域，既为人类拓展了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主体性建构的新挑战。霍夫曼在《自动机器人》中以文学形式揭示的“技术与人性的张力”，本质上是技术时代人类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如何在技术发展中保持自我认知的清晰，如何在利用技术的同时坚守人性的本质。
霍夫曼的答案蕴含在路德维希的角色塑造中：以浪漫主义的批判精神为指引，在理性认知技术的同时，坚守人文关怀的价值底线。浪漫主义对“个体精神完整性”的追求，与后现代叙事对“主体性流动性”的认知，在霍夫曼的文本中形成辩证统一——既承认技术对认知的重塑作用，也强调人类对自我意义的主动建构。这种思考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在于：构建和谐人机关系，无需追求“技术与人性的绝对平衡”，而应建立“动态适配的认知框架”——在技术拓展人类能力边界时，以人文关怀校准认知方向；在技术挑战传统认知时，以理性批判坚守主体性底线。
从19世纪的“土耳其人”到当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形态虽已发生巨大变革，但人类面对技术的认知困境始终未变——对未知的好奇、对便利的追求、对风险的焦虑，这些复杂心态构成了技术时代的社会心理底色。霍夫曼的文学价值，在于他以超前的洞察力，将这种社会心理转化为永恒的文学命题，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在文本中看到自身的影子。本研究通过后现代叙事视角的解读，不仅为霍夫曼作品的阐释提供了新路径，更希望为当代人机关系的伦理建构提供历史参照：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应是“机器模仿人”，而应是“技术为人所用，人因技术而更完整”。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霍夫曼作品中“技术与人性”主题的谱系分析，结合《沙人》《磁力催眠师》等文本，构建更系统的“霍夫曼技术叙事”理论框架；同时可加强文学文本与现实技术案例的跨学科对话，通过对比工业革命与数字革命时期的社会心理共性，为缓解技术焦虑、实现人机和谐提供更具体的文化策略。
致 谢
感谢本项目组指导老师水婷老师的辛苦付出，感谢西北工业大学及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提供的项目平台。
基金项目
西北工业大学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创新训练项目“文化学视角下近现代德语文学中的科技主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