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幽人”一词最早可溯源至《周易》：“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1]汉代经学家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幽人贞吉者，既无险难，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2]最初该意象被释义多为幽隐之人，即隐士。因此暗喻，故自魏晋以来，如陶潜、阮籍、嵇康等名士多以“幽人”之辞或抒发“凤隐于林，幽人在丘”中孤洁高傲的壮志，或抒发“闲夜坐明月，幽人弹素琴”中名人风流的闲雅。从先秦到唐，众多文人赋予“幽人”一个固定的意象，即失意文人的惆怅自语和隐逸之志，到了中晚唐时期“幽人”具备了一定的个性，但总体形象依然较为类型化。
“幽人”意象的研究早期是零散的，在大多数时候其都是作为一种介质，学界借此来表达对于某时期或者某诗人的状态界定。例如2007年高娴女士《论〈二十四诗品〉中的“幽人”与〈庄子〉中的“真人”》[3]里面将“幽人”和“真人”并列，对比差异，借“幽人”来研究《庄子》“真人”的道家美学意味。
大量唐朝的“幽人”意象研究以个案的形式出现，由此赋予了“幽人”隐逸。
前期关于“幽人”的书写多侧重描写其气质和独特的美学特征。具体诗人方面涉及了杜甫和白居易，2014年秦伟先生在总结了汉魏六朝“幽人”的意象含义，又分析了唐朝“幽人”意象对前代的创新以及改变的原因[4]，为后人的研究立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又有学者突破了隐逸象征的含义加以拓展延伸，常雪纯以杜甫为切入点，描述杜甫诗中体现其儒者入仕之期待与忧世之情怀，提出“幽人”体现着士人不同时期的处世思想的不同文化性格[5]，丰富了其文化内涵。认为“幽人”是诗人在不同生存境遇中有所寄托的“诗语”，是诗人“生命的本真”的审美再现，认为隐逸中包含有非隐逸的因素。
“幽人”研究的另一侧重点是苏轼诗词中的“幽人”意象研究，学界以苏轼在不同时期的诗文为对象分析的论文，例如司聃先生对苏轼不同时期作品中“幽人”意象的演变脉络，从对政治生涯的失意，到消解悲情的遁世之道，再到对人生本真意义的追寻，逐层深入[6]。其中又对幽人相关的意象也做了解读。“幽人”穿插其中，作为其生命情感的外化、自身情志的表达。
综上，学界对于“幽人”意象的研究，整体上依据时代发展脉络，以具体诗人为基点，综合不同背景和诗人自身思想等因素，集中于阐释“幽人”所蕴涵的思想而相对忽略了苏轼是如何通过其独特的文学技巧来呈现并赋予这一意象的。本文立足于研究苏轼对于自我人生境遇的自我思考所赋予幽人的独特意味，阐明幽人不仅是苏轼对抗生活困境的精神安慰，更是我们得以窥见其复杂内心世界的媒介。
苏轼一生所作含有“幽人”的诗词，从一种独特的意象层面展现出在苏轼人生经历中所抒发情感的流变，同时也可以管中窥豹式地发现他复杂的自我审视之心路历程，以及儒释道三家观念在他变幻波折的思想矛盾中的交锋与交融。以期达到对苏轼诗词思想的了解和对“幽人”意象的拓展，更加完善丰富“幽人”在历代诗词脉络中的形象。
研究苏轼诗词中“幽人”意象的意义在于验证“幽人”不仅仅是囚徒、隐士等原初的含义，而可以挖掘出文人赋予它更深层次含义。它可以丰富我国古代文人兴寄意象群，帮助深入理解苏轼在诗作中所展现的情感体验与人生哲思。
2. 幽人贞吉：“幽人”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自嘉祐六年(1061)至元符四年(1101)，“幽人”意象的作品承载了二十四岁的苏轼从授官大理寺评事时的兴叹到六十四岁贬谪海南时“幽人拊枕坐叹息”([7]: p. 2243)的幽愤，贯穿其一生仕宦浮沉之途。苏轼的“幽人”意象的类型是多样的，僧侣、道士、隐士、游人等人物都被指称为“幽人”。在遭遇乌台诗案后，苏轼的心境逐渐发生转变，这也导致“幽人”意象成为苏轼自称的情况随之产生，因此，苏轼诗歌中“幽人”意象的含义是复杂多变的，“幽人”的指称对象在自称和他称之间不断转换，为了更清晰地梳理脉络，所以将其人生经历作为分水岭，以不同时期的“幽人”来作为代表，勾勒出“幽人”大致形象。
2.1. 不同人生时期“幽人”意象的变化
1) 乌台诗案之前
此时期的诗作写于嘉祐六年到元丰元年，苏轼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到任徐州知州。这期间他在密州捕灭蝗虫、救助弃婴；在杭州修浚运河，筑造堤坝。在此阶段，“幽人”作为苏轼的交游对象而存在，在诗歌中多通过精炼冷寂的笔法与萧疏自然的意象群来描述幽人之居住环境与生活状态。
此时期的“幽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种是僧侣，苏轼喜好和僧侣相交游，比如“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7]: p. 381)等。对象多是僧人或者道士，地点也在梵天寺、法慧寺、草楼观等寺庙道观。
第二种为隐士，如《过云龙山人张天骥》：
郊原雨初足，风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舆白门道。
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
西风高正厉，落叶纷可扫。孤童卧斜日，病马放秋草。([7]: p. 749)
苏轼对幽人居的环境的刻画，通过“闭门空雀噪”等句营造出远离尘嚣，近乎萧索的氛围。而苏轼并未止步于幽居本身；“荒田咽蛩蚓”等句将秋虫之鸣、梨枣之荒并置，强调幽人生活的萧散自在。
第三种是游人，此处应为“幽人”的通假字。《楼观》中“长有幽人悲晋惠”([7]: p. 132)在集注中被校正为“游人”，还有多篇也可推断出是苏轼在外出游玩的路途中所记载的诗词。例如和一众好友泛湖游玩北山、游庐山等等。因此，这一时间段中，“幽人”只是其诗词里的客观事物，是苏轼在日常生活、书信往来中产生着互动的对象，尽管此阶段的“幽人”是苏轼的交游对象，但他在建构这一意象时，已不自觉地注入了自己的欣赏与共鸣，为日后将其内化为自我身份认同埋下了关键伏笔。
2) 黄州时期
生活的低谷成就了文学的高峰，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的同时，也带来了诗歌创作方面的转变。黄州时期诗词中的“幽人”指称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外在对象转为内心自况。看似是团练副使，实则是罪臣的身份，时任太守的陈君轼并没有因此而另眼看待他，将他安置在环境幽静的禅院定慧院暂居。初住黄州，便写下了“自小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7]: p. 1032)的诗句，可见刚经受了牢狱之灾的苏轼，依然胆战心惊。
为了避免牵连亲朋好友，旧日的朋友也渐渐减少了联系，面对生活上的困境，苏轼的心境可想而知。因此他心中的“幽人”终于显现出来，走到了诗卷中。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首句“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7]: p. 1033)，此诗中苏轼借“幽人”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写照。“偶逐”二字精妙传神，“偶”字透露出其出门非闲情逸致，而是孤寂难耐下于夜间的偶然行动；“逐”则暗含了心绪被外部环境所裹挟的被动与茫然。首句以“无事不出门”的平淡自述，暗示了其自我封闭的日常状态，语言内敛而情感沉郁。苏轼将自身置于“良夜”却“无事”的矛盾情境中，勾勒出一个在寂静月夜下独自徘徊的孤独身影。此“幽人”已非客观他者，而是诗人自身惶恐、孤寂与无奈心境的直接外化，其出门逐景的行为，实质是于政治困境中寻求短暂精神喘息的真实写照。此情感在他所作的《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睡熟，至晚，强起出门，还作此诗》中也尽数表现了出来。
3) 岭南时期
岭南在中古文化中是蛮荒的象征，苏轼在踏入岭南土地之时，面对的是一个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的地域，这极大丰富了这位异乡贬客心目中的岭南空间特征。身处政治高压与岭南多元的环境之下，苏轼探索出其隐私的人生思考，此时期的多首幽人诗也能佐证其独特的人生体悟。他善于在生活中突围，善于在苦中作乐。哪怕贫病交加，他也有办法寻找出路，在经历过黄州时期的短暂低谷后，他有了烟雨任平生的坦然，哪怕之后被一贬再贬，他依然能从容淡定。
因此，此时期的“幽人”不再同黄州时期那个忧郁的闲人一样，脱胎于忧愁之中，展现为更加本真率性的苏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此篇中“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7]: p. 2071)，初到岭南不再有之前的惊惶，而是一见如故，就连鸡狗都仿佛是故交。生活环境依然艰苦，但是“幽人”显露了自嘲可爱的一面，“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龙卷鱼虾并雨落，人随鸡犬上墙眠”([7]: p. 2120)。
《和子由次月中梳头韵》：“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卧羲轩。风轮晓入春笋节，露珠夜上秋禾根。”此诗中的白雨即是此夏季田间的白雨气象，岭南俗语称“禾早壮，需白撞”，即意为白雨宜早稻生长。而北窗在此处化用了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夏季猛烈的白雨于田畦之中激荡翻飞，雨撞田的嘈杂繁忙让这一远景以先声夺人的方式抓住读者眼球。但作者忽又以轻松的笔调将雨水用北窗隔开，让读者看到宁静的屋内近景：幽人正闲卧于羲轩之上。看似是一幅农间田野的休闲图景，但苏轼诗中的政治内涵并未完全消除，只是被严加掩饰。在“幽人”与“羲轩”出现时就是作者的暗示。
被心绪所影响，后期的“幽人”行为也更加惬意。“幽人”经常以闲卧榻上的悠闲姿态出现。“幽人睡足谁呼觉”([7]: p. 2639)，“拥裘睡觉知何处”([7]: p. 2344)，“幽人掩关卧”([7]: p. 2130)。无论外在环境多么恶劣，他却从未放弃过对自身的修养，和对生活的希冀。他的《潇湘竹石图》，哪怕怪石将竹子压弯，竹子依然向上生长；哪怕在艰苦的背景下，幽人依然“隙尘风叶任纵横”([7]: p. 2639)。“竹子”和“幽人”一样，体现了他骨子里的坚韧不拔和随性自洽。
2.2. “幽人”意象之源
“幽人”一词源自《周易·履卦》的“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幽人”条引惠栋《周易述》：“幽人，幽系之人。”[8]认为幽，有“囚禁”义，幽人就是囚徒。另一种观点来自于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的疏议。孔颖达《周易正义》云：“幽人贞吉者，既无险难，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孔颖达的“幽隐之人”，意思是高人隐士。“幽”，确有隐匿义。《尔雅·释诂》云：“瘗、幽、隐、匿、蔽、窜，微也。”或为囚徒，或为隐士，两种相差甚远的释义令人费解，但将视线转移到苏轼身上，便能获得另一种观点。
《东坡易传》草成于他被贬黄州期间，定稿于流放儋州时。命运的波折起伏深刻影响着苏轼对“幽人”的解读，“幽人”从而被一种全新的手法所演绎。苏轼释《易·履》九二爻“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及《象》“幽人贞吉，中不自乱”[26]时作了回答：九二之用大矣，不见于二，而见于三。三之所以能视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为明，有足不自以为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岂非才全德厚、隐约而不愠者欤？故曰：“幽人贞吉。”“三”即六三爻：“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9]苏轼认为九二爻的“幽人”是有大用处的是“才全德厚”之人，却有德无位，即便这样依然“隐约而不愠”，依然懂得谦让、隐藏锋芒。反而九三爻的“幽人”是一个眇目跛足的人，却假装自己能看能走，这样无才的人，德不配位，是一定会被自己欺骗自己的行为所反噬的。苏轼认为，只要有正直品德的人，就不怕被暂时的污泥掩盖住光辉，只要静观其变，物之来去，与我无增无亏，那么便可以“事至于身安，则物莫吾测而德崇矣”[10]。在此诗作时期，苏轼不得不和陶渊明，将被贬谪的事实寄托为辞官隐居之幻想。
综合以上的注解，便不难理解为何苏轼从黄州、惠州、儋州一路被贬，生活越来越窘迫，可是诗歌里的“幽人”却越发乐天自在。“幽人正独乐，不知行路难”，作为江水风月之主人的幽人“堂前种山丹，堂后种秋菊”([7]: p. 2207)。醉卧松下之石、欲攀青天之月、临水登山清啸、提酒引觞独酌。苏轼借由“幽人”展现了他强大的精神世界，他的“幽人”并不是一味逃离世俗之事的隐士，而是“隐约而不愠”的巧妙躲避，他不同陶渊明，罢官出走，也不同李白，远离凡尘。“幽人”身处在平凡世俗间，心中仍怀着致君尧舜的理想；虽然为边远之地的小官，依然造福着黎民百姓。“幽人”善于在平凡中发掘美好，在绝望中找寻希望，《东坡易传》的思想理论转化为了“幽人”处世的形态，将坎坷的路途化为坦坦履道，持贞成吉。
3. 履道坦坦：抒写“幽人”的独特手法
3.1. 展现幽人之“姿”
通过对苏轼诗词中“幽人”意象的解读，超越单一文本的局限，勾勒出一个融贯而鲜明的形象。这一形象并非静止的象征，而是随着苏轼的人生境遇与情感波动，展现出多重的精神层面。当我们将这些分散于各篇的“幽人”片段整合审视，一个于寂静深山中沉思、在诗境深处隐现的超越性主体便呼之欲出。进一步追索，此一形象并非苏轼自创，它承接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士人“穷独达兼”这一精神谱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仿佛是苏轼第二人格幽人，穿梭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既有种豆南山的烟火气息，又有缥缈独往来的超逸绝尘。那么他在生活中到底是何种姿态呢？
“蜗舍两相宜”([7]: p. 754)，“褰衣步月踏花影”([7]: p. 926)，“探春”([7]: p. 1108)，“北窗幽人卧羲轩”([7]: p. 2129)。这些诗句中幽人是脱离了樊笼的束缚的，一丝一毫看不出忧愁和烦恼，甚至没有物欲的侵袭，比如上山去只采摘用以酿酒的黄精就连名贵的鹿茸也可以弃之不顾。
幽人生活十分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着四季的时令来从事着农事，生活中他会像平凡的老百姓一样过着辛勤且充实的日子。他在堂前种植山丹，在堂后种植秋菊，在屋旁栽上橘树，饿了就吃粗粮和蔬菜以果腹。诗词中字字句句流露出来的景象，俨然就是一幅田园劳作图。
但是幽人又不完全是个山野村夫，在凡尘间劳动生活的同时还沾染着一丝魏晋的隐士风气。这体现在他喜欢酿酒，苏轼笔下的幽人自创出了一种名为“罗浮春”([7]: p. 2096)的酒，罗浮春酒是苏东坡在惠州期间得悉客家人的酿酒方式而酿制，并取名为“罗浮春”。其主要以山中的黄精、人参、黄芪等中草药酿制的，并且配以用山泉水酿制的小曲米酒一起浸泡而成。幽人热爱独酌，独酌后就喜欢“醉卧”，诗词中多次出现不论时间和地点酒醉卧的场景，时而在松石上，时而在房屋里。饮酒是古代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元素。而醉酒是他们找寻真我的一种渠道，例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里“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11]，在沉醉后往往会道出心声。
在劳作和酿酒以外，幽人也爱漫步自然。在经过多次贬谪过后，苏轼笔下的“幽人”变得独来独往，他离群索居，为了不连累亲朋好友，社交活动也很少。初到黄州时甚至“无事不出门”，只有偶尔到了深夜看到月色皎洁才揽衣出门。与凡人交集渐少的同时，他和自然越发亲近起来。他喜爱“探春”和“幽寻”，与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都亲密接触。他攀登明月，在深林中放声吟诗；他煮山药、烧柏子，钓河鲜、采枸杞。
在“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的吟咏中，苏轼笔下的“幽人”展现出其丰富的精神姿态，无论是“步翠麓崎岖”的山林漫游，还是田园中的躬身劳作，均超越了单纯的避世行为，而被升华为一种审美化的生存姿态与主动的生命实践。这实质是苏轼在历经仕途跌宕与四海飘零后，为其心灵所寻获的安顿方式。他以此实现了对现实困境的超越，其核心正是在任何境遇下均能保持“心安”与“自适”的内在自由，从而成就了其旷达自然、圆融不滞的生命气韵。
3.2. 展现幽人之“象”
1) “幽人”与“孤鸿”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12]被贬谪在偏远的黄州，诗人内心充满惶恐与孤寂，所以诗里的“幽人”是“独”。与幽人同病相怜的还有飞鸿，鸿雁本是群居动物，可是却在深夜独自徘徊。因此只有缥缈的孤鸿能看见“幽人”的孤独。两句就构成问答之势，幽人与孤鸿成了相对立却相关联的具体意象。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腐鼠何劳吓，髙鸿本自冥。”([12]: p. 73)
《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共为竹林会，身与孤鸿轻。”([12]: p. 402)
通过以上例句，可以发现，苏轼诗词中的鸿雁意象往往传达的是孤寂、高洁、自由等寓意。其中与“幽人”有所联系的一点为品性高洁坚贞，“拣尽寒枝不可栖”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那么映射到以“幽人”为自称的苏轼身上，就未可知。苏轼作为有理想的官员，虽然才华横溢，但在仕途上却偃蹇多舛。更令其难过的是遭到小人陷害，这让一个正直的文人在尊严上受到了沉重打击，故笔者认为苏轼的“幽人”与“孤鸿”是该时期苏轼的自我写照，他以“孤鸿”比“幽人”，表达了其心怀经世之志，他也以“鸿”来勉励自己“渺渺没孤鸿……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12]和幽人的“帘卷窗穿户不扃，隙尘风叶任纵横”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笔下的“幽人”和“孤鸿”都是多面立体的形象，同时两者又时有交集。
2) “幽人”与芳草美人
屈原爱香草，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种植大片香草，日夜浇灌兰花香草、种植树木。以“香草美人”为比，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以抒发，也借以表达了自己对政治革新、美政施行理想的坚定信念，在仕途受挫、政治改革失败后却又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的神话故事承载其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细观苏轼含有“幽人”的诗词，也不难发现其中有“香草美人”的痕迹。
《参寥上人初得智果院，会者十六人，分韵赋诗，轼得心字》：“云崖有浅井，玉醴常半寻。遂名参寥泉，可濯幽人襟。”([7]: p. 1657)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析枝二首》其二：“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7]: p. 1526)
《夜烧松明火》：“幽人忽富贵，蕙帐芬椒兰。珠煤缀屋角，香脂流铜盘。”([7]: p. 2329)
幽人爱洁净，用泉水洗濯衣襟，和屈原《渔夫》中曾引用“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无论是屈原还是苏轼都以此来表示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理想的情操。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的表示“幽人”所居住处所的环境描写来衬托其高洁的品性。例如“竹扉斜掩”([7]: p. 2344) “床床避漏幽人屋”([7]: p. 2120)等，竹子、菊花、处所的简陋无一不显示出“幽人”的环境，进而体现出其为人的志高性洁。
4. 幽人之思：“幽人”意象后的人生之味
4.1. 三教对其思想的影响
在苏轼政治生涯的开端，继承着中国传统文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后来他在寄给子由的词中追忆：“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12]由此可见，当外在条件顺利且充足时，他对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是积极追求的，但被卷入无穷无尽的宦海风波之中，辗转杭州、徐州、湖州等地时，奔赴密州途中他写下“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心态已经和青年时大大不同。禅宗与道教思想随着其人生体验而逐渐浮现。因此三教思想在苏轼身上并不是机械般割裂存在的，而是先以儒家为浓厚底色，在政治危机等契机下逐渐向佛老思想靠近，在饱经患难与反复克服之后，三教思想渐趋圆润，后期变得超然物外、随缘自适。
苏轼出生于一个世代奉佛的家庭，受到家庭氛围感染，他也广结禅僧。在前期有“幽人”出现的作品里，也多出现僧侣的身影。熙宁六年在杭州任上，五月十日，和僧慧勤、慧思、清顺、可久等一同泛湖游北山。元丰二年乌台诗案事发，死里逃生的苏轼到了黄州后，开始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于是便开始研读佛经，游览道观。他和诗僧参寥交好，多次书信往来《和参寥见寄》：“欲共幽人洗笔砚，要传流水入丝桐。”([7]: p. 920)苏轼在定慧院寓居时，参寥也不惧被牵连的风险，从杭州远道而来看望苏轼。
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空间之转化激发了其对自身处境的思考。苏轼在文学创作上多了一重超脱放达的境界。苏轼于惠州之合江楼与嘉祐寺辗转寓居期间，写下“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之句，从中可看出其思想历程从来不是单一的由沮丧困苦到乐观豁达，而是在痛苦现实打压与自我怀疑中不断向着积极处探索的徘徊往复。和子由探讨养生之法，“北窗幽人卧羲轩”就体现出其于困苦中的一种悠闲生活态度，有如此旷达的胸怀他才能超越自己人生仕途上的种种不幸，写出于绝境中的淡泊。
苏轼曾读《抱朴子》有感：“幽人掩关卧，寓眼得奇书”([7]: p. 2130)；曾登云龙山拜访张山人“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在黄州定慧院寓居时，苏轼自称“幽人”，在梦中被人带到一个石上生满石芝的庭院，于是折食“锵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鸡苏”([7]: p. 1048)。石芝在《抱朴子》中曾有记载，称灵芝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之功效。学习佛老给了苏轼思想添入了一丝遁世的意味，“泠然心境空，彷佛来笙鹤”([7]: p. 1087)。抱病在翠柏下独酌，幻想与松柏为友，期盼着能够像仙人一样乘鹤归去，脱离凡世，追求自由。
儒释道三家中的积极与超脱精神的吸收结合，使苏轼坦然面对政治失意和挫折人生，于反复挫折中不断找寻自我之感。
4.2. “幽人”意象展现的人生体验
苏轼幽人诗词中具有幽远的意境从侧面展示出其哲学思想、心境性情。在包含“幽人”的诗词里，他将物象、意境和人物融为一个整体，通过对自然的描写营造氛围，以“幽人”为参与者展开有序的画面。诗中意境有的幽深寂静，有的开阔疏朗，以画面片段的形式展现“幽人”的形象美。
客观存在的自然美，在特定的境况中，会被诗人的心境所改变，成为这位诗人独特的审美。苏轼在黄州时期自称为“幽人”，他突然来到地处偏僻的黄州，心境可想而知是凄凉的，他所选取的景物多是冷僻的，仿佛是心境的外化。定慧院的“弱柳”和“残梅”，都是“幽人”的化身，在僻静处默默凋零。苏轼也常常运用“风”“霜”“寒”“雾”等营造空蒙、迷惘、湿冷、虚无的氛围。“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7]: p. 381)这些词句展现出的似有若无、听闻其声却又无迹可寻的环境不仅体现出“幽人”所居的幽远，又反映了苏轼自身心境的迷茫和避世的愿望。
然而“幽人”并不因身处偏僻而自怨自艾，苏轼自身的坦率乐观为“幽人”的生活注入了潇散自在的态度。因此在“幽人”的意境中悠闲自在的氛围也必不可少。步月、踏花、探春、醉卧、独酌，苏轼喜欢将主观情绪投射入景物之中，使客观之环境也能成为其表情达意的媒介，在他诗词中被淋雨也可以引发出超脱潇洒的情绪。苏轼内心的温暖和乐观促使“幽人”和外物互动，他抒写了一位可爱憨厚又有着仙人气质的“幽人”，营造出别样的意趣。诗中多次出现幽人和明月互动的场景，“明月不许幽人攀”写幽人欲攀登明月却遭明月拒绝，“可怜人与月，夜夜江楼下”([7]: p. 2141)以及幽人赴约“坐待玉绳横”([7]: p. 2141)。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出幽人生活化的活泼，也侧面表现了幽人拥有着明月般皎洁的人格和高洁志向。幽人也频繁以闲卧的姿态出现，“幽人掩关卧，明景翻空庐”([7]: p. 2130)“幽人睡足谁呼觉，攲枕床前有月明”，憨态可掬。睡眠不只是人类的必需，更反映了一种随缘潇洒、养生修己的生活态度。
5. 结语
苏轼将对现实人生的感悟思考和自我真实的写照融入到“幽人”的描绘之中，谱写了一个独特的幽人形象。苏轼秉承了被蜀地文化滋养的豁达乐观的个性，进而改变了“幽人”孤僻的气质。这些关于幽人意象的体察与抒写，无论是其面对宦海风波之时能以坦率的心态去对待；或是以儒家士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去造福民众；还是以修养身心的目的去夜游山林、静卧幽居，这些无一不与他自身的自我体悟与人生哲思密切关联。或许可以说，苏轼的幽人书写背后，隐含着另一层哲思体验上的书写。幽人会在深林里吟啸赋诗，会在腊梅酒香四溢的村庄漫步，虽然境遇糟糕，但是他从未放弃过生命的欢歌。儒家积极入世、刚正不阿的人格理想与佛道诸家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构成了苏轼刚毅顽强，安然自适的人生哲学。幽人意象也体现其对自身理想人格范型的构建与诠释，对后世文人的幽人书写与解读有所助益。